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动手打人—我要接吻你一百次—拔草也没有心思—沉在水里争一个把手—我害怕报应—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简化到什么限度—民治主义在日本的没落—家这么大带什么东西走最好—用冰箱防空袭—九江的观音—胡椒孔的乳罩

背着沉重的大包，我从地铁站出来，往一公里外的酒店走去。这是一条舒适的林荫道，走起来却有点心事重重：这是一公里，接下来每天我要背着这个家伙走上至少25个一公里，可能有时候要走上40个……路过一些共享单车时我开始琢磨，下一站益阳有没有共享单车？下下站常德有没有？要是实在走不动了，我要不要把背包放在车上驮着推着走？这算不算自欺？用手机搜索“益阳有没有共享单车”时，我看到一条新闻，一女子把共享单车放在奔驰车后备厢里从长沙运回益阳，媒体曝光了此事：“一辆摩拜单车正以110公里的时速离开长沙……摩拜不是土特产，请不要带回老家啊！”

酒店在烈士公园附近，非常自豪地于各处提醒你，他们提供“一百项免费物品”，我看了下清单，里面包括卷发棒、微波炉和泡脚盆。我试着找前台要个针线包，结果直到出门还没送来，下楼时提醒酒店服务员，她想起来了，“我等一下放你房间撒，（反正）你现在也去发财了”。在长沙人的敬语里，出门大约等于发财？再好不过了。旁边是另一家快捷连锁酒店，门口贴着标语：做谦恭有礼的（中国）长沙人。我想起北大校长蒋梦麟1937年夏天第一次来到长沙，与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筹建临时大学时，对湖南人的急脾气印象深刻，“公路车站上我们常常看到‘不要开口骂人，不要动手打人’的标语”[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9月，第211页。]。

打车去湘江对岸的中南大学，正是长沙的仲春，城中满是女贞花的香气，校园里的池塘也因为藻类生长泛出春水应有的样子。校园处处草木深，寻到院士楼，上楼，按门铃，屋里小狗狂吠，推开门时，95岁的赵新那把轮椅往前一溜，迎上前来。

我所拜访的这位老人是“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二女儿，1923年出生于麻省剑桥，当时赵元任任教于哈佛大学哲学系，两年后赵元任回国，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三年后他参与筹备创立中央研究院，任语言组组长，此后几年辗转北平、华盛顿、上海，赵新那从小学习语言的“折腾”见证了那段漂泊岁月：幼儿园在清华，小学一二年级在北平孔德学校，三年级就到了华盛顿，“（学语言）我父亲主张‘直接法’，就把我们往学校里一扔，就这么听来的”，就这么学会了英文，不到两年，又跟着父亲回国了，在上海继续读小学，中文又跟不上了，“我还记得那个入学考题，是‘学生应有的态度’。‘态度’两个字我不认识，但是考试谁能问呢？所以我就是就‘学生应有的……’胡说一阵子的”，赵新那笑。

1934年，赵元任一家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定居首都南京，其妻杨步伟回忆，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给赵元任安排的研究室非常讲究，隔音地毯是北平定制的，照全房间的大小，一色儿灰白色，各种仪器也都是从外国订购的，因为他想这些以后是大家终生的事业，学者可以安心发展他们的专长了。学者的家属们也都做好了在南京永久居住的打算，纷纷筹划着盖房子，“真是一时之盛”。也是这一年，赵元任考察徽州方言，杨步伟跟着去皖南玩耍，经过胡适老家绩溪，有感于当地山清水秀，就给胡适写信说，你们有这种好风水的地方，难怪出了你这个人。胡适给她回信：“韵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谢谢你。”[杨步伟：《杂记赵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91、97页。]

