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保拉·马索特

我叫乔安娜·西尔维斯特里，三十七岁，色情电影演员，病倒在尼姆市[尼姆（Nîmes），法国南部城市]的特拉贝修斯诊所，看着日落，听着一位智利警探讲故事。他在寻找什么人？一个幽灵？在第二个下午，也就是他最后一次来看我的时候，我告诉他，我知道很多关于幽灵的事。他露出一个老耗子般的微笑，老耗子般毫无热情地点点头，像个不太有教养的老耗子。我对他说：无论如何，要谢谢您的鲜花，谢谢您的杂志，但是您要找的那个人，我几乎不记得了。他说：您别费劲想了，我有的是时间。若一个男人说他有的是时间，那就是上钩了（那时有没有时间就不重要了），你对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这是虚妄。有时我会想起那些曾经拜倒在我脚下的男人，当我闭上眼睛再睁开的时候，墙壁被刷上了别的颜色，不是原来我每天看的白骨色，而是像让人讨厌的画家阿蒂里奥·科尔西尼的画作，有条纹的鲜红色和令人作呕的蓝色。科尔西尼在绘画方面并无天赋，他的作品你很想不记在心上，却总能回想起来，像灌肠剂一样促使你联想，而这些联想都是深棕色的，让暮色轻轻颤抖，起初令人难以忍受，但后来甚至会觉得有趣。拜倒在我脚下的男人实际上寥寥，两三个而已，而且永远离我而去了。命运普遍如此。这话我没对那个智利警探说，虽然正是我心头所想，本来可以跟他这样一个我丝毫不了解的人分享我的想法。我称他“警探”，似乎是为了弥补我的失礼，也许我还说到了孤独和智慧之类的，尽管他急忙说“西尔维斯特里夫人，我不是警探”，但我发现他还是喜欢我称他为“警探”，我说这话的时候正望着他的眼睛，虽然他表面上脸色没变，但是我注意到了他的剧烈心跳，仿佛有只小鸟从他脑海里飞过。事情一件接一件，我没说出心头所想，说出了我知道会让他高兴的话，说出了我知道会给他带来美好回忆的事。这就像现在有人，如果是陌生人更好，跟我谈起奇维塔韦基亚[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意大利罗马省一海港镇]色情电影节、柏林情色电影交易会、巴塞罗那色情电影与录像展会，有人回忆起我的成就，包括不存在的成就，或者谈到了1990年，那是我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我飞往洛杉矶，那几乎是一次被迫的旅行，是从米兰飞往洛杉矶，预计会筋疲力尽，可是恰恰相反，像一场梦一样就过去了，就像在飞机上做的梦，航线一定穿过了大西洋，可在我的梦里是走中东航线飞往洛杉矶的，经过土耳其、印度、中国，我从飞机上看见陆地上有一列列火车（不知为什么飞行的高度如此之低，但是无论何时我们乘客都没有危险），列车的确很长，发疯般飞驰在铁路上，但是正确无误，像一个巨大的钟表似的机械装置在我不了解的土地上（除去1987年那次印度之行，还是不要回想那一年为好）延伸，从列车上不时地上人、下人，装货、卸货，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仿佛在看经济学家用来说明事物运转、起源与消亡、运动与惯性的动画片。到达洛杉矶时，在机场迎候我的是罗彼·潘托里亚诺，他和阿道夫·潘托里亚诺是兄弟，只要看看罗彼就会明白此人是君子，与他兄弟阿道夫完全相反（愿上帝留他在天堂或者涤罪所，任何人都别下地狱），在机场出口，有辆接送旅客的大轿车在等我，这种车只有在洛杉矶才看得见，纽约也没有，只在比弗利山或者橘子郡才有。后来，我被送到事先为我租好的房子里，那是一座小房子，很漂亮，在海滩附近。罗彼和他的秘书龙尼留下来帮我打开行李（尽管我对他俩发誓说，我喜欢自己来弄），他俩还要给我解释房子里的设备，好像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微波炉，美国人有时就是如此，和蔼可亲到没教养的程度。