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塞莉纳·曼佐尼

1999年，我从委内瑞拉回来后，梦见有人把我带到了恩里克·林恩的住处，他很可能是住在智利，很可能是圣地亚哥，记忆中智利和圣地亚哥一度就像地狱，真实城市的隐秘深处与想象中的城市，二者的相似是永远存在的。当然了，我早就知道林恩已经故去，但有人邀请我去见林恩的时候，我没提任何异议。也许，那时我想是有人在跟我开玩笑吧，也许所有的智利人都认为奇迹是有可能发生的，最可能的是我当时什么都没考虑，或者我错误地理解了人家的邀请。实际情况是，我们来到一座七层楼前，它正面粉刷的黄色已经暗淡，一层有家酒吧，面积不小，有长长的吧台和几个座位。我的朋友们（称呼他们朋友我感觉陌生，最好还是称之为邀我认识那位诗人的热心人吧）把我领到一个座位，林恩就在那里。起初，我几乎没认出他来，他的模样跟他书中的照片不一样，瘦了，显得更年轻些，更帅气，眼睛比书页上的黑白照片好多看了。实际上，林恩已经不像林恩了，像好莱坞的演员，像二流演员，他们出现在电视上的电影频道里，或者从来没有进过欧洲电影院，而是直接进了录像带专卖店。但与此同时，虽说林恩不像林恩，但毕竟是林恩，我是不怀疑的。那几位热心人跟他打招呼，直呼其名，你我相称中有点虚套，他们问他的一些事情，我听不明白，后来他们把我介绍给林恩，其实无须介绍，因为我曾跟林恩短暂地通过信，他给我的信在某种程度上帮过我的忙，我说的是1981或者1982年的事，那时我住在赫罗纳[赫罗纳（Gerona），巴塞罗那郊区小镇]，几乎分文无有，也看不到有钱的可能，而文学是片被敌人占领了的地雷区，除去几位（不是全部）古典派作家，其他人都是我的敌人，我每天不得不走过这个雷区，唯一的依靠就是阿尔基罗库斯[阿尔基罗库斯（Arquíloco，前680年—前645年），古希腊抒情诗人]的诗歌，那时错走一步棋，就会全盘皆输。这种事每个青年作家都经历过。有时候，你没有任何依靠，没有朋友，更不用说导师，没有任何援手，出版、奖励、助学金是给别人准备的，是给那些唯唯诺诺的人准备的，或者是给那些歌功颂德的人准备的，他们是一群没完没了的乌合之众，他们身上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散发着生活在警察控制之下的气味，什么事情也逃不出他们的眼睛，什么也绝对不会放过。总之，如上所述，每位青年作家在生活的某个时候都有过类似的感受，但我那时二十八岁，无论从什么角度说，我都不能自认为还是个青年作家了。我很穷。我不是靠某国政府的保护（或资助）得以在欧洲生活的那种典型的拉美作家。没人认识我，而我既不准备对他人施恩，也不打算向别人乞怜。就是在那种时候，我开始与恩里克·林恩通信。当然，是我首先给他写信的。他很快就回了信，是封长信，心情不好，我们智利人形容脾气不好的人，喜欢用“乖戾”“易怒”等字眼。我回信说了说我的生活，说了说我在乡下的住所，在赫罗纳的一座山上，我的房前是这座中世纪城市，屋后是田野或者荒野，我还说了说我那条母狗，它叫莱卡，我还说智利文学除去两三部作品之外，其他都是狗屎。到了下一封信，可以说我俩已经是朋友了。随后发生的就是一位成名诗人和一位无名诗人的典型故事了。他看了我的诗作，把我的作品选入了智利-美国文化协会举办的青年诗歌朗诵节目里。他在信中谈到了关于哪些人是2000年来智利诗坛的六只老虎。这六人包括贝尔托尼、马基埃拉、贡萨洛·穆尼奥斯、马丁内斯、罗德里格·利拉和我。我记得是这六人，也有可能是七只老虎，但我认为只有这六只。我们六人很难成为2000年的什么代表，因为最好的诗人罗德里格·利拉已经自杀身亡，遗体烂在什么公墓里已经好几年了，或者他的骨灰已经与圣地亚哥的其他垃圾一道飞散在高空了。本来他应该谈谈猫，而非老虎。据我所知，贝尔托尼是嬉皮士，住在海边，天天捡贝壳和蛤蜊。马基埃拉认真阅读过卡德纳尔和科罗内尔·乌尔特丘编选的美国诗选，出了两本书后就开始酗酒了。有人告诉我，贡萨洛·穆尼奥斯在墨西哥堕落了，但不是当外交官，而是广告公司经理。马丁内斯认真阅读了《杜尚的最后杰作》，后来就死了。对了，罗德里格·利拉，前面我已经说过了罗德里格·利拉在智利-美国文化协会的年会上做的事情了。不管怎么说吧，猫比虎多。有很多来自穷乡僻壤的小猫。总之，我的意思是说，我认识林恩，因此无须做什么介绍。但是，那些热心人还是向我做了介绍，无论我还是林恩都没反对。于是，我们就都落座了。有人说：这位是罗贝托·波拉尼奥。