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五年前，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塔耶莱斯大街的一家酒吧里认识了他。一听说我是智利人，他就凑过来跟我打招呼，因为他也出生在那遥远的国度里。

他年龄和我差不多，三十出头，很能喝酒，可是我从来没看见他喝醉过。他名叫罗赫略·埃斯特拉达，体形消瘦，个子不高，黑皮肤。他笑起来的样子似乎永远介于半惊奇与半狡黠之间。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他比表现出来的样子要天真得多。一天夜里，我跟着一群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朋友前往那家酒吧。我们聊起书来。罗赫略来到我们桌旁，他说，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毫无疑问，就是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这些加泰罗尼亚人里，有一位读过《大师和玛格丽特》以及《剧院情史》，但罗赫略提及的是这位杰出小说家的另外一些作品，我记得他说了有十几部之多，用俄语讲的书名。我和我的朋友们那时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话题很快就转到别的事情上了。一天夜里，他邀请我去他家，不知为什么我就跟他去了。他住在附近的一条街上，距离一家很破的电影院寥寥几米，当地的孩子们管它叫“幽灵电影院”。他家的房子很旧，里面摆满了不属于他的家具。我俩在客厅里坐下，罗赫略选了一张唱片，那音乐很难听，渐强音段的时间长得可怕。而后，他倒了两杯伏特加。书架上摆着一个银边相框，照片里的姑娘俯瞰着客厅。其余的装饰品都并无特别：几张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明信片、一面智利科洛科洛足球俱乐部的三角旗、一面智利大学足球队的三角旗、一面圣地亚哥早晨足球俱乐部的三角旗。三面旗都很老旧。很漂亮，对吗？罗赫略指着相框里的姑娘问道。是的，很漂亮，我回答说。重新落座后，我俩静静地喝了一阵儿伏特加。等到罗赫略终于开口时，酒瓶已经快空了。首先应该喝光酒，然后再和盘托出心里话，他说。我听了以后耸耸肩膀。他又说：当然，我是不信什么灵魂之类的东西的，但主要问题是时间，对吗？你有时间听我讲故事吗？那要看故事的长短了，我想是这样的，我说。故事不太长，罗赫略说。随即起身拿来银边相框，在我对面坐下，左臂抱着照片，右手端着伏特加，开始讲故事：

我的童年生活很幸福，但跟我后来的生活没什么关联。少年时代，我的生活出现了拐点。那时候我们一家人住在圣地亚哥，我爸爸认为我注定要变成少年犯。我爸，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当然我看不出你为什么要知道），他叫何塞·埃斯特拉达·马丁内斯，外号“大肚子埃斯特拉达”，智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们出身于光荣的无产阶级家庭，有阶级斗争的觉悟，无限忠诚，可以经受战火的考验。我十三岁的时候偷了别人一辆自行车。你可以想象的，不需要我再解释什么了。两天后，我被抓住了，挨了一顿臭揍，这就没必要说了吧。十四岁我开始抽大麻。那是几个住在隔壁的朋友在安第斯山坡上种的。那时候我爸在阿连德政府里当大官。可怜的老爸，他最担心的就是反对派报纸披露他长子正在干的勾当。十五岁时我偷了一辆汽车。没被抓住（虽然我现在知道，如果再多一点时间警察会抓住我的），因为短短几天后发生了军事政变，我们全家都去苏联大使馆避难了。干吗要给你讲在大使馆里的日子呢！可怕极了。我睡在走廊里，一直试图博得那个女孩的欢心，她是我爸一位同僚的女儿，但是那群人整天所做的事就是唱《国际歌》和《不准通过》。总之，那气氛很悲惨，像是那种所有人都在抽大麻的聚会。