后来，他俩为我放了一盘录像带，让我看看三四位我的同事，沙恩·博加特，我在给罗彼的兄弟拍电影时已经认识他了；布尔·爱德华，我不熟悉；达特·克利西斯，耳熟；珍妮弗·普尔曼，也不熟悉。后来，罗彼和龙尼走了。剩下我自己，关上门，上了两道锁，是罗彼和龙尼坚持要我这样做的。然后洗了澡，穿上一件黑浴袍，在电视上找了一部老电影，这让我最后安静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在沙发上沉沉入睡了。第二天，我们开始拍片。这与我想的一切是多么不一样啊。在两周里，我们一共拍了四部影片，差不多是同一个摄制组，在罗彼·潘托里亚诺领导下工作，等于是边玩边干活，就像意大利的官员或者白领职员，尤其是罗马的，每年去野餐一次，忘掉办公室里的烦恼。但是，拍片更好，阳光更好，住得更好，还有大海、重逢的女友们，以及拍摄现场的气氛，放荡却清新，理应如此嘛。我和沙恩·博加特以及另外一个女孩谈到了电影公司的变化，起初，我把这些变化自然归因于阿道夫·潘托里亚诺之死，那小子生前是靠组织卖淫生活的，是最坏的人贩子，那小子连那些可怜的、受虐待的妓女都不尊重。这样一个人渣消失后，你一定会注意到有些事和以前不同了。但是，沙恩·博加特说，不对，不是这么回事，潘托里亚诺之死即便对他自己的兄弟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只是大局中的一个小细节，整个行业正在经历巨大变革，他说，因为一些表面上无关因素的综合作用，包括钱、从其他领域来的新入局者、众说纷纭的那种疾病、对不同但又不能太不同的产品的需求。于是，他们说起了钱，说起了色情影星那个时候转到正规电影产业的现象，但我已经不再听他们说什么了，我开始想人们说的那种疾病，开始想杰克·霍姆斯，就是几年前加利福尼亚的那个著名色情电影明星。到了那天见面结束时，我对罗彼和龙尼说，我想了解一些有关杰克·霍姆斯的事情，我问他俩能否替我搞到杰克的电话号码，还有杰克是不是还住在洛杉矶。尽管起初罗彼和龙尼觉得我这个想法有点疯狂，最后还是把杰克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还对我说，如果你非要打不可，那就打吧，但是别指望能听到电话那头有什么人说出清醒的话来，别指望能听到那熟悉的苍老声音。那天跟我一道共进晚餐的有罗彼、龙尼，以及如今改拍恐怖片并声称将参演卡朋特[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1948—　），美国导演、编剧、作曲家，在1970—1980年代拍出多部经典恐怖电影，被誉为“恐怖电影大师”]或者克莱夫·巴克[克莱夫·巴克（Clive Barker，1952—　），英国作家、导演、视觉艺术家，以奇幻和恐怖作品而闻名]下一部影片的莎朗·格罗夫，这话引起了龙尼的愤怒，他不允许将这两人相提并论，他认为只有很少几人可以与卡朋特一争高下。共进晚餐的还有丹尼尔·罗贝略，我和他在米兰一道工作时有过故事，还有帕特里夏·帕赫，是丹尼尔的妻子，十八岁，仅在丹尼尔的影片里出现过，合同上规定，她只让丈夫插入，跟别的演员最多是口交，就是口交，她也不高兴，导演们经常跟她闹矛盾，据罗彼说，帕特里夏要么重新考虑职业，要么就跟丹尼尔一起做出真正可以引起轰动的片子。我待在那里，在威尼斯海滩最好的餐厅吃着晚饭，坐在餐桌旁欣赏海景，劳累一天之后已经筋疲力尽，没特别注意我同事们兴致勃勃的交谈，而是一心想着杰克·霍姆斯，或者想着杰克·霍姆斯留下的印象，他又高又瘦，鹰钩鼻，胳膊很长且汗毛很重，像猴子，可杰克能是哪种猴子呢？毫无疑问，应该是被囚禁的猴子，一只忧伤的猴子，或者是惆怅的猴子，二者看似一样，其实不然。晚饭用了一小时，结束后还有时间往杰克家打电话，没问题，加利福尼亚人晚饭开始得早，有时天不黑就结束了，我不能再等下去了，不知道心里是怎么回事，我借了罗彼的手机，躲到一个木结构的瞭望台上，那是个专门给游客使用的微型木质瞭望台，下面是拍岸的海浪，浪花又长又低，几乎没有水沫，久久不碎。