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被一种责任感所驱动：他希望帮助当代中国人更好地理解抗战那一代中国人的故事。为此，他重走了当年几百位师生从长沙到昆明、历时68天的长征之路。

当战争于1937年7月7日爆发时，那些为数极少的大学生正就读于中国三所卓越的高等学府：北平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战争中断了他们在城市的舒适生活，迫使他们做一个将改变他们一生的决定：是在日军占领下继续求学，还是南迁加入刚刚成立的、由三校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

到了1938年2月，战争逼近湖南，他们不得不再次迁徙，这一次他们将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长沙临大的大多数师生，包括全部女性，计划先乘火车到香港，再乘船到越南海防，转滇越铁路经河内到昆明；不过，244个男生和11位老师加入了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他们要徒步前往昆明。他们的目标是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在这战争年代，中国人历经艰险，仍可确保弦歌不辍。在他们出发八十年后，杨潇也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如果他想把那段历史经验传达给21世纪的读者，他就必须，一步步地，重走当年师生们的西迁之路。

2019年夏天，我收到杨潇的电子邮件，他告诉我他完成了这个计划；因为我写了《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所以他希望和我见面聊聊。结果我们在青岛一聊就是三天，成了朋友，他邀我给这本书作序，我很荣幸地应允了。

在启程之前，杨潇就阅读了关于那次长征的许多史料，但我们都认为，把自己沉浸在文献里只是理解历史的第一步。

早在1980年，我前往昆明继续我的西南联大研究之际，我就认识到，哪怕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五十年，去亲眼看看那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仍是对阅读史料的无价补充。虽然历史通常意味着在时间中旅行，但在空间中旅行也能对理解历史助益良多。当然，我说的不是从一个名胜到另一个名胜，更不是把自己塞进目光呆滞的旅行团中的那种旅行，我说的是，你与亲历者或者他们的后代交谈，你去往当年的现场，看看那里的草木山川和历史遗存，借助这些，你得以重新想象一段历史。

旅行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从此地到彼地。这个答案当然不能叫人满意。旅行最宝贵的价值在于更好地理解世界和自我。在旅行中，你会获得愉悦，强健体魄，但这些是附带的。试想，你参加了一个去法国的旅行团，参观了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和卢浮宫，吃了法餐，尝了美酒，带了一整箱的法国纪念品回到中国，你在多大意义上真正旅行过了？如果你直接搭乘飞机从长沙前往昆明，你所经历的是旅行，还只是把自己的身体挪了个地儿？倘若你是从长沙自驾前往昆明，全程高速，只在服务区加油和上洗手间时离开车座呢？那又有何不同呢？

旅行的经历与时空息息相关。在许多方面，一个1938年的中国人在自己国土的旅行，要远远难过一个21世纪的中国人做环球旅行。虽然各国间存在语言、法律、风俗和社会惯例的差异，但通常情况下，今天的旅行者可以倚赖一个交通、商业和法律的全球化网络，指望至少最低程度的安全性与可预期性。在今日中国境内的旅行就更是如此了。

八十年前可是另外一个世界。你若想理解1938年从长沙徒步到昆明意味着什么，想象一下今天，从阿富汗徒步前往昆明。在这个意义上，杨潇的重走和当年长沙临大旅行团的跋涉，是非常不同的两件事情。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还有一个不同：杨潇是位独行者，而临大的学生们则是在一位中将率领下进行准军事化行军。当你加入一个团体，不管它是1938年的长沙临大旅行团还是2021年的欧洲观光团，你就自动接受了它的利弊。你省却了计划每一步的麻烦，也不必去费心了解相关的知识技能，但与此同时，庇佑于团队的羽翼之下，你也或多或少失去了时刻应对外部变化挑战的机会，而这正是旅行者应该培养的。

对临大的学生们来说，这种军事化的组织保证了最基本的安全和供给，以及踏入一段未知旅程之前的某种可预期性。当然，他们每一天走在路上（通常是三五成群的），还是会面对各种小的挑战。一天行军结束，大家重新聚到一起，有时还会遇到团长也解决不了的更大的麻烦。哪怕如此，这和独自一人在当年从长沙前往昆明也不可同日而语。

但无论如何，和杨潇一样，长沙临大步行团的师生是旅行者，而不是游客。旅行者的门槛更高。对游客来说，无非是预先支付一笔钱和一段时间。对旅行者来说，“投资”模式则大不相同。你所能获得的回报很大程度取决于你的付出。像杨潇这样老道的旅行者知道提前计划的重要性，它让你旅行的每一天都和所经地的民众、历史、文化还有其他各种在地知识关联着，而这会以几何倍数升华你的旅行。

