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刚有朋友圈，微信把联系中断了好多年的朋友又拉回一个群、一个圈，我小时候的朋友们都转起了一篇文章，叫“我是厂矿的子弟”。我只大约记得是一位在厂矿长大的记者，写他的回乡见闻。那篇文章很长，不只写厂矿，也写时代、制度、人心。这些太沉重的话题，在这个注意力很难集中的时代，能真正读完的人并不多。只有我们这样突然被写中的人，突然发现自己身上有一个很有历史感的标签，一群散落四方却满是相通记忆的人，忍不住奔走相告，互相辨认。

我是厂矿的子弟。在国内香港和国外的这几年，被问起“你从哪里来”，我一直固执而艰难地解释“我来自一个单位”，有人以为我在谈上一份工作，有人以为我小时候是童工。

可事实就是这样，小时候被问起家在哪里，我们都会说“九化”，意思是贵州有机化工厂，它的前身是吉林省第一〇一化工厂。在三线建设时期，一群说着东北话的人，万里迁徙，在贵州度过半生，他们中有的是工厂领导，有的是技术工人，有的是我的小学和中学老师，有的是工厂医院的医生。至于我爸妈这代人，他们来自贵州的四面八方，或是招工，或是大学毕业分配而来，所以到我们这代，所有人的普通话和方言都说得不纯正。我小学的数学老师，给全班每个人分了一句专属的东北话歇后语评语，我的是“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了”，这让我一直对豆腐有些偏见。在高中和大学的各种联欢会上，大家赞我东北口音纯正，让我得以专注主演白云大妈，想是那时候打下了基础。

同一时期，搬来贵州的，还有散落在山区的军工厂。我小时候不知此中含义，觉得那些地方来的同龄人很酷，因为他们的厂子没有名字，只有一组数字。我总在想我的一个朋友到了美国，别人问他从哪里来，他会不会回答“one seven zero”（170）？

来自化工厂的回答，总是会引发香港同胞和外国友人的一连串问题。我初次感受到了距离产生的美，自己习以为常的事，在别人看来可能有谜一样的魅力。在不断被追问的情况下，我发现自己其实对化工厂的历史知之甚少。在厂里长大这件事太自然了，它几乎覆盖了我全部的生活，而且仿佛永恒不变。

爷爷十九岁时，跟着红军“土改”，从江西走到了贵州，好像放下行李，就是往后余生。我妈妈十九岁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厂子里做英语老师，一直干到退休。我三十一岁了，别说往后六十年，就是三年以后会在哪里，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当然源于时代在改变。我们作为体验了社会主义不同阶段的几代人，又眼看着这些阶段渐渐消失。我离开家出去读书的那几年，贵州落后其他地区平均发展水平好几年以后，也终于开始了国企改制。建厂的艰辛，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都随着一个时代的落幕，而渐渐不再被人提起。

我长大以后，看过好几次著名的烟花会演，在好几个迪士尼乐园，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在日本的夏季烟火大会，和在巨人队面海的旧金山球场悼念Prince（普林斯）的仪式上。所有这些，都比不上小时候四十还是四十五周年厂庆，在舞厅前的广场上，我和发小站在各自爸爸的身前，看过的烟火。那不仅是人生初体验的惊艳，还带着厂里人特有的一种骄傲，牵连着那个时候莫名但又很真实的集体荣誉感。

