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听到蝉鸣了—教授太太们的美意—满街是南国的风情—昆明似北平—勿从摩擦和倾轧中求得自由—在1937年许多事情都是偶然的—猪油和玫瑰糖熬制的稀豆泥—同学多有醉倒者—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时时修改我们的理想

4月28日，旅行最后一天。大家照例早晨6点起床，黄师岳训话后，由黄钰生报告学校近况，谈及个人旅行感想，说西南只可作暂避之区，不是长久安息所，东北、华北、沿海是国家命脉所在，不可丝毫有所缺损。这正是杨式德心中所想，他心里高兴，又微微有点感伤，“因为不能再作可爱的徒步旅行了”[杨式德日记。]。

这一天晴暖多云，路程不到20公里，旅行团整队行进，情绪甚高[余道南日记。]，钱能欣看着道旁枝叶繁茂的杨柳梧桐，高兴异常，偶尔也能听到蝉鸣，但并不使人心焦，“初夏了！冬之沅水，春之桃源已匆匆留在我们后面，前面是夏日，是我们更要追求的正气的秋天”[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走了10公里左右，天上传来机声，是迁到昆明的中央航校的训练机，机身黑色，翼黄色，有青天白日图样，因为心情愉悦，震耳的轰鸣声在杨式德听起来也像是交响乐。距离昆明城还有4公里，旅行团在一处私家庭院休整，这里林木幽美，主人彭禄炳携夫人备了开水和点心，学生们“乱抢着吃光了”[杨式德日记。]。联大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夫人陶曾谷领着诸教授夫人和女同学专门在此迎接。“远游无处不消魂，今日风尘仆仆，征衣未浣，忽而鬓影衣香，风光旖旎，”余道南在日记里写，“一刹间换了一个环境，反倒觉得有些突然。”[余道南日记。]

这个庭院叫贤园，在此休整是教授太太们的美意，旅行团到达前几天，陶曾谷与黄钰生太太梅美德、赵元任太太杨步伟相商，上街买了许多鲜花，准备献花给他们，后来章元善太太提议在城外她妹妹的贤园设个打尖处，这样师生们可以洗把脸吃点东西再进城，素来嘴快的杨步伟说，那不跟路祭似的？其余人认真地告诉她，不要说不吉利的话[杨步伟：《杂记赵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29页。]。在贤园，杨步伟给学生们发了油印的歌词，是赵元任根据英国一战军歌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改编的“It’s a long way to联合大学”（迢迢长路到联合大学）。[杨式德日记。]

我没能找到贤园留下的任何痕迹，决定直接进城。从长水机场开往市区的轻轨6号线在大板桥设有一站，轻轨一路钻隧道，直达东部客运站，外面是熟悉的昆明淡蓝多云的天，没走多远看到一辆孤零零的摩拜单车，想到在长沙时忧虑益阳和常德有没有共享单车，我决定骑一小会儿，作为手中那听冻芬达外又一个小小的庆祝。

沿东郊路、拓东路进城。下午3点多，太阳从前方射来，眼前一切染上一种不真切的白色，像过曝的照片。路边最多的还是各种楼盘广告：亲湖墅王，珍惜发售，领域中央，绽放璀璨云云，和长沙中山路的蜡味语文连用词都多有重叠。

休息后湘黔滇旅行团整队继续前进，昆明街市渐入眼帘，许多市民驻足围观，道路拥塞[余道南日记。]。“三千里的奔波，阳光和风尘使每一个尊严的教授和高贵的学生都化了装，”前来迎接的《云南日报》记者写道，“他们脸孔是一样的焦黑，服装是一样的颜色，头发和胡髭都长长了，而且还黏附着一些尘芥。每一个学生的身上都斜挂着一柄油纸伞及水壶、干粮袋之类的家伙，粗布袜的外面套着草鞋，有些甚至是赤足套上草鞋的。他们四个一列地前进着……态度是从容的，步伐是整齐的，充满在他们行伍之间的是战士的情调，是征人的作风！在陌生人的心目中，很会怀疑他们是远道从戎的兵士，或者新由台儿庄战胜归来的弟兄”[特写《联大旅行团长征抵省印象记》，《云南日报》1938年4月29日。]。

