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

1938年春天，袁复礼妻子廖家珊也离开了北平，开始前往昆明的寻路之旅。她和保姆带着六个孩子，最小的9个月，最大的12岁。12岁的长子因为大脑炎后遗症有智力障碍，还需要别人照顾，只有过了十岁的长女能帮着做点事，好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叶企孙和他的学生熊大缜一直在天津负责接应安排，沿途又得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帮助。当时4岁多的袁刚记得刘文典，“干巴儿瘦”，“一个人，没带家眷，挺照顾的”，尤其记得，在滇越铁路的火车上，马上要过人字桥了，刘文典还特意跑过来提醒袁家观看这建筑奇迹，“就站在我旁边指着。过一会儿果然到了，我记得那个桥是白颜色的”。

关于这次南下，袁刚还记得其他一些片段：在天津等船时住的旅馆，窗帘特别好看，全是蝴蝶。在塘沽上船是家里的厨师老余送的，“我妈跟我说，你跟老余招招手。他穿了一个灰色的大褂，我在船上跟他招招手”。在香港接船的是北平图书馆馆长、三叔袁同礼，“我们站在甲板上，三叔在快艇上，我跟我妈说，三叔来了，三叔来了”。在香港住了半个来月，坐船去越南乘火车，老街下车过国界到河口，那天下大雨，地上积水很深，她那不愿意做亡国奴、从上海逃出来的大学生表哥潘世征说：你们鞋别湿了，我来抱你们。“两个胳膊一边夹一个小孩”，“踩水，啪啪啪在水里头”。

潘世征毕业后成为《扫荡报》战地记者，报道滇西抗战，写过一本《战怒江》，一本《战时西南》，解放后不能做记者了，在华北“革大”接受训练后分配到军队做文化教员，过节时来过袁复礼家，跟袁刚讲他给部队上课，讲国民党军队抗战，“共产党的兵一听，啊，国民党还打仗？他说，我怎么说呢……我就说蒋介石不打，但底下的兵都打”。那是1951年的事儿。

到了昆明，也是先到迤西会馆，“就记得一个屋子里，好多人，都是逃难的”，过一会儿父亲来了，一家九口团圆，至于久别重逢的感觉，“都不记得了。太小了”。在昆明一住八年（中间去了一年叙永分校），能看的书不多，就老翻父亲的相册，从那些照相——1933年出生的袁刚仍用老话“照相”——中知道了湘黔滇旅行团。照相中有许多少数民族在跳舞，袁刚觉得都差不多，父亲就给她解释其中的差别；印象最深的是毛鸿教官牵一头浅色军犬的照片，“哎哟，特别神气”。

旅行团中的老师，除了黄钰生，在昆明接触最多的是曾昭抡。袁家住金鸡巷1号，曾昭抡常来，穿个灰布大褂，照例不修边幅，“不是后跟袜子破了，就是前脚趾出来”，总是拿着本精装英文化学书，在路上不搭理人，“直眉瞪眼地往前走，总在想自己的东西”。一般客人来，像杨武之、孙承谔，跟袁复礼说话，也跟廖家珊说话，“他不，他不理我妈，就跟我爸说一些我们也听不懂的话”。那时候大家都经济困难，一般不留客人吃饭，曾昭抡是个例外。吃饭时他坐在袁复礼和袁刚中间，“到夏天，他那个衣服都有味儿！我们小孩就偷偷叫他臭汉，我弟弟说，臭汉又来了！”解放后曾昭抡任高教部副部长，“我妈就说，曾昭抡做了部长以后，穿得好一点了，不那么破烂了。”袁刚笑。

大概是在1944年、1945年左右，袁复礼保留的旅行团照片还展览过，所谓的展览也就是校庆日挂出来给人看看，是袁刚帮父亲弄的，找两张大牛皮纸，然后挑一些照片插上去。她记得1947年也展览过一次，那时已经回北平了。这些照片，连同整个相册都没能保存下来，全没收了——后来联大校友征集旅行团照片，袁家一张也拿不出来，直到最近几年，他们在整理袁复礼存放在学校办公室的资料时，发现了一个盒子，里头有200多张照片——200多张底片，全是旅行团的，多数是空的风景照，袁刚推测，这是父亲当初在收集相册时挑剩下来的。

至于具体情形，袁刚当时在上海，了解不多，“我妈也不愿意说，我们也不愿意问，因为说详细了大家都很难受”。但回北京后，母亲偶尔说一句她还是知道了一些。从南横街（祖屋）拉了好几卡车，“一开始还以为我们和袁世凯有关，不过很快就弄清楚了，跟袁世凯没关系”。

赵新那

赵元任唯一一次向二女儿赵新那发脾气，也是在1938年春天。他接受美国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的邀请，决定举家赴美，但正值抗战，新那不愿意走，最后走的条件，是父亲答应她一定会回来。

在夏威夷她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历史老师给他们模仿希特勒，后来她在广播里听到希特勒的演讲，才知道老师学的不对，“根本不是粗嗓子，是尖嗓子”。当时英法绥靖纳粹德国，但赵新那记得母亲杨步伟说希特勒不会罢手。一年后，赵家离开夏威夷，赵元任先后任教于耶鲁和哈佛，抵达纽约那天是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1年，赵新那考入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后来并入哈佛大学），本来是学数学，一个德国来的犹太老师黑曼博士化学讲得特别好，她就转了化学专业。“你知道美国的男孩子女孩子，十七八岁，都是出去跳舞啊，玩儿啊，date（约会）啊，我哪儿也不date，谁也请不动我，所以我母亲说别人说我，赵二小姐太骄傲了。”回忆到这儿，赵新那顿了顿，说，“我没有心情”。

在学校，她最好的同学都是从欧洲逃到美国的犹太人的孩子，他们不怎么跟美国人玩，“因为我们心情不一样，自己国家受压迫，一边受德国，一边受日本，受侵略的哪有心思跳舞啊”。至今她还和一位捷克的犹太人同学保持着联系，但她今年（2018）贺年没有收到同学的信，捷克同学比她小两岁，两人都已是耄耋之年。

拜访赵新那家时，她的次子黄家林请我在一个来访宾客本上签名，并写下联系方式。这是赵家的一个传统。赵新那上大学没几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日宣战，跨太平洋民用交通基本中断，位于麻省剑桥市沃克街27号（27 Walker Street）的赵家变成了一个中国人活动中心和信息中心，终日客人不绝，每位客人都要在赵元任准备的一个签到簿上签名。

逢年过节来赵家聚会的能有几十上百人，一波波地来，杨步伟是主厨——她后来写的《中华食谱》由胡适写前言、赛珍珠作序，一度畅销全美。赵新那是母亲的司机，带着她去搜罗那些新鲜又便宜的食材，特别是美国人不吃的鸡杂、牛尾、鸭脚等等，“我母亲把这些东西做得很有中国味，留学生吃得香极了……我们家里一年到头源源不断的客人，如果家里只剩我们一家人吃饭，我母亲会说，我懒得做饭了”[《黄培云口述自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11页。]。

清华同学会的活动也常在赵家举行，在一次活动结束后，赵新那去厨房，看到一个高个子男生在洗碗。男生叫黄培云，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此时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你别把碗砸啦！”赵新那冲他说，又问需要帮忙不，这是两人认识的开始。后来黄培云参加了哈佛和麻省理工留学生组织的“哈麻歌咏队”，大家开玩笑叫“蛤蟆歌咏队”，赵新那也在里头，指挥是新那的姐姐赵如兰，大家常唱《凤阳花鼓》《车水歌》。再后来，与黄培云合租的同学发现他去赵家去得越来越勤。1944年12月17日，胡适先生生日，赵家为他祝寿，四十三位客人出席生日午餐，就在那次聚会上，赵元任杨步伟向客人们宣布赵新那与黄培云订婚。1945年7月，两人结婚。这是赵家第一次嫁女儿，给亲友的结婚通知书上特意注明：“为省物资以促胜利千祈勿赠礼物为幸”[《黄培云口述自传》，第115页。]。

“我最记得哈佛广场有个地铁站，旁边拐弯有个小吃店，我老伴儿请我去吃hot dog（热狗）。人家都要请吃这个那个，他请我吃hot dog。”赵新那笑。她是后来才知道，黄培云也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我们就说笑话了，”她微微笑着，“我老伴儿不是步行团（一大队二中队）第五分队的队长吗，我是献花的，所以我们那天应该见了面了，那是38年，我们到41年才认识，才真正见了面。”

刘兆吉

至迟在1939年春天，刘兆吉完成了《西南采风录》，并请朱自清、黄钰生、闻一多三位老师作序。朱自清对这本书的评价极高，说不同于传说中古代天子派使者乘着轻车到民间采集歌谣，刘兆吉是以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西南采风录》朱自清序，刘兆吉《西南采风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12月。]。