1974年初，我们全家到了莫斯科。说实在的，我很高兴到那儿去，一座新城市，金发蓝眼的俄罗斯姑娘，飞机旅行，欧洲，一种新的文化。实际情况当然完全不同。莫斯科很像圣地亚哥，但更安静，更大，冬天极度寒冷。起初，我被送进一所双语学校，那里一半时间教西班牙语，一半时间教俄语。两年后，我进入正规学校，已经能讲说得过去的俄语了，日子过得无聊之极。我猜后来是有人帮我走后门才让我上了大学，因为说真话，我没怎么好好念书。大学头一年，我读的是医学系，念了一学期就退学了，医学不适合我。但是，医学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交上了第一个朋友，我的意思是第一个不像我这样是从智利逃亡的朋友。他名叫吉米·冯德瓦，来自中非共和国，就像国名的字面意思，位于非洲的中部。吉米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也是共产党人，也是被迫流亡的。吉米相当聪明，但是骨子里跟我一样。他也喜欢熬夜，喜欢喝酒，喜欢时不时地抽一口，喜欢女人。不久后，我俩就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除了圣地亚哥帮派里的兄弟们，吉米就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了。圣地亚哥的那帮弟兄留在那边了，恐怕一辈子也难再见到，可谁知道呢，对吗？总之，情况是在那儿的时候我和吉米联合了起来，势力、心愿，以及需求都联合在一起，从此以后，我俩不再是孤独、迷茫的流亡者，而是两匹在莫斯科大街上乱窜的野狼，互帮互助，你不敢干的事我敢干，渐渐地（之所以是渐渐地，因为吉米有时还得念书，他的确是个好学生，不像我），我俩对这座可能要长期生活的城市有了总体的概念。我俩年轻时的冒险经历就不多说了，只讲讲一年后我俩知道了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大麻叶，这事今天在巴塞罗那似乎轻而易举，可那时候在莫斯科这真的是英勇事迹。另外，我那时已经试着念过拉美文学、俄罗斯文学、无线电广播、食品科学等专业，总之什么都学过一点，原因可能是念书没意思，或者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或者只是不想去上课，我生活里的大部分时候基本就是如此，一事无成。终于有一天，我爸声称要把我送到西伯利亚一家工厂去劳动，可怜的老头子，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这就是我进体育学院的原因，有些乐天派的苏联人将那里称为高等体育学院。这回，我努力保持克制，直到拿到文凭。是的，伙计，如今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合格的体操教练。当然，不是个优秀的教练，尤其跟某些苏联人比，但归根到底也是体操教练。我把毕业文凭交给父亲时，老人家激动得老泪纵横。我想我的青春期也就到此为止了。