走海路先抵达昆明的男女同学也来了，他们举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的横幅，高呼欢迎口号，又唱着“It's a long way to联合大学”引导旅行团前进，领唱者是南开外语系大一学生吴讷孙[齐潞生来信，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330页。]，他就是后来写出了小说《未央歌》的鹿桥。一位联大女生向黄师岳团长献了束红花[杨式德日记。]，曾昭楣（曾昭抡的小妹）等穿着鲜艳，在献花堆里笑容满面[齐潞生来信。]，四位穿着白底浅蓝花长衫的少女，袒臂抬着一个足有半人高的大花竹篮献给旅行团，由同学代表接受，抬着继续前行[杨式德日记。]。这是教授夫人们准备的又一礼物，献花的四位少女是杨步伟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赵新那，和章元善的女儿章延、章斐。“章延姐姐最近去世了，我姐姐也去世了，就留着章斐跟我两人在了。”2018年4月8日，我从长沙出发当日，95岁的赵新那指着迎接旅行团的老照片回忆，“这些就是我父亲拍的了，这是我母亲，拿着伞……（花布长衫）都是自己做的。”“这是谁的手艺？”我问。“你别说手艺，”她说，“这是我手做的，没有艺术。那时候的布啊，一段一段的，土布印的，所以（能看见）那个接头，不像现在连续的。我母亲咔嚓咔嚓剪，针线就是我来做。我为什么说你别说手艺，我姐姐后来到了美国，她出去见男朋友什么的，穿新衣服，来不及钉扣子，我就给她缝的衣服，就出去玩儿去了，回来才拆线呢！”

赵新那哼了一小段“It’s a long way to到联合大学”，大部分歌词她都记得。八十年前，这些年轻人就唱着这首歌继续前进，一直走到位于拓东路迤西会馆的联大临时办公处兼宿舍，同样暂住拓东路的中央研究院同人打出了“欢迎联大同学徒步到昆明”的欢迎横幅，还有人坐在屋顶上观看行军，献花的四位少女挎着小篮，里面是各色的碎纸屑，和花瓣一样争着投向行军队，摄影的人很多[杨式德日记。]。联大常委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尚在重庆）和诸教授、同学在迤西会馆迎候，“热烈地欢呼，热烈地拍掌，热烈地握手”[特写《联大旅行团长征抵省印象记》。]，蒋梦麟代表常委讲话，称此行向全世界表明，我国青年并非文弱书生、东亚病夫。[余道南日记。]

次日，云南《民国日报》在报道中特别提醒读者，“他们不是洋场才子，不是乡学究，而是……脚踏实地的走了几千里路的真真实实的大学生”，又描述这群徒步者中，有一位留着一口美髯，“沿腮青葱可爱，上须短胡”，“恰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神似一个隶书的一字’”[《记联大学生步行团抵滇》，云南《民国日报》1938年4月29日，龙美光《八千里路云和月——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闻一多的胡子也很长了，在给妻子的信中，这位清华中文系教授不无得意地写道：“你将来不要笑，因为我已经长了一副极漂亮的胡须。这次临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与冯芝生的最美。”一路走来，闻一多没生病没吃药，“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举步如飞”，在昆明见到嘲笑他“应该带一具棺材走”的杨振声，也终于可以反戈一击：“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彼此大笑一场。[致高孝贞，《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326页。]

我在一场急雨过后来到拓东路的迤西会馆旧址，这里后来成了联大工学院所在地，吴大昌吃着盐水煮萝卜怀念长沙油豆豉就是在这儿。他1988年回昆明参加联大50周年校庆时，那些平房包括戏台都还在，等到1997年再回去，就只剩高楼了。现在这里是拓东第一小学，保安告诉我，门廊处的介绍——要秉承西南联大工学院“刚毅坚卓”的精神之类的话——是新近加上去的。如今的昆明非常乐于展现它与联大的历史关联，虽然当年的老建筑已所剩不多。