好景都不长久，中日局势一天天紧张起来，南京街头出现越来越多的抗战标语（赵元任没忘记记下一些标语的古怪文法，譬如“大家要提心吊胆的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新街口还放了一个大炸弹的模型，提醒市民挖防空壕，多备食粮。1937年“七七事变”前几日，杨步伟接到蒋梦麟、胡适和梅贻琦的太太们联名发来的电报，说请留下蒋、胡、梅在南方多玩几日，杨起初觉得莫名其妙，后来又想其中必有说不出的缘故。后来蒋胡梅三人离开庐山（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16日开始在庐山举行谈话会，邀请知识界著名人物分批前往共商国是），来到南京，在赵元任家对面的吴之椿家讨论是否应当北上，“适之主张急回北平以安人心，梦麟一面吃花生一面想理由，月涵（梅贻琦）则仰面看墙上的字画，不定可否”，心直口快的杨步伟只好打开话匣子，说她无缘无故接到联名特电要她留住他们，绝不是一个玩笑，必是别人不方便打电报才借用三位太太之名，一定有不可回去的大理由。在座众人意见不一，四五个小时后，还是蒋梦麟站起来说，如此我们暂停两三天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好了。[杨步伟：《杂记赵家》，第102、105、106页。]

同样在庐山参加谈话会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原计划搭乘津浦铁路列车回校，也是在南京被友人劝阻，决定多逗留一些时日。战争7月爆发，8月，国民政府开始高校内迁计划，临时大学第一区设在湖南长沙，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为核心，第二区设在陕西西安，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为核心。同月，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在南京成立，教育部任命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杨振声、胡适、顾毓琇、何廉、傅斯年、朱经农、皮宗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其中，蒋、胡来自北大，梅、顾来自清华，张、何来自南开，傅来自中研院，杨代表教育部，朱经农和皮宗石分别是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和湖南大学校长，代表地方。8月28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密谕梅贻琦，“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总览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54页。]。南迁已成定局，梅蒋张三位校长再回北方，要等到八年以后的1945年了。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是“七七事变”后最早一批南下的学者。他面庞瘦削，两道浓黑的剑眉，一头长发整年不梳，这位曾经的新诗诗人、新文化运动干将，在清华讲授的却是《诗经》与《楚辞》，“专门在（故）纸堆里打滚”，但讲法“决不和那些腐儒一样”，如学生云，“诗经虽老，一经闻先生解过，就会肥白粉嫩地跳舞了”[佚名：《教授印象记》，《走近清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6页。]。清华教授每服务满五年有一年休假，1937年夏天恰逢闻一多休假伊始，他计划回湖北老家安心读书。7月15日，他给先行回鄂省亲的妻子写信，说计划在三日内动身，“……耳边时来一阵炮声，飞机声，提醒你多少你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没有心思，看书也没有心思，拔草也没有心思……反正时局在一个月内必见分晓，如果太平，一个月内我们必回来，否则发生大战，大家和天倒，一切都谈不到了”。同日，为应不测，清华提前发薪。7月19日，闻一多带着子女和女佣赵妈赴天津，走津浦铁路赴南京（平汉铁路已不通），再转武汉。在正阳门火车站，闻一多遇到了曾经的学生臧克家，臧问他：“闻先生那些书籍呢？”闻一多答：“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丢掉，几本破书算了什么？”后来臧克家在文章中写，“他很感慨。我很难过。在天津换车，人向车上挤，像沉在水里争一个把手”[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上》（修订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441、442页。]。

闻一多的清华同事、地学系教授袁复礼也是这一年轮休。因为轰动全国的西北科考，“发现恐龙的袁先生”在清华相当有名，对学生他毫无架子，只是系务所累，他时常来不及备课，更来不及整理西北带回来的珍贵的采集品[佚名：《教授印象记》，《走近清华》，第58页。]。这一年他准备去美国考察，“一切手续都办好了，他的几个箱子都已经托运了，”袁复礼的女儿袁刚告诉我，“七七事变以后，我父亲赶快跑到天津把箱子截回来，说我不去美国了”。七七事变这年袁刚4岁，刚刚有记忆，她还记着几个画面。画面一：天黑黑的，下雨，她躺在床上，听到爸妈起来了，在那儿叨叨：这是打雷还是打炮？画面二：日本飞机在清华园上空飞，大家都疏散到科学馆地下室，说是地下室，其实是半地下室，高高的有窗户，上面都用报纸条打了叉，据说这样被炸后不会爆裂，晚上不许开灯，大家都拿棉被铺在地上睡觉，袁刚挺开心，她可以在地上翻跟头了。