我打电话给杰克·霍姆斯，说实话，我不指望能找到他。起初，我没听出杰克的声音来，这让罗彼说中了。他也没听出我的声音来。我说：我是乔安娜·西尔维斯特里，我在洛杉矶。杰克长时间不吭声。忽然，我感到地震了，电话在颤抖，瞭望台在震动，突然吹来凉风，穿过瞭望台柱子的凉风，掀起无尽无休浪花的凉风，海水变得越来越黑。后来，杰克说：乔安娜，你来多久了？我很高兴听见你的声音。我说：杰克，我也很高兴。这时，我不发抖了，不再看海水，开始看地平线，看海滩上一家家餐厅的灯，红、蓝、黄色的灯，乍看上去，这些灯让我难过，但同时又给了我安慰。后来，杰克问我：乔安妮，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起初，我没意识到他叫的是“乔安妮”，有几秒钟，我在空气里飘动，好像嗑了药，或者好像在自己四周织起茧，但很快我便意识到并笑了起来。杰克无需问我，也无需我对他说什么，就知道我在笑什么。我回答说：杰克，随时都可以，只要你愿意。他说：那好吧，我不清楚你是不是知道我的健康状况不如从前了。杰克，你还是一个人吗？他说：对，一直是一个人。接着，我把电话挂了。我请罗彼和龙尼给我指指去杰克家的路。他俩说，你很可能会迷路，更别想在杰克家过夜，明天早晨咱们还得拍片子呢，还说很可能没有出租车愿意送我去杰克家，杰克住在蒙罗维亚大街附近，那是一幢年久失修、快要倒塌的小别墅。我对他俩说，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我都要去看杰克。罗彼说：你开我的保时捷吧，条件是明天早晨准时回来。我亲亲罗彼和龙尼，上了保时捷，开上了洛杉矶的街道，恰好在这个时候夜幕降临到大街上，正像尼古拉·迪巴里[尼古拉·迪巴里（Nicola Di Bari，1940—　），意大利歌手]歌中唱的“街道蒙在黑夜的斗篷下面”“街道在黑夜的轮子下面”。我不想播放音乐，尽管罗彼有一套播放CD或激光盘或多媒体的设备，坦率地说，很诱人，但我不需要音乐，只要脚踏油门，耳听车子的嗡嗡声就够了。我估计我迷路了不下十几次，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我向行人打听去蒙罗维亚的最佳道路，感到更轻松了，仿佛整宿待在保时捷上也无所谓，有两次，我甚至发现自己在唱歌。终于，车子开到了巴萨德纳大街，从那里上了210国道，直奔蒙罗维亚。到了那里以后，又用了一个小时寻找杰克住的街道。等找到他的小别墅时，已经过了午夜。我在车里待了一会儿，不能也不想下车，照照镜子，头发乱蓬蓬的，脸色憔悴，眼妆有些晕了，口红也没了，粉沾在颧骨上，仿佛我不是驾驶罗彼的保时捷而是一路长跑来的，或者好像在路上哭过，而实际上，我的眼睛干涩（也许发红，但是干涩），双手没有颤抖，想哈哈大笑，仿佛我在海滨餐厅吃的饭里被人下了药，而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并接受了自己极度兴奋或说幸福的状态。后来，我下了车，启动了防盗器，这附近让人没有安全感。我朝着那幢小别墅走去，它的外表真像罗彼描述的那样，小房子，需要粉刷，门廊好像要塌了，一堆木板东倒西歪要垮掉。但房子旁边有一个游泳池，很小却很干净，这一点我立刻就发现了，因为游泳池的灯光还亮着呢。我记得那时第一次想到杰克可能没有等着我，或者已经睡觉了。室内没有任何灯光，门廊的地板随着我的踩踏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没有门铃，敲了两次门，一次用指关节，一次用手掌。灯亮了，我听见室内有人说了一句什么。后来，门开了，杰克出现在门口，他从来没显得这么高、这么瘦过，他问我：你是乔安妮？那神情好像不认识我，好像还没从梦里醒来。我回答说：是我，杰克，是我，费了好大力气在找你，但终于找到了。我拥抱了他。当天夜里，我俩一直聊到凌晨三点钟。交谈期间，杰克至少睡着两次。