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天下午，在私立养老院湖畔的阳光房里，那个纳撒尼尔曾坐在亨利身边与他共度许多时光的地方，一个九十岁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打起盹儿来。她的呼吸虽像往常一样带些喘鸣，但有力而稳定，让工作人员不忍打扰。让一个老太太睡觉，有何不可呢？一整个下午，电视都开着。九重葛沙沙刮过百年老窗，阳光缓缓拂过湖面。黄昏时分，晚餐的碗碟开始在餐厅里叮当作响，老太太还在睡，头歪倒在肩上。当护士将她抬回床上时，她看似微微醒转，嘟囔了一些自己孩子的事。这番言语，加上短暂的睁眼，推迟了给医生打电话的时间。第二天早晨她没有醒来，又过了好几个小时后，才有人意识到这是沉睡病。在这里，在睡眠中死去被视作最好的离世之路。

在那之后，新的措施即刻落实：该养老院不再接收访客。

同一天下午，纳撒尼尔从停车场值班的保安那儿得知了这一消息。

“只有一名患者而已，”保安似乎想安抚他，“安全起见。”

纳撒尼尔将亨利的名字写在白色纸袋上，纸袋里有个热腾腾的杏仁牛角面包正在冷却。“你能把这个转交给他吗？”他把纸袋递给保安。

随后他驾车驶出前门，只感到微乎其微的担忧。在他看来，这有些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他们去年不是把学校封锁了两次，两回都是虚惊一场吗？——这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通病。

他在树林里散步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靴子踩在松针上，发出干巴巴的嘎吱声。这些树也要睡去了，可以说是被干旱和树皮甲虫逼到了这一地步。他告诉学生们，这种破坏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可没人谈及这种慢性的损耗。这些树早在冰川期历经生生死死，它们的旅程太过漫长，慢到令人类近乎无法感知。当一条树根在地下的土壤中悄然前行，我们的历史正飞速展开。

他的课程停了两周，有好多日子要打发。

可今天下午，他脑中冒出一个想法，让他顿时感到一阵轻松：浴室水池下有根管子需要修理。他有事可做了。

五金店里，柜台后的男人戴着白色的医用口罩和蓝色的乳胶手套。

“口罩卖光了。”一见纳撒尼尔进门，店主立刻对他说，“手套也卖光了。”

他感受到笼罩小镇角角落落的惊慌和愁闷。他们不就在期待这种戏剧感和刺激感吗？他对店主说：“我只是想要个截止阀。”这是最微小的部件，一个七美元，可缺了它，水池中的一处渗漏就能让整栋房子水漫金山。

店主很吃惊，也许还挺失望的。在这种非常时刻，竟然还有人在忙活这么日常的事。

这栋房子本来是亨利的，后来才成了他俩的，纳撒尼尔永远不会给自己选这么个住处。逼仄的小房间，两两相连，每间都塞满了家具：翼椅、大摆钟、铺满台布的红木书桌、波斯地毯、维多利亚风的墙纸、烛台。

他们曾讨论过源源不断地送来的报纸、旅行杂志、法国和意大利的诗歌刊物，以及装有从清屋拍卖会、车库旧货售卖会和古玩店搜罗来的乐谱和钢笔的盒子。亨利为每一种酒都留了一个鸡尾酒杯。他搜集的书越来越多，从餐桌、起居室地板到最上层的楼梯平台，到处都堆满了书。他的烹饪菜谱总从厨房的橱柜里掉出来，书页上沾着过去三十年夜晚留下的红酒和橄榄油印记。

可如今的餐桌少了亨利凌乱的杂物，赤裸裸，明晃晃，却并不让人舒心。干净的床单和被单也同样如此。过去，床上的东西总是乱七八糟，亨利总会忘记毯子底下有夹好的文稿、读到一半的书或自己的老花镜。

纳撒尼尔的女儿上次来访时说：“哇，这儿看起来压根儿没人住！”

为了够着水池下的水管，他必须在瓷砖地上躺下，两腿分开，肩膀挤到墙边。这个水池是个古董，某年夏天由亨利买回家，美感重于功能。亨利说，它的线条、剪影和下方的红木橱柜中有种不可言喻的美。

橱柜中，在维他命和阿司匹林后头，被推进角落的是一瓶速可眠，那是亨利被确诊后开的药。亨利带有一些糟糕的基因，他的父亲有这种病，叔叔也有，他知道自己即将面临什么。他一次又一次地对纳撒尼尔说：“当我记不起你的名字时，就给我这药。”