那时我常自称罗赫尔·斯特拉达[斯特拉达（Strada），意大利黑手党常见的姓氏。罗赫尔·斯特拉达（Roger Strada）也与其本名罗赫略·埃斯特拉达（Rogelio Estrada）拼写相近。——中译注，下同]。我总是惹麻烦，朋友圈也不是由人们常说的那种好人组成的，我自己就坏透了。似乎我总是满腔怒火，不知如何发泄。我给一位体育教练当过助手，这位教练是个声名狼藉、品行令人不安的家伙（的确很合我的胃口），他专门在中学里寻找田径运动员的苗子，而我则将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派对，以及能增加收入的不正当交易上。我这位上司名叫普尔塔科夫，离了婚，住在列留申科大街的一套小单元房里，离罗加乔夫广场不远。前面说过了，我是个坏小子，吉米·冯德瓦也是，任何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坏蛋（我自称罗赫尔，起初纯粹是因为渴望与吉米般配，骨子里我自觉是个新意大利匪徒），可是普尔塔科夫是地地道道的坏蛋。随着和他交往的时间越来越久，我开始学习他的种种计谋、堕落和恶习。我父亲生活在一个堆满文件和备忘录的莫斯科，一个官僚的莫斯科，他们发出命令又收回命令，议论时事，拉帮结派，明争暗斗，生活在一个理想化的莫斯科。我生活在一个有毒品、妓女、黑市，有享乐、恐吓、罪行的莫斯科。有时，这两个莫斯科会在某些领域发生碰撞，甚至混在一起，但通常情况下，这是两座完全不同的城市，彼此都意识不到对方的存在。我跟着普尔塔科夫进入了体育博彩的世界。我俩当然是拿别人的钱来赌的，但有时也用自己的钞票。我俩赌足球、曲棍球、篮球、拳击，甚至滑雪冠军赛——一项我一直觉得无趣的运动——总之遇上什么就赌什么。我还结识了一些人，各种各样的人。通常都是些不错的家伙，和我一样干点小偷小摸的勾当，但有时也会碰见真正的犯罪分子，他们是些什么都敢干的家伙，或者说至少是在“某种情况下”什么都敢干的人。我出于生存的本能，尽量不跟他们走得太近。他们是从大牢里或者阴沟里出来的人，能吓倒普尔塔科夫，能让我和吉米毛骨悚然。其中有一人除外，他和我们同岁，不知为什么对我有些好感。他叫米沙·谢苗诺维奇·巴甫洛夫，莫斯科犯罪团伙里的能人。我和普尔塔科夫经常在米沙下注时为他提供各种体育消息，而米沙则时不时地邀请我们去他的公寓做客，或者说去他的其中一间公寓做客，每次都不一样，但都比普尔塔科夫家或者我家更破，大多位于莫斯科东北郊外的工人聚居区里，在波卢博亚罗夫、维多利亚、旧市场这些地方。普尔塔科夫不喜欢米沙（对了，普尔塔科夫谁也不喜欢），他尽量避免跟米沙来往，但我这个人一向没心没肺，米沙顶着黑帮神童的光环，待我也很周到——有时送给我烧鸡、伏特加或者鞋子——最终还是征服了我，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身体和灵魂都追随他去了。

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我父母回了智利，妹妹没走，因为她跟一个苏联人结了婚。我父亲死在圣地亚哥，家里人给我写信说葬礼很隆重。吉米·冯德瓦仍住在莫斯科，在医院里工作（他父亲回中非共和国去了，后来被人杀害），而普尔塔科夫和我继续像两只老鼠那样在各个体育场馆里窜来窜去。到了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人们自由了（尽管我对政治一向漠不关心），黑社会组织公开活动。莫斯科成了一座迷人的、欢乐洋溢的城市，是俄罗斯人特有的那种欢乐喧闹。我没法向你解释，想明白这一切，你必须理解斯拉夫人的心灵，你虽然读了很多书，可我觉得你不懂他们的心。忽然之间，对我们来说，一切都变得太大了。普尔塔科夫，他骨子里是个斯大林主义者（我始终想不明白这事，因为要是斯大林还活着，他肯定会老死在西伯利亚的），他怀念旧时代。我刚好相反，适应了新形势，决心攒点钱，如今这是有可能的事情，有了钱我可以彻底离开莫斯科，去闯荡世界，看看欧洲，然后是非洲，虽说我那时已经三十多岁，到了对世界该有更深了解的年纪，却还是把非洲想象成冒险家的乐园，想象成无边的土地，想象成一本新的故事书，在那里可以重新开始幸福生活，找到自我，就像1973年时我们这些圣地亚哥小子们说的那样。就这样，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我成了米沙·巴甫洛夫的雇员。当然了，米沙此前就变成了权贵。那时候他的外号是比利小子[“比利小子”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传奇罪犯用过的绰号。他出生于美国西部，少年时代便成为亡命之徒，以枪法精准而闻名]。别问我为什么。比利小子拔枪很快；米沙干什么都不快，就是掏信用卡也如此。比利小子很勇敢，至少在我看过的电影里，他很瘦又灵活；米沙也很勇敢，可是胖得像一尊佛（即使按照俄罗斯人的标准也是胖子），厌恶各种类型的体育锻炼。我继续当赌场经纪人，但不久就开始为他干别的工作了。他有时给我一大笔钱，派我去看望一位认识的运动员让他输球。有一次，我差不多收买了半个足球队的人，一个接一个，讨好那些更愿意合作的球员，含蓄地威胁其他固执的家伙。有时候，他让我去说服一些下注的人撤回赌注，或者别掀起大浪。但大部分时间我的工作是提供关于运动员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表面上没有什么意义的情报，巴甫洛夫雇的计算机专员不知疲倦地把情报输入他的电脑。