避难时袁刚已经不记得有父亲在了，都是母亲在管他们，“为什么呢，他得跟学校走啊，学校里有些该收拾的东西他也得整理”，当时她的大弟弟一岁半，小弟弟一个月不到，全靠母亲和保姆两个人，事变后不久袁家搬到北平城内南横街祖宅，袁复礼离开北平之前给家人拍了张合影，后来袁刚母亲带孩子南下奔赴联大，途经越南，就是用这张照片办的集体护照。

7月28日夜里，日军炮击南开，留守学校的南开大学秘书长、哲教系教授黄钰生带领留守人员乘小船行驶到王顶堤一带的稻田中躲避。黄钰生毕业于清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教育学时是学校的风流人物，年年夏令营都参加，连续两届演讲比赛第一[《黄钰生自传》，《黄钰生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50页。]。后来也到芝加哥留学的闻一多说他这位外形俊朗的湖北老乡“是个cynic（愤世嫉俗者）”，其实，cynic形容闻一多自己可能更合适：他在美国换了三所学校，总是带着愤懑，“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上》（修订版），第202、207页。]”当时的闻一多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后来著名的《七子之歌》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完成的。

回到国立清华大学后，闻一多钻进故书堆，不再关心政治，而曾经倜傥的黄钰生则被私立南开大学改造成了兢兢业业的老黄牛。7月29日一早，黄钰生带教职工三人，学生五人，冒险回校巡视，不料炮火又至，师生避入秀山堂地下室，一枚炮弹从屋顶直穿入地窖，幸未爆炸。躲过一劫的他们冒着炮火从思源堂后上船，出八里台，经吴家窑、马场道抵达南开大学位于租界的临时办事处，此时黄钰生浑身泥水，一脸烟尘，满头乱发，眼镜架只剩下一条腿拖在耳际，手中提着24串钥匙，其中一串是他自己家的，其余都是各院室的[陈珍、邢公畹：《黄子坚先生》，《黄钰生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第349页。]。日军的炮击夷平了南开大学，日本众议院议员山本实彦在《天津通信录》中记录了他的所见：“有一个词是归于死灰，我觉得完全可以形容这里。有名的图书馆是卢木斋捐款修建的，但是我看到在这个图书馆的屋外被弹出的珍本碎片，已经被风吹散了，我在想应该带回去吗？但是我害怕遭到报应，便将这些碎片拾起来，从破玻璃窗子投了进去。”[《抗战烽火中的南开大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34页。]

7月30日，《中央日报》记者在南京专访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的那句名言就是这时广布天下的：“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南开被毁后，黄钰生写信给太太梅美德，告知家中什物已荡然无存，这位黄钰生在芝大的同学，出身于美国华侨家庭的女子回信：“论职守，校产毁，私产亦毁，于心无愧。若校产毁而私产存，就可耻了。现在你有我，我有你，还要什么？[黄燕生、黄明信、黄书琴：《黄钰生小传》，《黄钰生文集》，第425页。]”8月中，黄钰生经海路赶赴南京，把那些钥匙——现在它们仅具象征意义了——交到张伯苓手中。