爸妈和他们的朋友们常说起，刚改革开放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厂如何之红火。我对红火的印象，只留在了每天广播准时报时，提醒人们起床上班那阵子。轰隆隆的自行车队伍从楼下的马路上经过，跨过公路去厂区上班，一边飞骑着一边和走着、骑着的人打招呼，夹杂着东北话和贵州各地方言。后来读到“车如流水马如龙”，觉得，懂。当然，人小时候少见多怪，记忆难免是被夸大的。不过那时候工厂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工厂的红火也会渗透我们全部的生活，很难不被感受到。那几年经济好，工资按时发，也有许多到各处去闯荡的人，周末会回到工厂的家；在夏天晚上的凉风里，一家人散步，空气中飘满火锅香，混合着旁边居民楼传出的家庭卡拉OK声、搓麻将哗啦啦的声音，以及我妈一路上不断同人打招呼聊天的亮嗓门。那时候，小孩子间清楚大人们在麻将桌上的故事，似懂非懂、故弄玄虚地传播些关于家长们和厂领导的流言。红火的时代才有这样的流言。到后来新的技术和企业要取代我们的市场的时候，流言里也只有亏损、改制和莫测的未来了。

单位是一个没有秘密的小社会。我把它称为“前微信时代的微信群式恐惧”。这是一个我一时兴起想到的名字，请大家不必细究。它的特点就像微信群一样，具有一对多和可转发的高度扩散性。我在很小的时候，认为这个信息网络完全是针对我而存在的，因为我在学校做下的傻事、老师的评语、同学的耻笑，都会通过不同的渠道，以不同的速度和版本传到我妈那里。那种感觉，可以用“防不胜防”来形容。我要到很久以后，离开家去了香港读书，正式成为我自己的故事唯一的报道者，才有一种老大哥看不到我了的解脱。那个时候，我因为感受到人情的冷淡，一个人像孤岛一样地生活，而美化并怀念过去。

我后来知道自己只是这个网络里不甚重要的一分子。在那个孩子们是同学、丈夫们是同事、妈妈们是牌友的小社会里，人们每天用八卦交换着八卦，把每个人在不同场景里的面貌拼凑到一起。是的，那个社会的眼睛无所不在，所以它看人也算公正和立体。它毕竟是前社交网络时代人们相交三五十年的一个社群，不至于像今日的网络这样无限地放大人生的某一瞬间，忽视一个人的所有过去和其他侧面。它也不像今日的许多微信群，比如家长群，人们只因为某些单一的目的而联结，所以有很明确的立场跟利益。它只是，无所不在。

回想起来，那时候大人和老师其实鼓励着孩子们的告密文化。因为圈子太小，这种告密风，还带着竞争的性质。前阵子大家热议告密事件，有人不理解“告密”两个字到底有什么原罪，我觉得这是要放在个人的经历里去理解的。那时候的告密有两种，一种是告真的“密”，也就是把小圈子的事拿到大圈子里说，典型的是在班会上互相揭发别的同学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结果是小事被审判，成为见不得人的丑事，报复和拉帮结派之风蔓延；另一种是打小报告，比如我的同学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妈，我今天又怎么被老师骂了，后果是我本来可以跟父母坦承错误变成有关学校的羞耻感和恐惧感，而那位同学得到了幸灾乐祸的快感。后一种的问题不在告密，而在密告，既不当众，也不当着当事人，私底下报告、揭发，不给人验证或反驳的机会，它的后果，是无忧和简单的童年的消逝。

反过来，因为关系的无所不在，单位里人们的一举一动，也都满溢着人情。我相信这人情，大部分是真实的，因为一个厂不只是今天的一个企业，人们不只是同事。它是一个关联着人生荣誉感的集体，人们是集体的一分子。人和人之间，在工作关系之外，还因为种种生活琐事，累积着难以算清的人情。比如我爸和我妈当年谈恋爱，我妈脾气火暴，吵架之后直接拎包出走，去了外县，是厂里领导把她劝回来的，这就是我爸在工作以外又欠下的人情了。而因为单位的组成很少有剧烈改变，类似这样的人情不断积累，每次我妈要我回家给谁谁带点礼物，总能把二十年里的旧事又捋上一遍。