下雨前我在得胜桥附近转悠，按桥头的介绍，这座横跨盘龙江、平平无奇的短桥居然始建于元大德元年（1297），后毁于战火，明洪武年间重建，因处于云南要津，改名云津桥。清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清军由此桥攻入，道光年间重修后改名得胜桥。1937年，滇军58师誓师出征，正是通过此桥往东奔赴抗战前线。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也由此桥往西进入昆明城，钱能欣还特别提及他们经过了滇越铁路站大门。[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我在桥上向一位白发老人询问，问他是否知道老滇越铁路的终点云南府站，没想到他是铁路子弟，1950年代初从四川调来昆明铁路局工作。跟我比画半天后，他干脆放弃散步，带我回河东岸的铁路大院转了一圈，给我指哪里是从前的大门，哪里从前有许多法国风情的小楼。现在大院里还残存了一段一百多年前的法式建筑，是原来机车库的外墙，现在加高一层，改作了棋牌室。米轨早不在了，但大致方向还能辨认，就是那条两旁是小店的窄巷，“火车就在这里分出几支轨道进站”，他指着一处停车收费哨卡说，又跟另一个路过的老人打招呼：“他们来寻根！”那位老人上海口音，提醒我看路旁，是铁路留下的垫高的路基，“我们这里从来不淹水！”

转一大圈往回走，过了“欢天洗涤”洗衣店，就是从前云南府客运站的位置，当年走海路的临大师生，由海防登陆，转滇越铁路一路向西北行，多数就在这里下车（也有人提前在碧色寨站下，直接去了文法学院所在地蒙自）。如今昆明市铁路局的七层大楼就建在老站台之上，那株巨大椿树很可能是当年唯一遗存。按照吴宓日记，火车抵达时间大约是下午6时，在此之前，人们有一整个白天去饱览沿途的滇南风光，“见云日晴丽，花树缤纷，稻田广布，溪水交流。其沃饶殷阜情形，甚似江南。而上下四望红黄碧绿，色彩之富艳，尤似意大利焉”[《吴宓日记（1936—1938）》，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16页。]。八十年前，师生们抵达终点，出站后，经过椿树的荫翳，就正对我的方向走出来，两旁各有一个水塘（现在变成了体育馆和食堂），走上百来米，左转再左转，就上了拓东路，离迤西会馆的联大临时办事处不远了。

从迤西会馆到得胜桥还有一里多地，湘黔滇旅行团沿着宽阔的石板街道继续前进，过桥入城，踏上了槐荫满街的金碧路，街两旁房屋整齐，行人已是夏天的装束，“白色遮阳伞间夹着安南的三角顶草帽，苦力们来往奔跑，挥着汗，满街是阳光，满街是南国风情”[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因为紧邻火车站，金碧路附近教堂洋行云集，成为近代文明在昆明的入口，“滇越铁路这条大动脉，不断地注射着法国血、英国血……把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国都市，出落成一个标致的摩登小姐了”[艾芜：《人生哲学的一课》，《滇越铁路百年史（1910—2010）——记云南窄轨铁路》，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3月。]。最显眼的建筑是始建于明代、光绪年间重修的“金马碧鸡坊”，金马碧鸡是昆明的吉祥物，这四个烫金大字让杨式德觉得像北平的东西，昆明的晴天、风和尘土也像，就连人力车夫也像——至少不像长沙——“比较客气而跑起来很快”[杨式德日记。]。不止杨式德一个人有此感觉。“云南如华北，我们一入胜境关，看见大片平地，大片豆麦，大片阳光，便有这个印象。”这是钱能欣的记述，“在途中尽量幻想昆明，是怎样美丽的一个城市，可是昆明的美丽还是出乎我们意料。一楼一阁，以及小胡同里的矮矮的墙门，都叫我们怀念故都。城西有翠湖，大可数百亩，中间有堤、有‘半岛’，四周树木盛茂，傍晚阳光倾斜，清风徐来，远望圆通山上的方亭，正如在北海望景山”[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下午4点45分，我到达金马碧鸡坊，正是蓝花楹盛开的季节，到处都是紫色的浮云，2018年4月8日长沙出发，5月17日终抵昆明，买了只圆筒冰激凌作为小小犒劳。大概十年前的冬天，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在滇西北晃了一大圈，准备在文化巷附近住一晚就飞回湖南老家过年。那晚下着毛毛雨，落在人行道上也不知是不是冻住了，滑得很。我在一个敞开门脸的苍蝇馆子吃了份有“锅气”的炒米粉后心满意足，四处溜达，小心翼翼踩过云南大学高高低低的台阶，又穿过街道，进了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静谧，路灯昏暗，走了一段我看到路牌：联大路。顺着联大路往前不远，夜色中看见了门楼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几个字，意识到自己撞上这所已不复存在的大学旧址后，心里好像被某种巨大的东西击中（或者填满），以至于，不知怎么回事地，也非常刻奇地，哭了。这些情感多数已经模糊，有些还记得，因为语境无法找回也显得生涩，但某种东西始终还在。由当时再往前五年，刚刚毕业进入新闻这一行，那时有非常单纯的信念感，相信写得好本身就是价值，相信写下去就可以改变某些东西。我也是在那几年读了不少西南联大校友的日记或者口述，你不需要刻意寻找，当年的时代精神会把他们推送到你面前。而今再谈论这些，几乎“古典”到不合时宜，才多长时间呢，此间的问题意识已经天翻地覆，其中又有多少真实、错置和自欺欺人呢？

