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正驾车等候在车道上，车上装满了尿布和食品杂货，这时他想到要查看一下手机。也许他对即将看到的麻烦有所预感吧——来自安妮的两个未接来电，一条未读信息。“是我，快点回家。”她在留言中说。

他在停车场给安妮打电话。她没接。

他开足马力向家驶去，儿童玩具在后座上滚来滚去。

一种漂浮的感觉。

昨晚，他梦到自己和女儿漂浮在海洋上。没有木筏，没有陆地。他用一条手臂护着孩子，另一条手臂划水前行。女儿的头不断沉下水面，而梦的主体就是让女儿的鼻子一直处在涌浪之上。可她很快沉了下去。接下来的梦境全是本在拼命划动双臂，在幽黑而冰凉的水中寻找女儿。他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对梦的原理知道些什么呢？也许，在现实的房间里，他睡在婴儿床边的地板上，宝宝的鲸鱼闹钟不过嘀嗒了几秒钟。

他快速驶过小镇，迎向那片湖。在等红灯时，他又给安妮打了个电话，依然没回应。

他驶入家门前的车道，把食品杂货留在后备厢里，连车也没锁就直冲楼梯奔去。

他在见到妻子前就听见了她的声音：急切而恼怒。

他没有注意到邻居家房子上的标记。“你终于回来了。”妻子的声音从楼上传来，“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格蕾丝在哪儿？”本问。可孩子就躺在往常的地方，侧卧在婴儿床里，睁着蓝色的眼睛，生气勃勃。他将女儿温热的头凑近自己的脸，问：“她还好吗？”她还那么小，小到两只手时不时消失在袖子下头。

有时，回想起自己曾不想要孩子，本会感到恐惧。仿佛时间有时会倒流，回到一个人生转折点，那时一切都能一笔勾销，代之以无限的可能性。

“邻居得了那种病。”安妮说。本感到腹部一紧。

“什么意思？”本问，可他知道妻子的意思。

安妮说：“他们刚刚把隔壁的父亲抬出来，他不省人事。”

那东西能随风飘荡，从一扇开着的窗飞入另一扇吗？那东西能从不久前刚站在他家门廊上，离宝宝仅几步之遥的那个女孩的喉咙里飘出来吗？

“还有穿着那种防护服来的人。”安妮说，“就是通体塑料，不露一丝皮肤，他们应对埃博拉病毒时穿的那种。”

“天哪。”

在其他的日子，他可能会担心隔壁人家的两个女孩，可今天，他满心挂念的只有自己的女儿。此刻女儿正倚着他的胸膛软软地扭动，她的免疫系统还未完全成熟。成人的身体能快速清除的东西可能会在新生儿的身体里疯狂肆虐。他晃动着臂弯里的女儿，仿佛她需要一些安慰。

“我们离开这里吧。”安妮说，“我们上车，赶紧走。”

安妮念叨个不停：格蕾丝也许没有被捐献母乳感染，可如果一直留在这个小镇，她一定会从别的途径染上病。

她把格蕾丝的衣服堆在床上，折叠打包。

“可他们说我们不能离开这里。”本说。

安妮叹了口气，沉重而刻意，仿佛她已经和他吵了一整天。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她的语气有些刻薄，还含着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

“你想留就留下来，反正我要带她走。”

只有安妮说得出这样的话，仿佛她和孩子依然共住于同一个身体里。

她从柜子顶部拉出一个手提箱。“让我来吧。”本说。她现在不应该抬扛任何东西。

本接着说：“如果我们要走，那么越快越好。”距护士再次来给宝宝测体温只剩一个小时了。

可收拾必需物品要花费很长时间。在摇篮、尿布、干净的奶瓶、配方奶粉、包巾、奶嘴和挤奶器全都在后备厢放置好前，喂奶的时间又到了。这意味着门铃响起的那一刻，格蕾丝正巧喝完一瓶冲泡奶，她的眼皮随着最后一口奶耷拉下去，她就这样在安妮的臂弯里睡着了。