这关系的错综复杂也成为一种约束力量（比如我的老师今天骂了我，隔天可能她先生要去厂医院看病，而医生的太太却是我爸的下属。又如我妈愤愤不平找骂我的老师吵架，后来却发现老师的另一个学生，正是我爸领导的司机）。联系无处不在，因此人们都会尽量给面子。而又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是方方面面的，所以上下级关系就不那么分明。比如我爸的顶头上司的儿子可能正是我妈的学生，彼此之间，都会给面子。

被问起如何形容那个社会，我总会说它单纯，不知是否只是因为童年的眼光和记忆单纯。我们的工厂其实是一个天南地北的组合。老一辈是从吉林一起南来的同事家人，中年一代是被国家分配到此的贵州各地青年，小孩子们则是生长在这工厂的子弟。贫富差距很小，课外辅导班既少，升学的选择则全无，我们从小便知道无论成绩如何，都会在厂里读子弟幼儿园、子弟小学、子弟初中和子弟高中，再后来的事，还来不及去想。一方面，大部分人关注的目光很少越过周边几个厂，出厂去打拼有如下南洋那样前途难测，而外面的世界，除了变动的政策，很少影响到我们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

而另一方面，因为一个厂决定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下班以后人没有办法到他处，没有办法从工厂本身的体系和关系里逃脱。我们有另一种单纯，就是人很难活得多面，活得跨圈。迪斯科高手、篮球健将也有，可他们的小圈子依然是工厂大圈子的一部分。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听说过“拼爹”这个词，因为家长的身份、地位不会改变我们的出身，大家都是厂矿的子弟，最多只和别的厂矿比高低。“拼爹”不会改变我们成长的环境，因为并没有别的环境可以选，但它影响每个人在这环境里的处境。我从我爸下海闯荡到回厂复职，生活陡然的变化里，学到了人生最初的人情世故。

单位的生活区，不只有家属楼，还提供生活所需的一切公共设施。因为这些设施都不会重复建设，所以它们都没有名字，说去公园当然就是去那个唯一的公园，约游泳就知道是在那个唯一的泳池见。开碰碰车，踢足球，看电影，去买菜，莫不如此。有两处平凡生活里重要的娱乐设施，也是全厂只此一家，一处是一栋很大的二层建筑，叫俱乐部，一层的前一半是舞厅，后一半是电影院，至于二层是什么，一直是个谜，总之是小孩子们不能去的地方。我们的电影院常年垄断生意却不谋取暴利，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都在告别李小龙，依然场场满座。舞厅更加红火，整晚闪烁着我眼中梦幻迷离的彩灯，声震四方地传出迪斯科音乐。只是在没有活动的白天，这两个地方都隐秘安静，电影院据说是“幽会院”，舞厅则神秘地空旷着。

某天我和班上男生在广场踢足球，那是舅舅送我的生日礼物，坐我后面那胖子用力过猛，球从广场飞上了台阶，直飞进了舞厅。我们扒着门，忐忑地去要球，很快就被一个大叔粗暴地赶出来了。我是一个相当安之若素的人，回到家也只是跟我爸报告，而不是抱怨。我爸说：“走，我们去要回来。”那一刻虽然他“爸爸力”满格，却并没能给我注入什么信心。其实我们很小就知道，在单位之内，小孩子间的相处，都带着家长身份的影子。两拨人起了冲突彼此威胁，通常会说“你敢惹他，他妈妈是医院的”“他奶奶是老师，不怕你就骂吧”。像我妈，是我们子弟高中一位著名的铁面无私、性格火暴的老师，手下又有一大批高中大哥给我撑腰，说出来便十分好用。至于我爸，从我很小起就离开了工厂，被外派办分厂，又去了私企打工，在单位里一时被赏识，一时和领导起冲突，起起落落，我对他有多少能量也把握不准。但回到舞厅，就在那个大叔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可以用谄媚来形容的笑容。我爸说：“小孩子顽皮……”大叔说：“哟，小女孩踢足球这么厉害，我还在想是谁的足球……”我说：“你刚才怎么说没有球……”

