我坐在办公桌前，打开艾丽西亚的档案。这是迪奥梅德斯主动给我的。“你一定要看看我的笔记，”他说，“它们对你会有所帮助的。”

我不打算仔细阅读他的笔记，因为我大体上已经知道了他的想法，当务之急是理清自己的思路。不过我还是很有礼貌地把它们接了过来。

“谢谢你。这对我将会有莫大的帮助。”

我的办公室在这幢房子的背阴面，就在消防通道旁边，面积比较小，里面也没有多少家具。我将目光投向窗外，看见地上有一只无精打采的小乌鸫，在冰冻的草地上徒劳地觅食。

我哆嗦了一下。办公室里寒气逼人。窗户下面那台小取暖器坏了——尤里说他会想办法把它修好，不过我最好还是跟斯特芬尼说一声，如果还不行，就到社群集会上反映一下。我突然想到伊丽芙努力争取让他们换球杆儿的事，突然与她有了些共鸣。

我翻阅了艾丽西亚的档案，但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我所需要的信息，大部分都能从在线信息库里查到。不过，迪奥梅德斯像很多年纪大的工作人员一样，喜欢亲自动手写报告，而且(对斯特芬尼反复提出的要求置若罔闻)现在依然如此——于是才有了我面前这份被翻烂了的档案。

我翻阅迪奥梅德斯笔记的时候，尽量忽略那些老套路的心理分析解释，专注于护士关于艾丽西亚日常表现方面的每日报告。我仔细阅读了这些报告。我需要的是事实、数据和细节——我有必要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了解什么，还要处理哪些问题，是否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事还没被找到。

我看完档案，没有发现多少新东西。艾丽西亚刚进来的时候，曾两次割腕自杀，也曾用能找到的任何东西进行自残。在最初六个月里，他们对她进行了二对一监管——也就是说，两个护士对她进行全天监控。后来终于放松到一对一的监管。她根本不想与其他病人或者工作人员打交道，总是沉默不语，形单影只，久而久之，其他病人也就不理她了。如果你跟一个人说话，他从不理你，也从来不主动跟你说话，你很快就会忘记他的存在。艾丽西亚很快就被人淡忘，并且淡出了他们的视线。

只有一件事情比较特别。它发生在艾丽西亚入院几个星期后。在食堂里，伊丽芙说艾丽西亚占了她的座位。现在还搞不清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两人之间的冲突迅速升级。艾丽西亚显然变得非常暴力——她摔碎一只盘子，想用盘子碎片去割伊丽芙的脖子。他们把她拦住，给她使用了镇静剂，把她单独关进了一间病房。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就决定找伊丽芙问一下。

我从便笺上撕下一张纸，然后把笔拿过来。这是我大学时就养成的习惯——用笔在纸上写字的过程有助于理清思路。不把一件事情写下来，我就很难形成自己的意见。

我把自己的想法、注意事项和目标都写下来——我正在设计一套执行方案。为了帮助艾丽西亚，我必须理解她，弄清她与加布里耶尔的关系。她爱他？恨他？为什么对谋杀闭口不言？还是说，她不说出口的不仅是谋杀？没有答案。现在还没有——只有一些疑问。

我写下一个词，并在下面划了下划线：阿尔刻提斯。

那张自画像——非常重要，不知怎的，我确信这一点。而且我知道，理解她作此画的原因是解开这一谜团的关键。这幅画是艾丽西亚仅有的交流，是她唯一的证词。它传递着什么我现在还无法理解的信息。我提醒自己，要再去那间画廊仔细看看那幅画。

我写下了另一个关键词：儿童时期。如果真想揭开她杀死加布里耶尔的真相，我不仅有必要了解她杀死丈夫当晚的所有情况，而且要了解发生在遥远的过去的一些事情。她开枪打死自己丈夫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可是这起事件的种子也许在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凶恶的怒气，或者杀气，不是在现在产生的。它植根于形成记忆之前的那段时期，即婴幼儿时期，是幼年受到虐待和不公正对待所埋下的种子，久而久之就逐渐形成了一枚炸弹，终于在某一天爆炸了——而且往往炸了错误的目标。我有必要了解她的儿童时期是怎样去塑造她的性格的。如果她不能告诉我，或者不愿意告诉我，那我就必须找到一个愿意告诉我的人。这个人在谋杀案发生前就了解艾丽西亚，而且能帮助我了解她的历史，她的为人，以及她走到这一步的原因。

从档案来看，艾丽西亚最亲近的人是她的姑妈莉迪亚·罗斯——艾丽西亚的母亲因车祸去世后，是姑妈把她一手带大的。发生车祸时，艾丽西亚也在车里，但是没有死。这样的创伤肯定对小姑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希望莉迪亚会对我以实相告。

另外要找的知情人只有艾丽西亚的律师马克斯·贝伦森。马克斯是加布里耶尔·贝伦森的哥哥。由于这层密切的关系，他对这桩婚姻的观察应当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至于他会不会以实相告，这是另外一码事。作为艾丽西亚的心理治疗师，不事先请示就擅自向其家庭成员询问她的有关情况，这种做法至少是有悖传统的。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迪奥梅德斯是不会同意的。我决定背着他去做这件事，免得被他否定。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治疗艾丽西亚的过程中，这似乎是我第一次专业上的越轨——为此后事态的发展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我真该悬崖勒马才是。不过即使是在当时，我也已经欲罢不能了。就像在希腊悲剧中那样，在许多方面，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我伸手抓起电话，根据艾丽西亚档案中提供的电话号码，拨通了马克斯·贝伦森办公室的电话。电话铃响了几声之后，那边有人接了电话。

“埃利奥特-巴罗-贝伦森律师事务所。”接电话的人似乎患了重感冒。

“请贝伦森先生接电话。”

“请问您是哪位？”

“西奥·费伯，格罗夫诊疗所的心理治疗师。我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和贝伦森先生沟通一下，谈谈他的弟媳。”

电话那头稍事停顿，随即传来回应。

“哦，我知道了。不过贝伦森先生本周后几天都不在办公室。他现在在爱丁堡见一位客户。请把您的电话留一下，他回来后我让他跟您联系。”

我报了自己的号码，随即挂断电话。

我拨了档案中提供的另一个号码——艾丽西亚的姑妈莉迪亚·罗斯。电话铃刚响，对方就接了。一个老太太的声音，似乎有点气喘吁吁，而且极不耐烦。

“喂，什么事？”

“请问您是罗斯太太吗？”

“你是什么人？”

“我之所以打电话来，是跟您侄女艾丽西亚·贝伦森有关。我是她的心理治疗师，就职于——”

“去你妈的。”她说着挂断了电话。

我不由得皱起眉头。

这不是个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