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时期的毛瑟枪—伦敦全是温布尔登网球—红烧黄河鲤鱼—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和陈寅恪散步谈明末事—车站墙壁上有上千纸条—热情和不热情都是罪过—送信的人最受欢迎—吃了肉当晚就能看见路了—十月的江南—死别者

从平津到长沙再到昆明，我有几位神交的朋友，我们素未谋面，但他们留下的日记或者回忆，让我得以用非常个人化的视角，进入那个震荡的大时代。最早认识的那位叫刘兆吉。他是我的南开前辈，哲教系大二学生，卢沟桥事变时，他正在天津西郊韩柳墅接受军训，参加军训的是天津各高校的大二男生，约五六百人，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队部给学生发的枪，是袁世凯1895年小站练兵用的毛瑟枪，帝俄时代的产品。[刘兆吉：《“七七”事变前夕在张自忠将军部受军训》，《抗战烽火中的南开大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17页。]

事变后不久，军训中止，学生返校返乡。刘兆吉老家在山东青州，他从学校赶到天津车站，“费尽力气挤到一张车票”。站台人头攒动，每个车门都有手持棍棒皮鞭的日本浪人把守，只准背麻袋的“苦力”上车，为他们走私白糖。眼看车就要开了，他还没能上车。这时一个戴着草帽的黑大汉向他走来，刘兆吉认出是军训时另一个班的班长，班长告诉他，是队长派他们去码头和车站看看，“有没有遭难的学生兵”。刘兆吉压着自己的感情，没让眼泪掉下来。车门上不去人，班长就把他举起来往窗户里推，最后他横躺在拥挤的乘客头上上了车，有人在骂，有孩子在哭，孩子的母亲伸手打了他一拳，他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列车徐徐开动了，他仍旧躺在人头上，听见班长在外面喊，你的包袱太大，窗户塞不进去，随后给你打（寄）去，打不去俺存着……后来他还说了些什么听不见了。刘兆吉再也没听到这位班长的消息。[刘兆吉：《“七七”事变前夕在张自忠将军部受军训》。]

差不多同一时间，在西苑军训的北平高校大二学生也宣布解散。古都人心惶惶，说南下交通已经中断，老家在浙江嘉善的清华化学系大二学生费自圻顾不得留在清华园的行李，直接赶到前门车站，买了去上海的车票。此时前门车站已充斥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站名添加了日文，古城里也插上了太阳旗，“唉！这哪还是我山川壮丽的少年中国”，他感叹[费自圻：《生平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10月，第169页。]。费自圻的浙江同乡，清华历史系大二学生翁同文是7月25日搭火车南下的，也没有时间整理衣服书籍，只带了个手提包，车过天津站，只见站房行李堆积如山，听闻都是旅客交运累积所致[翁同文：《从入学时说起》，《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73页。]。三天后的7月28日，日军向北平南大门南苑发动总攻击，中国守军伤亡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殉国，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北平沦陷。当日，清华外文系教授吴宓一早听到日机轰炸西苑，窗壁震动，他取出屉中银币300余元，把其中100元给了校仆吴延增，“谓若命尽今日，即以此为彼身家营生之资，以了结十二年居此之情事。吴延增悲泣，泪落不止”，这一天吴宓在清华园和衣而卧，坐待天命[《吴宓日记（1936—1938）》，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第179页。]。也是这一天，人在北平的一个英国人在日记里写：“坐到凌晨两点，听着全球的政治宣传。日本荒唐的自相矛盾……伦敦全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有关东方的消息都微不足道，除了最后通牒——也是非常彬彬有礼。[（英）约翰·哈芬登：《威廉·燕卜荪传·第一卷·在名流中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4月，第509页。]”28日以后，清华教师及眷属纷纷入城，29日傍晚，政治系主任浦薛凤移居东城报房胡同，在报纸上读到了天津南开大学被毁的消息，想到清华园也可能有同样的命运，“不寒而栗”[《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6月，第14页。]。