我想发条朋友圈，掏出手机又有点意兴阑珊，便只是简单报告一下自己到了昆明，附上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的链接，再往北沿着正义路继续行进，让那旋律在脑海中回响，再改填上赵元任改编、赵新那在长沙哼唱过的歌词：

八十年前正义路就是昆明最繁华的路段，湘黔滇旅行团经过时，这里的退街改造刚完成两年多，路面拓宽，铺面统一以浅绿色粉刷，雕龙画栋的中式风格[杨树群：《老昆明风情录》，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第38页。]，难怪钱能欣会觉得这里与金碧路“异乎其趣”。在正义路北段，旅行团应该能瞥见文庙一角，自1381年朱元璋30万大军平定云南后将近三百年这里都是沐英——就是曲靖白石江之战中立下首功的那位——家族的府第，直到1645年，第十三代世袭“黔国公”沐天波出逃永昌，标志着明朝在云南的统治结束[杨树群：《老昆明风情录》，第37页。]。十七年后的1662年1月，一路追击南明残余势力的吴三桂进入缅甸首都阿瓦，缅甸被迫交出流亡于此的永历帝，5月底，被押回云南的永历帝与其子在昆明被害，有可能是被勒死的[可参考：（美）司徒琳（Lynn A.Struve）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遇害地点就在不远处的华山西路，余道南后来还专门去看了那块“明永历帝殉国处”碑[余道南日记。]——由蔡锷于民国元年（1912年）所立，难得地保存至今。我在那块碑前站了半天，八十年前那群流亡的师生看到它又会作何感想呢？“昆明很像北京，令人起无限感慨。”闻一多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致高孝贞，《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326页。]。一种说法是，明永历帝在云南三年，明末士大夫流落入籍者颇众，蓄意想把昆明摹拟成故都，遂有此结果。[可参考：《“昆明像北平”考》，余斌《学人与学府》，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10月。]

由华山西路继续往北，右拐入圆通街——令人高兴的是八十年前的路名得以保留，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循着他们的路线前进——再走上一段路便是圆通公园，现在的圆通山动物园。这是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的最后一站，团长黄师岳在这里进行了最后一次点名，双手捧着花名册交给联大常委、清华校长梅贻琦，表示他未辱三位校长的重托，把学生全部平安地带到昆明，此时此刻结束了他作为团长的使命。在场的师生用雷动的掌声向他致谢。[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33页。]

梅贻琦在四方亭的石阶上做简短训话：“诸位从长沙起程六十八天，今天到达目的地了，沿途辛苦。风雨不曾欺凌了你们，土匪也不敢侵犯你们，完全是你们的精诚感召所致。记得你们都是翩翩年少，今日相逢却怎么都‘于思于思’，长出了胡须？……但是……你们所走的程途，全都是中国的大好山河，所遇的人们，全都是我们的同胞。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这对你们将来的责任和事业，是有如何伟大的帮助啊！”[《记联大学生步行团抵滇》，云南《民国日报》1938年4月29日。]

梅贻琦讲话时，落下一阵小雨。“诸位此时的神情不是还要向前走吗？是的！你们是要向前进的！文法学院的同学，三数日后就得往蒙自去，那面都预备齐全，即可开学上课了。你们此次长途跋涉，没有发生意外，与其说是‘洪福’，毋宁说是‘黄福’，因为团长是‘黄’师岳团长，辅导委员会主席是‘黄’子坚先生，他们辛劳地率领你们安全到达此地，真是不容易呢！这应该向此次全团的教职员深深致谢！末，希望你们本着‘忍苦，耐劳，服从，合作’几字，好好地继续做下去，勇往迈进！”