黄钰生回忆了湘黔滇三千里步行中，他所目睹的刘兆吉采风画面，“一群人，围着一个异乡的青年，有时面面相觑，有时哄然大笑，是笑言语不通，手指脚划，面面相觑，是要窥测真意。本来，一个穿黄制服的外乡人，既不是兵，又不一定是学生，跑来问长问短，是稀有的事，是可疑的事——稀有，所以舍不得让他就走，可疑，所以对他又不肯说话”。在刘兆吉采集到的歌谣里，九成是情歌，黄钰生以亲身经历注解：从镇远到施秉，他与几个挑棉纱的人同行，每个人的担子都在百斤以上，黄钰生跟他们走了整整一天，他们整整唱了一天，都是郎啊妾啊一类的情歌。又有一次，在盘江的荒山中，他遇到一群从平彝驮铁锅到镇宁的人，山路难行，一步一喘，但也在断断续续唱些妹啊郎啊的情歌，“这些人是在调情么？是在讴歌恋爱么？是在宣泄男女之情么？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唱一唱，似乎可以减轻筋骨的痛苦。再听人唱一唱，也觉得绵绵长途上，还有同伴，还有一样辛苦的人。他们所唱的歌，与其说是情歌，毋宁说是劳苦的呼声”[《西南采风录》黄钰生序。]。

闻一多惭愧于曾经在途中挂名指导，但在采集工作上“毫未尽力”。他对这些歌谣有“极大的兴趣”，也有“极大的感想”，“在都市街道上，一群群乡下人从你眼角滑过，你的印象是愚鲁，迟钝，畏缩，你万想不到他们每颗心里都自有一段骄傲”，“打仗本不是一种文明的姿态……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感谢上苍，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或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钢刀响’为乐的‘庄稼老粗汉’，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如果我们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根据就这一点。我们能战，我们渴望一战以得到一战为至上的愉快”[《西南采风录》闻一多序。]。

到了夏天，临近毕业，刘兆吉的工作仍无着落，他原想托老师黄钰生帮忙，但师母梅美德病危在医院，钰生师日夜守候，他不忍前去打扰。几天后，消息传来，梅师母去世。在追悼会上，黄钰生悲痛欲绝，对前往慰问者，只是颔首致谢，拭泪不语。追悼会结束，黄钰生站在门口，向参加追悼会者致谢，当刘兆吉低着头从他身边经过时，被他一把挽住手臂：“传鉴先生（喻传鉴，时任重庆南开中学教务长）回信了，同意你去重庆南开中学教书，准备准备吧！他要你7月10号到校。”

“几个月来为自己生计焦虑、失望，加上此时的悲哀心情，忽然又遇上天大的喜讯，使我呆若木鸡了，”刘兆吉后来回忆自己的反应，“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内心的千言万语，反而使我变成了哑巴，喏喏而退。”[刘兆吉：《怀念心理学家教育家黄钰生教授》，《刘兆吉诗文选》，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

1939年7月，刘兆吉从昆明搭“黄鱼”到了重庆，先任南开中学教导处职员，再任语文教师、教务主任[刘兆吉：《雪泥鸿爪忆学人》，《怀沙坪忆当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9年9月。]。战时首都条件艰苦，1941年3月，刘兆吉的妻子生下双胞胎，因为营养不良，两个男孩一共5斤多。“我才2斤多，小老鼠一样，嘴小得连奶嘴都含不住，就那样活下来的。”刘兆吉之子刘重来说。

刘兆吉后来任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是解放后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2001年去世。父亲去世后，刘重来为出版《刘兆吉诗文集》翻找家里留下的资料，看到几张手稿，是刘兆吉从未发表过的一篇纪实散文《双生子》，在这篇文章里——不排除有艺术加工的成分——刘兆吉记录了自己1941年那个春天等候在产房外的千头万绪，彼时他刚刚交了入院费40元、保证金50元，全部财产还剩一张10元的法币，“我在想，我已寄出尚未发表的文章，担心它原封退还，虽慷慨的附足邮资并注明‘如不登载务请退还’字样。又担心虽已发表但迟付稿费或者数目过少。妻在生产之后能否再做事情，能否再继续帮我缮写整理湘黔滇旅途上搜集的资料。授课之暇我能否预备功课，应付今春的高等考试，我目前的薪水能否养活我的妻子，提高中学教员待遇能否兑现。国民政府奖励生育的议决案有无具体办法，首都物价是否继续飞涨，留在战区的父母怎样接济……”

等到护士小姐通告他母子平安、还是双胞胎男孩的喜讯，旋即叮嘱他妻子奶水不够，要买奶粉，而一磅奶粉的价格几乎赶上他一个月工资时，“我感到惹下了塌天大祸，我觉得自己是杀人的凶犯”。第二天他带着鸡蛋肉松红糖去看妻子，妻子的神情忧虑着。“不要愁！我有办法了，”他说，“《西南采风录》的稿子，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通过了，稿费八百五十元，不久就会寄来。”那是他第一次对妻子说谎[《双生子》（1941年3月），《刘兆吉诗文选》，第47页。]，实际上《西南采风录》到1946年12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刘兆吉诗文选》，第181页。]

刘重来家里只保留了一本原版的《西南采风录》，是他的伯伯，也就是刘兆吉的亲哥哥留给他的。你或许还记得，当初家里为了支持次子刘兆吉读书，长子辍学去药厂当学徒，后来哥哥干了革命，当上八路军野战医院的院长，解放后是南京卫生局副局长。1949年，哥哥偶然在苏州商务印书馆的分馆看到弟弟的书，非常高兴地买了下来，并自豪地给二十多个朋友传阅。“文革”开始后，弟弟被批斗抄家，许多资料有去无回，自己的书也不例外，哥哥幸免，得以留下这本原版。

刘重来告诉我，刘兆吉在“文革”中的一个罪状是“游山玩水”，说的就是湘黔滇旅行团的经历，“他当时（抗战时）觉得自己是为了国家，要好好读书。但那时候呢，也觉得，是啊，人家都是抗日，我们还往大后方（跑）。两种情感都是真实的。就是季羡林说的，一种原罪感，就是觉得自己本身就是罪人，什么都没做就是罪人”。

刘兆吉被抄了好几次家，除了贵重物品比如项链啊西装啊，就是各种书和信，把书抄走时会有一些夹在书中的东西落在地上——其中就包括朱自清、黄钰生、闻一多1939年给《西南采风录》作序的手稿，战时艰苦，他们的序都写在很差的土纸上，大约因此没引起注意。“几张烂纸片，他们没有拿走，我们就赶紧把它们捡起来，就这样保存下来了。”刘重来说。

现在，如果你去云南师大校内的西南联大博物馆，可以看见这三份手稿的复印件，裱在框中，挂在墙上，整整齐齐。

吴大昌

1940年毕业后吴大昌也去了重庆工作。先是在江津金矿勘探队，战事不利，重庆的空袭也很厉害，他的心头总有一团阴影，尤其是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接着苏德战争，德军在苏联长驱直入，“苏联曾经还帮我们的，现在也没力量帮了，也是不好的消息。一直都是不好的消息”。

这一年年底他调去资源委员会电化冶炼厂，新单位在綦江乡下一个叫大渡口的地方。他从江津坐船沿江而下，晚上到了綦江的工厂，厂长是位华侨，叫叶渚沛，有一台收音机，那天晚上，吴大昌就是在这台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人突袭珍珠港的新闻。“哦！这个时候，那个心里面就是，真是好像得到一个胜利呀，”吴大昌说，“现在你讲这个思想很不好，崇美，但当时像我们这种思想的人，很多的。并不是我们欢迎日本人去打珍珠港，但是日本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我们就是希望美国支持，现在就明确了……沉闷的空气没有了。”

那时候助理工程师工资不高，物价高，“一个月结余可以买条裤腿，两个月可以买两条裤腿，三个月可以买块腰布，配齐了，三个月的钱可以买条裤子”。有段时间吴大昌只有一套衣裤，那就得等放假，放假很少，两个礼拜休息一天，休息头天晚上把衣裤洗了，晾在外头晒，第二天早晨不起床，等衣服干。当然在重庆，你还得等天晴，不然就洗不了衣服。每到这时候吴大昌就特别怀念1937年暑假离开清华园时，留在男生宿舍明斋208号的那两条裤子，就像他在长沙的课堂上怀念着计算尺和画图仪，在昆明的食堂里怀念着长沙油豆豉一样。

不过那时候年轻，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好像过得都挺高兴，有的宿舍是二三十个人的大房间，联大的、武大的、浙大的，晚上有聊不完的天，过年贴个对联，写：“茅屋三间，广庇天下寒士；欢声一片，尽是厂中实习（员）。”还能读到美国大使馆发的新闻稿，能读英文的人，你写一封信去，它就会给你寄，“所以陆陆续续的新闻，美国人占领这个岛，占领那个岛，他一个岛一个岛地战胜，你也就跟着他一个岛一个岛地……士气很高的”。吴大昌笑。

