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也曾有过作家梦，梦见我闲居乡野，有了整天忙工作的丈夫和不爱出声的狗，一天天缓慢地写悬疑故事里的情爱，生活温暖平凡而灵魂清冷孤独。因为那时我知道且喜欢的女作家只有阿加莎与伍尔夫，能想象出的就是类似她们的那种生活，但又不像她们那样被瞩目和期待，是自己的小编辑圈子里一个神秘的存在。如果我那时候知道有一天，会有出版社编辑约我写书，且是写自己的故事与感想，要励志，要真实，我可能反而会觉得故事的美好结局来得有些简单粗暴，不符合我幻想中气质忧伤的人生台本。

我在上大学以前（竟然真是写作还用纸的时代）经历过一次次满怀希望的时刻，一边把一沓稿纸装进信封，寄给从足球杂志到散文诗的各种编辑，然后年长月久地等；一边读着好多作家年轻时候不得志、年长月久地等编辑部的信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郁达夫，他写了太多真实的细节，灰暗的天，灰暗的楼道，仿佛我们就住在同一栋家属楼。我推开六楼的玻璃窗看天，一低头，能隐约看见他在楼梯口郁郁地抽烟。爱加戏、多臆想如我，的确十来岁就想到了，把这些漫长的等待岁月，当作坎坷作家路的一部分，有一天写进我的书的序言。

故事没能有激动人心的转折。没有人拿着我的手稿上门，来一场“倾城之恋”，也没有人在贵阳的阴雨天不说话，陪我散步，一转眼就几十年。那些投稿大多一去无回音，好像现在发的微博私信，都不知道对方是否已读。我后来读到了九岁的张爱玲写给编辑的那封有名的信，怎么说呢？“你就知道，有的事情你得不到，是有原因的。”

我最后一次拾起这个梦想，是在读中学时期，《萌芽》杂志刚开始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和郭敬明刚得过冠军。我没想过我也能成为作家，但我想过靠这个比赛，绕过高考，去上北大。真的无他，就是觉得这样比通过高考上北大，还要更酷一些。于是我从初二起，到高三止，每年按最大限额认认真真写四篇风格各异的文章寄过去。五年沉默地过去了。高三那年，我收到了一张“入围奖”的奖状。我爸爸是个过度提倡赏识教育的人，一个入围奖，硬要高高地挂起来。我“事无不可对人言”，一早说过不想参加高考，需要一个一等奖，他想是怕我难过，连说自己已经很骄傲了。那时候，高考已经离我很近了，我看着那张奖状，看见的不是入围奖，真就是“梦想弄人”。这奖状没来，还可以自欺，道是我们这山区小厂矿的邮局，把寄去上海的稿子寄丢了也正常，等我的文采被世界发现之日，这还是坎坷作家路的一个悲情段落。可惜这奖状来了，入围已太迟，它只告诉我，五年，不过勉强靠上了会写作文的同龄人，最外层的那个圈。

那奖状是一份迟来的清醒和自知，也是一份割舍，我非常努力了，对得起自己做过的梦了，我只是才华不够。我还是得去参加高考，但有了种别无选择也别无牵挂的坦然。如果大家在等待一点正能量，这就是我一直拥抱的人生观，怀着最大的希望，竭尽所能做任何想做的事，如果被现实冷冷地证明不行，就不再纠结、不再追悔地接受：不行的，搞不来。

而后，我看到了对金庸的采访，他说年轻人写不了武侠小说，过了三十岁，懂了生活，再去写。我想一切深刻的作品莫不如此，这个梦就被搁下，直到如今。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何尝不知？如果不是一场意外的走红，以及许多过度的赏识，我连海投都放弃了，又怎么可能有出版社编辑找上门来，要我写本书呢？这本书能出版，背后是由许多“人设”支撑的，我也不知道它们能不能撑住。被约写书是个我不曾想过的梦想，而那个自编自导的作家梦，可能连最外边的圈，我也靠不上了。

所以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呢。等人长大了，不那么容易被自己或爸爸的赏识教育骗到，有的东西终于得到了，滋味却变了。

