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恩里克·林恩[恩里克·林恩(Enrique Lihn,1929—1988),智利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他将过去和未来都看作一种死亡的形式,这一观念也贯穿于他的作品中,除此之外对社会、政治的批评也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相遇

重返暗夜  作者:罗贝托·波拉尼奥

献给塞莉纳·曼佐尼


1999年,我从委内瑞拉回来后,梦见有人把我带到了恩里克·林恩的住处,他很可能是住在智利,很可能是圣地亚哥,记忆中智利和圣地亚哥一度就像地狱,真实城市的隐秘深处与想象中的城市,二者的相似是永远存在的。当然了,我早就知道林恩已经故去,但有人邀请我去见林恩的时候,我没提任何异议。也许,那时我想是有人在跟我开玩笑吧,也许所有的智利人都认为奇迹是有可能发生的,最可能的是我当时什么都没考虑,或者我错误地理解了人家的邀请。实际情况是,我们来到一座七层楼前,它正面粉刷的黄色已经暗淡,一层有家酒吧,面积不小,有长长的吧台和几个座位。我的朋友们(称呼他们朋友我感觉陌生,最好还是称之为邀我认识那位诗人的热心人吧)把我领到一个座位,林恩就在那里。起初,我几乎没认出他来,他的模样跟他书中的照片不一样,瘦了,显得更年轻些,更帅气,眼睛比书页上的黑白照片好多看了。实际上,林恩已经不像林恩了,像好莱坞的演员,像二流演员,他们出现在电视上的电影频道里,或者从来没有进过欧洲电影院,而是直接进了录像带专卖店。但与此同时,虽说林恩不像林恩,但毕竟是林恩,我是不怀疑的。那几位热心人跟他打招呼,直呼其名,你我相称中有点虚套,他们问他的一些事情,我听不明白,后来他们把我介绍给林恩,其实无须介绍,因为我曾跟林恩短暂地通过信,他给我的信在某种程度上帮过我的忙,我说的是1981或者1982年的事,那时我住在赫罗纳[赫罗纳(Gerona),巴塞罗那郊区小镇],几乎分文无有,也看不到有钱的可能,而文学是片被敌人占领了的地雷区,除去几位(不是全部)古典派作家,其他人都是我的敌人,我每天不得不走过这个雷区,唯一的依靠就是阿尔基罗库斯[阿尔基罗库斯(Arquíloco,前680年—前645年),古希腊抒情诗人]的诗歌,那时错走一步棋,就会全盘皆输。这种事每个青年作家都经历过。有时候,你没有任何依靠,没有朋友,更不用说导师,没有任何援手,出版、奖励、助学金是给别人准备的,是给那些唯唯诺诺的人准备的,或者是给那些歌功颂德的人准备的,他们是一群没完没了的乌合之众,他们身上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散发着生活在警察控制之下的气味,什么事情也逃不出他们的眼睛,什么也绝对不会放过。总之,如上所述,每位青年作家在生活的某个时候都有过类似的感受,但我那时二十八岁,无论从什么角度说,我都不能自认为还是个青年作家了。我很穷。我不是靠某国政府的保护(或资助)得以在欧洲生活的那种典型的拉美作家。没人认识我,而我既不准备对他人施恩,也不打算向别人乞怜。就是在那种时候,我开始与恩里克·林恩通信。当然,是我首先给他写信的。他很快就回了信,是封长信,心情不好,我们智利人形容脾气不好的人,喜欢用“乖戾”“易怒”等字眼。我回信说了说我的生活,说了说我在乡下的住所,在赫罗纳的一座山上,我的房前是这座中世纪城市,屋后是田野或者荒野,我还说了说我那条母狗,它叫莱卡,我还说智利文学除去两三部作品之外,其他都是狗屎。到了下一封信,可以说我俩已经是朋友了。随后发生的就是一位成名诗人和一位无名诗人的典型故事了。他看了我的诗作,把我的作品选入了智利-美国文化协会举办的青年诗歌朗诵节目里。他在信中谈到了关于哪些人是2000年来智利诗坛的六只老虎。这六人包括贝尔托尼、马基埃拉、贡萨洛·穆尼奥斯、马丁内斯、罗德里格·利拉和我。我记得是这六人,也有可能是七只老虎,但我认为只有这六只。我们六人很难成为2000年的什么代表,因为最好的诗人罗德里格·利拉已经自杀身亡,遗体烂在什么公墓里已经好几年了,或者他的骨灰已经与圣地亚哥的其他垃圾一道飞散在高空了。本来他应该谈谈猫,而非老虎。据我所知,贝尔托尼是嬉皮士,住在海边,天天捡贝壳和蛤蜊。马基埃拉认真阅读过卡德纳尔和科罗内尔·乌尔特丘编选的美国诗选,出了两本书后就开始酗酒了。有人告诉我,贡萨洛·穆尼奥斯在墨西哥堕落了,但不是当外交官,而是广告公司经理。马丁内斯认真阅读了《杜尚的最后杰作》,后来就死了。对了,罗德里格·利拉,前面我已经说过了罗德里格·利拉在智利-美国文化协会的年会上做的事情了。