看得出他很疲倦，身体虚弱，尽管他努力睁着眼睛。最后，他实在坚持不住了，说道：我睡觉去了。他又说：乔安妮，我没有客房，你选吧，要么跟我上床，要么睡沙发。我说：跟你上床。他说：好，走吧。他拿了一瓶龙舌兰酒，我俩进了他的卧室。我想，有好多年没见过这么乱糟糟的房间了。我问他：有闹钟吗？他说：乔安妮，这家里没钟表。随后，他关了灯，脱光衣裳，钻进被窝。我站在床边，一动不动地望着他。后来，我向窗户走去，拉开窗帘，相信晨光会把我叫醒。我上床后，杰克好像睡着了。其实没有，他还喝了一口龙舌兰酒，后来还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懂。我的手摸到他腹部，抚摸着他，直到他入睡。后来，我的手向下摸去，碰碰他的阴茎，像牛角一样又大又凉。几小时后，我醒了，冲了一个澡，做了早饭，还有时间稍稍收拾一下客厅和厨房。我俩在床上吃早饭，杰克似乎很高兴地望着我，但是，他只喝了咖啡。我告诉他我下午再来，请他等着我，这一回很快会到家。他说：乔安妮，我没什么可干的，你随时可以来。我意识到这话差不多等于是“请您以后别再来了”。但是，我认定杰克是需要我的，我也需要他。他问我：你跟谁合作呢？我说：跟沙恩·博加特。杰克说：他是个好人，我俩合作过一次，我想那是他刚开始干这行的时候，是个有胆量的小伙子，也不喜欢找麻烦。我说：是的，是个好人。他问：你们在什么地方拍摄？在威尼斯海滩吗？我说：是的，在过去那幢老房子里。你知道吗？有人把老阿道夫给杀了。我说：杰克，我当然知道了，这事已经发生好几年啦。他说：这几年我没怎么工作。我吻了他一下，是一种女式的亲吻，吻在他那干瘪的嘴唇上，然后就走了。这一次，返程的速度快多了。加利福尼亚早晨的太阳，一个边缘散发着金光的太阳，跟我一起跑动。从此之后，我每天收工后就去杰克家，或者我和他一起上街，杰克有一辆旧旅行车。我租了一辆双人座的阿尔法·罗密欧跑车。我俩常常开这辆车离开城区，跑到山区，跑到雷德兰兹街，然后沿着10号公路，跑到棕榈泉、棕榈沙漠、印第奥，跑到索尔顿海，那是湖，不是海，还是片难看的湖水，我俩经常在那里吃素食，那时杰克正在吃素，他说为了健康要接受素食疗法。有一天，我俩一鼓作气，一踩油门，我的阿尔法·罗密欧跑到了位于索尔顿海东南方向的帝国县，我俩看望了杰克的一位朋友，他住的小别墅比杰克的还差劲，他叫格雷厄姆·门罗，但他的妻子和杰克都称呼他梅斯卡尔利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喜欢梅斯卡尔酒，虽然我俩到他家以后，他和杰克只喝啤酒（我不喝，因为啤酒让人发胖）。随后，杰克、格雷厄姆夫妇在别墅后面晒日光浴，用浇花的水管淋浴。我穿上比基尼，望着他们三人。我不愿意晒太阳的时间过长，我皮肤很白，喜欢精心保养。我虽然躲在阴凉处，不让他们用水管子浇我，可仍然喜欢站在那里看着杰克，望着他那越来越细的双腿，比我记忆中的双腿细多了，望着他的胸廓，好像胸肌也少了一点，只有阴茎如故，只有眼睛依旧，但也有变化。实际上，只有那些杰克主演电影的海报上说的那“粗壮的打眼机”，那毁了玛丽莲·钱伯斯[玛丽莲·钱伯斯（Marilyn Chambers，1953—2009），好莱坞著名色情电影明星]肛门的阴茎还依然如故，其余的部分，包括眼睛在内，已是风烛残年的阶段，其衰老速度与我的阿尔法·罗密欧跑过阿关加峡谷的速度一样，或者说跑遍国家沙漠公园的速度一样，这两个地方那时沐浴在垂死挣扎的周日阳光下。我记得，我和杰克做爱过两次。杰克对性交早就没了兴趣。据他自己说，拍过这么多影片之后，他如今已经干瘪了。我对他说：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这种话的男人。他说：乔安妮，我喜欢看电视，还喜欢看悬疑小说。我问：是恐怖的？他说：不是恐怖的，是悬疑的，是侦探的，如果可能，是那种最后英雄倒地的作品。我说：没有这种作品。他说：小妹妹，当然有了，就是那种老式的廉价小说，一块钱一本。