抗战胜利是1945年8月，一直等到12月才买到船票东下，从重庆一直坐到南京，1946年元旦在船上过的，当时刚好过洞庭湖口，能看见八百里洞庭——算是对湘黔滇旅行团遗憾的弥补，可惜那会儿洞庭湖好像也没水。回到浙江新登老家，父亲和弟弟还在，母亲已经去世了，1941年走的，肺病。在家乡住了一段时间，印象很深的是，许多家庭的孩子都上了战场，人们搞不清楚国民党共产党，但希望不要再打仗了，希望孩子们回家，“这种愿望是很强烈的，蒋介石觉得自己（打共产党）会胜利，这个是他不得人心的地方”。

因为之前考取了公款留学，吴大昌1946年乘船赴美，学农业工程，也是等船等到7月份才走，那时国共和谈已经破裂，内战没有正式开始，但东北已经打起来了，他的判断是，内陆是共产党的，沿海是国民党的，但不管谁主政，都要搞建设，“反正总感觉到中国现代化，我们应该可以做点事情的”。

赵新那

赵新那和黄培云是1946年回国的，“我已经结婚了，我独立生活了，要走完全是我自己的事儿了。去的时候没想去，回来的时候想回来”。他们找母亲杨步伟借了850块钱，买了辆二手福特自驾穿越美国，一边拿着老师的介绍信参观各地工厂，一边游览各地风光，跑了一万多英里——赵新那还记得黄石公园的老忠厚泉，还有满地乱跑的小狗熊。两人轮流开车，把沿途走的地方都详细记在一张地图上，“非常可惜，‘文革’时期我家被抄了，没还”。

从东海岸开到西海岸，车坏了，但西岸车贵，坏掉的老福特卖了1000块，倒赚150块。原本大姐赵如兰和丈夫卞学璜也要和他们一起的，临时决定不走了，“姐夫家里在天津，他们家里人大概觉得危险，叫他们不要回来了”。第二年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也离开剑桥准备经西海岸回国，但教育部长朱家骅给赵元任发电要求他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一向不愿意做行政工作的赵元任决定推迟回国，并接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请——原本只是计划路过加州，这一路过就是三十年，用赵新那的话说，“就彻底改了后半辈子”。

杨式德

1949年10月16日上午10点，杨式德坐车从旧金山去伯克利拜访赵元任，在赵家午餐，下午3时离开，这是他在美国的最后一天。他是1945年夏天坐运兵船赴美留学的，同船的还有杨振宁。在普渡大学拿到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后，他赴哈佛大学深造，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当时新中国即将成立，杨式德接到母校清华大学工学院邀请，决定回国。

还在哈佛时，他与几位好友，包括任以都、白家祉、史国衡（也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费孝通的得意门生）等人搞过一个学习新民主主义的讨论会。白家祉比他们早一步回国，给杨式德写信，说了很多正面的东西。

1949年10月17日，杨式德在旧金山登上开往天津的轮船。离开哈佛后他又开始记日记，风格和他的湘黔滇旅行日记很接近，都是实录，极少评论，日记一直记到1970年代初。1976年杨式德因病去世，时年59岁，这些日记如今保存在杨嘉实美国家中，他给我发来了1949年10月16日那天的日记。

吴大昌

吴大昌是1950年回国的，当时朝鲜战争已经开始，但中美都还没有参战，他离开美国时，有美国朋友对他说，你们回去了，将来我们不要打仗啊。在旧金山上船时，吴大昌从报纸上读到了美国副总统给毛泽东的公开信（“Open Letter to Mao Tse-tung.” September 30，1950），信里说，“如果新中国在学会制造卡车和拖拉机之前学会了制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

回国的船上有许多留学生，大家轮流发言交流回国愿景，吴大昌的想法是去东北的农场工作，那里的地形最接近美国中西部，美国农业效率很高，全部机械化，而农业机械化最核心的就是拖拉机，吴大昌毕业实习就是在爱荷华州的一个拖拉机厂，“回国时有一种光荣感，（把）好的东西在中国普及，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你看，农业可以这样搞！我们当时都看得很容易，就好像你知道了就可以做出来”。

等回到国内，抗美援朝已经开始，东北农学院什么的都疏散了，农场去不成了，而且进口不到原油，农业机械化无从谈起。连北京的公共汽车都得烧木炭，只有一路，从安定门到永定门，五辆车。吴大昌的一个联大同学，也是学农的，在一个农场当场长，对他讲，油太贵！所有用拖拉机的农场都赔钱，用马拉的可以平衡，只有用人拉的是赚钱的。

后来就到了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为重工业部培养人才，转军用测量工业就跟着转了，跟着学校走，跟着单位走，学英文没有用了就学俄文，学俄文需要教材了就翻译俄文教材，“想得很简单，抗战胜利，建国必成，就是希望搞建设，原来希望在国民党领导下建国，现在希望在共产党领导下建国”。

黄师岳

完成护送湘黔滇旅行团的任务后，48岁的黄师岳回长沙复命，后任国民党军队第五战区第十三游击纵队司令，在皖南一带打游击，与中共新四军张云逸部防区相邻。

张黄两人私交甚密，黄师岳常以各种方式补给张云逸军需。皖南事变后，中共担心国民党迫害张云逸家属，欲将其转移，转移须经黄师岳防区，黄派人专程护送通过。因为黄师岳的“亲共”行为，他从未得到升迁，军衔一直是“中将”，抗战胜利后更是离开战斗序列成为“闲人”。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黄师岳在沈阳被解放军俘虏，关押于战俘营。1950年，被俘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进步人士集中到北京西苑军营的华北“革大”学习，进一步改造思想，同年，时任广西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云逸赴京开会期间，发现了名单中的黄师岳，随即召见了黄，在征求今后去向的意见时，黄师岳表示跟随张云逸去广西工作。

1950年12月，黄师岳被安排到广西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工作，任参事。1952年参加土改。1954年秋，63岁的黄师岳因脑血栓回南京家中休养。1955年春回广西继续工作，10月1日晚9时病逝，葬于南宁东北郊皇帝岭公墓地。[闻黎明：《黄师岳其人》、《黄师岳其人》补记]

闻黎明

湘黔滇旅行团的许多学生对黄师岳颇为感念，但并不知道他后来的去向，他的经历被发掘出来，是因为闻一多的长孙闻黎明。

1985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黎明参加第二次全国闻一多学术研讨会，看到各地寄来的论文，感觉材料陈旧，重复居多，决定自己编写一本《闻一多年谱长编》。1988年，他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检索旅行团相关资料时，发现了黄师岳1938年写给蒋梦麟与梅贻琦两位联大常委的信，被这位旧式军官的胸襟所感动，次年，在《团结报》的专栏中发表了《抗战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一文，这应该是解放后最早介绍黄师岳的文章。

若干年后，闻黎明又发表《黄师岳其人》，这篇文章被黄师岳之孙黄超在网上看到，给他去信，两人通信后，黄超提供了祖父被俘到去世中间更多的情况，由闻黎明写入《黄师岳其人补记》中，至此，这位“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的和蔼可亲的军官的生平才算基本完整，至于更多细节，恐怕已经湮没在历史之中。

闻黎明出生于1950年，从小和奶奶一块儿住，他记得家里每年春节吃年夜饭，第一件事就是家祭，在爷爷的像前——用的是抗战胜利后闻一多刮了胡子的那张照片——点蜡烛、香，再摆上苹果等供品，还要写一个祭词，一般是大伯闻立鹤写，汇报全家的情况。虽然和奶奶住，但聊家史并不多，闻黎明学的是历史，但当年只重文本，不重口述，“当时我奶奶在的时候，问什么不行啊？就没有问过！”包括那些叔叔伯伯，他刚开始闻一多研究时，他们都还在，“都是自己身边的人”，“当时觉得不着急，什么时候问都可以……”说起来的语气满是懊悔。

好在，因为占有文本资料极为丰富，闻黎明与侯菊坤合编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修订版）》仍是闻一多研究最重要的参考书。闻黎明形容自己对爷爷的研究“没有感情色彩”，许多重大突破点都是他首先提出的，比如闻一多遇刺与蒋介石无关，比如闻一多和中共的关系，甚至闻一多的第三者问题，“他们都是为贤者讳，我说就是这样的，人嘛，都是有七情六欲的”。

闻黎明告诉我，关于闻一多研究，还有细节的问题，但已经没有大问题了。我们聊起闻一多当年婉拒顾毓琇，不肯去教育部当官的事儿，他觉得，即使闻一多去了汉口，也不太可能如他的同学浦薛凤一样走上技术官僚的道路，“他不是一个行政能力很强的人，他本身是个诗人”。