可橱柜里的药瓶从未开封。没什么原因可解释，只能说每个人都有所能及，也有所不能及。

管壁结满铁锈。这活比他想象的更难弄。在修理水池时，他听到亨利网购的翻新老式收音机中传来的公共电台广播：最新消息，又多了十名确诊患者、五名疑似患者。

纳撒尼尔突然感到轻微乏力，很难说是因为广播提到沉睡病给他的心理作用，还是只是时间的缘故——他经常在下午犯困。

他给自己磨了些咖啡，继续干活儿。在好不容易把损坏的部件弄松后，落在额头上的冰凉水流让他心头一惊。他过一会儿才想明白原因：他忘记关水龙头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忘记做这么简单却重要的事着实让他有些恐慌。可实打实的证据已出现在脚边：浴室地砖上正积起一个小水洼，并变得越来越大。

这时电话响了：是亨利的一位医生。

不过医生的声音不太对，听上去像是另外一个人，可纳撒尼尔知道电话那头的是一直以来为亨利看病的查维斯医生。

“我有些新消息。”医生说。纳撒尼尔坐在床边，感到一种具有灭世之力的强大恐惧。“真的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他已经几个月没听到亨利的声音。亨利，伶牙俐齿的亨利，吟诗颂歌的亨利，变得安静无声。可一种相应的感觉忽然间掐住纳撒尼尔：他无法靠记忆拼凑出亨利的脸了。

医生说：“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个误会，觉得可能是护士弄混了病人。”

在过去的几个月，他曾希望自己满足亨利的请求。应该会很快：十分钟入睡，四小时安眠。对两人而言都是安静的解脱。可如今，一种更熟悉的感受奔涌而来：不顾一切的暴怒，想让亨利活下去。

“他还好吗？”纳撒尼尔问。

医生回答：“我想提醒你，我们觉得这和沉睡病有关，因此还无法下定论，但眼下，他出现了其他患者没表现出的反常症状。”

纳撒尼尔口干舌燥，呼吸困难，等他说下去。

“大约一小时前，亨利开口说话了。”

余下一天的大部分记忆终将模糊不清：开车到养老院，保安放他进去。医生的话里满是犹豫和告诫，他说亨利的情况很特殊，他目前的状态能否持续尚不知晓。可医生语气中颤动的兴奋和他的用词实在是超乎寻常。可纳撒尼尔会永远记住亨利脸上温和的神情，同生命中其他要事一样鲜活生动地铭记在心。亨利凝望着他，久别数月的眼神，忘却已久的神情，在这一刻回归脑海。这一刻，使得亨利病后他所摒除的不理智想法变得合情合理：亨利可能会恢复，就像去散了个步旅了个行，他可能会醒过来。也许这就是为何纳撒尼尔一直没让亨利吃速可眠的原因。这一天让这种背叛有了意义：都是为了这一天，是吧？亨利，都是为了这一天。亨利就在他的眼前，看上去比生病前年轻一些，也瘦弱一些。他穿着过去爱穿的红色旧衬衫，说话声缓慢、含糊而安宁：“纳撒尼尔。”他的眼中满是释然。他向纳撒尼尔张开双臂，从椅子上站起来，宽大的胸膛压上了纳撒尼尔的身子。他说了些别的话，但不太听得清。他又说了一遍：“纳撒尼尔，你到哪儿去了？”

生物学充斥着自相矛盾的反应。某种药物，既能让正常的大脑兴奋，又能让亢奋的大脑平静；镇静剂有时起不到镇静的效果，反而让人烦躁；有些抗抑郁药已知与自杀有关。

在将亨利的东西收拾进一个盒子时，纳撒尼尔的脑中循环着各种事例——无数的联系而非一种解释。他收拾的东西大多是书。书、巧克力、茶，这些是亨利讨要过的东西。

纳撒尼尔觉得针对亨利的研究会持续数年。亨利，圣洛拉病人中的少数，病毒在他们身上起到了截然相反的作用，他们的意识没有丧失，而是变得更为高涨。

养老院至今已有四人患病。一栋闲置的翼楼被临时改装成隔离区。当其他三人还躺在床上沉睡时，戴着白口罩和蓝手套的亨利正在回声荡漾的走廊里行走。他长手长脚，总是人群中最高的那一个。而今，他回来了，容貌恢复如常，比其他居住者年轻二十来岁。他也许走得慢了些，还微微弓着背耸着肩，可大体上和从前一样。他会哼哼，会嘟囔，还会在同护士讲话时引用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句。

“我挺好的。”亨利不停地对大伙儿说，口齿一天比一天清楚，“我觉得自己和以前一个样。纳撒尼尔，你觉得我看上去还好吗？”