黄钰生在南开的前同事李继侗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中国第一位林学博士。这是一位与野地为友的学者，还在南开时，他就常在八里台河塘边捞取各种水草，拿回来做实验，后来去了清华，衣着“与当时清华园的洋气不甚协调”[曹宗巽：《怀念先师继侗先生》，《李继侗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3月，第413页。]。他当然毫不在乎，每年带学生野外考察，只许带极少的东西，极少的钱，除非万不得已，一律自己背行李标本，吃粗简干粮。他有个说法，每年总要过若干天最简单的生活，试试一个人最低生活究竟可以简化到什么限度[殷宏章：《怀念李继侗师》，《李继侗文集》，第410页。]。1937年夏天，李继侗正在淮河流域考察植树造林工作，抗战爆发后，他没回北平，辗转去了苏州，因为他的父亲退休在那儿。在苏州没待多久，他就动身去长沙了，李继侗之孙李应平告诉我，祖父去长沙是为了清华与湖南省正在合建的农业研究所和农学院，他当时还不知道要合组临时大学。

拿到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的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是湖南人，曾国藩的曾侄孙，总穿大褂，不修边幅。他热爱旅行和写作，1936年6月自筹经费率领“北大化学系赴日参观团”对日本科学考察，并应《大公报》之约写了《东行日记》，彼时他已经注意到了“民治主义在日本的没落”，他写到，日本一般民众对军部统制一切的现象似乎很满足，在京都、大阪等城市，从中国东北调回的日本侵略部队受到民众满街欢迎。1936年年底，他又赴绥远考察，在寒冷颠簸的火车厢里，读完了范长江于当年8月出版的《中国的西北角》，后来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旅行文学，“最低限度可以做到的事，是自己对自己真实”[曾昭抡：《谈游记文学》，见戴美政编《曾昭抡西部科考旅行记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1月。]。1937年7月，曾昭抡受邀前往庐山，参加国是谈话会，随后沿江而下，到上海迎接留英归来的夫人俞大絪，住在虹口。8月12日半夜，朋友打电话来，说日本人马上就要登陆打仗，虹口是战争区，不能待下去，第二天曾昭抡就和夫人搭火车去了南京。[戴美政：《曾昭抡》，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13、122、155页。]

曾昭抡抵达南京当天，“八一三事变”爆发，历时三个月、惨烈的淞沪会战由此拉开帷幕。也是8月13日这一天，杨步伟把抱病的赵元任和大女儿赵如兰送上了南京开往汉口的“太古号”客轮——因为船票紧张，杨步伟只能和三个小女儿留在南京，继续等票。赵元任走之前和妻子商量，家这么大，带什么东西走是好？想来想去，结论是钱买不到的东西最要紧。杨步伟把丈夫记了三十一年的日记，还有从相册上撕下的4000多张照片，包了七小包，第二天在邮局排了七小时的队，寄给赵元任在纽约的朋友Robert W. King，她不知道Robert的住址，只知道他是贝尔电话公司的高级职员，就用那个地址寄了出去——八十年后，赵新那之子黄家林给我看了好几本影集，照片来源都是他的外婆杨步伟寄出去的那七小包，它们顺利地抵达美国，逃过了中国此后一系列战争与动荡，完完整整地保留了一段历史。我尤其留意到赵元任和家人友人们在沃克街27号（27 Walker Street）那栋米黄色两层小楼——这栋房子离我2013年访美期间租住的公寓相隔只有数十米，在阳台上就能望见——楼前的几张合影，有一张是与胡适，他穿着黑色的大衣，左手提皮包，右手拿帽子，两腿笔直地站在雪地里，表情有点拘谨。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雪后初晴的波士顿，几乎可以嗅到空气里融雪剂的气味。

回忆往事时，赵新那会习惯性地闭上眼睛，我猜那是因为调动记忆需要格外的能量。有时你感觉她睡着了，可是她还一直在用那口漂亮的京片子缓缓说着。送走父亲没两天，空袭来了，飞机从赵新那头上飞过去，能看见日本飞机上的大红花，她特别记得妹妹把脑袋躲到冰箱里，屁股翘在外面。我好奇为什么孩子要躲在冰箱里，杨步伟的回忆录给出了部分答案：许多南京人的防空壕都盖在地面上，用结实木头压着，找不到木头就用冰箱横在中间。这种防空壕防不了炸弹，仅能防流弹而已。