然而，我还做了另外一件事。莫斯科黑帮的情妇大部分是夜店妓女、脱衣舞娘、女演员或想成为演员的姑娘。这很正常，一向如此。但米沙·巴甫洛夫喜欢的是女运动员，跳远的，中、短跑的，三级跳的……他还短暂泡过某个女标枪运动员，但他真正偏爱的是跳高运动员。他常说，她们就像羚羊，是完美的女性。此话不无道理。我的任务就是为他找这样的姑娘。我常常去训练场馆，为他安排约会。有些姑娘很乐意跟米沙·巴甫洛夫共度周末，可怜的姑娘，但大部分姑娘是不愿意的。可我总有办法为他找到他喜欢的姑娘，哪怕为此我得自己掏腰包，或用些威逼的手段。就这样，一天下午，他说他喜欢纳塔利娅·米娅伊洛芙娜·崔科娃——一个十八岁的女运动员，来自伏尔加格勒地区，刚刚到莫斯科，有希望进奥运代表队。我不能太确切地说明那是什么，但我可以感觉到从一开始巴甫洛夫说到崔科娃的时候，神情就很不一样。他给我下令把崔科娃弄到手时，身边站着两个兄弟。这俩人等米沙一说完，就冲我使眼色，好像在说：罗赫尔呀，老老实实执行命令吧！比利小子这回玩真格的啦。

两天后，我跟纳塔利娅·崔科娃说上话了。那是在斯巴达诺夫卡室内田径场，体育中心林荫道那里，上午九点，这可不是我通常起床的时间，但是是我唯一可以见到这位女跳高运动员的时刻。我先是从远处看见了她，她正要跑向跳高横杆，聚精会神，双拳紧握，眼睛望着上方，好像在向上帝祈祷或者在寻找天使。接着，我走过去做了自我介绍。你叫罗赫尔·斯特拉达？她问道，所以你是意大利人。我没敢多做解释，我告诉她我是智利人，有很多意大利人住在智利。她身高一米七八，体重不超过五十五公斤，一头栗色长发梳成简单的马尾，但美得无与伦比。她的眼睛几乎是黑色的，我可以发誓，她的双腿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长最美的腿。

我不能告诉她我来访的动机。我请她喝了一瓶百事可乐，告诉她我喜欢她的跳高技法，然后就走了。当晚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巴甫洛夫汇报，不知道该编什么样的谎言才好。最后，我决定选择最简单的办法。我说，纳塔利娅·崔科娃需要时间考虑考虑，她与他从前认识的姑娘是完全不同的类型。

米沙望向我，他的脸有点像海豹，又像被宠坏的孩子。他说，好吧，给你三天时间搞定。如果米沙说给你三天时间，那就必须在三天里解决问题，多一天也不行。我冥思苦想了几个小时，反复问自己问题出在哪里，是什么阻碍了我，最后决定尽快解决问题。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去见了纳塔利娅。最早到田径场的那批人里就有我。我用了好长时间观察来来往往的运动员，他们个个像我一样半醒半睡，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或争论着什么，我听不太清楚，像是毫无含义的杂音，或是在用我听不懂的俄语喊什么，仿佛我突然忘记了俄语，直到纳塔利娅出现在人群中。接着，她开始做热身运动。她的教练在一个小本子上记录着什么。有两个女跳高运动员在跟她说话。她们有时哈哈大笑，有时跳过去之后坐下来聊天，穿上红蓝配色的运动服，很快又脱掉，有时喝点水。我快活地看了半小时之后，意识到自己心生爱慕了。这种事可还是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之前，我喜欢过一两个妓女，待她们好与坏无关紧要。现在我是真的爱上她了。我上前跟她交谈，解释了米沙·巴甫洛夫的情况，他是什么人，他想干什么。起初，纳塔利娅又气又怕，后来又觉得有趣。她同意和他见面，尽管我建议她别去。我把约会的时间尽可能延后了一些。下午训练结束后，我请她看了一场布鲁斯·威利斯的电影，他是她喜欢的演员之一，之后还邀请她去高级餐厅吃了晚饭。我俩聊了很长时间，内容广泛。她以前的生活艰苦而令人沮丧，她简直是坚忍不拔、意志力强大的典范，与我的生活完全相反。她的爱好简单，不求有钱，只要幸福就行。在性爱问题上，我很想套出她的心里话，她思想很开放。一开始我有些沮丧，以为纳塔利娅已经是巴甫洛夫的囊中物，想象着她跟他的所有保镖一一上床的情景，这想法令我难以忍受。但后来我才明白纳塔利娅所说的是一种我根本不理解的性关系（至今我也不理解），意思就是她不可能和所有家伙上床。我还明白了一件事，无论如何，我有责任保护她。