本觉得他的脸色会透露出他们即将离开的秘密。“自然点就好。”安妮在门铃再次响起时轻声说。谎言已经上路。本确保自己在开门前脱下鞋子，这样他就会光着脚应门，像个即将过夜间生活的男人。

门阶上站着和以前一样的护士，可她穿得比以往更加全副武装：连体绿色防护服，纸口罩，延伸到手肘处的蓝色手套。

“处理程序一直在变化。”她的声音从口罩后面传出来。她用手腕后部拂去眼前的几根发丝，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当看到安妮怀里打盹的小女婴时，她轻轻倒抽了口气，问：“她睡多久了？”

“她吃饱后经常这样。”安妮回答。

护士在写字夹板上记录了一些东西。

安妮想从长沙发上站起来。

“你待在那里就好。”护士坚定地抬手制止，“我能站在这里量她的体温。”

当护士对格蕾丝的额头举起体温计时，所有人一言不发。唯一的声音是风吹树林的沙沙作响声，还有更近的，与之并行的——不断从女儿肺部进进出出的气流音。

最后，体温计响了。“还没发烧。”护士说。

本不喜欢这种说法，不喜欢“还”这个字，仿佛她能从体温计里看见未来似的。

“依然没有别的症状吗？”

护士已经在向大门走去，防护服随着她的移动唰唰作响。即使戴着手套，她也让接触到门把的手指尽可能得少，就像在用一把钳子开门。

“我明天上午九点再来。”

“没问题，明天见。”夫妻俩点点头。

可在那之前，他们就会抵达百英里之外的圣地亚哥，和安妮的姐姐待在一起。

开车时，安妮和女儿坐在后座，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有一点超越了任何事，让两人达成共识：最糟糕的莫过于让女儿在世上感到孤独。

“我想如果她因捐赠母乳受了感染，那她应该已经发病了。”安妮说。这听起来合情合理，像科学一样确凿无疑。可你无法每次都把合理的推断和虚无的希望区分开来。

她看向后视镜，寻找本的眼睛。她的手里抱着他们的孩子，他的小家庭。

“你怎么看？”安妮问。

在经过大学前，格蕾丝又睡着了。他们这才看到已经在校园大道上停了一周的一排新闻车，车体侧面在阳光下褪成粉色。坏消息无形地通过新闻车车顶的尖塔传送出去，其中一些从本和安妮正在听的车载广播中传了出来：一名当地记者报道，目前已有三十九个病例，几乎是昨天的两倍，但发病原因依然不明。

本关掉广播。

离开小镇的路只有一条，他们一路行驶，沿山路盘旋而上，下到对侧山谷。随着路面抬升，房子越来越少。有那么几分钟，在古树的阴影下，他们有种免受沉睡病困扰的解脱之感。

“我们会在八点前抵达圣地亚哥。”本说，仿佛危险来自那块土地本身，他们所需的是一种地理疗法。

可一次转弯后，长长的一排刹车指示灯映入眼帘。长长的一列车正在昏暗的灯光下等候。

“我没瞧见有车祸啊。”本握着方向盘的手开始出汗。

“别胡思乱想。”安妮说。

一丝微弱的希望在两人之间流动：这有可能只是一场普通的事故，只要清障车到位，双方司机协商好保险信息就能解决。

没错，他们认同这是场车祸。

但他们从未见过这条路上有那么多车。

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车轮只往前滚动了一点点，以至于速度计没有探测到丝毫移动。有些司机关掉了发动机。

夕阳快速下沉。格蕾丝在轻轻打鼾。

睡觉时，她看起来没有生气。本做了安妮也一样会做的事，低头靠近女儿的胸口，听她双肺运转的声音。别打扰她，他们在女儿睡着时对彼此说，别打扰她，别打扰她。可他们还是这么做了，不是本就是安妮，这是两人自女儿出生以来共有的冲动。

“我想叫醒她确认一下。我能叫醒她吗？”安妮问。

前头有很多车，两扇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男人和一个小男孩。两人一同沿着路边走来。他们在本的车边停下，男人指了指树林，男孩独自一人步入林中。想必你明白他要去做什么。他在一棵树边停下，拉下裤拉链，背对着主路。