“诗人”是闻黎明对爷爷的基本判断，“爱冲动，爱走极端，包括（在美国留学时）梁实秋给他寄了张卡片，他就（转校）过去了……他头脑一热就过去了。这种人干不了（当官）这个事情”。

虽然历史学家从不假设也讨厌假设，但我还是忍不住问起了那个讨厌的问题：如果闻一多没有在1946年遇害呢？闻黎明答得坦诚：“他死的时候，是为他心目中那个理想而死的。但是呢，我也不排除，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走极端，他真的会走那个路子，像吴晗一样……哎，怎么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很难理解他，他一根筋，轴，他相信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两种可能都存在。”

黄钰生

闻一多遇刺后，黄钰生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在追悼会上，他把闻一多比作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婉转谴责当局暴行，而他悼念闻一多的挽联是，“茫茫人海同乡同学同事同步行三千里回首当年伤永诀，莽莽神州论学论品论文论豪气万丈横视古今有几人”。

其实这两位好友在联大后期已经疏远了。“他左，我右；他民盟，我国民党。”黄钰生后来回忆，“1941年以前，我还收到共产党的宣传品，这说明共产党在争取我，1941年之后，我收不到了。[《黄钰生自传》，《黄钰生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联大教师无论左中右，都有表达自由，“一段时间的笔战、舌战十分激烈，但是从来没有动过拳头，更没有拿过棍棒。胜者对输者不采取打翻在地而且踏上一只脚的办法，这是胜者高姿态的表现。这也正是联大内部民主精神之所在”[《读南开大学校史稿随笔》，《黄钰生文集》。]。

天津解放是1949年1月15日，黄钰生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列为抢救南运的大学教授之一，解放前几天，南开大学学生宋淑贤（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给他送来六张即将起飞的机票，让他全家南下，黄钰生与同事邱宗岳商量，不走了，事实上也走不成了，解放军已经占领了飞机场。这一年黄钰生50岁，他的前半生结束了。

解放之初黄钰生颇为疑惧，毕竟他是国民党员，而且抗战胜利后还曾短暂担任过天津市教育局局长，算是为“伪政府”工作过。听了与他同龄的南开中学校友周恩来在怀仁堂对平津大学教授的讲话，他放心了，“可是随即翘起尾巴来，以为，办教育非我们不可”。1951年，他在津沽大学师范学院教心理学，讲条件反射，说：“狗见生人就狂吠，见主人就摇尾，狗的立场最坚定。”[《黄钰生自传》。]

第一个冲击是抗美援朝，“对我这个美国留学生来说，要把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变为对美仇视、鄙视、蔑视的思想，确实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弯子，单凭宣传，从理论对我讲说，是转不过来的。但是我终于转过来了。主要的原因，是人民志愿军打了胜仗”[《黄钰生自传》。]。然后是三反五反，在一次会议上，这位私立南开时期的大管家，湘黔滇旅行团“钱袋子”的负责人，不识时务地说老南开财务向来廉洁，一下子激怒了积极分子，把他打成贪污犯隔离起来，结果三个月清查下来，整个南开大学只有200万旧币（相当于200元人民币）没对上账[申泮文：《南开大学元老黄钰生教授》，《黄钰生文集》。]。黄钰生虽无“贪污问题”，但被认为不适合再在南开待下去，1952年调到天津市图书馆，告别了他为之服务二十七年的南开大学——一直到现在，知道黄钰生的南开人都不多。

再以后种种不必多说，1974年，黄钰生从“牛棚”出来时已经76岁。是年，天津市政协举行“爱国人士经验交流会”，黄钰生发言谈如何对待老年问题，引宋人韩琦的一首诗，“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受到总理周恩来的称赞，由此“走上了红色晚年的历程”[黄钰生：《满目青山夕照明》，《黄钰生文集》。]。大概也是七几年，当年来送机票的宋淑贤访问大陆，还来看望老师黄钰生，黄满记得，父亲回来讲，她来看我我很高兴，但没想到她向我讲这些信基督的，我没想到她现在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1980年，易社强在天津采访黄钰生，黄钰生说起在湘黔滇旅行团管钱袋子，“抓得很紧，时常向常委会报告……因为抓得紧了点儿，同学们有时讨厌我”，又调侃自己，每天“腰缠万贯，步行百里”[伊斯雷尔（易社强）访问黄子坚，1980年3月22日，西南联大博物馆提供。]。

197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落实政策，黄钰生重新忙碌起来，他恢复了天津市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各种社会身份也接踵而至，全国科学大会、天津政协、民进天津市委、天津科协、天津心理学会、天津图书馆学会、天津情报学会都需要他，1979年他82岁，别人问他身体是否顶得住，他说，我能吃能睡，一夜好睡，第二天照样工作，抱歉的是，动作迟钝，效率很低，忙碌一天，干不出什么活来，但好在，“心情是舒畅的，这样活着，蛮有意思”。他说起“知识分子的脾气”：领导用他，给他信任和尊重，他就积极，乃至拼命干，反之就消极，什么都不干。平反、纠正冤假错案、补发工资、恢复名誉都在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但关键所在，还是用不用他，是真用还是假用”[黄钰生：《满目青山夕照明》。]。

他又勉励那些与他年龄相仿、遭遇类似的人，不要叹老，不要伤逝，而要各尽所能地工作着劳动着，“你倒骑着驴儿，看见的只是过去的事，过去的事，过去了”[黄钰生：《满目青山夕照明》。]。1984年，黄钰生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与侄甥辈的黄燕生、黄明信（当年也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黄书琴三人长谈，86岁的黄钰生对也已年逾花甲的后辈说：“让我们过个幸福的红色晚年吧！”[《黄钰生小传》，《黄钰生文集》。]1985年以后，在当年旅行团“插班生”、南开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申泮文等人的推动下，南开大学举办座谈会，宣布撤销1952年“给予黄钰生撤销南开大学秘书长及天津市津沽大学津沽师范学院院长职务的处分”决定，恢复了黄钰生的名誉。[申泮文：《南开大学元老黄钰生教授》。]

晚年的黄钰生被塑造为老一辈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典范，更是在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般人看来，他随和幽默，心态平和，近乎“人瑞”，但他的内心深处并非没有遗憾。近90岁时，他写信给一位老校友：“我很少照镜子，要照得到的也只是一个模糊朦胧的形象。我总结我的一生有这么几句：学问事业两无成就，而错误累累；学不专精，而诸多旁骛；标榜超然，而左右摇晃。在行为上，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而在内心里，我是一个重感情而轻理智的人。我往往自负，而又时时自谴。我的理想很多，而又无一实现。我是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度过了这行将就灭的一生。”有论者说，这是一位老知识分子的内心剖白，冷静深沉，未可单纯以谦虚目之。[张晓唯：《老南开的活字典黄钰生》，《中外书摘》，2014年第2期。]

他为自己没有留下一本著作而遗憾，在《悼念郑天挺先生》一文中他写道：“在学问上，我差他何止千丈，他赡博精湛，我了无成就。我对他钦佩羡慕，对我自己遗恨无穷。”——回到1937—1938人人都“在路上”的一年，他们分别从平津奔向长沙，又前往昆明，不知道黄钰生会不会想起20岁时致信同学，讨论“自由意志”的问题，“人类为自动者乎，抑为被动者乎？”[黄钰生致孔繁霱、冯文潜（1918年8月20日），《黄钰生文集》。]其实，黄钰生早年曾编著“心理学讲义”手稿用于教学，一再修订，却不肯发表，友人建议他送书局印行，他总说还需要修改补充，这部书稿最终毁于日军轰炸南开园的火海之中。[张晓唯：《老南开的活字典黄钰生》。]

应该是在1990年年初，某天晚上，黄钰生起来想喝口水，喝不进去。“他叫我弟弟来，”黄满回忆，“我弟弟给他扶到床上睡了。当时也没在意，第二天才知道他生病了，起不来了。”送去一中心（现在的天和医院），“打进了医院就没再出医院”。脑干出血，以92岁高龄，只能保守治疗，黄钰生在医院住了四个月，神智一直特别清醒，但说话不清了，有时候医生听不明白，还得让家人来做翻译。

他没有留下遗言，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可能知道自己不行了，叫黄满的姐姐拿纸笔，当时他已经说不了话，“他就想写，实际上他也写不出来，我们就问他，你想说什么？”黄满说，“他气管切开了，从喉咙里发出的就是‘谢谢’这个音，当时我们就明白他的意思，（对他说）你想谢谢医生，谢谢护士，谢谢政协，谢谢图书馆，他就一个劲儿地在那儿点头，之后他就昏迷过去，两天后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就说，他最后留下的就是‘谢谢’”。