于是我伸出手去，胳膊插入卡座的黑暗里，握住了林恩的手，一只微微发凉的手，一个忧郁之人的手，握了几秒钟之久，于是我想，这紧紧一握与那张望着我但没认出我的面孔完全吻合。这是用手在交流，也是一种词语的交流，这是口才平平的两张嘴，我什么也没说，或者是他什么也没对我说。这一刻过去了，热心人又开口说话，冷场过去了，大家都希望林恩谈谈对最近一系列偶发怪事的看法，于是我对这些热心人的蔑视一下子就消失了，因为我明白了这些人跟从前的我一样，也是一无所有、一无所靠的青年诗人，是被智利的中左新政府流放的年轻人，他们不享受任何政府资助，只拥有林恩，一个林恩，另外，这个林恩不像他书里的照片，这是一个更帅气、更年轻的林恩，这个林恩更像他的诗作，早在他写诗的岁月里就已经确定的林恩，他住在一座与他诗作相似的建筑物里，很可能随着他诗歌里常常消失的优美雅致和清澈洪亮一道消失。我记得那时我一明白这个道理，立刻感觉好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开始为这种情况找到意义，开始嘲笑这种情况了。我实在没什么可担心的，这是在家里嘛，跟朋友们在一起，跟一位我一向钦佩的作家在一起。这不是恐怖片，或者说不是单纯的恐怖片，片中有大量的黑色幽默。恰恰就在我想到黑色幽默的时候，林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药瓶。他说：每三小时我必须吃一次药。热心人们忽然又沉默不语了。一位服务生送来一杯清水。药片很大，这是我看见药片落入水里时的感觉。实际上，药片不大，是“浓缩”的。林恩用小勺开始溶解药片，我发现那药片好像有无数层皮的洋葱。我伸头过去，仔细去看药片。刹那间，我以为这是一种永远不溶解的药片。水杯是玻璃的，它成了我的放大镜。杯子里，那淡淡的玫瑰色药片在层层脱皮，仿佛在为某个星系或者宇宙的诞生助产，但星系的生死我很快就记不住了，我因玻璃水杯而产生的幻觉像是慢镜头动作，每个令人费解的阶段都一一展现在我眼前，包括每次后退、每次颤动。后来，我累了，视线离开了药片，目光遇到了林恩的目光，他似乎在告诉我：无可奉告，每三小时我就得喝一次这种难喝的东西，已经够受了，别为水、洋葱、星星的缓缓移动寻找什么象征性了。那些热心人早已离开了我们的餐桌，有几个去了吧台，另外的人我没看见。于是，我再次看看林恩。他身边有个热心人正在他耳边私语什么，后来离开座位去找分散在酒吧各处的伙伴。这时，我才知道林恩明白自己已经死了。他说：我的心脏已经不跳了，我的心脏不存在了。我心里想，这里有什么东西不对头。林恩死于癌症，不是心脏病。一种巨大的压抑感袭上我心头。于是，我起身要出去转一转，不是在酒吧里，而是上街。人行道是灰色的，不正常，天空像一面没有涂水银的镜子，一切应该有所反映的地方，毫无反映。但是，正常的感觉依然主宰世界，依然影响着任何别的感觉。等我觉得已经呼吸得足够而且打算返回酒吧的时候，在门口的一级台阶上（一共三级，是整块凿下来的花岗岩，像宝石一样发亮）撞上了一位比我矮的男子，他打扮得像五十年代的歹徒，有点漫画里的样子，是个危险但还算可亲的典型歹徒，他把我错当成某个熟人了，跟我打招呼。我回了礼，虽然我一直清醒地意识到我并不认识他，我明白这家伙认错人了，但是我假装认识他，装成我一时糊涂了，这样一来，我俩一面互致问候，一面试图登上那发亮（又恭顺）的石阶，但歹徒糊涂的时间不长，几秒钟而已，他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于是看我的方式变了，好像在想对方是否也弄错了，或者恰恰相反，对方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骗他，由于他愚笨又疑心重重（尽管看似矛盾，但他同时也非常狡猾），他问我是谁，我记得当时他问我时嘴边有一丝坏笑。我当时立刻说：他妈的，哈拉，我是波拉尼奥啊！而从他的笑容里任何人都会明白他不是什么哈拉，但他同意玩一把，仿佛突然间闪电照亮了他的心田，这不是林恩的诗句，更不是我的，他愿意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体验一下他从来都不是的什么哈拉的生活，闪亮的最后一级石阶之外的生活，他问我生活过得怎么样，（非常笨拙地）问我是谁，这样一来等于事实上承认了他是哈拉，但他是个已经忘记了波拉尼奥存在的哈拉，而这样的事换个角度说，是不可能忘记的。于是，我跟他说明我是谁，顺便也说明他是什么人。