雨停了，“不科学的说一句，”在场的云南《民国日报》记者后来写道，“因为群情振奋竟把沉郁的阴霾打开了，这丝丝春风雨，恰好替他们洗尘。”云南教育厅代表徐绳祖和团长黄师岳也先后致辞，后者表扬学生的毅力，谓众团员好比唐僧上西天取经，自己是孙悟空美猴王，语毕，笑声大震。话讲完了，太阳也出来了，兴奋的清华大学教授、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手舞足蹈领导着大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们一定记得，整整68天前他们在长沙圣经学院的操场上喊过同样激动人心的口号。[《记联大学生步行团抵滇》，《联大旅行团长征抵省印象记》。]

走海路经香港到昆明的燕卜荪认为徒步是“学生们的志愿与热情的某种象征”，它给人们心中灌输了尚武精神和团结抗日的决心，“你会听到反对学生步行来云南的声音，但实际上没有人敢拿这件事开玩笑，因为那是以一种戏剧化的姿态安排的行动；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宣传”。他还注意到，“至少有一位很优秀的学生因为没有选择参加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团体，而没有获得额外一年的奖学金”[《在名流中间：威廉·燕卜荪传（第一卷）》，第568页。]。以这样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湘黔滇旅行团在精神上的转化得以暂时完成：“救国”与“启蒙”，鱼与熊掌在特定时空下可以兼得。

“前尘往昔已成了不能挽回的回味，”一位参加旅行团的学生几个月后发表文章说，“自动发生而不可遏抑的青年政治运动，变为由政府领导而纳入有目标有秩序的路线上去，深深地觉悟了过去两种传统的误解：一、以不满政府中少数人之故，而持着反政府的态度。二、单凭情感的冲动，从摩擦和倾轧中求得自由。年来事实的指示给予同学们有力的启发是：中国此时绝对需要以现在执政党为中心，由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者共同促进国家真实的统一，然后再以此力量来捍卫民族国家的生存。”[天水：《联大的今昔》，《云南日报》1938年12月3—5日，龙美光编《绝徼移栽桢干质——西南联大问学拉杂谭》，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5页。]

“一开始写这本书（《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时候，我会认为学生是天然的反抗者（rebels），这种想法来自我的第一本书，研究的是1927—1937年的中国学生运动，”易社强告诉我，但后来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变化很大，“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是忠诚的爱国者（loyal patriots），他们真的希望支持政府。‘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挑战南京政府，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国民政府不抗战，而当国民政府开始抗战后，学生的态度也就变了。你知道吗？我想起了何炳棣，他1930年代支持国民党，1980年代又支持共产党，这是同一个人，我也不觉得这有多大的自相矛盾，他就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不过易社强仍然做了一个区分，那种“忠诚的爱国”与“从小被教导要听话”是不同的，前者缘于一种身份认同：我是学生，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那时的学生要独立得多，他们对老师非常具有批判性，看看胡适，大家都尊敬他，但当他反对学生运动时，学生就反过来反对他……”

在云南师范大学正门外、一二一大街的一家小面馆里，我和易社强继续谈论着湘黔滇旅行团与西南联大的关系。他提起prosopography（群体传记学）中代际的视角，让我想到，湘黔滇旅行团这一代学生，出生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五四运动时他们刚刚出生或者还是幼童，“九一八事变”时他们也只是少年，1930年代中期以后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他们开始成年，塑造他们人生的是“卢沟桥事变”和此后的流亡经历。毫无疑问，穿越中国最贫困地区的三千里长征提高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但很难说那些更激进的观念对他们有什么吸引力，就像吴大昌告诉我的，“当时认为贫困是现实，但贫困怎么解决，并没有想到革命，而是要想到现代化。知识分子想到的是现代化，真正的农民，可能想要革命吧，但我们当时接触到的农民，都还是想要勤奋发家的多，至于说把富人的东西都夺过来，好像还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呢，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那里，对这些富人，怎么说，（中国人）有佩服的口气，但好像并没有一个他应该得到的这个思想，不像在美国，美国人就认为他有钱，是因为他有能力，应该得到”。当然，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联大本身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到了1945年，在易社强看来，参加“一二·一运动”的联大学生和1938年参加徒步的联大学生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代人。至于新一代的革命学生，那是又一个复杂的故事了。