旅行团

李继侗1949年后仍任清华教职，1952年院系调整，调任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教授，1955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两年后奉命赴呼和浩特筹办内蒙古大学并任副校长，赴任前突发中风，经抢救后脱险，但已判若两人。其子女回忆，之前父亲虽年届花甲，仍健步如飞，中风后踉跄龙钟，唇颤手抖，“他还独自下床试步，然而他毕竟是不行了，猝然摔倒在地，这对他真是一次最严重的打击”。1958年4月，李继侗抱病去内蒙古赴任，但行动不便，只能在家工作[《纪念我们的父亲》，《李继侗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3月。]。也是这一年，他在为“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资料丛刊”第一辑撰写编者的话及编后记时写道，“小麦亩产万斤根本不可能！”此后又发表、出版著作若干，1961年12月12日，在呼市病逝，时年64岁。[《民国人物小传·第19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7月，第128页。]

曾昭抡在联大时期是进步教授、民盟成员，一度被当局认作共产党员，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刺后，曾昭抡获地下党报信，躲过特务追捕，不久出国讲学，1949年回到北京，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兼教务长，1952年任新中国高教部副部长，1955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57年，因为主张“保护科学家”，反对“以外行领导内行”，被划为“右派”，后撤销副部长等职务，1958年4月只身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任教，1961年得知患癌，获准回京休养三载，仍孜孜不倦阅读文献，撰写了百万字著作，又自学日语。1966年9、10月间夫人、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絪受迫害，去世，曾昭抡亦被隔离审查，次年12月8日，曾昭抡在武汉病逝，时年69岁。1981年获平反。[《民国人物小传·第14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7月，第230页。]

许维遹1951年病逝于清华园，时年49岁[可参见：浦江清《许维遹先生辞世前后》，《无涯集·文化随笔》，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

李嘉言建国后任河南大学中文系主任，1967年去世，时年56岁[可参见《李嘉言纪念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

吴征镒留在了昆明，是中科院院士、著名植物学家，2013年去世，时年97岁。

毛应斗，那位在湘黔滇道上专走小路的年轻助教，后来出国，一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供职，1999年去世，时年92岁[王殿：《静宁文史》，据“静宁发布”公众号。]。

郭海峰也留在了昆明，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多年从事昆虫和病虫害研究，1987年去世，时年79岁[《云南辞典》，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第665页。]。

王钟山后来任教于西南师范大学地理系，与刘兆吉成了同事，2005年去世，时年94岁。

毛鸿上校，那位总是牵着漂亮军犬的教官，一直留在联大，主持学生军训，每天早晨领学生早操，然后帮学生解决各种生活问题，修灯泡，搬家，漏雨，种种琐事。他了解学生，同情学生，他的朋友吴晗后来回忆，“他……一出校门就到长沙的临时大学，他没有沾染一切作官、尤其是作军官的习气……在（旅行团）几十天的徒步旅行中……在感情上他成为学生的一分子了”。在昆明，毛鸿预备投考陆军大学，半夜起来读英文，还请人补习数学，跟吴晗学历史，初试拿了昆明考区第一，正打算到重庆复试，政策传来，没有带过兵的军官不录取。这晴天霹雳后他消沉了，终于在联大行将结束时贫病交加去世，年仅37岁，联大的学生与朋友还专门为他的太太与孩子募款。[《毛鸿教官》，《吴晗文集·第3卷·杂文》，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3月，第337页。]

近300名学生[据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名单如下：艾光曾、查良铮、翟松年、张兆杰、张家骅、张芳谔、张一中、何善周、张炳熹、张时俊、张树棨、张树梅、张澍生、张有源、赵关华、赵悦霖、陈之颉、陈举乾、陈冲鹏、陈孝崑、陈丽妫、陈龙章、陈伯容、陈守常、陈四箴、陈登亿、陈体强、陈营生、陈远志、郑逢源、程秀芳、季镇淮、齐植梁、齐潞生、齐毓枫、贾朴、陈化权、江爱钟、蒋庆琅、姜希贤、姜淮章、蒋增海、钱能欣、迟习儒、金正铨、金鸿举、金宝祥、仇申唐、周树楠、朱德祥、朱延辉、朱应麟、全广辉、钟秉哲、范寿仁、冯钟豫、冯绳武、傅魁良、傅幼侠、韩裕文、何广慈、侯立臣、夏绳武、夏胤中、向长清、项旭东、辛毓庄、许安民、周醒华、徐璋、徐长龄、徐乃良、徐天球、胡熙明、逯钦立、黄敬、黄辉宙、黄明信、黄培熙、黄元盛、洪朝生、丁则良、易欢联、任继愈、亢玉瑾、高本荫、高仕功、高廷章、高文泰、管琳生、孔昭锷、孔宪杰、郭世康、赖镇东、蓝仲雄、李珍焕、厉征庆、李家丰、李憬、李庆庚、李敬亭、李传基、李崇墅、李鹗鼎、李宏纲、李廉锟、李玉瑞、梁行素、梁维纲、梁文郁、廖世静、林振述、林从敏、刘兆吉、刘金旭、刘景丰、刘重德、刘焕藻、刘淮、刘明侯、刘鹏岩、刘柏年、刘绍庭、刘树森、刘维勤、刘允中、刘永魁、骆凤峤、罗慨才、罗士瑜、罗德洪、律长祺、陆迪利、栾汝书、马学良、马彭騵、马丹祖、马遇蕙、梅希古、马芳若、明景乾、牟敦煜、区伟昌、欧阳昌明、白家驹、白冲浩、白祥麟、潘钊元、潘志英、庞瑞、庞慎勤、鲍栋年、彭弘、彭克诚、彭秉璋、邵循恺、沈季能、沈新祥、沈洪涛、沈功、沈宝鉌、沈元、施养成、司徒愈旺、斯允一、苏滋禄、宋金声、宋淑和、宋同福、戴昌年、谭惠凡、谭文耀、唐敖庆、唐立寅、唐绍密、唐绍宾、唐云寿、陶亿、邓俊昌、田方增、丁承谦、丁道炎、蔡孝敏、蔡德洪、曹国权、曹宗震、曹享瑞、曹鼎乾、崔熙讷、杜鸿德、屠守锷、董奋、仝允杲、王继光、王吉枢、汪篯、王金钟、王丰年、王鸿祯、王洪藩、王鸿图、王克峸、汪国华、王联芳、王乃梁、王平一、王绍坊、王寿仁、王树嶟、王代璠、王德祎、王宗炯、王玉哲、吴宝麟、吴大昌、杨正道、杨起、杨启元、杨春芳、杨锡祥、杨荣春、杨桂和、杨铭昌、杨谋适、杨式德、姚家瑾、姚荷生、姚士茂、姚应尊、严志达、颜锡嘏、余南康、余树声、余文豪、俞言昌、恽肇强、杨砚零、宋道心、刘珩、范金台、张之毅、高亚伟、李象森、梅镇岳、孙昌熙、黄钺、陈镇南、王尚文、邵良、周华章、曹颖深、陈斯恺、吴匡、郭宝玉、杨涟、王兴仁、胡秉方、林宗基、王守民、宁谨庵、李家治、王克勤、陈熙昌、高宏祖、庞礼、萧人俊、陈庆宣、陈庆宁、彭建屏、牟庶咸、张盛祥、胡崇尧、李昭俊、喻亮、李悦、吴宝仁、胡承藩、张执中、陈述元、史国衡、范中廉、张德董、王济沅、周敬修、黄培云、朱桂农、高小文、陆智常、申泮文、林从焕、余道南、白展厚。]中，目前所知保留完整日记并公之于众的三位，钱能欣后来供职于外交部，余道南解放后回到常德老家，在南县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至退休[据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杨式德是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其子杨嘉实告诉我，父亲日记之所以能够保留，是因为“文革”中非常幸运地未被抄家。和他们一样，许多人都做了日记，但因为各种原因丢失了。董奋只留下了非常生动的长沙日记，这位在圣经学院彷徨着未来、自嘲“基本功差，狗嘴中何以能生出象牙”的化学系小伙子，到昆明后改学土木工程，毕业赴滇缅铁路，在澜沧江边工作了一年，解放前后一直从事公路、铁路勘测设计，1959年调入沈阳铁路局，退休后回北京定居。[《清华十级纪念刊1934—1938—1988》，第124页。]

绝大部分旅行团成员都留在了大陆，少数在台湾（不少于14人）或者美国（不少于16人），以世俗标准，相当多数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可观贡献。在大陆，理工学院学生受到重用，不完全统计，旅行团中的两院院士包括张炳熹、唐敖庆、杨起、严志达、陈庆宣、黄培云、李鹗鼎、沈元、屠守谔、洪朝生、陈丽妫、王鸿祯、申泮文等，其余也多为高级工程师或大学教授；文法学院学生则因际遇不同，差异显著。当然，理工学院学生亦有回乡务农，受制于户籍制度无法离开，贫病交加去世的[这是清华大学生物系1938级学生赖振东（也作赖镇东）的遭遇，参见《清华十级纪念刊1934-1938-1988》，第229页。]。虽然许多学生学的是经济学，但从商者很少，且基本都在海外，主要原因应是大陆1949年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联大所学之市场经济无用武之地。法律系与政治系亦有类似情形。白冲浩——那位冒险回到清华园为同学千里捎毛毯的历史系大四学生，1949年解放前任浙江余杭县县长，后率众起义，去南京革大学习，改造思想，1950年代初在开封任中学教师，1960年代初去世。[《清华十级纪念刊1934—1938—1988》，第258页。]