话说到这里，我做的事情就是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哈拉，为我量身定做了一个波拉尼奥，就是说按照那时的尺寸，定做了一个难以置信、聪明、勇敢、富有、慷慨的哈拉，一个爱上了美女并且有了回应、大胆的哈拉。于是，歹徒笑了，越来越打心眼里相信人家在拿他开玩笑，但是他无法给这个故事画上句号，无法教训我一通，仿佛突然之间他爱上了我为他提供的形象，鼓励我继续讲下去，不单单讲讲哈拉的故事，而且要讲讲哈拉的朋友们，甚至世界大事，那是一个连哈拉都觉得太大的世界，那是一个连哈拉本人都是个小蚂蚁的世界，假如他死在发亮的石阶上，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得了。这时，终于，他的朋友——两名打手——出现了，他们个子更高，身穿双排扣的白色翻领西装，他俩瞅瞅我，看看那个造出来的哈拉，好像在问他我是谁。哈拉没别的办法，只好说：他是波拉尼奥。两名打手向我问好，我握握他俩的手，他俩手上戴着戒指，手腕上戴着名贵手表和金手链，他们邀请我一起喝酒，我说：不行，我还有个朋友。说完推开哈拉，我就消失在酒吧里了。林恩这时还在座位上。他身边已经看不见热心人了。杯子是空的，药片已经吃下去了，他在等待。二话没说，我俩上楼去了他家。他住在第七层，我俩上了电梯，电梯很大，可容纳三十多人。他的房子面积比较小，尤其是相较智利作家的平均住房面积而言。智利作家的房子很大，没有书。对我这个问题，林恩回答说，他几乎无须再阅读什么了，但是家里总有书。从他家可以看到下面的酒吧。地板好像是玻璃做的。有一阵儿，我跪在地上，欣赏下面的人群，寻找那些热心人、那三个歹徒的身影，但我只看见了吃吃喝喝的陌生人，特别是看到了那些人动来动去，从餐桌到餐桌，从座位到座位，从吧台一边到另外一边，人人都狂热而激动，如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看了一会儿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事情不对劲。如果说林恩家的地板是玻璃做的，酒吧的天花板也是玻璃做的，那么从二层到六层是怎么回事呢？莫非也是玻璃做的？于是，我再次向下面望去，方才明白从二层到六层是空的。这一发现让我心神不宁。我想，林恩，他妈的，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来了！但后来又一想，他妈的，林恩，人家这是把你送到什么地方来了！我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比人易碎，与正常情况下发生的事相反，我开始寻找林恩——他已经不在我身边了，到各个不同的房间去找，这时我已经不觉得这房子像欧洲作家的房子那样小了，而是很大，大得过分，像智利作家的房子，像第三世界作家的房子，使用便宜的帮佣、昂贵易碎的物件，房子里到处是人影在活动，卧室都是昏暗的。我找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古典作品，像一块光滑的石头，另外一本是现代作品，不受时间限制，像臭狗屎。我一面寻找林恩，一面觉得浑身发凉，越来越恼火，越来越冷，觉得自己病了，仿佛这个房子正在一个想象的轴心上转动，最后，我推开一扇门，看见了一个游泳池，林恩在里面游泳，没等我开口说混乱的事，林恩便说起吃药的坏处来，为了活下去而吃药的坏处，就是药物把他变成了制药公司的试验对象，这番话几乎是在我预料之中的，仿佛一切就是一场戏，突然之间我想起了自己的台词，是我应该回答的台词。后来，林恩从游泳池里上来，我俩下楼到一层去，穿过酒吧里的人群，林恩说老虎完蛋了，还说持久存在下去真好，波拉尼奥，即使你不相信，也要注意看看这附近，这里只有死人上街散步。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俩已经穿过了整个酒吧，来到一扇窗户跟前，我俩望望这个如此特别的居民区的街道和建筑，这里只有死人在散步。我俩看呀，看呀，毫无疑问，从建筑物的外观看，都是旧时代的东西了，还有那些停着车的人行道也属于旧时代，属于沉默但仍变动着的时代（林恩看见那个时代在活动），那是个毫无存在道理的、令人不堪忍受的时代，只是因为死气沉沉的惯性才留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