从8月15日到17日，南京天天都有日机来袭。政府强制购买民众存储的汽油，杨步伟卖掉家中汽油，半送半卖剩下的米面，连同中研院发给赵元任的部分薪水等等，凑了900元，8月19日带着女儿们登上了去汉口的轮船。走前一天，胡适来了，说他的太太也许不久会到南京，到时可否借住？杨步伟说，自然没有问题，就把被单全部换了，床前桌上还插了一朵玫瑰花才走，几十年后杨步伟写回忆录，“至今闭眼还觉得家中还是那样的”[杨步伟：《杂记赵家》，第112页。]。

8月19日那天下午南京大雨，雨后有云，杨步伟她们的船人还没上齐，空袭警报就响了，船匆匆开出，驶往上游。赵新那那年14岁，“说起来都是逃难的人”，她回忆起她们母女的船票一度被住在对门的吴之椿骗走，脸上挂着无奈又理解的笑。第二天中午船到九江，很多小贩挑着篮子上船来卖瓷器，“我母亲挑选了一个观音，白的，讲价钱讲到了一块钱，还没来得及给钱，响警报了，那个小贩，一个女孩子，挑着她的网篮就上岸跑了，所以我们拿了一个没给钱的观音。这个观音，跟着我父亲到夏威夷，到纽黑文，一直带着。传来传去一直跟到现在，现在还在我大姐女儿华盛顿的家里”。

船到汉口，转火车到长沙已是8月24日，一家重新团聚。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用杨步伟的话说，“凡有熟人去，无有不帮忙的，找房子的事更是出尽全力”。朱经农此前已经给清华和中研院租了圣经学院，大部队未到，杨步伟和赵元任一家就暂住了几天，后来又转到警察厅长的楼上居住。不多久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们陆续抵达，大家在长沙又热闹起来了，赵元任家是聚餐地之一，有一天大家合买了一只火腿，正准备煮来吃，从南京来的新华银行经理徐振东来了，带来一个坏消息：赵元任杨步伟家的两栋房子都中弹烧了。晚上赵元任到半夜睡不着，说他那么多藏书没了，杨安慰他：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目前过到哪儿是哪儿，将来我一个钱不乱用，有钱先买你的书好了。把赵元任给说笑了。[杨步伟：《杂记赵家》，第118、119页。]

1937年盛夏的长沙，虽然本地报纸上满是沪上抗战与本地防空计划的消息，但本地居民还未充分感受到战争的冲击，从《力报》的记者专栏里可以瞥见这和平的最后一瞬，“在日间，人们多是躺在屋子间里，嘴里不住喘着‘热啊热’……一到黄昏，赤铁般的阳光给暮色吞息了……晚饭后，成群结伴潮涌一般地从屋子间里走出来……摇着大团扇，嘴里含着古老的旱烟杆……”，“傍河岸马路的一旁，坐满着劳役迸汗了整天的人儿……马路另旁，摆着一些卖香烟凉茶的、测字算命的摊……喊声、叫声、谈笑声、儿女的哭闹声、大人的咒骂声，拉杂成一片，冲破了湘江水面的沉寂”[《老报刊中的长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第152页。]。“长而且宽的中山路……百货店，洋货商，都把玻璃橱中，装满了夏季男女应用的花品，像一九三七年式的浴衣，各色的毛扇，精绘团的花伞，胡椒孔的乳罩，轻薄柔软的衣料，裸足着的皮鞋，巴黎的香水，脂粉……摆设得新奇生动，富丽堂皇，令人目眩，又加上利用各式各样的广告灯，收音机里的迷人节奏，更衬托得使人停步，留恋，心痒，进一步的使你身不由己想走到里面，选他几种，拿回家去，或者送到别的地方去，献给爱人。”[《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