我们拿着球回家，我问我爸为什么大叔态度变了（那时候还不知道有个词叫“看人下菜”），我爸说：“他给我面子，像你，就是不给人面子。”

单位另一处重要所在是大商店。那是一个说起来很有年代感的存在，在我家对面开起第一家私营小卖部合作社以前，大商店几乎垄断着厂里所有生活用品、文具杂货。商店里的阿姨因为并不急于卖掉任何东西，常年都近于把自己而非顾客当作上帝。这一次，轮到我的新篮球没气了。我爸说：“走，我们去大商店打气。”我人穷志短，问：“为了一个篮球，难道我们要买一杆气枪（打气筒）吗？”我爸说：“不用，我们去借大商店里的气枪打一打，就不用买了。”我和我爸关系很好，加上人善良，没忍心翻他白眼。大商店里售货的阿姨，是你去买钢笔想蘸水试试，都会被冷冷问“到底买不买”，想见人逛逛商店，都会两眼精光一闪问“是只看还是能买”的厉害人物，怎么可能借气枪给我们呢？而且我想起来一件事，有次过年，我朝大商店里扔了一粒摔炮（就是用力往地上一摔就能炸的那种五毛钱一粒的鞭炮）。由于用力不足，并没有炸响，而我则因过度紧张在撤退途中有如碰瓷般撞上了一辆摩托。在可能负伤的情况下，我脑海里首先出现的念头，仍是这下要被那些售货阿姨逮到了。我在对她们记仇的恐惧和对她们冷漠的麻木里跟着我爸去了，结局是，四个阿姨放着本来也没有的生意不做，争相帮我们打气，我爸是“詹经理”，我也从东北话的“这小孩”和贵阳话的“小娃儿”变成了“詹千金”。

我不知我爸是否因为发现我在人情世故这方面的发展十分滞后，有意给我一点暗黑教育。在回家的路上，他给我讲了一个如此朴素而重要的道理，“因为商店现在划到了我的公司管，谁影响别人的钱包，别人就会为谁服务”。这个道理，我现在做了乙方，终于懂得透透的。

所以，大概没有什么环境是全然单纯的，只是大家费心思的用力点不同。我今天生活在陌生的大城市，倒时常觉得生活很单纯。所谓的歧视和冲突，可以大到阶级之间、种族和文化之间，个人则因为活得很疏离，生活氛围稀薄，人情上束缚不多，束缚多是钱上的。我理解的是，一个人在任何环境里，有越多选择就越容易活得自在，从买菜、买服务、找工作，到找自己的小圈子，都是如此。唯一的乡愁，就是在这个疏离的城市里，再想找所有人关心所有人生活的全部那样的小集体，已经找不到了。无论是在单位、社团、球迷会还是书友会，我们都只带着自己的一个侧面参与其中。人更自由了，也更明白自己没有那么重要了。诚实地说，那种看着你的眼睛无处不在的感觉，是让小孩子忐忑的，但也是让人怀念的。

同样地，我们痛恨，但也享受“特权”。权力这种东西，大概是很容易腐蚀小孩子的，我经不住几次那样的优待，一定忍不住常常去大商店亮亮身份。只是改制以前，改革就常有，各个部分和分公司分来划去，我爸也不是一直能影响别人的钱包。集体里的中层干部们一般服从组织的安排，能自己把握的事情不多。幸亏我人情世故反应迟钝，对这些起伏没有什么感觉，心态一直稳定。我爸“出走”了几年，我既感觉不到空气中的好奇和隔阂，也感受不到后来老师们的偏袒与照顾。我还一直以为，一切都是我应得的。唯一的意外，是我小学读到后面，做了升旗手，有一年的“六一”，升旗的时候我太过投入，用力过猛，把红旗卡在了旗杆顶上。几个校领导的愤怒指数从一到五，都很生气。但我“多才多艺”的爹，从消防队借到了吊车，把红旗取下来了。后来，升旗的钢丝断了，校领导拜托了我的班主任，请我爸再去借一次吊车。我后来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不知是否因为发现了我也是“有用”之才。再后来，我爸说他要请消防队的人吃饭，我就懂了，这是为了感谢对方给的面子。

