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安塞尔莫·圣胡安

有一次，阿玛尔菲塔诺在跟一位友人讨论完艺术的奇妙特征之后，讲述了一个巴塞罗那友人给他讲的故事。内容与一个西班牙蓝色师[蓝色师（División Azul），西班牙陆军中的正式名称为西班牙志愿师，德军中的正式名称为德意志国防军第250师，是“二战”期间协助德军对苏联作战的一支西班牙志愿军]的新兵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苏联前线作战，确切地说，是同德军的北方集团军一起在诺夫哥罗德附近作战。

这士兵是个矮个子的西班牙塞维利亚人，瘦得像根木棍，蓝眼睛，为生计所迫（他不是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Dionisio Ridruejo，1912—1975），西班牙诗人、长枪党人，曾任佛朗哥政府内阁宣传部部长，1941—1942年跟随蓝色师在东线作战]那种人，也不是托马斯·萨尔瓦多[托马斯·萨尔瓦多（Tomás Salvador，1921—1984），西班牙作家、记者。1941—1943年跟随蓝色师到过苏德战场前线]那种人，该敬纳粹军礼的时候他就敬，但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西斯分子或长枪党人）才到了苏联。在这儿，不知道是谁开的头，有人对他喊：新兵蛋子，过来！或者喊：新兵蛋子，干这个！干那个！于是，这个塞维利亚人的脑海里就留下了“新兵蛋子”这个词。但在他的脑海深处，在这个辽阔、孤寂的地方，因为时间的推移以及充满惊恐的日常生活，“新兵蛋子”变成了“领唱者”[原文为chantre，意指教堂唱诗班的领唱者，与sorche（新兵）这个词读音相近]。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猜测是某种童年时代的心理机制被唤醒了，一些幸福的记忆等待着被召回的契机。

于是，这个安达卢西亚[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西班牙南部的一个自治区，首府位于塞维利亚]人常常思考自己作为领唱者的责任和义务，尽管从自身来讲他一点也不明白领唱者这个词的含义，没人告诉他这是指大教堂里唱诗班的领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样把自己想成领唱者的行为，他真的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领唱者。在可怕的1941年冬天，他当上了圣诞颂歌的领唱者，与此同时，苏联人正在粉碎德军250师的进攻。在他的记忆里，那几天充满了噪声（低沉的、持续不断的噪声）和一种存在于地下的、有点失焦的欢乐。他们唱着，但似乎声音总是后于甚至先于歌手唇部、喉咙、眼部的动作发出，这些部位常常滑动在一种静悄悄的缝隙里，滑动在非常短暂但同样令人感到奇怪的旅途中。

此外，这位塞维利亚人表现得像个勇士，逆来顺受，尽管后来他的脾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暴躁。

不久以后，他就尝到流血的滋味了。一天下午，他不小心受了伤，住进里加军事医院，待了两周，受到第三帝国女护士的照顾，这些女子个个身强力壮，满面笑容，对他眼睛的颜色表示难以置信；他还受到西班牙志愿者的照顾，她们可能是何塞·安东尼奥[何塞·安东尼奥（José Antonio，1903—1936），西班牙长枪党创始人，西班牙内战时在狱中被处决。佛朗哥上台后多次赞扬其壮烈牺牲，并追授公爵爵位]的姐妹、嫂子或者远房表姐妹，个个丑陋之极。

等到他出院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这位塞维利亚人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情：他没拿到前往正确目的地的车票，他们给了他一张去党卫队兵营的路条，那里距离他原来的部队有三百公里。到了那里以后，他身边是德国人、奥地利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个个比他高大、强壮，他试图用简单的德语解释清楚这个错误的派遣，但是党卫队的人对他的事拖延不办，在查明问题的这段时间里，派他打扫兵营，让他拿着水桶和抹布擦洗一幢巨大的长方形木质建筑的地板，那是扣押、审讯和酷刑拷打各种囚徒的地方。