因为各种原因，不得志者不在少数，杨谋适（北大外语系1938级，后改名杨白苹）解放后在四川大学做行政工作，英语无用武之地，改学俄语，领导不让他教，辗转到重庆师专（重庆师范大学前身）教外国文学，好容易可以潜心教学与研究，又因不愿做行政工作受领导排挤，他的女儿回忆起父亲的压抑与苦闷，“有天晚上，酒醉后，他不断呼喊：‘我要飞、我要飞……’”[杨双：《晨风暮雨——我的父亲母亲》，作者个人博客。]旅行团中有一位真正的“酒鬼”、湖南人陈述元（联大经济系1940级），解放前执教于贵州大学经济系，因为抨击时弊被投入监狱，在狱中还闹着要喝酒，酒后更嬉笑怒骂，高唱“马家坡，要人上；身后事，管他娘！”（注：马家坡是当时贵阳处决政治犯的地方）解放后，陈述元重回昆明，任昆明工学院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工资克扣，又遭妻子离婚，一个人要养活几个孩子，还不忘敦促他们学英文，那时孩子吃不饱饭，学外语总是犯困，他只好在小黑板上写下bread一词，并大声说，这是面包！孩子们眼睛一亮，都惊醒过来。[《缅怀陈述元先生》，《管窥蠡测录 刘正强文选》，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12月，第27页。]

不止一位学生因为旅行团的经历改变了一生，南开大学生物系大一新生司徒愈旺是朝鲜归侨，在南开中学时他是穿皮衣打冰球的时髦小伙子，三千里徒步下来，他改学艰苦的地质，后来成为成都石油研究所总地质师[《天津市南开中学建校九十周年纪念专刊1904—1994》，第34页。]。黄钰生之侄、清华历史系大四学生黄明信在学校的时候，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想走读书—留学—教授这么一条路，经过湘黔滇旅行，他和许多同学都对边疆少数民族发生了兴趣，黄明信判断，西南人才荟萃，西北人少，“去西北将来能出奇制胜一鸣惊人”[《清华十级纪念刊1934—1938—1988》，第153页。]。毕业他先赴青海，再去拉卜楞寺当了八年喇嘛，考下“绕绛巴”（意为“广博、渊博”）学位，回到北平已是1948年。解放后黄明信在民委工作，1958年被划作“右派”，农场劳动十三年，直到1978年才被重新起用参加藏汉大辞典编撰工作，此时他已经61岁了。[黄明信：《我的藏学人生》，《中国藏学》，2016年第A2期。]

也有人完全换了专业，比如吴匡，虽从清华土木工程系毕业，却走上了研究中国语文之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时的一位年轻同事叫做乔姆斯基。后应梁实秋之邀，吴匡回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教师清贫，他一辈子单身，以101岁高龄去世。他在师大的同事回忆，“晚年常看他撑着一把伞，清瘦的身子，走在师大附近的青田街、泰顺街、金华街、温州街上（吴是浙江宁海人，碰巧，这几条街的街名都在浙江省内），他的身影早已成了当地街巷间的一道风景”[庄坤良：《缅怀百岁老人吴匡先生》，《清华校友通讯》复76辑。]。

旅行团中有名的、擅长徒步的“亢白蔡”组合，亢玉瑾是台湾大学地理系教授[中国名人传记中心编辑，张朝桅主编：《中华民国现代名人录》，1983年，第21页。]，蔡孝敏是新竹清华大学教授[《天津市南开中学建校九十周年纪念专刊1904—1994》，第31页。]，白祥麟随孙立人将军去了加拿大，后来留在那里，从事检测放射性物质仪器的开发工作[采访吴大昌。]。与他们齐名的篮球队队长全广辉，去了银行工作，“严苛的职业规范铸成我具有谨小慎微而又严厉冷酷的工作态度，这和我在学校时所表现的气质和风格大相径庭，由此想到职业与爱好是何等不一致”，毕业后全广辉继续打球，“想顽强地摆脱职业生活给我的精神枷锁”。1949年后全广辉留在大陆，就职于轻工业部，退休后写写体育史料，还研究起太极拳来[《清华十级纪念刊1934—1938—1988》，第146页。]。而“烹白菜”中的彭克诚，那个沉默的男低音，已久失音讯，蔡孝敏晚年回忆起彭的临别赠言，感叹“‘原料’星散”，“何时再能与子同行，我欲搔首问苍天！[蔡孝敏：《归来行处好追寻——湘黔滇步行杂记》，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14页。]”那个娃娃脸，总是带给大家很多欢乐的何广慈后来去了康奈尔大学留学，毕业后从事工程事业，又因为喜欢音乐，还拿下一个音乐学士学位，娶了荷兰太太，在加州定居，参与所在公司的卫星与导弹设计[《清华十二级纪念刊1936—1940—1990》，第77页。]。在长沙圣经学院的草坪上，注意到“临时”和“万岁”难以结合的栾汝书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据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抄小路差点儿迷路的庞瑞是铁道建筑研究所所长[《清华十级纪念刊1934—1938—1988》，第236页。]。在湘西与棺材同屋，被吓得够呛的小队长余文豪（余行迈）是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苏省高等学校教授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80页。]。在盘县探访碧云洞的王玉哲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擅长记别人车牌号，又擅长记少数民族语言的刘维勤是北京医科大学药物化学教授[《清华十级纪念刊1934—1938—1988》，第233页。]。在晃县和刘维勤一起为旅行团发现一顿海参大餐的林从敏则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医学院教授，首创胃酸细胞的组织胺受体特异学说[《清华十级纪念刊1934—1938—1988》，第232页。]。在沅陵雪阻之时，与杨式德一起，一边吃洪江柚子一边讨论哲学问题的王鸿图未知下落，而唐云寿曾任“驻纽约领事”，后弃政从商，任肇明企业纽约经理及海陆企业总经理[《清华十级纪念刊1934—1938—1988》，第260页。]。把西南三千里形容为“壮游”的姚荷生在南京医学院任教四十年，离休后每年都要作一两次长途旅行，“漫游神州渡余生”[《清华十级纪念刊1934—1938—1988》，第185页。]。

那位杰出的诗人穆旦，1949年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三年后，与妻子周与良回国，时值朝鲜战争，中国留学生回国手续烦琐，许多好心朋友来劝，说再等一等，看一看。“学理科的同学主要顾虑国内的实验条件不够好，怕无法继续工作；学文科的同学更是顾虑重重，”周与良后来回忆，“当时良铮经常和同学们争辩，发表一些热情洋溢的谈话，以致有些中国同学常悄悄地问我，他是否共产党员。我说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在抗战时期他亲身经历过、亲眼看到过中国劳苦大众的艰难生活。[周与良：《怀念良铮》，《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回国后，穆旦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除教学工作外，翻译了普希金、拜伦、济慈的大量诗作，1958年起，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其间穆旦仍在翻译拜伦的长诗《唐璜》。1976年5月25日，穆旦给老友董言声写信，说起他时常想起董庶——这位穆旦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南开中学、长沙临大、西南联大的同学，1955年在“反胡风”运动中蒙冤自杀，“谁知道就这样完了。人生很不圆满，有头无尾，令人莫名其妙，谁写这种剧本该打屁股”，“咱们一混想不到就是六十岁了，这个可怕的岁数从没有和自己联系起来过。好像还没有准备好，便要让你来扮演老人；以后又是不等你准备好，就让你下台。想到此，很有点自怜之感。而且世界也不总是公平待人，它从不替你着想，把最适于你生长的地方让给你，而是胡乱塞给你个地方，任你自生自灭……我记得咱们中学时代总爱谈点人生意义，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也可以说是已解决，那就是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了。没有意义倒也好，所以有些人只图吃吃喝喝，过一天享受一天。只有坚持意义，才会自甘受苦，而结果仍不过是空的”[《穆旦诗文集·2·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85页。]。

林振述（林蒲）与穆旦同是联大时期南湖、高原文学社的成员，他曾在《大公报》副刊连载湘黔滇旅行记，1948年赴美留学，以艾山为笔名发表诸多诗作，后留在美国，任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哲学系主任。1980年11月25日晚上七八点钟，林振述正在家中洗澡，电话响了，那头是失联三十多年的老师沈从文的声音，“林蒲！……”“是，沈先生……”“你身体好吗？”学生的眼泪掉了下来。很快，林振述由路州北上，到康州与访美的沈从文相聚，带着录音笔与老师一口气聊了近五个小时。林振述当年的湘黔滇旅行记只写到黔东，沈从文邀约他以散文的方式入诗、写小说，后来林振述与妻子、同样毕业于联大并参加了文学社的陈三苏讨论，沈先生曾在一篇自我检讨的文章中说，提到在这个大时代，个人除了默默做点事，不应该再有什么话说，要“沉默归队”，“我一心外务，久假不归，距离实在拉得太远了，以后，是否也有机会‘沉默归队’呢？”[林蒲：《沈从文先生散记》，《我所认识的沈从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7月，第169页。]