这种有面子好办事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在这个联系无处不在的小社会，人不是独立的个体。父母在企业里是干部，就会被用“干部的孩子”的标准来要求，看能不能用好成绩给父母挣面子。某更高层领导的儿子，某年考上了清华，大家就觉得这才是个配得上的儿子。我就不是很给力了，虽然我很小的时候也因为能滔滔不绝地讲《三国演义》《水浒传》，一度有过“天才儿童”的美名，上学前班第一天，所有人自报姓名，我以“我姓詹名青云，字某某，号某某”的“三国演义”式套路介绍了自己。结果我学习不开窍，考试拖低全班平均分，老师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孩子“又怪又笨”。从数学老师当众说我是“笨猪”的阴影里走出来，又花上许多时日。

我初中离开了工厂子弟学校，去了县城读书，撞上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回看单位里的童年，夹杂着单纯的无聊和单纯的美好。童年结束的时候，我没想到有一天单位也会消失不见。正是离开家的那几年，开始了改制。国企改制这个话题，后来被我许多次用在了写大学论文、考研究生和实习的面试中。香港的教授对这个话题兴趣浓厚且似乎所知不多，这样的话题最容易选题成功，而我足不出户，就是它的调查对象和样本。

所谓改制，就是国家把企业的所有权交给工人，偿还他们这些年相对较低工资的付出，但也不再承担企业工人养老。我们的上级单位派来的评估人员，评估国家交给工人的工厂设备价值，也划定工人们每一年工龄的价值。两种评估过后，就是账面上的交换，工龄交换为股份，从此工厂民有，自力更生。根据股份和工龄之间的差值，有时管理层可以出资购买额外股份，成为较大的股东。这些民营企业也从此告别了国有体制的束缚跟保护，要在市场里见真章了。有技术、有市场、有资源的那种在传统上一直盈利比较多的分公司，改制以后一身轻松，迅猛发展。但也有很多小企业，带着老旧设备，失去了集体的庇护，在开放的行业里，举步维艰。

许多研究从经济学角度讨论中国的国企改制，可是不知道有没有人从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询过这些曾经依附企业而生活跟生存的人，发现他们的社会化人格、自我认知的改变。

我爸是改制前一个分公司的经理，改制后成为分化出来的民营企业的董事长。自改制那一天起，工人们就成为企业的股东，一种集体所有变成了另一种集体所有。法律规定有股东大会，作为股东，人人有建言献策乃至参与决策的权利。后来我爸感慨，股东大会沦为过场，没有人提议，没有人批评，没有人争取。大部分工人没有行使过做股东的权利，而是继续做服从安排的下级。倒不是管理层有意如此，而是这么多年了，人和人相处的模式已经成为自然，所有制的改变可以在旦夕间完成，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却不能。这即所谓政治学里的民主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文化了。

可人不得不面对改变，从经济到文化，从体制到生活。聊起改制，大家会聊中国经济的转型，国有资产的潜在流失，改制前后所证明的企业管理模式和所有制的关系。我直到现在，才隐约明白，整场变革，要站在历史的维度上，去看它如何创造性地变革所有制，又如何牵动整个社会，从经济到法制、社会文化、城市聚落的种种转型。可最初在我们身边一天天改变的，就是一个集体，被打散成独立的公司，甚至独立的个人，每个人都要重新审视自己，从物理和心理上踏出舒适区，“出去”面对生活的挑战。他们的青春和傲气可能都不在了，却走出了曾以为一分配就是一辈子的工厂，有了自己的选择。

