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睡了他就睡，女儿醒了他跟着醒，一天六次或八次或十次。每次醒来，本都会再度认清这一事实：他正独自和六周大的宝宝在一起。

无论去哪儿，他都要带着蜷在胸口的新生宝宝。他被告诫了一次又一次，你得待在家里，家里最安全。可他必须出门，去拿配方奶粉和尿布——镇上的高中正在分配生活物资。没人能告诉他他的妻子在哪里，医院的接线员不知道，急诊室外的士兵不知道，连第一天晚上，套着蓝色防护服和白色面罩，把安妮从厨房地板上抬起来的医护人员也不能明确说出她会被送去哪里。被抬走时，安妮的手指轻轻颤动，她睡觉时经常会这样。

安妮被送走的后一天早晨，护士来给孩子量体温时全副武装，戴着塑料护目镜，穿着连体防护服。宝宝号啕大哭，她已经能分辨出什么正常，什么不正常。

护士再也没回来过。

大街上时不时有一辆悍马缓缓驶过，或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街坊邻居进进出出，十分警惕。可本的眼中只有女儿的脸，耳边只有她的哭声。她只肯在爸爸的臂弯里入眠。她的嘴唇又从奶瓶口脱开。本的所有衣服都混合了尿骚味、酸奶味和尿布那甜蜜的臭味。他没时间冲澡，没时间洗脸。脏衣服凌乱地堆在地板上。

安妮离开后的最初几天，她的一位同事曾经来访，带着配方奶粉和湿纸巾。“没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是不是？”她双臂交叉，声音微微发颤，“我觉得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个女人和安妮不是很亲密。可毕竟他们在这个小镇上只生活了三个月，只好能问谁就问谁。

安妮，安妮，安妮。她的名字听上去突然变得神圣、陌生而不同寻常。回家吧，本像个祈祷者一样低语。

本每天给居住在俄亥俄州的母亲打电话，母亲想飞过来，可本抱着打盹的女儿，轻声告诉母亲来了也没用。“他们不会放你进来。”

几十年来，只要母亲在那儿，本就会感到安心。“女儿出生时你就该叫我过去的。”可他和安妮早已决定，要一家三口生活一段时间后，再让双方父母过来。现在他明白了这都是青少年对什么是大人的理解。“如果她出生时我就过去了，我就会和你们一起被困在那里，就能帮上点忙了。”

有时，他筋疲力尽，甚至觉得倒头就睡，一睡不醒似乎是个不坏的主意。

在喂奶期间，公共广播传出的新闻片段在屋里飘荡。六百个病人，人数仍在增加，七百。

七十英里外的洛杉矶，商店的口罩卖完了，人们忙着囤积食物，生怕疾病扩散到那里。

一切寻常之物都成了不祥之兆：一只没拴狗链的斗牛犬在街上晃荡。附近某处，有个烧水壶响了几个小时。排水沟中的细流一刻不停地流淌，就像有人在给草坪浇水时晕倒了似的。

第三天，当安妮的朋友没按约定的时间来，也不接电话时，本问都不用问就知道原因。

在那之后，他和母亲约好每天早晨给她打电话。“如果我没在八点前给你打电话，你就报警。”可与新生儿共度的时间捉摸不定，不经意间几个小时骨碌一下就滚过去了。第三天，格蕾丝醒来后又是哭闹又是吐奶，本就忘了给母亲打电话——他的记忆有些失常，如同解体。两小时后他才看了眼手机。十个未接来电和一则短信：他的母亲已经报警了。

“谢天谢地。”母亲在接到他的回电时长舒了一口气，听上去高兴极了——本平生第一次体会到爱一个孩子所要经受的特殊痛苦。“那么，警察来时你怎么说的？”

“他们没来。”

两天后，一个警察带着一群身穿蓝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来访。

“我们接到报案，说这儿可能有个男人病了，留下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没人照顾。”

“那是两天前了。”

警察透过口罩叹了口气，他的双眼布满血丝，尽显疲态。

在那之后，本就一直开着窗。他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糟糕设想。如果他倒下时窗户开着，也许会有好心的过路人听到女儿啼哭，在她脱水前把她带走。

靠着在日常生活和无妄之灾中可能性同样小到可忽略不计的大好运气，本终于找到了安妮的线索。电话那头医院的人终于确认她的安妮是一位病人，但她不在普通病房，而是转移到了学校图书馆，那儿已被改装成病房。电话那头的女人还说，没人能进图书馆，那里同医院一样是隔离区，有士兵把守。女人还悄悄告诉她，像是透露了一个不可外传的秘密：那个图书馆安了从地板连到天花板的大落地窗。

当本带着女儿到达图书馆时，窗户外已聚集了一群人：有戴着白色口罩的普通人，还有几个孩子，牵着父母的手。不久后，士兵会给整片区域安上围栏，而眼下，今天，他们还能趴在有色玻璃上往里头看上一眼。

这是本所看见的：屋里有大约五十张床，排放整齐，每张床上躺着一个人。一些穿着蓝色防护服的护士和护工在床与床之间穿梭。桌子和古老的灯推到了偌大房间的一侧，书架上的书俯瞰着下方的景象。

本没有立刻看到安妮，但他很快发现角落里有个棕色头发的人，并一眼认出了她。他猛吸一口气，震到了胸前的女儿。“妈妈在这里。”本轻声对女儿说，嘴唇触到了她的额头。安妮平躺在床上，身上连着许多管子，这一幕令他难受，又令他安心。安妮在这儿，看上去和平时一样，偶尔当本醒得比她早时，她就是这个样子。知道她睡在那里，本心安神定。

本从襁褓里抱出孩子，在玻璃前把她举高，女儿的腿像虫子一样蜷在一起。书上说，新生儿的眼睛只能看到一米内的东西，可现在他已不再相信那些育儿指南。孩子们知道的比专家所认为的要多，他确信这一点。不正确的东西和无法测量的东西不可相提并论。

“你看到妈妈了吗？看到了吗？”

即便如此，即便他正凝视着安妮的身子，即便他笃定那是安妮。她搭在腿上的手，她落在脸颊上的发丝。即便如此，即便诸多证据证明她就在那里，同样的问题又开始冲击着他：你在哪里？你去哪里了？

当本在屋里一刻也待不下去时，他带着女儿在日出时出门散步。女儿娇小的身子钻进他的羊毛衫，眼睛在阳光下眯成一条缝。本的脚步声在林间回荡。

他花了一整天教女儿各种事物的名称，一边走一边说：那是山峰，这是湖，盘旋在邻居家九重葛花田上的是蜂鸟，天上嗡嗡响的东西叫直升机，它也在盘旋。还有天空，万里无云的蓝色天空。蓝色，我们把那种颜色叫作蓝色。女儿惊奇地盯着每一样东西，开始牙牙学语，咿咿呀呀。那是他女儿的声音。本的胸口腾起一种令他吃惊的情感：又苦又甜，考虑到当下情况，甚至还带着些歉疚。可这个词盖过了一切：欢欣。

他试着把一切牢记在心，每一个小小的微笑，每一件新的乐事，以表达他对安妮最深切的怀念。安妮会想知道关于孩子的每个细节——尿布的成分，等了许久的嗝儿，脚指头的活动，细节中的大爱。本试着一一写下来，可一切都如流水般哗哗淌过。写下它的时间会和历经它的时间一样长。为安妮留存下这些日子的唯一办法是记录下每个小时、每一分钟。至少在某一方面，这段时间和其他时间一样：都会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