不管怎么说吧,猫比虎多。有很多来自穷乡僻壤的小猫。总之,我的意思是说,我认识林恩,因此无须做什么介绍。但是,那些热心人还是向我做了介绍,无论我还是林恩都没反对。于是,我们就都落座了。有人说:这位是罗贝托·波拉尼奥。于是我伸出手去,胳膊插入卡座的黑暗里,握住了林恩的手,一只微微发凉的手,一个忧郁之人的手,握了几秒钟之久,于是我想,这紧紧一握与那张望着我但没认出我的面孔完全吻合。这是用手在交流,也是一种词语的交流,这是口才平平的两张嘴,我什么也没说,或者是他什么也没对我说。这一刻过去了,热心人又开口说话,冷场过去了,大家都希望林恩谈谈对最近一系列偶发怪事的看法,于是我对这些热心人的蔑视一下子就消失了,因为我明白了这些人跟从前的我一样,也是一无所有、一无所靠的青年诗人,是被智利的中左新政府流放的年轻人,他们不享受任何政府资助,只拥有林恩,一个林恩,另外,这个林恩不像他书里的照片,这是一个更帅气、更年轻的林恩,这个林恩更像他的诗作,早在他写诗的岁月里就已经确定的林恩,他住在一座与他诗作相似的建筑物里,很可能随着他诗歌里常常消失的优美雅致和清澈洪亮一道消失。我记得那时我一明白这个道理,立刻感觉好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开始为这种情况找到意义,开始嘲笑这种情况了。我实在没什么可担心的,这是在家里嘛,跟朋友们在一起,跟一位我一向钦佩的作家在一起。这不是恐怖片,或者说不是单纯的恐怖片,片中有大量的黑色幽默。恰恰就在我想到黑色幽默的时候,林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药瓶。他说:每三小时我必须吃一次药。热心人们忽然又沉默不语了。一位服务生送来一杯清水。药片很大,这是我看见药片落入水里时的感觉。实际上,药片不大,是“浓缩”的。林恩用小勺开始溶解药片,我发现那药片好像有无数层皮的洋葱。我伸头过去,仔细去看药片。刹那间,我以为这是一种永远不溶解的药片。水杯是玻璃的,它成了我的放大镜。杯子里,那淡淡的玫瑰色药片在层层脱皮,仿佛在为某个星系或者宇宙的诞生助产,但星系的生死我很快就记不住了,我因玻璃水杯而产生的幻觉像是慢镜头动作,每个令人费解的阶段都一一展现在我眼前,包括每次后退、每次颤动。后来,我累了,视线离开了药片,目光遇到了林恩的目光,他似乎在告诉我:无可奉告,每三小时我就得喝一次这种难喝的东西,已经够受了,别为水、洋葱、星星的缓缓移动寻找什么象征性了。那些热心人早已离开了我们的餐桌,有几个去了吧台,另外的人我没看见。于是,我再次看看林恩。他身边有个热心人正在他耳边私语什么,后来离开座位去找分散在酒吧各处的伙伴。这时,我才知道林恩明白自己已经死了。他说:我的心脏已经不跳了,我的心脏不存在了。我心里想,这里有什么东西不对头。林恩死于癌症,不是心脏病。一种巨大的压抑感袭上我心头。于是,我起身要出去转一转,不是在酒吧里,而是上街。人行道是灰色的,不正常,天空像一面没有涂水银的镜子,一切应该有所反映的地方,毫无反映。但是,正常的感觉依然主宰世界,依然影响着任何别的感觉。等我觉得已经呼吸得足够而且打算返回酒吧的时候,在门口的一级台阶上(一共三级,是整块凿下来的花岗岩,像宝石一样发亮)撞上了一位比我矮的男子,他打扮得像五十年代的歹徒,有点漫画里的样子,是个危险但还算可亲的典型歹徒,他把我错当成某个熟人了,跟我打招呼。我回了礼,虽然我一直清醒地意识到我并不认识他,我明白这家伙认错人了,但是我假装认识他,装成我一时糊涂了,这样一来,我俩一面互致问候,一面试图登上那发亮(又恭顺)的石阶,但歹徒糊涂的时间不长,几秒钟而已,他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于是看我的方式变了,好像在想对方是否也弄错了,或者恰恰相反,对方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骗他,由于他愚笨又疑心重重(尽管看似矛盾,但他同时也非常狡猾),他问我是谁,我记得当时他问我时嘴边有一丝坏笑。我当时立刻说:他妈的,哈拉,我是波拉尼奥啊!而从他的笑容里任何人都会明白他不是什么哈拉,但他同意玩一把,仿佛突然间闪电照亮了他的心田,这不是林恩的诗句,更不是我的,他愿意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体验一下他从来都不是的什么哈拉的生活,闪亮的最后一级石阶之外的生活,他问我生活过得怎么样,(非常笨拙地)问我是谁,这样一来等于事实上承认了他是哈拉,但他是个已经忘记了波拉尼奥存在的哈拉,而这样的事换个角度说,是不可能忘记的。