一周后，巴甫洛夫派我往室内田径场送一束红白康乃馨，估计这花贵得要命。纳塔利娅收下了康乃馨，让我等她一会儿。我俩整整在一起待了一天，先是在市中心（我给她买了两本布尔加科夫的小说，那是她喜欢的作家，是从旧巴斯曼纳亚街的流动摊位上买的），后来去了她住的小房间。我问她事情进展如何。我可以冲你发誓，她的回答真把我给惊呆了。她说，这束鲜花就说明了一切。朋友，这话说得多么简明扼要，又多么冰冷啊！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她是俄罗斯人，我是智利人，我觉得天塌地陷了，立刻就痛哭起来。我常常会回想起那个痛哭流涕的下午，以及那个下午如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解释不清楚，只感觉自己像个孩子，第一次觉得莫斯科这么冷，冷得让人受不了。那天下午，我们做爱了。

从那以后，我的人生就落在纳塔利娅手里了，而她的则在米沙·巴甫洛夫手里。这情况本身似乎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随着对巴甫洛夫的认识加深，我知道跟纳塔利娅上床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冒险。而且，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已确信他们两人上过床了——我还准确地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我日益愤恨沮丧，这导致我开始宿命地看待自己的生活（以及广义的生命现象）。如果那时候有个可以推心置腹、倾诉衷肠的朋友就好了。但我不可能将这件事告诉普尔塔科夫。吉米·冯德瓦则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我和他早就不能像从前那样经常见面了。我所能做的只是忍耐和等待。