林振述在湘黔滇旅行记中提到名字最多的是“辛大哥”——应该是与他同一小分队的北大外语系同学辛毓庄。抗战胜利后，辛毓庄受柳无忌之邀请赴南开大学外语系任教，1948年年底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天津统战部工作。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开始，辛毓庄不幸成为被审查对象，在一个清晨，他从统战部的三层楼上跳下，结束了44岁的生命[谢思全：《跨越半个世纪的团聚》，天津《今晚报》2019年11月29日。]。在旅行团成员中，骆凤峤、夏绳武（清华物理系1938级）、周醒华（清华化学系1941级）、周华章（清华地学系1938级）、彭秉璋（清华土木工程系1939级）、汪篯（清华历史系1938级）、丁则良（清华历史系1938级）等人也逝于后来的运动。[根据地方文史资料、个人回忆、级友通讯等不完全统计。]

然而他们并不是最早逝去的。艾光曾（清华经济系1938级），长沙临大公布的步行团名单中的第一个名字，毕业后他回到陕北老家，后到河南部队中任审核主任，因为揭发上级军官贪污，1941年5月15日被刺杀，时年32岁[《榆林人物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835页；张寄谦《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15页。]。郑逢源，那位在贵州玉屏被郑家老乡邀到家里吃饭认亲的北大历史系大四学生，毕业后从事出版工作，1946年早逝[金川鸿泥：《英年早逝的北大史学高才生——郑逢源》，个人博客。]。徐璋，旅行团时是南开化学系大四学生，后转外文系，与许渊冲同班，1944年亦曾应征入伍，为飞虎队担任上尉翻译，1948年在北平服毒自杀，他的朋友夏济安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说徐璋的自杀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决心、有步骤、有哲学依据的”，因此自己不能指出它的不应当，“他的享乐心比我们多得多（他在印度时为colonel，收入颇丰），所受的痛苦也比我们多得多（自幼没有家庭亲人，盲肠炎都开过两次刀，等等），他的boredom（注：厌倦）感也该比我们大得多。我可以猜测到他的心情，但不能了解他，我想我不配劝导他。他的身体的突然衰弱使他不能继续他的dissolute（注：放荡的）生活（对此他或本已厌倦），他又没有决心来改变他的生活（他除预备自杀外，很少下决心做过一件像样的事，看他的考留学），他又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教书匠，过平凡的生活，自杀似乎是必然的结果。横一横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和抱‘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态度乏味地活下去，我不知道哪一种可取”[《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1》，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222页。]。

还有一位叫韩裕文的北大学生，任继愈和石峻的同班同学，1938年联大有且仅有这三位哲学系毕业生，于是他们被戏称为“中国处国难时期的三大哲人”，套用的是联大教授贺麟所著《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陈修斋：《哲学生涯杂忆》，《哲人忆往》，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韩裕文毕业后在国内工作数年，1947年赴美留学，1955年12月18日因癌症在美逝世，时年四十二三。韩是山东莱芜人，朴实内敛，留美期间，他与人在香港的唐君毅保持通信，透露了自己精神上的苦闷：怀念故国山川和乡中父老，但不愿意回大陆，亦不愿去台湾。唐邀他来香港，他说如果在美国实在待不下去才会来投靠。韩裕文一说起国民党政客便非常激愤，觉得他们有误国之责。他不赞成青年把理想寄托于马列主义，但也看不出有什么地方可以寄托青年之理想。他想要过真正严肃的人生，觉得美国一般大众过于浮动，学院派又闭门于逻辑分析的工作。他说归根到底我们要努力，在精神上先自立，可是他也清楚中国人民生活困苦，这困苦是中国赤化的原因。他还向往社会主义之平等精神，觉得美国贫富太悬殊不足为法。他在美国也总是精神不安，常有孤寂之感，觉内心情怀，无可告语。总之他每每述说零零碎碎无数烦恼，待他去世后，唐君毅重读他的若干来信，“加以合起来看这正是代表今日最典型的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感想与应有的烦闷与苦恼”[唐君毅：《敬悼亡友韩裕文先生》，《唐君毅全集·第8卷·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3月。]。

袁复礼

和袁刚的第一次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又一次提起袁复礼1937年丢失17个箱子的事儿，她喝了口水，顿了一下，好像下了个小小的决心，对我说：“这件事我们都不说，（但）你比较了解。大概是74年还是73年，找着了。在青岛一个仓库里头，埋得很深很深。”

原来，这17个装着西北科考珍贵成果的箱子根本没有到达长沙，甚至都没有到达任何铁路沿线，而是——按照合理推测——从天津海运到青岛，尚未来得及转运南下，就交通断阻而不见天日了。袁刚说，直到解放后的50年代，父亲还找过几次，后来就放弃了。

接到来自青岛的通知时，袁复礼已年近八旬，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迫退休——如果不退休就得跟着地质学院搬去江西——又经过几次被迫搬家，住处越搬越小，当时就只有两间小屋子。通知的人问袁复礼，箱子你还要吗？要是要，你就来领走吧。

袁刚那时候在上海，她的两个弟弟一个在新疆一个在西安，“地质学院都没有了，谁管得了啊？我爸说，那么多箱子，老头儿老太太两个人……后来他说，不要了，你们处理吧”。

我想起袁复礼学生回忆的，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初，在长沙临时大学，他利用课余时间一站一站在粤汉线上寻找丢失的箱子，又想起他在湘黔滇步行途中手提地质锤、腰系罗盘，总是在留意岩石露头用以观察的形象[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81页。]，那年他45岁，年富力强，每天走很多路，还能很快绘制出一幅路线图来[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80页。]。

我不知道袁复礼说出“你们处理吧”时是什么心情，袁刚告诉我，“文革”开始时，父亲去地质大学矿物展览馆，看到标本展览被弄得乱七八糟，心疼得哭。“当时那个情况，也不知道以后会好会坏……一点希望都没有，就处理掉了……反正就是，当时这些事情，都不算数了。

袁刚读过莫言的一个采访，记者问莫言小时候有什么理想，莫言说，我没理想，我55年生在农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挨饿，不但我没有理想，我们家也没有理想，所有的理想就是想法儿怎么样弄东西能吃饱。袁刚对此感同身受，“当时我父亲的理想就是我俩好好活着吧，还有什么？我还要什么整理新疆材料？没有这事儿，对付能活着就不错。就是说你在这种条件下只能这样处理，不能有别的处理。你问受得了吗？受不了也得受着呀”。

1978年12月，袁复礼复职，任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教授。1987年，袁复礼去世，时年94岁。

赵新那

赵新那再一次见到自己的父母，是二十七年后。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趋于正常化，1973年4月16日至5月28日，赵元任夫妇作为贵宾回国访问，这是他们1938年后第一次回来。赵元任列了一个70多人的老友名单希望见面，有的人在医院里，有的人在牛棚里，政府居然基本上都找到了，“我父亲觉得还挺了不起”。赵新那说。

赵新那之子黄家林和哥哥当时正在下放，也奉命回城，陪母亲从长沙赴广州接自己的外公外婆，“周培源（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给我妈妈打电话，说北京还没准备好，能不能先把他们接到长沙住几天”。黄家林说。

赵元任夫妇是从香港入境的，但除了知道他们哪一天到广州，其他赵新那母子一概不知，也打听不到。他们南下广州，在广州站门口傻等，一直到香港开来的最后一班火车都走了也没见到人，后来，正在北京开会的黄培云拍来电报，说赵元任夫妇已经到北京了。原来他们在广州站走了贵宾通道，一出站就被革委会接走宴请，因此虽然同在广州，却没能碰面。

到了北京，杨步伟在迎接的人里没看到女儿，一下子就急了，黄培云解释说去广州接人了，杨步伟根本不信——这是“文革”期间海外宾客的正常反应。“因为她之前回来的人也碰到过这种事儿，”黄家林说，“也是机场没见到，就说我们先回去住下来再说，等住下来才知道（亲人）已经去世了。”