按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的回忆，“七七事变”后，北大留下的学生都是经济上极为困难的，后经人建议，给学生每人发20元，资助其离校，到7月28日北大校内已无学生[郑天挺：《滇行记》，《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3页。]。清华也有类似举措，但很快学生群起向学校借钱，一些住在北平的学生或家境宽裕者也要求补贴，用浦薛凤的话说，“声势汹汹……此实民族少年劣根性之表现”[《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17、18页。]，最后校方妥协，无论学生家在何处，境况何如，一律可领20元。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是负责借钱的教师之一，在8月9日的日记里，他只写了一句话：“负责与从学校借钱的学生打交道”，次日又一句，“继续办理学生借款。两日内有八十八名学生，每人借款二十元”[《朱自清全集》第9卷《日记编·日记·上》，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477页。]。

到7月底，平汉和津浦铁路均已无法全线通行，想要离开北平南下的人只能设法赴天津乘坐海轮。平津铁路一度中断了一周多，8月8日重新通车，但每站必停，日兵持刺刀检查，150公里的旅程往往耗时12个小时以上。关于日军搜收钞票、侮辱女性、拘捕乘客的传闻也很多。浦薛凤记述，每天有数百学生前往天津，一开始并不检查，后来则拘留甚多，“人遂视赴津为畏途”[《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21页。]。清华历史系大三学生黄明信提前准备了一些话应对日军询问，他穿着长袍，打算说自己是琉璃厂书铺的学徒，结果出天津车站时，日本兵只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根本没有准备这个问题的黄明信只好据实以告，日本兵手一挥，走吧。他才反应过来——他们在检查箱子的时候看到他的名片，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只要撒谎就会被拘留[纪录片《西南联大八年记》第2集，采访黄明信。]。与黄明信同行的是他的同学何炳棣，他们从天津出发，在烟台上岸，到同学林从敏家住了10天，继续南行。车过济南时，韩复榘的省政府给流亡大学生发每周每人2.5元的生活费，何炳棣偷偷跑到小馆子吃了碗片汤和一条一斤半重的红烧黄河鲤鱼。何与黄是在徐州分开的，何炳棣回老家省亲，黄明信和林从敏则前往长沙，等候临时大学开学。[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23页。]

因为不用参加军训，清华机械系大一学生吴大昌7月初就已经回到了浙江新登的老家，“七七事变”的消息，他是从当地的《东南日报》上看到的。“当时还希望这件事情和平解决，”他告诉我，“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暑假以后还能回去上课。后来‘八一三事变’之后就不抱这个希望了。”见到吴大昌是2018年5月28日。早晨8点多，北京理工大学校园外中关村南大街上班族行色匆匆，校园内就清净多了，暑气还未升腾起来，加上杨树投下的大片阴凉，让偶发的蝉鸣和装修声也不怎么扰人。这位北理工的退休教授1月份刚刚度过自己的百岁生日，他身体不错，读书看报、下楼散步全无问题，偶尔去个医院，医生还拿着他的身份证看半天，问一句：“是您本人吗？”

吴大昌1936年考入清华，读高中的时候杭州正在修建钱塘江大桥，“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在钱江上造一个桥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居然造起来了，那个工程对杭州人刺激蛮大的，我们就觉得工程很好，中国需要这样的工程，需要现代化，需要机械化”，这是吴大昌报机械系的原因，“那时候都强调科学救国、实业救国”。

虽然选了工科，他和同学也喜欢读一些人文的课外书，他记得当时最受欢迎的是翻译小说，“年轻人都好新鲜，想知道一些外国的情况”。吴大昌自己比较喜欢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梁思成翻译的，还有胡适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高中毕业前就读完了上册，“那个下册一直都没有出来，胡适之太忙了，没有专心用在这（学术）上面，所以有人讲要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这个下册就能出来了”。到了清华，因为哲学系主任是冯友兰，又开始读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印的，字很大，五块钱一本”，1937年在老家等消息的那个漫长暑假，吴大昌把这本50多万字的书读完了。

乱世读书是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发乎本能的世界观，更是他们解决内心危机的方法论。这一年9月胡适离开南京前往汉口，船行至九江，他假借商人口吻给留守北平的郑天挺写信，隐晦透露自己将赴任驻美大使，“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姑尽人事而已”，又勉励尚在沦陷故都的北大同人潜心研究，“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埋头著述，完成年来未完之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今诸兄兼有此两难，此真千载一时，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学术上的埋头闭户著作……弟唯一希望诸兄能忍痛维持松公府[松公府乃北大图书馆所在地，1934年考入北大的任继愈在《松公府旧馆杂忆》一文中回忆：“院内古槐参天，每年夏季，浓荫匝地，蝉声悠长，寂若空谷，静若古刹”。]内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将来居者之成绩，必远过于行者，可断言也”[《胡适全集》第2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343、344页。]。