实际上，我没看见他家里有书，除了一本医生手册和三本杰克说的那种老式小说。那些小说好像被翻阅过多次。一天晚上，大概就是我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在他家过夜的时候，我俩在游泳池边喝酒聊天，杰克说起心里话或者私房话时总是慢腾腾地像个蜗牛，他对我说：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猝死，乔安妮，这事你是明白的，时候到了就是时候到了。我很想冲他大声喊叫：咱们做爱吧！咱们结婚吧！生个儿子吧！要么就收养个孤儿！买只宠物和一辆房车吧！咱们去加州和墨西哥旅行吧！我想当时我喝醉了，感觉疲倦，那天大概是工作耗尽了我浑身的力气。结果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在躺椅上不安地扭动着，看着我亲手修剪的草坪。我又喝了一点酒，等着杰克继续说下去，本来应该说下去，可是没再多说。当天夜里，我俩分开多年之后第一次做爱，费了好大劲才把杰克调动起来。他的身体已经不运转了，只是那份心意在运转。不管怎么说，他坚持要戴上避孕套，一个为杰克的阴茎准备的套子，看起来能把阴茎都装进去的套子。不过，这玩意儿至少能让我俩大笑一阵，到了最后，我俩侧身而卧，杰克把他那长而粗但已经疲软无力的阴茎塞进了我的两腿间，他温柔地把我抱在怀里，片刻后就睡着了。我过了好长时间才睡着，脑海里翻腾着奇奇怪怪的念头，有一瞬间，我感到难过，无声地啜泣着，为的是不吵醒他，为的是保持拥抱的姿势，刹那间，我又感到幸福，可是还在哭泣，抽抽嗒嗒，没了谨慎的意思，用双腿紧紧夹住杰克的阴茎，一边听着他的呼吸声，一边在他耳边说：杰克，我知道你在装睡，杰克，睁开眼睛！亲亲我！可是，杰克继续睡着，或者说继续装睡。我继续注视着脑海里闪过的念头，仿佛它们从电影屏幕上闪过，像是一张铁犁或一辆时速一百英里的红色拖拉机，那些念头飞速闪过，几乎来不及默想，尽管那时我很想思考，这些想法显然不在我计划之中。而后一阵工夫，我既没有哭，也不感到幸福或者难过，只感觉我还活着，只感觉他还活着。尽管这一切都有类似舞台背景的东西，似乎这是一出亲切、天真，甚至有教益的滑稽戏，我明白这些都是真实的，都是值得做的。后来，我就这样脸贴着他的脖子睡着了。一天中午，杰克出现在摄影棚。那时我正与布尔·爱德华和沙恩·博加特拍摄某个性交镜头。起初，我没发觉杰克已经走进了摄影棚，因为我正聚精会神地表演，另外，我的姿势也让我无法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可是，布尔和沙恩虽然跪着，但是上身挺直，抬着头，肯定发觉了刚刚进场的杰克，他俩的阴茎几乎立刻就坚挺起来了。不仅布尔和沙恩如此，连导演兰迪·卡什、丹尼尔·罗贝略、他老婆、罗彼、龙尼、电工们，以及在场的所有人——我估计摄影师除外，他叫哈辛托·文图拉，是个快乐的小伙子，非常敬业，再说他眼睛确实不能离开正在拍摄的场景——所以我说，所有的人都用某种方式对杰克的意外出现有所表示。于是，摄影棚里立刻安静下来，那不是沉重的寂静，不是那种预示灾难的静悄悄，而是充满了光明的静止，可以这么说，是用慢镜头表现的一泓静水，我感受到了这样的平静，心想这一定是因为我感觉良好，因为我在加利福尼亚期间的美好时光，理应如此，但我还感觉到了别的东西，某种无法解释、渐渐临近的东西，这种感觉发生在沙恩髋部对我臀部有节奏的撞击之前，发生在布尔对我嘴唇轻柔的冲击之前，于是，我明白了摄影棚里正在发生什么事，但我没抬头去看，我还明白发生的事情与我有关，会将我卷入其中，仿佛现实已经撕裂，从一端撕到另外一端，类似一条几经手术之后留下的伤疤，其长度是从颈部一直到腹沟股，一条宽宽的、粗糙不平的、坚硬的伤疤，它裂开了，但是我忍住了，继续表演，直到片刻后沙恩和布尔射出精液为止。于是，导演让我转过身来。我便仰卧，得以看到大家的表情，个个都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比往常都专注。