男孩的父亲双臂环胸，冲本点了点头，微微一笑：“他忍不住了。”

本此前从未意识到，同为父母，竟会生出这般同志情谊。带着孩子的陌生人不像陌生人——他不必对他们的生活了解颇多后才能了解他们。

本向他打听：“你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吗？”

男人走近几步，踩在泥地上的鞋子吱嘎作响。

“前头有个检查站，他们在搜寻那些孩子，在学校处于隔离状态的孩子，逃走的那些。”

他们可能藏在树林里。男人边说边环视四周，仿佛孩子们正在看着他们似的。可男人没有指责他们，而是说：“我们也在试着逃走。”

男人注意到后座的格蕾丝，问：“她多大了？”

“三周。”本说。

男人摇了摇头，仿佛本的话勾起了他的痛苦。

“珍惜这段时光吧，你无法相信它多么短暂。”男人回头瞥了眼自己的儿子。

本点点头，礼貌地一笑，接着摇上车窗——不用说也知道，一个婴儿能多么有效地证明岁月的无情。

当他们终于能看到排在最前头的车时，天已经黑了。真正的黑暗，如同深海，不同于他们熟知的纽约的夜晚。他们能看到漆黑天幕上的星座，可星星的光亮却不敌警车顶部光芒刺眼的聚光灯，还有警察手里挥舞着的手电筒。

一群大学生围绕在路边，一位警官正往他们的后备厢里投进一束手电筒的光。

“你觉得是他们吗？那些逃走的孩子？”本问。

可后座安安静静的。本转过身，正好看到妻子的头沉重地一耷拉，靠在窗户上，双目紧闭。

“安妮。”

没有反应。

“安妮！醒醒！”

本连忙下车，拉开后座的门，在黑暗中大声呼喊安妮的名字，眼中全是她。他不停地晃动安妮的身子。安妮的头向前落下，被安全带束缚住。

后头那辆车里的人正看着他们，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问本需不需要帮助。可是本没有听见他们的话，也没看见他们。他的眼里只有安妮，她松弛的皮肤，紧闭的眼睛，而他们的女儿还在她身边呼呼大睡。

“安妮！”他又大喊了一次。

女儿被吵醒了，开始哭叫。最终唤醒妻子的不是他的声音，而是女儿的声音。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安妮问。

本松了口气，心脏跳得飞快。

难以启齿。

“你为什么拿这种眼神看着我？”安妮问，旋即她的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我没事，我只是太累了。”她打了个哈欠。

的确，几周以来她都是这么睡觉的——倒头就睡，不加声明，无关乎时间。宝宝睡了你就睡——书里如此建议。可现在，本压根没想到过去的几周里，安妮会坐在椅子上睡着，而他也会顾不上吃晚饭，顾不上换睡衣就睡过去。

本回到驾驶座的动作带着怒气。他有种摔门的冲动——一种情绪而非只是想法。“没有你我做不到。”他看向前方。他不必多加解释。

通过后视镜，他看到安妮把一个奶瓶举到格蕾丝嘴边。

“没事，你做得到。”安妮说。女儿的小嘴“啪”的一声碰到了奶瓶的塑料瓶身。“你必须得做，所以你做得到。”

在队伍最前头，一位警察让本出示驾照。

“孩子呢？”警察问。本感到一股血流涌上自己的脸。

“她才三周大。”

“我需要每一位乘客的名字。”警察说。于是本报出了女儿的名字——姓，中间名，名。念出这个名字感觉新鲜又奇异，仿佛这是个刚刚创造出来的东西，倒也可以说的确如此。

“请稍等。”警察说。

他低头看了看写字夹板，接着神情一变。

他从车边退开几步，戴上了纸口罩。

本对当场抓包始料未及。他想道歉，想解释，就像个想买啤酒的少年。可安妮从后头碰了碰他的肩膀。什么都别说。安妮的手告诉他。

警察再次开口，声音从口罩下传出来：“她在名单上。”他冲格蕾丝的方向点了点头。

安妮接过话头，从后座车窗探出头问：“什么名单？她好好的，看见没？”