旅行方式是重要的。对1938年的师生来说，旅行方式甚至是决定性的。那些搭乘轮船和火车前往云南的人当然也会有收获，但无法与徒步前往相提并论。

今日亦是如此。徒步看起来是速度与舒适的反义词，但旅行者在智识与精神上之所获，也不是拥有速度与舒适者所能想象的。

驱动力也是重要的。你为何开启你的旅程？这将决定你到底能收获多少。你能看见什么，你能收获什么，这取决于你是谁，以及你为什么旅行。当我说“看见”时，我不是指物理意义的“看见”——那很简单，睁着眼睛就行，我想说的是，如何聚焦以及如何解读你所看见的一切？像杨潇这样老道的旅行者的眼睛和心灵是敞开的，他们会在旅行中获得启程之前无法预料的多重体验。

当我们开始一次旅行时，我们常常考虑一些基本情况：速度、舒适和效率，但它们反而可能有碍于一场真正富有意义的旅行。

旅行家的收获也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很难一回到家就获得某种顿悟。1946年献身的那个闻一多和1938年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的闻一多并非同一个人。但从长沙出发的68天的旅行变成了这个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最终汇入了他的自我演化。当我们回想自己的一生，我们会意识到，旅行是一段徐徐展开的经历，它会在往后的岁月不断制造回响。它是你长期的投资，源源不断地给你发放红利。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杨潇致力于建立这么一道桥梁，让今日中国的年轻人可以体会他们在八十年前的同龄先辈。我的一些美国朋友也许会感到奇怪：中国人不是有近四千年的文牍传统吗，他们不是以其从这遗产中不断汲取教训著称吗？还有其他地方的人比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更敏感吗？

但别忘了，近代中国变动是如此剧烈，以至于1938年的中国对今天的一些年轻人来说不啻于另一个国度，而那些不算久远的先辈看起来好像就来自另一个星球。想想看，如果知青们的孩子都不太理解父辈经历了什么，又怎么期待他们能真正理解自己的祖辈呢？

1930年代的中国学生面临一系列令人心酸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了：大学教育到底因为什么才是值得的？大多数人会同意，大学学历的拥有者将有能力去角逐一份有更高回报的工作，这种回报既是职业技能上的，也是经济上的。但倘若这是全部答案，为什么还要南迁去长沙呢，更不必说再徒步前往昆明了。毕竟，在北平沦陷后，为“伪北大”和其他机关工作的名教授也不在少数。

不论在临大还是联大，学生们都明白高等教育不仅仅通往一个学位。它意味着把自己暴露于全新的、多元的思想中，参与开放的讨论，由此获得智识与为人的双重技能——所谓“作人”，并最终成为一个见闻广博且有行动力的公民。当我们说到学术所得时，可能有几所机构可以与西南联大共享顶级荣誉，但说到那些更广泛领域的成就，西南联大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的八年抗战可谓黑暗岁月，那盏学习的烛光未曾熄灭，从长沙徒步到昆明的一群人功不可没。他们为西南联大的建立及往后辉煌铺平了道路，也为这所大学在更久远历史上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石。

杨潇的这本书里有着不断变换的风景，读者可以跟着他的引领间接进入当年的旅程，并获得启发：危机年代的困厄与牺牲，在新时代仍有其意义。如你所知，一场危机可能带来创痕，而创痕或可在未来岁月帮助幸存者渡过难关。从这一角度说，一次穿越中国西南偏僻腹地的两个多月的长征，帮助了那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迎接日后的挑战，这挑战不只来自抗战，也来自内战和革命。而接受战时教育的过程，也是联大学生领会个人与民族存亡的重要一课。同样富有深意的是，这些联大学生的孙辈，有些后来成为知青，也习得了自立、灵活和坚韧的品质，并受用终身。

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杨潇开创性的工作还提供了关于生命与学习的多重洞察。他是一个满怀智识好奇心的城市人，但他的切身经历，也证明了独立旅行可以源源不断滋养一个人的生命。与此同时，他也从祖辈们的经历中获得启发，这种启发有助于人们去应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杨潇的徒步旅行令我产生极大共鸣还有一个原因：这就得回到我自己生命里的重要母题。1950年代，在我还是一个15岁的纽约郊外青年时，我就开始利用暑假的时间参加环游美国与加拿大的自行车旅行，我很快就体会到了依靠肉身力量低速前进，不受汽车之类金属盔甲制约的乐趣，此后一生我都是骑行和徒步的爱好者，而与杨潇的相识则是一次重获青春的经历。我羡慕他的工作，想到没能和他一路同行就忍不住嫉妒和遗憾。

好在杨潇的著作终于出版了，我们至少可以在他这么一个聪明且富有洞察力的导游的陪伴下，开始一次神游。诸位，何其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