不过，曾有几个著名的紧张症病例，病人突然莫名其妙地恢复正常，很快又重回发病状态。医生们说，亨利需要留院观察，他不能回家。

至少他们同意亨利和纳撒尼尔一起在花园里散步。小山坡一侧种着金盏花，忍冬像蕾丝一样缠绕着篱笆，山坡那头的湖依稀可见。这番景象，总让人心安神定。

“我把你的桌子挪到了你喜欢的地方。”纳撒尼尔说。现在是十一月，但天气依然艳阳高照，温暖宜人。

“我得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亨利问。

亨利见过那个样子的父亲，见过那个样子的叔叔，他一定知道自己那时是什么样子。

“感觉就像你走了一样。”纳撒尼尔说。

有一些他不愿触及的想法，其中一个是：退去的潮水，总会再次奔涌而来。

“我应该冲你发火，你没有遵守承诺。”亨利说。

纳撒尼尔等亨利往下说，但他知道亨利的意思。他无法直视亨利的脸，只好望着湖面。远处，一艘帆船悠然浮动，仿佛圣洛拉镇上没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

“可我没有，我没有生气。”亨利说。

这句话——要的就是这句话。有些树木需要一场熊熊燃烧的森林大火来炸开种子。

亨利压低声音，轻如耳语：“我有个主意。”曾经的叛逆不羁回来了，同掌心亨利的手传来的温暖一样熟悉。“我们逃吧。”

令人惊讶的是，这居然那么容易。

没人阻止他们。没有保安紧追不舍。没有警察。他们直接推开大门，坐进车，就这么离开了。

他们没有听新闻。他们没有遵循传染病的防治协议。如果亨利让他喝一口自己杯中的威士忌，纳撒尼尔会欣然接受。他们没有分床睡过。

日子一天天过去，亨利的步伐越来越稳健，声音越来越有力。亨利坐在翼椅中看书。纳撒尼尔为他沏茶。这一天，两人在树林里并肩散步。

这片树林——如果课程照常进行，今天纳撒尼尔将为大家讲解树木的费洛蒙。要想吸引本科生一分钟的注意，就得用像这样反直觉的知识点：如此寂然无声的树木，竟然有许多种相互联系的方式，包括交流的渠道和警告的体系。宇宙平白质朴的真理如魔术般尽数展现，令人有种说不出的满足。亨利会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大脑如何受既有观念的束缚——过去，人们期望看到鬼魂，眼中就出现了鬼魂。房子里的亨利，树林里的亨利，激起了纳撒尼尔的另一种深切的渴望，他希望女儿在他的身边。不仅是现在的她——一位居住在旧金山的成年女性，纳撒尼尔正给她打电话，说：“真的，真的，实在是难以置信。”还有曾经的她——戴着蓝色蝴蝶发卡的六岁女孩，在过去的无数个夜晚，同样在这片树林，跟在他和亨利后头。女儿会像背教理问答那样背出许多树木的名字：黄松、熊果树、白橡。她的口袋鼓囊囊的，塞满了松果。

他的女儿，身居旧金山的成年女子，听上去并未理解纳撒尼尔在电话里说的话。“他康复了？怎么可能？”她有一肚子纳撒尼尔不想思考的问题。

纳撒尼尔心中腾起一股无名火，横扫过一切。

“不说了，就这样吧。”他对女儿说。

在第三天或第四天，纳撒尼尔的头脑开始变得雾茫茫的。他和亨利在门廊上喝威士忌，同过去的日子一样，亨利正在讲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礁岛，一个男人坠入爱河，他爱上了一个死去的女人。

“最初，他照管那个女人的坟墓。”亨利边说边靠到椅背上，“接着他把女人的遗体移到自己的房子里，放置了好多年。”足足七年。他接着说：“他为女人的遗体做了防腐处理。那女人就像个玩偶。”

纳撒尼尔怎么也回想不起故事的开头，也想不起来亨利为何讲起这个故事。又来了，雾茫茫的感觉，混混沌沌。头一次，纳撒尼尔担心自己也染上了沉睡病。

“你还好吗？”亨利拍了拍他的背。

亨利刚刚恢复，若自己恰巧在这时病倒，那也太过残酷了。但大自然没有反对残酷的律法。实际上，亨利会用他维多利亚风格的房间和研究托马斯·哈代[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英国诗人、小说家，一生共发表了近二十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有《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还乡》和《卡斯特桥市长》。]的研讨课来辩驳，有时候，自然就会朝着反对残酷的方向运行。

混沌的感觉还伴随着一个奇怪的声音。纳撒尼尔对亨利说：“像水滴。你听到了吗？就像什么地方在滴水。”

可亨利没有听到。屋里很干燥，太阳已下山，可奇怪的声音不绝于耳，挑动神经，难以解释：就像水花轻轻碰上小船，哗啦哗啦，声音绵绵不绝，越来越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