我已经站在三十岁的开头，生活，却还远远没有懂。

时代已经改变了。当年买来还没有用过的稿纸，整沓地发黄，变得又薄又脆，可见退一步看，好多东西实在不必买贵的。我那些年读过的阿加莎和伍尔夫，多已留在了家里的书柜上。日子太忙，已经不敢再读，不敢轻易地着迷或悲伤。我是一个竭力抗拒时代改变的人，却在这个时代赢得了它的一种力量：小，但可以一用的名气，俗称流量。

我在最初得到这样机会的时候，野心很大。我不愿只做贩卖这一点点名气的蹭热点的作家，而想写真正有内容的作品，可以在时间中存留，可以在“粉丝”以外流传。

我也蹭上了另一种热点，以平凡的出身与天赋，上名校，上综艺，那么高调地谈理想主义，赶上了每个个体都在发出声音、寻找可能的时代里这咬牙奋斗的一股气。御气而行，不平则鸣。这些日子里有许多出版社编辑约我写女性励志、个人成长的故事和学习方法方面的书，每次我都会问：“我想出一本英美法系方面偏学术的书，你们考虑吗？”最后都被婉言谢绝。

我是什么时候看清楚了自己的角色，“走到了人群中她应该在的位置”呢？大概是偶然读到了朱庆育老师关于小产权房的一篇文章。小产权房是我念政治学博士那两年研究的主题。那两年里，所有的阅读、讨论、走访、调查，都是为了理解这四个字。可我写不出那样清晰、生动，把小产权房说了个明白的文章。

我其实常常看网上批评我观点的文章，也就是看别人怎么骂我。这需要一些勇气、一些冷静下来的时间的。可最后，除了那些为了批评而批评的批评，我常常可以诚实地承认，许多批评是有道理的，世间多的是比我懂、比我专业的人。越辩论到后面，我越很难坚定地、掷地有声地慷慨陈词，因为对很多事都不能再像读书的时候那样简单地去说，觉得自己为道义代言。我有时候在想，世界上所有的领域和知识点，除去自我经历和主观感想这些独属于自己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是我敢自视权威、不惧挑战的呢？没有，一个都没有。

在读文科博士以前，我听过一个差点使我放弃读博的讲座。一位历史系教授说，在我们这个年代，要想在学术界生存，可以被人称一声“专家”，靠什么呢？靠不断缩小自己的研究范围。在知识的总量也小、知识分子也少的时代，历史学家可以做通史研究，看中外，通古今。如今不行，懂历史的人那么多，你靠什么挣得自己的位置呢？做朝代史研究，只研究清朝，还是太大了，最好是只研究嘉庆一朝；可嘉庆一朝纷繁复杂，各门各类，各有专才，那你最好只做嘉庆一朝的服装研究；甚至服装这个题目也太大，最好只做嘉庆朝服装上扣子的变化，则在学术界可有一席之地。后来我读到郑渊洁的一篇短文，虚写了一个人怎么靠研究《红楼梦》里的绣花鞋，成了红学家里的流量红学家，有些可笑，但更有些“还真就是这么回事”“还真不一定能想到绣花鞋”的淡淡忧伤。

这故事大约只是玩笑话，可使我一阵清醒，知道我并没有自己的“扣子”。我还远远没有在知识圈或职业圈里拥有一席之地，敢写一本学术著作且觉得自己够格，同时心里没有等着被骂的忐忑。

我有的，还真就是在这时代洪流里，蹭上的一点热度，是平凡如我，在我的人生起点仿佛踩上了青云的机遇和运气，所以敢真诚地高谈理想主义，给予一些人鼓励。是的，此刻我还只能写自己，如果我的故事和我的态度鼓励了一些人，那这本书只是写给他们。

我不喜欢被称呼为“学霸”，因为既不觉得我真称得上这两个字，也不觉得这两个字可以概括我。走到更大的世界里去的过程，就是不断见识同龄人可以有多优秀的过程。过一段日子，就可以更新一次，“真学霸者，唯使君与使君尔”。我已经见过太多比我优秀的人了。可我既不感到不服，也不觉得痛苦。

人生最后是自我评价，只能自己和自己比，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打麻将，人人牌运不同，有的人占天和，有的人抓起牌来就叫上了，和他们比输赢，不会开心，也无可奈何。牌技高明的人，不是把把清一色，而是无论抓起什么牌，都能尽牌所能，打出些声色来。如果起手平平，中间手气也平平，但好歹把牌叫上，不至于最后全包，一无所得，也可算对人生给过自己的这次机会说一声，“我仁至义尽了”。