与此同时，他们抚摸我，说亲热的话，我心里则想，这里有事，可以肯定的是，摄影棚里来了公司的什么人，或好莱坞的大人物，布尔和沙恩对此有所察觉，他俩在为大人物表演。我记得，我瞥了一眼我周围在暗处的人，个个都安安静静，呆若木鸡，对，这正是我那时的想法，大家都愣住了，肯定是来了一位的确重要的制片人，但我脸色依旧，我与布尔和沙恩相反，我没有任何野心。我估计这与我欧洲人的性格有内在联系，我们欧洲人用别样的眼光看待这类事情，但我也想到了，有可能不是制片人，有可能是天使降临摄影棚，而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他——杰克。他站在龙尼身边，冲我微笑。于是，我也看到了其他人，看到了罗彼、电工们、丹尼尔·罗贝略夫妇、珍妮弗·普尔曼、马戈·基勒、萨曼莎·埃奇、两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哈辛托·文图拉，这个时候他没有埋头于镜头，我才意识到他们停止拍摄了，但在一秒钟或者一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大家都纹丝不动，一个个都呆住了，仿佛失去了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唯一在微笑的人是杰克（但是他也没说话），好像由于他的在场，摄影棚被神圣化了，或者这是我的想法，后来的想法，非常后来的想法，等到我再次回到这场戏的时候，似乎我们的影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命都被神圣化了。等到那一分钟结束之后，又一分钟开始了，有人说了一句：效果太完美了。有人给布尔、沙恩和我送来了罩袍。杰克走过来，吻了我一下，那天接下来的镜头与我无关了，我对杰克说：咱们走！咱俩去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饭！此前有人告诉我菲格罗阿大街上有一家意大利餐厅。罗彼邀请我俩去参加他的一个新合作伙伴举办的家庭聚会，杰克好像不肯去，但最终被我说服了。于是，我俩开着阿尔法·罗密欧先去我家，聊聊天，喝喝威士忌，后来去吃晚饭，大约晚上十一点，我俩出现在罗彼新合作伙伴们的聚会上。大家都在那里，大家都认识或者想认识杰克，都围拢在他身边。后来，我和杰克去他家，在客厅里接吻，与此同时，看一部默片，最后我俩睡着了。此后，杰克再也没来过摄影棚。我又在那里工作了一周，但我已经决定片子拍完之后在洛杉矶再多待一段时间。当然了，我在意大利、法国都有片约，但我想片约可以推迟，或者我走之前能够说服杰克跟我一起离开，从前他多次到过意大利，跟西西莉娜[西西莉娜（Cicciolina，1951—　），本名伊洛娜·施塔勒（Ilona Staller），匈牙利裔意大利色情演员、歌手，还曾当选意大利国会议员]拍过几部影片，很成功，他跟我拍过几部，跟我和西西莉娜一起拍过一部，杰克喜欢意大利。一天夜里，我把这个想法跟杰克说了。可是，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不得不把这个想法从脑海里、从心里连根拔掉，正如托雷德尔格雷科[托雷德尔格雷科（Torre del Greco），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省的港口城市]的那不勒斯人说的那样，我不得不把这个想法，或者说希望从阴门里抠出来。