就是这样，一年过去了。

跟巴甫洛夫在一起的日子总有点奇怪。他本人的生活至少分成三部分，我有幸，或者说不幸，全都了解：一是巴甫洛夫作为生意人的生活，身边永远站着保镖，散发出令人不安的铜臭和血腥气；二是谈情说爱或者我们圣地亚哥人说的玩女人的巴甫洛夫，这部分折磨着我，让我胡思乱想；三是巴甫洛夫灵魂躁动的私人生活，一种忙于或者说乐于消遣娱乐的生活，按照他的说法是“内心休息的时刻”，探索文学艺术，你可能不会相信，巴甫洛夫博览群书，因此也乐于和别人聊聊正在读的书。这也是他常常邀请三个人来聚会的原因，这三人可以说是他团伙里的文化派或世界主义者。一个是小说家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一个是真正的意大利人、在莫斯科语言学院用奖学金攻读俄语的学生保罗·里佩利诺；再一个就是我，介绍的时候总说我是他的朋友罗赫尔·斯特拉达，尽管他有时对待我就像对待一条狗一样。巴甫洛夫嘴角带着一点微笑说，两个俄罗斯人加上两个意大利人。他这样说是为了当着里佩利诺的面贬低我，可是里佩利诺对我一向很尊重。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聚会还是很开心的，但有时是半夜召集我们过去，一接到电话我们就不得不立即赶往巴甫洛夫在莫斯科诸多住所的某一处，那时候困得只想上床睡觉，我们还得忍耐着听完老大的高谈阔论。巴甫洛夫的阅读口味兼收并蓄，这个词是这么说的，对吗？至于我本人，坦率地说，只读过布尔加科夫的作品，那只是出于对纳塔利娅的爱，至于别的书我没有任何想法，我不是个读书人，这是明摆着的事情。据我所知，谢苗诺夫在写色情小说；里佩利诺有个电影剧本，是个关于空手道拳师和黑手党的故事，他希望巴甫洛夫能赞助他拍摄。这个聚会里唯一真正懂文学的人就是发起者。因此，巴甫洛夫会提出话题，比如说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几个人就跟随附和。谈话次日，我会去图书馆找些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与生平的概述，这样下次聚会就有可说的话了，尽管巴甫洛夫几乎从不重复话题，这周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下周谈鲍里斯·皮利尼亚克[鲍里斯·皮利尼亚克（Borís Pilniak，1894—1938），1930年代颇负盛名的俄语小说家。他的作品在叙事方法和思想内容上都别具一格，被称为“皮利尼亚克风格”。代表作有《荒年》《暴风雪》《红木》等]，再下一周谈契诃夫（不知为什么，他说契诃夫是个娘娘腔），再后来攻击果戈里，或者就谈谈谢苗诺夫，把他的色情小说捧上了天。谢苗诺夫绝对是个人物。他年龄和我一样，也许大一点，受巴甫洛夫的保护与提携。我听说他让自己的老婆失踪了。我不知道怎么看待这种传言。谢苗诺夫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除了咬巴甫洛夫的手。里佩利诺则不同，他是个善良的小伙子，唯一公开承认老大挂在嘴边的那些小说一部也没读过的人，但他读过诗歌（俄语诗歌，朗朗上口、便于记忆的那种），通常在我们大家都已经喝醉了的时候，他就朗诵几首。这人是谁？谢苗诺夫用低沉的声音问道。里佩利诺回答说：是普希金，还能是谁！我赶紧趁机大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甫洛夫和里佩利诺会一起朗诵普希金的诗歌，谢苗诺夫则掏出一个小本子来，大概是在起草下一部小说。有时，我们聊斯拉夫人和拉丁人的心灵，我和里佩利诺在这个话题上处于劣势。你简直想象不出巴甫洛夫关于斯拉夫精神的知识是多么渊博，他所能触及的层面是多么深刻，多么令人悲伤！到了最后谢苗诺夫往往会哭起来，我和里佩利诺刚一开始交锋就败下阵来。当然，聚会不总是单单我们四个人。有时巴甫洛夫会派人去叫几个妓女来。有时会见到一两张陌生的面孔，什么小杂志的主编、失业的演员、真正了解阿列克谢·托尔斯泰[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éi Tolstói，1883—1945），跨越沙俄和苏联两个历史时期的俄语作家。他早年醉心于象征派诗歌，而后转向科幻及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代表作有《苦难历程》《彼得大帝》等]全集的退伍将军之类的。这些人无论和蔼可亲还是让人讨厌，他们要么是想跟巴甫洛夫做生意，要么是指望能从他那里得到资助和接济。聚会的夜晚有时是令人愉快的，有时，坦率地说，很糟。我永远无法理解斯拉夫人的心灵。有一次，巴甫洛夫给客人们看照片。起初，我不愿意看，但后来大家叫我过去，我没法拒绝。照片上是四五个我给他弄到手的姑娘。纳塔利娅·崔科娃也在其中。我觉得不爽，估计巴甫洛夫也察觉到了，他用长胳膊把我搂住，在我耳边唱起一首关于死亡和爱情的祝酒歌，他说死亡和爱情是生命中唯一真实的事情。我记得当时我因巴甫洛夫的俏皮话笑了出来或努力想笑出来，一向如此，我的笑声常死在喉咙里。后来，当别人醉酒酣睡或走掉之后，我在窗户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静静地望着那些照片。事情就是如此，那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好，一切都令人知足（就像我父亲常常说的，知足常乐），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平静，自由。那时我还想，斯拉夫精神与拉丁精神区别不大，事实上二者是一回事，与非洲精神是一回事，那精神大概也照亮了我朋友吉米·冯德瓦心中的暗夜。也许斯拉夫精神能受得住更多的酒精，仅此而已。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纳塔利娅落选奥运代表队，因为她一直跳不过队里要求的高度。她参加了全国选拔赛，名次不佳。显然，她更别想打破什么纪录了。尽管她不肯承认，但她的职业生涯的确要结束了。有时候，我俩说起未来的日子，既害怕又期待。她跟巴甫洛夫的关系时好时坏，巴甫洛夫有几天爱她爱得要命，似乎超过世界上任何人，有几天又待她很坏。一天夜里，我们见面时她满脸青肿。她告诉我是训练时摔的，可我知道那是巴甫洛夫干的。有时，我和她聊得很晚，聊旅行，聊别的国家。我给她讲智利的事情，那是我瞎编出来的智利，我猜，她会觉得智利听起来和俄罗斯很像，不会让她产生多少热情，但会引起她的好奇。有一次，她跟着巴甫洛夫去了意大利和西班牙旅行。他们出发的时候没有邀请我，但回国时我跟着大家去机场迎接了。纳塔利娅皮肤晒得黝黑，非常漂亮。我献给她一束白玫瑰花，那是前一天夜里巴甫洛夫从西班牙下令我给她买的。谢谢你，罗赫尔，她说。没什么，纳塔利娅·米娅伊洛芙娜，我回答道。我没有告诉她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共同的老大打来过长途电话。这时，巴甫洛夫正在跟几个保镖说话，没有察觉我眼中的柔情（我的眼睛像老鼠一样，甚至连我妈都这么说，愿她老人家在天上安息）。而实际情况是，我和纳塔利娅的亲热劲儿越来越忘乎所以了。