我觉得自己这手牌打得还不错。抓起来一般，没有什么送上门来的暗杠，像家底、贵戚、天生的才华这类东西，但有不少陪伴我一生的好顺子，比如父母的爱、还不错的记性、纯洁美好的童年环境。后来手风也不错，有许多良师益友，许多机缘巧合。拿出眼下这手牌去跟人比，是不敢的，我也觉得没有意义，只能说，三十年，一路都用心了。

在一场辩论赛里，我兴之所至，说了一句“我偏要勉强”，这当然本是赵敏的经典台词，是那时候情绪到了，说出来的一句负气话。看到有人说把它当作了所谓的座右铭，试了试在人生中处处勉强，发现不行，怪这是一句毒鸡汤，我有些惴惴。这不是我的本意。即便是赵敏，这句话也是轻易不说出口的，它是人生困境里的自我鼓舞，是底色，而不是用在时时处处的方法论。我们最好只在不得不说“不”的时候，勉强一次。

其实人生中一定有奋斗，也有凑合；有妥协，也有这次不再妥协的决定。勉强不是永远对抗。我可以被生活本身、被他人的意见、被文化传统左右，我只是不愿被它们决定。

事实上，懒总是容易的，走大部分人走的路，做大部分人劝你做的事，总是容易的。勉强是累的，总是要自己想清楚去哪里，又该怎么去，是很累的。可是唯有如此，才不会在上路以后，一直想如果追随内心，走了另一条路会怎样。我在香港学到一句广东话，不是很文雅，但是我好喜欢：“路系自己撼，仆街唔好喊。”（路是你自己选的，如果咔嚓摔地上了，也不要叫唤。）

这不是鸡汤，我们小时候说过不少打气的话，校运动会的通告，国旗下的讲话，帮班主任给同学写的期末评语，在全校大会上做的报告，一年一度的“一二·九演讲比赛”，多的是打气的话。人确实常常需要打气，“我偏要勉强”却是负气的话。越长大，越觉得打气不够用了。有的人一开始已经在山的那一边，有的山大部分人一辈子也翻不过去。气打得多了，只觉得累，只剩下那一点负气，是自己选的，是执着但清醒的，是不叫唤的。

这是这本书的主题。我的成长穿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后的国企单位，穿过小县城，穿过西部的省城，穿过正在寻路的香港，穿过“极左翼”会聚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暂时停在了经济开始衰退的日本。一路上，我总是来不及享受，就要不停接受陌生和更强大的敌人的摔打。走在这些路上，我选了自己想选，并可以接受摔倒的结局的路。

这本书是在常常熬夜加班的日子里，我断断续续写的。从动笔到现在算来已有两年了。两年又是起起落落的两年，生活发生了许多改变，有意外之喜，也有绵长的悔与痛。昨日的文字回头看时，又有许多已经不相识了。我还在不断地改变，这些文字写着过去，也写着此刻，它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份纪念和记录，关于过去，也关于此刻。

这些思索和探索，不是为了提供什么指导或答案，它们陪伴过我，还陪伴着我，它们来自这个社会截然不同的一些侧面，来寻找一些共鸣、一些碰撞。如果此书有什么特色，就是作为双子座兼职记者和辩手的我，会无法自拔地和自己对话，和自己辩论。

以前去参加节目，听说我从贵州来，渐渐就会有我爸爸是煤老板、暴发户的流言，一时流言的风向变了，又转为我出身贫寒、艰苦奋斗的人设。《奇葩说》播出过后，我有时笑看那些跟我素不相识，写起文章来却似乎跟我很熟的公众号，要么说我来自高知家庭，要么说我爸妈都是贫苦农民。我真是很好奇，为什么剧本非得如此具有戏剧性？不是的，我的爸妈既没有那么极端的人设，也不是一直不变的两个人设，他们有自己人生的起起落落，也有改善生活的奋斗。

我们都一样，起手平平的一副牌，只要牌友们常互相提醒，是可以打得很起劲的，之所以要有输赢，终究只是为了这一场欢聚，要有些气氛，打得起劲、打得开心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