等赵新那母子急急赶回长沙，还没进屋，电话就响了，杨步伟从北京打来的，还是那么风风火火，“我外婆在电话里那个声音大得整个屋子都听得到。”黄家林说。在电话那头听到赵新那说话，杨步伟还是不信，“她说声音不像”，赵新那说。他们仍然怀疑赵家唯一一个回国的女儿没能熬过来。于是赵新那母子又往北京赶，那时候去北京要省里头批准，等坐火车到了北京站，黄家林又把包落在车上，一家人回去找，又错过了来接站的黄培云，黄培云没接到人，不敢去见岳父母，最后是赵新那母子自己去的前门饭店。“我妈从早上已经闹翻了，”赵新那说，“等我们到了饭店，前台说，赶紧上去，赶紧上去。”

上去了，杨步伟看到女儿，第一句话是：“我打你！我打死你！”回忆到这里，赵新那笑了起来，“我们二十七年没见了……我妈妈看到我高兴得不行了，说要打我……时间啊……她可想我了。”赵新那沉默了一会儿，转头对黄家林说，“外婆是变了样，外公没变”。黄家林说，“矮了，缩了，讲话还是那样”。

赵元任不声不响和女儿亲了一下，后来回美国时有人问他这么多年没和女儿见面，是什么感觉，他说：“我觉得比我预料得自然。”[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480页。]“哎呀，我父亲是很疼我的，从小就很疼我。”赵新那回忆起父亲时又一次闭上了眼睛，“（小时候）我父亲悄悄地告诉我，四姐妹他最喜欢我。我父亲就生过我那一回气。我不肯去美国那次。哎呀，从小特别疼我。”

除了二十七年没见的女儿，在北京，赵元任还见到了张奚若、吴有训、竺可桢等老朋友。5月19日，他们南下南京探亲访友，赵元任专门去了北极阁原中研院史语所的旧址，上楼坐在自己过去的办公室拍照留念。他上一次从这里离开是1937年，就像杨步伟说的，当年，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给赵元任安排的语音研究室非常讲究，“隔音地毯都是北平定制的，照全房间的大小，是一色儿灰白色的厚地毯，各种仪器也都是从外国订购的，因为他想这些以后是大家终生的事业，学者可以安心发展他们的专长了。”[杨步伟：《杂记赵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91页。]

吴大昌

我第一次拜访吴大昌是2018年5月28日，完成重走湘黔滇旅行团之路后不久，当时他的两位同级好友、也参加了三千里徒步的洪朝生（清华电机系1940级）和郭世康（清华机械系1940级）还在世，偶尔见面，都是吴大昌去看他们，因为只有他的身体最好。

那一次他告诉我，他前一阵刚刚去看了洪朝生，这位中国低温物理研究的开创者2011年洗澡时摔了一跤，坏了骨头，手术后就没法自己走路了，到2014年他俩还能一起说说话，到2016年洪朝生就住进医院，起不来了，转年连话也说不了了，“好的时候就是眼睛有点表情，不好的时候眼睛都不睁开”。我问吴大昌，那这一次他知道您去看望他了吗？“你可以说他知道，有时候有一个不完整的笑容，好像要笑了，好像又停住了，但反正有一种表情告诉你，你给我讲的话我听到了，”吴大昌说，“但是呢，他表达不出来。”

吴大昌告诉我，以他对老友的了解，洪朝生是不愿意这样活的。他记得洪朝生很佩服王选，王选也是院士，当年在遗愿里提出一旦病重，要求安乐死。吴大昌对此也表示认可，“一个人当然应该是好好活着，但是当你得了某些毛病，不可能好，生活质量又很低的时候，这个时候活着就没意思了，就可以结束生命了。”可是，洪朝生现在已经没法提这个要求了。“别的人不可能替他来要求。所以现在就是呼吸器啊什么的维持生命。他贡献很大，所以他们单位好像愿意承担费用什么的。但问题就是这样，他要是能够表达意思，他一定会那样表达，但是他现在不能够表达。”

谈起自己的人生，吴大昌说是“五年五年过的”，1959年他41岁时就发现自己尿血，后来检查是膀胱癌，做了切除手术，说是术后五年生存率20%到25%，“所以我跟死亡很接近的，那个时候我最大的孩子还不到10岁，三个孩子最小的才4岁，我爱人带着孩子来看我，看完他们走了，病房里的病友叹口气：孩子还那么小……病友是同情我，我也有这种遗憾，要是孩子大一点就好了”。

那时吴大昌的愿望是活到60岁，这样孩子们就都过了20岁，自己可以放心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他60岁，感觉身体还好，“好像还可以活个五年呢”，就又活到了65岁，这一年他的老伴去世了，但他感觉自己还能再活五年，就又到了70岁。这是1988年，他的身体还是很好，联大50周年校庆，校友会给包了两节车厢去昆明，吴大昌带了两个包（里头是给亲戚的礼物）去赶火车，公交在西四堵了半小时，到北京站时钟都响了，他提着两个包就跑，跑到检票口人家正准备关门，又让他赶快往站台跑，一路跑上了车，刚走到自己的位置，火车开了，其他校友称赞他，哎呀，你真是掐时间掐得准啊。

“年轻的时候觉得人不会死的，”吴大昌说，“但你得了癌，你就怕了，就感到死亡是可能性很大的事情，能够活下来是很幸运的。”就这么五年五年地活，到了80岁，90岁，100岁。第三次见吴大昌是2019年夏天，洪朝生与郭世康已相继去世，我和吴大昌一家人在北京理工大学的餐厅吃饭，一个油嘴滑舌的晚辈过来跟吴大昌打招呼，“一百了吧？”

“够了，够了。”吴大昌答。

“没有！得先奔着120，然后150。”

“你不要给我加任务。我现在过得很高兴，你给我加任务，我就想，怕完不成，结果晚上睡不着觉。那就很对我不利！”101岁的吴大昌笑眯眯地摆摆手。

吴大昌喜欢逛书店，大约是2012年，或者是2013年，他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冯友兰论人生》，拿来翻一翻，有一篇叫《论悲观》，“这件事情我完全忘记了……哎，一看这篇我就想起来了，这篇文章是为我写的”。

那是1939年，旅行团抵达昆明第二年，可能是大三下学期，也可能是大四上学期，21岁的吴大昌陷入对“人生的意义”的困惑：“觉得很苦闷，觉得活着没意思，觉得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回答不出来。”他并不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但那段时间总想冒险，学校后面有个无线电铁塔，平常看着没啥感觉，那个时候就总想着一个人爬上去，“也并没有想着要跳下来，就是想爬上去，可能是想寻找刺激吧”。

因为读冯友兰的书比较多，也没有人好商量，他就写了封信给冯友兰，冯友兰约他礼拜天到他家里谈谈。冯友兰家住昆明城东，离工学院很近，吴大昌去了，结果冯友兰没怎么说话，都是吴大昌在讲，“把我这些没意思的谬论发表了一通”，就回去了。隔几天吴大昌收到冯友兰的信，说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云南日报》上，叫《论悲观》。这篇文章的开头做了一段引述：“有位青年说：‘人落入悲观中以后，似乎不能再从中跳出来。’他几次想努力用功，振作上进，但是他又几次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读书也没有意思。结果他懊悔不该思索人生的意义问题。他反复去羡慕那些多动少思的同学。很有些人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很有些人‘思索人生意义问题’。在思索不得意义的时候，很有些人即对于人生抱悲观。”

“讲的就是我。”吴大昌说。现在他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可能得了抑郁症，是后来不知不觉中好的，什么时候好的不知道，正如什么时候得的不知道一样。病不是冯友兰治好的，但也许在他那儿讲一讲，起到了“排泄”的作用；病也不是那篇文章治好的，吴大昌记得当时读了并没有感到豁然贯通，当然，也不是没有帮助，“心不是那么困在那里头了，不去想它了，就放松了”。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恐怕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冯友兰在那篇文章里写，“我们可以问：结婚的目的是什么，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但人生的整个，并不是人生中的事，而是自然界中的事，自然界中的事，是无所谓有目的的或无目的的，我们不能问：有人生‘所为何来’，犹之我们不能问：有西山‘所为何来’。”但这“没有意义”，并不等于不值得过，或者不值得做，因为人生“本身即是目的，并不是手段”。

当然，冯友兰也知道，这理论对悲观者恐怕影响不大，“因为有一部分抱悲观的人，并不是因为求人生的意义而不得，才抱悲观，而是因为对于人生抱悲观，才追问人生的意义”。这就好比，一个人去图书馆里找书，出来说“没有”——吴大昌对这个比喻仍然记得非常清楚——这不代表图书馆里没有书，而只是没有他要找的书，“本欲以此事达到某目的，而其实不能达到，此事即成为无意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专从理论上去破除他的悲观，是不行的。抱悲观的人，须对于他以往的经历，加以反省，看是不是其中曾经有过是他深刻失望的事”。

“一定有原因，这个原因自己不知道，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谈起这段突然闯入记忆的往事，吴大昌这么说。

那么，在101岁这个年龄，他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觉得冯友兰说的是对的，“人生就是，活着就是活着……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过生活，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但是在1939年，他并不明白这一切，毕竟，他才21岁，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