一个冬天的晚上，巴甫洛夫打电话到我家里。他好像很生气，命令我马上去见他。我听闻他的什么生意进行得不顺利。我找理由拖延，说现在时间太晚，外面天气太冷不适合出门。可是米沙毫不通融，他说：要么半小时内露面，要么明早我揪下你的蛋来。我立即穿上衣服，出门前把我在医学系念书时买的一把匕首放进了口袋。我猜你是知道的，清晨四点钟的莫斯科街道并不安全。走在大街上，好像那场巴甫洛夫来电话时我正做的噩梦在继续。路面上铺满积雪，气温估计在零下十到十五度，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一个人影。起初，我走十米跑十米，让身体暖和起来。十五分钟后，我的身体冷得缩成了一团，一步一步艰难前进。有两次我看见警车驶过，便连忙转身躲避。又有两次看到出租车飞驰而过，但都不愿停车载我。此外，遇见的只有醉鬼，他们全然不知道我的出现，还有躲在梅德韦季察大街宽阔门廊下的人影。巴甫洛夫约我见面的住所位于内梅茨卡亚大街上，通常情况下走路需要三十至三十五分钟。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我走了一个小时才到，进门时左脚四根脚趾完全冻僵了。巴甫洛夫坐在壁炉旁一面看书一面喝干邑白兰地等着我。不等我说话，他迎面一拳打在我鼻子上。我几乎还没有感觉，就轰然倒地了。我听见他叫喊道：别弄脏我的地毯！接着，他连续踢了我肋骨五下，因为是穿着拖鞋踢的，我也没有觉得十分疼痛。然后，他坐下来，拿起了书和酒杯，似乎平静下来了。我站起来，去卫生间洗掉鼻子里流出来的鲜血，然后返回客厅。你看什么书呢？我问巴甫洛夫。布尔加科夫，他说，你知道他的作品的，难道不是吗？对，布尔加科夫，我说着，胃像打了结一样难受。我心里想，要是他跟我说起纳塔利娅，我就宰了他。我把手伸进大衣口袋里去摸那把匕首。我喜欢诚实的人，巴甫洛夫说，老实人，不玩两面派的人，因为我既然信任你，那就会信任到底。我说：我一只脚冻坏了，得去医院看看。巴甫洛夫没有听我说话，于是我决定不再诉苦，再说也没那么严重，我的脚趾头已经可以活动了。有一阵工夫，我们都沉默着：巴甫洛夫在看布尔加科夫的作品（我估计是《不祥的蛋》），我则望着壁炉里的火焰。巴甫洛夫说：纳塔利娅告诉我，你经常去看她。我没说话，但是点点头。你跟那婊子睡觉了，对吧？我撒谎道：没有。我俩再次沉默。忽然间，我冒出一个念头，巴甫洛夫已经杀了纳塔利娅，今夜他要杀我。我没权衡后果，一下子扑过去，割断了他的脖子。我用了半小时的时间，擦掉了自己的痕迹。后来就回家去了。当夜喝醉了。