但“埋头闭户”又何其难也，8月8日，日本军队进入北平城。浦薛凤记述，“日军纪律，外表尚好……但地点偏僻处，一入深夜，则有大问题。铁狮子胡同一带，闻常有昏暮敲门，或爬屋而入，强索妇女”。在日人的控制下，北平各大报纸名称仍旧，内容全非，只登同盟社（注：日本官方通讯社）电讯，其余消息只字不提。中山公园已改名北平公园，东交民巷时有日人放起气球，上书日军又得某地，占某城[《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25页。]。清华社会学系主任陈达亦记载，敌人每攻下一个大城市，就强迫北平中小学生结队庆祝胜利，“余心中懊丧、忧惧、愤慨……既不想做事，亦不能做事。觉得坐立不安，情绪万端而已”[陈达：《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第8页。]。1937年夏天的北平，每一个知识分子都面临“流亡”与否的选择，选择并无标准答案，但时代裂变之际个人能动性的发挥，本身就是有趣的课题，此类文本在前人经验上不断积累，也不断给后人供给着思想资源。43岁的吴宓在日记里详尽记下了自己的纠结，不妨做部分引述（省却了同样困扰他的爱情部分）：

吴宓最终于1937年11月7日南下，他在日记中提到的清华同事浦薛凤是10月14日动身的，进入10月后，南下的教师越来越多，除了沦陷之北平气氛压抑，知识分子不愿为日人服务外，也和长沙临时大学的组织日渐有了头绪不无关系。9月中旬，郑天挺收到了胡适在九江轮写就、希望他“埋头著述”的信，但他感到，这么大的学校，在这战乱岁月，实在无法维持同人的生活。不久，北大派课业长樊际昌北上接各教授南下，樊到天津后住在租界不敢贸然来北平，郑天挺托人到天津与樊会晤，催长沙迅速汇款，10月底汇款到，郑即分送给各教授，并陆续南下[郑天挺：《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4页。]——经济因素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毕竟一路仅路费就耗资不菲，如吴宓日记所记，校长梅贻琦数次来电催促清华教授南下长沙，并告知如果10月内到达，9、10月工资一起发放，10月以后到达的，只从抵湘之月起算，“此一办法亦不尽合理”，浦薛凤记载，“然许多人因此心动，决计南下”[《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第24页。]。