燕卜荪1939年离开西南联大回到英国，为BBC远东部门工作，1942年，在一篇分析中国政治前景的文章里，他假借一位来自流亡的公立大学、亲现代中国，但不那么左倾的教师的口吻，谈起阶级问题，“当然，他们都在谈论着民主。那是个聪明的事情。如果一首诗不是无产阶级的，他们就会提出反对。但是他们会愿意穿上苦力的套服吗？你如果提出这一点，他们就会非常震惊，甚至不知道怎么才能原谅你……如果民意不存在，如果在从上到下的统治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没有中间选择，那么最好还是接受从上到下的统治……不要以为他们都腐化了。一点也不是”。——不要误会，燕卜荪不是要否认中国人的民主志向，更不是在谈论什么“伪善”（这真是廉价的指控），他是在指出一个事实：中国仍然在承受着剧烈社会失衡的后果，在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者与工人农民之间存在着一个历史性的、教育性的鸿沟，任何希望使二者建立联系的进步的统治者都需要开展多年的文化重建工作。[《在名流中间：威廉·燕卜荪传（第一卷）》，第575页。]

“战争可能使精英和大众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这是易社强的总结，“但这种经历对他们有不同的意义。对于知识分子，贫穷困顿是为了国家事业作一时的牺牲，对于群众，这种牺牲是长久的，贫穷也是长久的……一场抗战还难以把这种观念转变成国家政策。[（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431页。]”想象一下，假如是你，你愿意为弥合这道鸿沟做点什么？愿意为此走多远？以及，到底应该走多远？你也许无动于衷，认为它天然合理，或者干脆选择闭上自己的眼睛。“中国人尤其擅长于此，”易社强说，“中国的历史有太多困苦了，如果你不闭上眼睛，你怎么活下去呢？你怎么存在呢？”你也许对此心怀内疚，那么你可能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苦苦探索或许并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也许你认为改良的光与热不足以照亮黑暗的社会，你可能就是后来振臂一挥的闻一多。史景迁说，人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把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恐惧而又着迷地注视着舞台中央结局已定的人与神的搏斗”，但他们还是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仍拥有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当他们选择走向舞台时，结局往往是“比别人早些死去”。当然，你也可能幸存，你继续往前走，往前走，最终，你帮助舞台中央的人把“平等”的观念变成了国家政策——十一年后的解放，至少在观念上，就是这么发生的，那是对“富强”之梦最激烈的一个回应。

拍完最后一张合影后，湘黔滇旅行团宣布解散，在圆通山接引殿前的茶铺里，风尘仆仆的师生吃着学校准备好的茶点，五个包子一碗面[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和迎接他们的故旧、爱人与同窗握手、叙旧，“‘久违久违’、‘你好你好’，一片欢笑声交响在风和日暖的氛围里”[《联大旅行团长征抵省印象记》。]。次日，学校通知，旅行团经费尚有节余，可为全体成员每人做衬衫一件、裤一条，以补充旅行中的磨损[余道南日记。]，此后几年，这些参加了文军长征的高年级同学自豪地穿着印有“湘黔滇旅行团”字样的衬衫在校园出没。“从长沙到昆明的长途跋涉，它最深刻的影响，可能不是近三百名团员后来的工作，而是这座大学的校风。”易社强在《革命与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写道，“毛泽东从江西开始的长征成就了延安精神，与此相同，从长沙出发的长征对联大精神至关重要……联大学生会经常想起那次坚苦卓绝的跋涉。联大在昆明八年，无数学生用自己的长征加入这所著名的大学。”[（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64页。]

如今圆通公园已经变成了昆明动物园，大概是气候温和，这儿的动物看起来相当健康，亚洲象狂啃胡萝卜，非洲狮懒洋洋地环视游人，小狐狸们脸贴脸挤在一块儿午休，孔雀们比赛似的开屏，长臂猿不知疲倦地飞檐走壁。我在它们中间穿行，试图寻找八十年前那最后一次聚会的历史信息。那段残破的城墙是不是旅行团入园那张照片的背景？有没有古木见证了他们的大合影？这个无字碑的亭子是否就是梅贻琦发表“黄福”演讲的所在？各种牛啊羊啊鹿啊就在周围毫无戒心地散步。只有旅行团吃茶点叙旧的地点可以基本确定，就在“万山在抱石”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在这里你可以俯瞰昆明一角，城市是凌乱的，天光是肃穆的，岩壁之下圆通寺红色的圆锥塔顶让人想起佛国缅甸，而上面又落满了白色和灰色的鸽子，所有的城市都世俗而神秘，而我感到自己与那群风尘仆仆的师生前所未有地接近。