于是,我跟他说明我是谁,顺便也说明他是什么人。话说到这里,我做的事情就是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哈拉,为我量身定做了一个波拉尼奥,就是说按照那时的尺寸,定做了一个难以置信、聪明、勇敢、富有、慷慨的哈拉,一个爱上了美女并且有了回应、大胆的哈拉。于是,歹徒笑了,越来越打心眼里相信人家在拿他开玩笑,但是他无法给这个故事画上句号,无法教训我一通,仿佛突然之间他爱上了我为他提供的形象,鼓励我继续讲下去,不单单讲讲哈拉的故事,而且要讲讲哈拉的朋友们,甚至世界大事,那是一个连哈拉都觉得太大的世界,那是一个连哈拉本人都是个小蚂蚁的世界,假如他死在发亮的石阶上,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得了。这时,终于,他的朋友——两名打手——出现了,他们个子更高,身穿双排扣的白色翻领西装,他俩瞅瞅我,看看那个造出来的哈拉,好像在问他我是谁。哈拉没别的办法,只好说:他是波拉尼奥。两名打手向我问好,我握握他俩的手,他俩手上戴着戒指,手腕上戴着名贵手表和金手链,他们邀请我一起喝酒,我说:不行,我还有个朋友。说完推开哈拉,我就消失在酒吧里了。林恩这时还在座位上。他身边已经看不见热心人了。杯子是空的,药片已经吃下去了,他在等待。二话没说,我俩上楼去了他家。他住在第七层,我俩上了电梯,电梯很大,可容纳三十多人。他的房子面积比较小,尤其是相较智利作家的平均住房面积而言。智利作家的房子很大,没有书。对我这个问题,林恩回答说,他几乎无须再阅读什么了,但是家里总有书。从他家可以看到下面的酒吧。地板好像是玻璃做的。有一阵儿,我跪在地上,欣赏下面的人群,寻找那些热心人、那三个歹徒的身影,但我只看见了吃吃喝喝的陌生人,特别是看到了那些人动来动去,从餐桌到餐桌,从座位到座位,从吧台一边到另外一边,人人都狂热而激动,如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看了一会儿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事情不对劲。如果说林恩家的地板是玻璃做的,酒吧的天花板也是玻璃做的,那么从二层到六层是怎么回事呢?莫非也是玻璃做的?于是,我再次向下面望去,方才明白从二层到六层是空的。这一发现让我心神不宁。我想,林恩,他妈的,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来了!但后来又一想,他妈的,林恩,人家这是把你送到什么地方来了!我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比人易碎,与正常情况下发生的事相反,我开始寻找林恩——他已经不在我身边了,到各个不同的房间去找,这时我已经不觉得这房子像欧洲作家的房子那样小了,而是很大,大得过分,像智利作家的房子,像第三世界作家的房子,使用便宜的帮佣、昂贵易碎的物件,房子里到处是人影在活动,卧室都是昏暗的。我找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古典作品,像一块光滑的石头,另外一本是现代作品,不受时间限制,像臭狗屎。我一面寻找林恩,一面觉得浑身发凉,越来越恼火,越来越冷,觉得自己病了,仿佛这个房子正在一个想象的轴心上转动,最后,我推开一扇门,看见了一个游泳池,林恩在里面游泳,没等我开口说混乱的事,林恩便说起吃药的坏处来,为了活下去而吃药的坏处,就是药物把他变成了制药公司的试验对象,这番话几乎是在我预料之中的,仿佛一切就是一场戏,突然之间我想起了自己的台词,是我应该回答的台词。后来,林恩从游泳池里上来,我俩下楼到一层去,穿过酒吧里的人群,林恩说老虎完蛋了,还说持久存在下去真好,波拉尼奥,即使你不相信,也要注意看看这附近,这里只有死人上街散步。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俩已经穿过了整个酒吧,来到一扇窗户跟前,我俩望望这个如此特别的居民区的街道和建筑,这里只有死人在散步。我俩看呀,看呀,毫无疑问,从建筑物的外观看,都是旧时代的东西了,还有那些停着车的人行道也属于旧时代,属于沉默但仍变动着的时代(林恩看见那个时代在活动),那是个毫无存在道理的、令人不堪忍受的时代,只是因为死气沉沉的惯性才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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