设想一下，在1937年那个深秋，你终于决定离开已被日本人占领、飘扬着太阳旗的故都北平，为免暴露，你拒绝家人相送，由前门火车站登车前往天津，头等车厢中几乎全是高声谈笑的日语，你和同事彼此目视，默默无言。车抵天津东站，查票口外站立制服及便衣警探多人，东点西指加以扣留，你昂首阔步，目不斜视，走到马路上，知已脱离虎口。在天津你上了海轮，挤得水泄不通，厕所和垃圾桶上面都是人，船接近还未沦陷的青岛，你终于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国旗，心头一阵畅快，但马上面临一个难题：是在青岛上岸，还是继续南行到上海上岸？青岛上岸的好处是，从这里可以转乘铁路南下，但风险是鲁南苏北一带轰炸较多，一旦铁路中断，被困山东，人生地不熟。上海上岸的好处是，前往长沙的路线较多，不必困死一线，实在不行租界还可以避难，但风险是长三角已是战区，没有什么是说得准的。你最后决定在青岛登陆，经胶济铁路到济南，转津浦铁路南下徐州，这一段路你遇到了四次空袭警报，每次警报一响就得停车，旅客自行下车，步行到铁路线二里之外躲避，同时火车头抛下车厢，寻找掩护（日机专寻车头轰炸）。到徐州后，转陇海线西行到郑州，在郑州车站，你看到了人山人海的难民，许多是女性，车站墙壁密密麻麻贴着上千张纸条，都是留言给失散亲人的。在郑州你又转平汉线，火车到深夜才发出，人太多了，许多人不得不从窗口爬入，到汉口再换粤汉线——这已经是你经过的第六条铁路线。为防空袭，车身涂满黄绿青灰泥土枝叶色的油漆，在一个东方微白的清晨，你终于抵达了长沙，此时，离你从北平出发已经过去了13天。这是清华大学教授浦薛凤、王化成等人的故事[《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在战乱年代几乎可以称得上一路顺利了。倘若你因为维持学校工作，动身得晚了一点，1937年初冬才离开北平，你在青岛登陆，发现胶济铁路也中断了，只能乘海轮继续南下，此时的上海已过于危险，你继续南下直到香港上岸，又因粤汉铁路被轰炸，无法从广州北上，只能乘船溯西江至广西梧州，取道柳州转桂林，由公路入湘，经衡阳到达长沙，此时距你离开北平已经过去了一个月，而你抵达长沙后才知道，首都南京已于前一日沦陷了。这是北京大学教授郑天挺、罗常培等人的故事[郑天挺：《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1937年之前，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南渡”。第一次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元帝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当时大批缙绅﹑士大夫及庶民百姓随之南下，史称“衣冠南渡”，这也是中原文明第一次大规模南迁。第二次是靖康之变，北宋为金所灭，宋高宗南下，在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与金隔江而治。第三次也就是吴宓与陈寅恪谈论的明末南渡，清军入主中原后，明朝宗室及文武大臣逃亡南方，建立起若干短命政权。这三次南渡，直到王朝覆灭也没有等来北还中原之日，所以陈寅恪会在南迁后悲观地写下这样的诗句，“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发生在1937年下半年的这次南迁，是慌乱、分散和自发的，但也为此后三校有组织地迁往昆明奠定了基础。南迁途中少不了各种情绪的撞击和“教育”。冯友兰和吴有训途经郑州时碰到了熊佛西，三人一起去吃黄河鲤鱼，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了。熊佛西喜欢养狗，席间说起北平有许多人离开了，狗没法带，只好抛弃，而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友兰说，“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之狗”[《冯友兰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99页。]。吴宓途经山东，在胶济线看到“土田肥美，屋宇崇整”，印证了他对这里的美好印象，“益信孔孟贤圣之生降此方，不为无因”，可惜道旁已经开始挖掘战壕，“不日此区将罹惨劫，念之凄然”[《吴宓日记（1936—1938）》，第252页。]。林徽因在津浦线上看到许多兵车，她往大后方去，这些士兵则往前线去，她看到他们吃的穿的都如此糟糕，无法形容自己的感受，“‘惭愧’两字我嫌它们过于单纯”。又想起自己和梁思成三个月前刚刚考察过的熟悉的晋北，“天这样冷……（就不说别的！！）战士们在怎样的一个情形下活着或死去！”她写信给沈从文，“所以一天到晚，我真不知想什么好，后方的热情是罪过，不热情的话不更罪过？二哥，你想，我们该怎样的活着才有法子安顿这一副还未死透的良心？”[林徽因1937年10月致沈从文信，《林徽因书信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页。]

学生方面，接到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的通知，翁同文是在9月中旬，费自圻是在10月初。同在浙江的吴大昌只记得消息来得相当晚，“通常9月1日就开学了，那时候正是上海打得很厉害的时候，一点消息都没有。上海一打，大家知道这个事情一时完不了，但下面怎么发展，不知道。像蒋百里这些懂军事的人知道，沿海是守不住的，要守住洛阳襄阳衡阳一线以西，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那个县城很小，也说日本要来了，但当时大家好像也不知道日本人来了要怎么办，县里动员大家挖防空洞防空壕，我记得自己就在想，日本人的坦克过来了，我们人工挖的一条沟，靠得住吗？”得知复课的消息也是从报纸上，就和几个浙江的老乡通信，相约在杭州碰头，一起去长沙，“那个时候的邮政比现在好，本市（通信）今天发明天到，现在没人重视（写信）了，把信都当广告当垃圾看了。那个时候很重视的，送信的人每天来，送信也好报纸也好，大家都欢迎他，很高兴的”。