至此，我从长沙出发前的种种好奇都得到解答了吗？我不确定。我沿着这样一条公路踏上全新的土地，遇到了友善的人、警惕的人、热情的人、在桃花源里忧心忡忡的人、等待记者如同等待戈多的人。我生了一场小病，大脚趾疼了若干天，和人吵了两架，被挂了三次电话，在肮脏的棉被下做了一次噩梦。我喝到了无比甘甜的山茶，吃到了大数据不会告诉你的鲜美米粉，还数次被陌生人邀请吃饭。我触摸到了已经在城市里消失的“附近”，或者说，一种亲密的人情社会，但当一场大雨过后县城每个角落都被下水道气味（斯坦贝克曾心系于此）灌满时，我知道自己又该出发了；我亲眼看到了那些“空心化”的乡镇，我遇到了许多老人，他们是那么孤独，你只要一张口，他们就能和你说上半天；我体会到了李继侗当年说的，为什么每年总要过若干天最简单的生活，试试一个人最低生活究竟可以简化到什么限度，因为那会让你知道自己究竟为何所累；我发现了游客永远不会见到的风光，通常是在漫长的乏味的等待之后，我也看到一条条河流被拦腰阻断或者开膛破肚。我见识了官僚体制的刻板，也发现了它的裂缝。我有多为留下的历史痕迹庆幸，就有多为失去的遗憾。我意识到浩劫来临时无人幸免，连最不重要的人和最小的庙宇也不能例外；我想起了一些遥远的往事，我目睹了记忆的变形，也体察到了它的坚韧。我经过了城市与乡村，在其间旅行，与其说是空间的穿越不如说是时间的穿越，我品味着时差，也借助它来重建一座座城池。我一路都在阅读、检索、翻找，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历史没有故事，只有周而复始的重复，有的时候我又被那些短暂却闪光的生命感动得简直要掉下眼泪。我想起易社强告诉我，他是一个“偶然论”者，“当我说起我的偶然论而非必然论时，一个完美的例子就是联大，在1937年，许多事情都是偶然的，并不必然会导向联大在昆明的成立，完全也可能就地解散，就此消失”。的确如此，就在旅行团出发前一个多月，柳无忌不还在担心临时大学可能作鸟兽散吗？但倘若如此，我们要赞美的是偶然性吗？我想不是。接受这偶然性，然后去做事，用行动来包抄自己，创造自己，这是值得我长久咀嚼的收获。与此同时，我也开始重新理解一些更大的东西，譬如“家国”，本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已经被空泛的口号与潜在的强制消耗得差不多了，但这趟重走，我一步步踏过那些历史现场，慢慢填充起某些空洞的概念，并重新发现了一种“壮阔”，那壮阔是一个一个具体生动的人和他们不受拘束的情感构成的。这里头有真正的爱和自信。和八十年前比，物质之进步已不可以道里计，“富强”似乎已在掌中，但精神世界里，我们究竟前进了多少？而重温当年的炮火、激愤与泪水，亦是对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情感结构的检视之旅。抗战期间我们“以感情承受灾难”[可参阅吕芳上：《抗战期间的迁徙运动——以人口、文教事业及工厂内迁为例的探讨》。]，无比脆弱又无比强韧，十年后，二十年后，七十年后，或许八十年后，我们的情感世界仍在重复这样的故事，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也没有答案。