那一刻，格蕾丝正盯着自己座椅内侧软垫上的警告标示，上头画着婴儿座椅的安全气囊弹出时小婴儿的头向前扑的示意图——你绝对不可以忘记，如果你掉以轻心，疏忽大意，那将会有多么可怕的事降临到孩子身上。

“你必须掉头，先生。”警察的语气像是在对罪犯下令。他指向另一条东行的车道。“你必须回家。”

之前没有任何一辆车掉头，可他们却得这么做。本转动方向盘，用力往左打，回正，又一次往左打。他感受到其他司机在看着他。

当车子在黑暗中顺畅地驶下山路时，本开口说：“我跟你说了我们不该离开的，我们就应该待在家里。”

一片月光出现在视野中，可亮度不足以照亮树林。

“要我说的话，我们压根就不该来这个地方。”安妮说。她僵硬地坐在座椅上。

来了。几个月来未曾开诚布公的心里话。

本没立刻开口，生怕自己说出不该说的话。

安妮在纽约有一份工作录用函，可在当时看来，离开那个两人嫌隙久结的地方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现在安妮在对女儿说话。

“爸爸想惩罚我。”

窗户纸捅破了，几个月来的枷锁打开了：现在看来，一切未说出口的东西，无论是出于喜爱还是恐惧还是别的原因，依旧全部哽在心底，等着从他们的喉咙里跳出来。

可难道他们没在这里快乐过吗？

“我们受够了纽约。”本说。

“是你受够了纽约。”

本突然怒不可遏。

“想用捐献母乳的人又不是我。我一直觉得让孩子喝陌生人的奶怪怪的——谁知道她们平时吃了什么？谁知道她们的身体是否健康？”

母乳，这对安妮来说有别样的含义，一种他不理解也不包含他的深刻意蕴。

安妮默不作声，本得寸进尺。

“你应该更努力地用母乳喂养她，也许你只需要多下一点点工夫。”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想法，连说出口后都显得不真实。

也许那样，我们就不会面对现在的局面了。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已后悔不迭。他不敢继续往下说，可他说的话只是他真实想法的表象：我害怕我们的宝贝女儿出事。

“去你妈的。”安妮说。

余下的夜晚一片沉默。

本希望安妮能据理力争，可她没有。而本觉得自己也开不了口。

到家后，安妮去格蕾丝的房间睡觉了。本也想过去，睡在妻子和女儿身边，可门上了锁，他连旋开门把都不敢想象。

这一向是安妮最严厉的惩罚：让他一个人睡觉。他躺了好久才睡着，可睡了不到几分钟又醒了过来，因为他闻到了安妮在夜里常喝的茶的浓烈气味——薄荷和桉树叶的味儿。妻子的味道飘到床边，可香气又飞快散去，快得不真实。医生曾告诉他，这是幻嗅觉。这种病从小到大一直伴随着本。可有一点是真实的：安妮不在房间里，而他则孤零零地躺在两人的床上。

与此同时，同一个夜晚，在小镇的另一角，管风琴悠扬的乐声飘到了路上。一排伴娘站在教堂外瑟瑟发抖。这场婚礼后的每一场都要取消或者推迟，但这一场会照常举办，立下最后的婚礼誓约。

新娘一整天都头昏脑胀。她的母亲说这很正常，只是紧张罢了。再说，她昨夜睡得很晚，白天工作了一整天后——她是一名护士，晚上还要定下座席安排。那她如此疲乏也不足为奇。伴娘们也认同，她看上去是有些憔悴，可涂点脂抹点粉就能让她的脸恢复血色，多来一层遮瑕膏就能盖住她的黑眼圈。

可那天与她用了同一支口红的，借了她的眼线笔的，那晚亲了她脸颊的，与她贴身共舞的，或与她碰了细长香槟杯的，还有执起她的手欣赏戒指的，在落幕时抓住花束的……所有人，无一幸免，全都接触了病毒。

传递喜爱、友谊和爱情的途径，也让沉睡病迅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