那时我们虽小，但自认为对这个复杂概念十分熟悉，因为在它真正到来之前的那几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曾是所有人聊不完的话题。到后来，几经探索，尘埃落定，不同的改制有了不同的结局，这个话题反而从生活里淡出了。

整个单位，整个单位体系和单位体系的时代也就都淡出了。改制以后，一些人下海经商或外出打工，一些人转入其他国有或私有工厂，学校和医院划归地方。厂还在那里，仿佛从未改变，那个因厂而凝聚甚至封闭的小社会，以及那种封闭小社会特有的生活方式，却已烟消云散。我每次回家，总有一种强烈的疏离感，不知是人之常情，还是一个人的小世界被打破之后特有的孤独体验。不只是大批的外来者打破了那种满街都是熟人的舒适感，还有原本身在其中的人，接受了时代改变，改变了相处模式。再后来，整个行业换代升级，环保标准开始严格落实，许多不再从事生产的旧厂房逐渐被拆除，那就真的是童年世界在物理意义上被拆毁了。

其实人们当时便明白，工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汹涌的竞争里已经风光不再，渐渐让位于老对手更大的产能、新对手更好的设备。改制是红火时代结束后的应对方法，而不是好日子结束的原因，只是人们习惯把这两个字当作时代转弯的标志。毕竟，从改制那天起，再被问起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矫情地说，我们也是失去了故乡的人吧。这个故乡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是厂矿的子弟，我们见证过一段历史，又大多在厂矿成为历史以前，纷纷跟它挥手道别，各自上路了。

问：你会不会感到遗憾，跟你后来的许多同学相比，小的时候在“小地方”长大，没有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

答：哎，不遗憾（笑）。从小孩子的角度来说，可能反而会觉得幸运。我小时候想学钢琴，可惜我们那里没有老师教；参加过的兴趣班，大家因水平和期望值有限，也真的都是以孩子们开心为主，而不是以考级为目标的“兴趣”班，所以从没有经历过被特长填满的周末。直到高考前，我们都还是一群每天都有空打篮球的人。可能正是因为教育资源相对有限，使我们度过了相对完整的童年。

问：所以小时候的教育资源，对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没有影响？

答：当然不是，影响是很大的，（会使人与人之间）有很大差距，长大以后要用漫长的时间追赶、跨越。我越是长大，越是感受到这种差距。一是感受到这差距之大，不只在于我们高考用的全国Ⅱ卷比自主命题的省份的试卷要简单得多这种纸面上的差距，而是方方面面的。我一个好朋友在上海读初中的时候，他们的班会是用英语做演讲，而我在那个时候，除了朗读课文，基本上是说不了英语的。她高中毕业去了印度做义工，救助被遗弃的孤儿，我在那个年纪，可能脑海里还根本没有义工这样的概念，更别说机会和实践。二是感受到这差距关乎基础，影响之深。我本科读的是经济学，最初两年大家一起学经济学这个新的学科，学它的概念和思维方法的时候，可能看不出什么差别，悟性好的人学得快，稍微用功的人都能跟上。可是越到后来，深入地去做学术研究，经济学就越来越像数学，考验的就是一个人的数学基本功了。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和山东同学之间就是硬实力的差距了。

问：所以地域差别带来的，是眼界，是基本功的差异？

答：是，这种差异又会带来心态的差别。我真正成长为一个自信的人，不因自己是从小地方来的，而害怕自己想法幼稚、见识浅薄，也有一个漫长的追赶过程。记得读高一的时候，我入围了“叶圣陶杯”作文竞赛的决赛，到北京参加一个小作家训练营。同营的同学大部分是北京、上海的学生。我感觉到，从话题到话语，他们是一个我融不进去的整体。更重要的是，我天然假定了我就不可能融得进去，认为和别人的见识、底蕴有差距是正常的，所以从没有自信地去尝试。他们在我眼中是因为不熟悉又高大上，从而显得深不可测的人。我在训练营中有个北京同桌，他镇定自若地说，现在《武林外传》的延伸空间已尽，自己在着手写“武林内传”了，我竟然信以为真，好几年一直在等。