4月30日到5月1日，完成护送任务、即将东归参加抗战的黄师岳连续两晚在昆明著名的海棠春酒家以个人名义[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设宴，先宴理工，再宴文法，请全团师生聚餐话别。海棠春1927年开业，老板是川味厨师出身的袁炳奎，他融合浙江口味与四川口味，创造出改良的滇味菜肴。饺底海参、锅贴乌鱼、油淋鸡都是名菜，这里的汤汁八宝饭也独具特色：不加豆沙的八宝饭翻入大盘，再浇上一大勺用猪油和玫瑰糖熬制而成的稀豆泥，拌匀后食用[张佐：《滇川味名店海棠春》，《昆明百年美食》，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9月。]。黄团长的宴席每桌10人，按9元的标准上菜，“吃了什么忘了，但那一顿是最好的”。吴大昌边回忆边笑。酒更好，有1.2元一斤的最好的杨林肥酒，味甜，“绿澄澄的，带着强烈的香蕉味”[董奋日记。]，可能还有茅台，据说是黄团长在贵州买了一大坛，搁在车上一路运到昆明的[《黄培云口述自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1月，第40页。]。宾主共同举杯，预祝抗战早日胜利，“来干杯！”的声浪到处都听得见。团长到各桌敬酒，同学们则以班为单位回敬，而后，或三五人，或单人，“几乎是排了队等候着向团长敬酒”，“团长则来者不拒，一饮而尽”，这时人们才发现，黄师岳团长不但记忆力惊人，酒量也惊人。最后大家和团长以干杯的约定，下次痛饮黄龙。两天宴请下来，“同学多有醉倒者”[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董奋日记、余道南日记、杨式德日记。]。

5月2日，旅行团师生赴大观楼举办游艺会，回请黄师岳团长——除了回请，联大还赠他金表一只及川资500元，但被婉拒。在一封写给蒋梦麟、梅贻琦两常委的函件中，黄师岳表示此次率旅行团到滇，“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联大的礼物他只留下了纪念像，“什袭珍藏，永远存念，以纪此行”[西南联大博物馆档案。]。

大观楼在昆明城西南二三里，杨式德顺着麦田里的小道一路走去，周围是很大一片平原，麦子将熟，日暖风和，一股干燥清爽的味儿，这让他又一次想起了北方的家乡。“昆明，不，就说云南吧！一年前我做梦也想不到要到这里的……更远的像美国，像英国，我都曾幻想着将来要去游一趟，却是想不到要居留在云南这中国的堪察加境内，而且又来的这么凄怆。我的故乡我的亲属都在敌人践踏下呢。我的心摇荡着，直等到走到大路的时候，才被美丽的景色催醒了。[杨式德日记。]”大观楼公园西面是山，东望是水，亭榭很多，还有疏落的小洋房点缀着，不止一位学生想起了当初在长沙时读到的《国民日报》劝他们不要迁校的社论，“昆明湖不在颐和园，大观楼哪如排云殿”[齐潞生来信。]，呵，如今真的来了昆明湖畔的大观楼了啊。

大观楼公园里头有一方场，中间是唐继尧骑马的铜像——八十年后，方场尚在，铜像不存——联大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在这方场内发表了讲话，“你们的长途跋涉是很令人满意的，我以为你们要遇到土匪，而你们遇到的是火牛洞，事实和理想相去这么远，我未来昆明时，以为房舍一定不成问题，因为总可以找到，不然也可以用竹子制或用木头建，不是经济而便当的吗。长沙圣经学校的大食堂是用木制的，用了七百元钱，拆了再卖二百元，只费去五百元，多么经济。然而一来这里没有间房舍，也没有成材可用的大竹子，木材也很少，以至于我们的校舍发生极困难的问题。于是又想到蒙自……这也是处处说，没有经过详细考察的理想与现实是不相符的。然而做人的方法就是要时时修改我们的理想去适应现实。这应该是诸位长途步行所应得的一个教训，一件最大的收获”[杨式德日记。]。

团长黄师岳作了最后一次训话，游艺茶点便开始了。众人轮流上台分享故事，或者笑话。李继侗代表全团向黄师岳作答谢词，闻一多把途中趣事选了七件，作成七绝，其中有倪副官玉体演捉放（凶绝），许维遹凝视诸葛洞（憨绝），曾叔伟白吃五碗酒，还说路上以曾叔伟（昭抡）先生风流韵事最多，害得曾昭抡十分不好意思起来[杨式德日记。]。毛鸿副参谋长分享了黄团长与苗女的合影，调侃“苗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山无人知，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团长侧”，又后续两句：“回眸一笑百媚生，团长太太无颜色”，时团长太太亦在席，全场哄堂大笑。[董奋日记、杨式德日记。]

这是昆明暮春的普通一日，天气晴好，物价平稳，电力充足，一所名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校还有两天正式上课，而它刚毅坚卓的八年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