刘兆吉就是在山东老家接到老师黄钰生的来信，得知临时大学将要开学而设法辗转南下的。黄钰生还在来信里叮嘱，如果经济有困难，可谋临时工作，以维持学业，这对刘兆吉不啻于天降喜讯[刘兆吉：《怀念心理学家教育家黄钰生教授》，《刘兆吉诗文选》，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117页。]。“当时可以上大学的，可以说都是中产阶级以上，我父亲（的家庭）恰恰是山东偏僻的农村里最穷的。”刘兆吉之子、西南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刘重来告诉我，刘兆吉能上学和祖父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和英国在山东招华工，招了14万，我的祖父就是华工。当时英国发布的‘真诚无欺’的布告里就说了，工人每月领工资12元，家属养家费另给10元，工人走之前，还要给安家费20元，当时对那些穷人、农民来讲，简直觉得太好了”。

靠父亲当华工积攒的钱，刘兆吉从小学读到初中，这时这笔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家里做了一个决定，刘兆吉继续读书，他的哥哥辍学去药厂当学徒。刘兆吉每周背一袋玉米煎饼、一包咸菜去读书，一日三顿都吃这个，就着学校免费供应的开水。刘重来跟我回忆说，“我父亲讲，因为一点儿油水没有，到了晚上什么都看不见了，（走路）脑袋碰到树上都可以”。有一次刘兆吉的父亲去学校看他，买了点荤菜，“其实就是一大片桑叶上面托了三两片卤肉，我父亲几个月没吃过肉了，他说吃了那个肉之后，当天晚上就能看见路了”。完成初中学业，刘兆吉去了不收学费的山东第一师范，毕业后在济南教小学。但他一直有个大学梦，教了几年书有了点积蓄，就考入了南开大学，1935年入学时，他已经22岁，非常珍惜这个读书的机会，“所以抗战爆发他回到家里时非常丧气，后来接到黄钰生的信，感动得不得了”。刘重来说，因为父亲家太偏僻，信只发到附近村一个杂货店，有乡人上那里买东西，才辗转告诉他的，“喔！他才兴冲冲地跑到杂货店去拿那个信！”刘重来用带着重庆口音的普通话转述着父亲当年对他描述过的兴奋。

不过，当时中国北方大片土地已经沦陷，政令不通，更可靠的传播工具是广播，据北大政治系学生张起钧回忆，沦陷区报纸已沦为敌伪御用工具，民情悲愤，精神痛苦，人人都偷听广播，以期知道一点真实可喜的消息。而听到复课消息的人，又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把复课消息散播开来[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25页。]。10月16日，费自圻离开嘉善，循沪杭线前往杭州，当时沪杭铁路天天都有轰炸，不免担心危险，“但不能吃苦和自立，何言读书报国”。到达杭州后，费准备经浙赣线转南昌赴长沙，结果列车过嘉兴就遭遇警报，众人尖叫着下车向四野奔跑，10月的江南，稻谷已经收割，除了50米外有一照壁，平原毫无掩护。很快，躲避的乘客就聚集在这堵墙附近，堆成了远为显眼的人墙。这堵人墙不幸成了日机的目标，等费自圻在轰炸和扫射掀起的旋风尘土中回过神来，天空已经恢复了平静，他的周围满是弹痕累累的尸体和母亲寻找孩子的哭喊。他最终抵达长沙，但那天的经历成了他永远忘不了的梦魇。[费自圻：《生平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69页。]

翁同文在从浙江赶赴湖南的路上也遇到了警报，但幸运地没有赶上空袭，车过金华车站时他看见许多口棺材，都是前两天被炸死的民众。许多年后，他回忆起1937年那个夏天，首先想到的是那些死别者。一个人叫孙世宝，小个子，双颊苹果红，西苑军训时站在他左边，死于由长江入川船上的空袭。一个人叫胡琛，从东吴大学转学而来，因中学同学许国璋的关系认识，死于重庆大隧道惨案。一个人叫蒋茀华，历史系高才生，有络腮胡，回到山西原籍后被人谋害而死。还有一个人是同级的女同学，翁同文忘记了她的名字，在山西参加游击队后战死。他也想起命运给人开的玩笑，1937年春假时，他参加北平各大学师生合组的平绥路旅行团，游览西北，在大同观云冈石窟，在包头吃黄河鲤鱼，同行者有两位云南籍贯的北师大同学，一直夸耀滇池的金线鱼如何好吃，如果去云南，必然请吃。不承想，一年之后，翁同文真的到了昆明，还和那两位转学的北师大学生成了西南联大同学，翁开玩笑提起请吃往事，两人只是笑笑，一再逗他们，再无反应。[翁同文：《从入学时说起》，《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