虽然我一直不甘心，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但是我理解了杰克说出的理由、杰克的违反常理，理解了那光明、新鲜、缓缓的宁静，那包围着杰克和他那短短几句话的宁静，好像杰克那高大、消瘦的形象正在隐去，整个加利福尼亚也跟他的形象一道消散，不久前我认为的幸福、欢乐正在远去，我也明白了他所谓的离去或者说辞别是一种凝固，一种奇怪、偏颇、几乎是秘密的凝固，但归根到底是凝固，这种理解、这种确定性，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让我感到幸福，同时又让我落泪，让我每过一会儿就得重新画眼妆，还让我用另外的眼光看待每件事，好像我有X射线般的视力，这种能力或者超级能力让我感到紧张，但也让我高兴，好像我就是那个亚马孙女王之女马拉维亚，虽说马拉维亚是黑发，而我是金发。一天下午，在杰克的院子里我看见地平线上有个东西，不知是什么，云彩？鸟儿？飞机？我感到头疼，眩晕，膀胱失控，等到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是在杰克怀抱里。于是，我看看他那灰色的眼睛，接着就哭了，不停地哭泣，哭了好长时间。到机场为我送行的人有罗彼、龙尼、丹尼尔夫妇，他们计划两个月后访问意大利。在蒙罗维亚大街的小别墅里，我跟杰克道别。我说：你别起床了！可他还是起床送我到门口。他说：做个好姑娘，乔安妮，想着给我写信。我说：我会给你打电话的，这个世界还没有完蛋呢。他有点紧张，忘记穿衬衫了。我没说什么，拎起行李，放到阿尔法·罗密欧的副驾驶座位上。等到我转身打算最后再看他一眼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心里想到的是，他已经不在那里了，杰克平时在那破木门旁占据的空间，可能是空空荡荡的，出于害怕我延长了转身的时间，这是我在洛杉矶第一次感到害怕，至少是在那个小别墅里第一次感到害怕，在别的地方是不缺少害怕和厌倦的，但是在那段日子里没有害怕和厌倦，恐惧感让我恼火，我不想回头，一直朝着阿尔法·罗密欧的车门走去，我准备一头钻进车内就快速启动，等到我终于拉开门转身去看的时候，杰克还站在那里，站在屋门口望着我，于是，我明白了，一切都好，可以上路了，我知道，一切都不好我也可以上路，我明白哪怕一切都是伤痛也可以上路。就在那警探侧目观察我的同时（他假装望着床脚，但我知道他在看我的大腿，我那被单下的长腿），他说起一个跟曼古索或马尔坎托尼奥合作过的摄影师，叫什么R.P.英格利希，是可怜的马尔坎托尼奥的摄像助理。我知道在我最后一次加州之行的时候，我得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虽说当时并不清楚，但我知道杰克还活着，还坐在游泳池边望天，双脚泡在水里或者架空，在朦朦胧胧地总结我俩的爱情和分离。我问警探：那个什么英格利希干了什么事情？警探不愿意回答，但是面对我专注的目光，就说了一句：荒唐事。接着目光转向了地面，好像在尼姆市特拉贝修斯诊所是禁止说这种话的，好像我这一辈子从来不晓得什么叫荒唐事。话说到这分上，我本可以问更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问呢？黄昏太美了，不该逼迫一个男人去讲述一个注定悲伤的故事。另外，警探给我看的那张所谓的英格利希的照片，太旧，太模糊了，上面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而我记忆中的那个英格利希是个三十多岁，甚至过了四十岁的男人，是个清晰的影子，称得上悖论，也是个那时我没特别注意的破落阴影，但英格利希的面部特征我有印象：蓝眼睛，高颧骨，薄嘴唇，小耳朵。尽管如此，用这种方式描绘他等于歪曲他。我是在意大利各地多次拍片的过程中，认识了R.P.英格利希，但他那张脸早就进入了不明之处。警探对我说：好吧，西尔维斯特里夫人，行啊，慢慢来，您至少想起了很多事，这对我已经是有用的了，他的确不是个幽灵。我很想告诉他，咱们大家都是幽灵，人人都过快地进入了鬼怪影片里，但他是个好人，我不愿意伤害他，所以我保持沉默。再说了，谁能保证他不知此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