一星期后，警察逮捕了我，把我带到伊利宁科夫警察局，审了一小时。纯粹走走形式。巴甫洛夫的继任者名叫伊戈尔·鲍里索维奇·普罗托波波夫，外号“小沙丁鱼”。他对女运动员不感兴趣，但是仍然让我干赌场经纪人并负责操纵比赛。我为他干了六个月后，离开了俄罗斯。你一定很好奇纳塔利娅怎么样了。杀了巴甫洛夫的次日一大早，我就见到了她，在她训练的体育场上。她不喜欢我的脸色，说道：你像个死人。我从她说话的口气里听出一丝轻蔑，但也听出了亲切甚至亲热的意味。我哈哈一笑，告诉她我昨夜喝多了，仅此而已。然后，我去了吉米·冯德瓦工作的医院，让他看看我冻伤的脚趾。问题不太严重，但是我们贿赂了几个人，让我在医院里住了三天。后来，吉米改了入院日期，证明我那时不在杀人现场，而是舒舒服服地躺在病床上。

前面我说了，六个月后，我离开了俄罗斯。纳塔利娅跟我一起走的。一开始，我们住在巴黎，甚至谈论过结婚的事情。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害羞呢。后来，我俩在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都住过一阵子，因为纳塔利娅在那里有几个朋友，希望找到一份好工作。后来，那几个朋友并不那么友好，可怜的纳塔利娅无法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她甚至想在一家俄式餐馆试试厨师的工作。可是她干不了厨房的活。我俩很少谈到巴甫洛夫之死。纳塔利娅不同意警察的看法，她认为巴甫洛夫死于他的部下，具体说就是“小沙丁鱼”之手，但我对她说是一个敌对帮派干的。说来有趣，在她的记忆里，巴甫洛夫是位绅士，她常热情夸赞他的慷慨大方。我由她去说，自己心里在笑。有一回，我问她是不是崔科夫将军的亲戚，就是那位保卫斯大林格勒的人，那座城市如今叫伏尔加格勒。罗赫尔，你想什么呢，她说，当然不是啦。就在我俩同居一年后，她把我给甩了，爱上了一个德国人，名叫什么库尔特，不知道姓什么。她告诉我她恋爱了，后来还哭了，为我难过或者是为她自己高兴，我不得而知。我用西班牙语说：走你的吧，婊子！她哈哈笑了，往常也是这样，我一说西班牙语她就笑。我也笑了。我俩喝了一瓶伏特加就分手了。后来，我意识到在这座德国城市里我已无事可做，于是就来到了巴塞罗那。如今我在一所私立学校当体操老师。生活过得不糟，找妓女睡觉，常光顾两家酒吧，有自己的圈子，就像他们描述的那样。但是有时，尤其是在深夜，我会想念俄罗斯，想念莫斯科。这里是不错的，但跟莫斯科不一样，如果你非要问我，我还真说不出来究竟在想念什么。仅仅是因为活着而感到高兴吗？我不知道。过几天，我要坐飞机回智利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