这位塞维利亚人虽然对现状不满，但非常认真自觉地执行着这项新任务，在新的兵营里，时间日复一日地流逝，吃的比从前好，也不用冒什么危险，因为党卫队兵营被安排在后方就是要对付那些所谓“匪徒”的。于是，“新兵”一词在他脑海深处再次变得清晰起来。他想：我是个新兵，是个刚入伍的新兵蛋子，应该接受命运的安排。渐渐地，“领唱者”这个词消失不见了，但是在有些傍晚，浩瀚的天际让他心中充满怀念，怀念家乡塞维利亚，领唱者的声音渐渐消失在远方，天晓得远方什么地方。有一次，他听见几个德国兵在唱歌，想起了“领唱者”这个词；又有一次，他听见有个男孩在树丛后面唱歌，又想起了“领唱者”，这一次更清晰了，但是当他去树丛后面寻找的时候，那孩子已经不在那里了。

有一天，注定要发生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党卫队兵营被苏联骑兵团袭击并占领了，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是这是敌后游击队干的。战斗时间很短，德国人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一小时后，苏联人发现那个塞维利亚人藏在那座长方形的建筑里，身穿党卫队后备军的军服，身边是这里不久前所发生的残忍暴行的证据。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抓了个现行。他们立刻把他捆在党卫队用来刑讯的椅子上，椅子腿和扶手上都有绑带。对苏联人的提问，他都用西班牙语回答说听不懂，还说在这里他只是个听差的。他本想说德语，可是只会三五句话，那些苏联人一句德语也不会说。一番拳打脚踢之后，他们去找一个会说德语的苏联人，那人正在这座长方形建筑的另外一间牢房里审讯囚徒。在那些苏联人回来之前，这个塞维利亚人听到了枪声。他明白苏联人正在杀害党卫队的人，因此对毫发无损地走出这里也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枪声一停，他又感到一丝活下来的希望。那个会说德语的苏联人问他在这里干什么，什么职务，哪一级军衔。塞维利亚人试图用德语解释明白，但并不成功。于是，苏联人撬开他的嘴巴，用德国人夹人体别的部位的火钳拉扯他的舌头。他疼得泪流满面，差不多是喊叫着说出一个词：coño[西班牙语，意为“他妈的”]。伸进嘴里的火钳让这句西班牙语飞向空中时变了音，他号叫出的词听起来像“kunst”。

懂德语的那个苏联人吃惊地望着他。塞维利亚人不停地喊叫着kunst，kunst，疼得直哭。“kunst”这个词在德语里是“艺术”的意思。那个会两种语言（俄语和德语）的军人听懂了这个词，于是说道：这个婊子养的是艺术家之类的人。给塞维利亚人上刑的大兵们抽出了火钳，带下一小块舌头上的肉。有一瞬间苏联人被这个发现迷住了，他们呆在那里。“艺术”这个词让野兽变得温顺起来。就这样，苏联人像被驯服的野兽一样宽慰地喘了一口气，等待着什么指示。与此同时，新兵蛋子满嘴是血，大量唾液混着鲜血一起吞咽下去，他感觉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从“coño”变成“kunst”，一下子救了他的命。等到他从长方形建筑里走出来的时候，正是傍晚，但是阳光刺伤了他的眼睛，仿佛是在正午。

他跟着为数不多的俘虏一道被带走了。不久以后，有个懂西班牙语的苏联人听他讲述了身世。最后，他被送进了西伯利亚的一处俘虏集中营，而他意外遇见的那些凶狠的党卫队战友都被枪毙了。他在西伯利亚一直待到五十年代末。1957年他在巴塞罗那定居了。有时，他会开口讲讲那些战争中的小故事，口气十分幽默。有时，他会张开嘴巴让任何想看的人看看那缺了舌尖的舌头。已经几乎看不出什么异样了。大家说到他舌头已经正常的时候，他就解释说：舌头会随着时间生长的。阿玛尔菲塔诺本人并不认识这位塞维利亚人。但是当他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位塞维利亚人还住在巴塞罗那一间看门人的小屋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