问：那你为什么又说并不觉得遗憾呢？

答：因为事已至此，只好微笑着把过往浪漫化起来（笑）。话说回来，你可以说把成长环境的封闭描述为纯真是在自欺欺人，但我们的童年的确压力比较小，人比较傻，比较开心，虽然坐井观天，但真是蛮高兴的。

问：而且最后结局也不差？

答：是啊！资源少，选择少，可是竞争也小。一个没有女孩子穿高跟鞋的地方，你穿了双内坡跟，就算是拼了。生活于我们，要容易一些。看到的世界比较小，欲望就没有那么强烈，偶然的得与不得，也是惊喜多，失落少。有的事情，像经验和经历，可能别人轻轻松松就得到了，我们却要汲汲地去争取；有的事情，像高考，可能别人付出的努力更多，我们的“结果”却更好。

问：是不是有时候还蛮感谢中国有高考制度，还有高考的地区保护政策？

答：是啊！高考对我太重要了，包括高考前因为学习好得到的那些优待和高考后因为成绩好得到的机会，我的一切都是拜高考所赐。在中国，考试的地区保护措施其实从科举时代就有了。也是因为自古以来考试在我们国家都是一个可以决定和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从古至今都有人觉得地区保护这个概念和各种具体的保护方法导致不公平，可大家也都明白，一旦没有了这种保护，很多地方的人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问：既然这样，等到你自己有了孩子，是不是也想让他在你的故乡长大，童年轻松一点，长大以后机会也不差？

答：不能不矫情一下，我已经没有故乡了。我成长的那个工厂，或者那种社会组织，已经不存在了，而我小时候拥有的那种因为所有人机会有限，而由高考实现的均等，其实也不复存在了。

问：这话怎么说？

答：我小的时候，我和在上海长大的同学，都紧盯着高考，一门心思想读北大、清华。我们的基本功再不一样，也还是有机会在本科学校新的学科里，重新开始。聪明和勤奋的人，还有许多机会，一点点缩短起点的差距。到今天，新的机会出现，父母的不同资源和选择，已经不只是改变起点的高低，而是决定孩子在哪个赛道上跑了。我朋友的表妹，从小读国际学校。不管我表妹努不努力，两个妹妹都已经不在同一条赛道上竞争了。

问：现在地域或者起点的差异，不是程度，而是路线的区别了？

答：是啊！我和我的朋友，学得快或慢，深或浅，至少都背过一样的古诗文，而我们俩的妹妹，却连看世界的方式都完全不同了。

问：这样长大的两个人，是不是更难有共同的话语了？

答：那倒不一定，只是我和我朋友从长大到在大学里相逢，聊天时能唤起共同的回忆。我们俩的妹妹，将来长大后遇到，聊起彼此的童年，可能就真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对彼此全都是新鲜跟好奇了。

问：所以你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你故乡那样的地方长大？

答：我回头看我的成长，确实是毫无怨言的。我的父母那代人，他们的选择有限，父母做的很多选择是为了我，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人生发给我的这把牌我只能接受，去看它的光明面，而且它确实有光明面。可当我自己可以选择的时候，我该怎么替我的孩子做决定，他的童年应该纯真，或是成熟？应该少一些压力，还是多一些选择、机会跟挑战？何况这样的选择不是轻易可以回头的，它可能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完全不同的朋友圈、知识点和世界观。

问：在不同的地方会长成完全不同的孩子吗？

答：在某种意义上是吧。我也希望他或她跟我一样幸运，在一个起点的差异没有那么清晰，后天努力可以改变的东西还很多的时代，既能简单地生活，又不至于失去太多未来的选择。可惜，我们已经来到了有条件的人都穿高跟鞋的时代，想要逃避，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