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似乎马上就要将他们吞噬：巨浪拍打着甲板，海水沿着舷梯冲进船舱，洪堡的四十箱行李随时可能被淹没。航船与一场飓风狭路相逢，连续六天六夜狂风不息，船上的人们感受着巨浪的拍击，无法入睡，亦无暇思考。海水冲走了厨房里的大小锅子，厨师的脚都没地方放了，只能在灶间游泳；食物短缺，鲨鱼在船边环伺。位于船尾的船长室积水太深，他们不得不游进游出。就连最有经验的水手都跌倒在甲板上，滚来滚去、东倒西歪。船员们害怕死亡，要求提供更多的白兰地，因为他们想在沉醉中不知不觉地被水淹没。每一波扑面而来的巨浪都像一块坚硬的岩石。洪堡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如此地接近死亡。

1804 年 5 月，洪堡、邦普兰、蒙图法尔与仆人何塞从古巴出发，向美国东海岸航行。如果死在这里，那实在太荒唐了，洪堡想道。毕竟，在南美洲的 5 年艰苦旅行中，他都安然无恙。自 1803 年 2 月离开瓜亚基尔后，他们在墨西哥停留了一年，洪堡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墨西哥城——新西班牙总督区的行政首都。这片广阔的殖民地包括了今天的墨西哥、加利福尼亚、中美洲的部分地区以及佛罗里达。他广泛地阅读殖民地档案库和图书馆中的资料，研究之余只进行了几次考察矿井、温泉和更多火山的旅行。

是时候回欧洲了。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和荒野中度过的 5 年已经损坏了很多精巧的仪器，它们大都已无法正常工作。因为太疏于联系故乡的学术群体，洪堡也担心会错过新近的重大进展。他给友人去信，感叹自己远离尘世，仿佛生活在月球上。1804 年 3 月，他们从墨西哥城乘船到 94 古巴作短暂停留，取回了 3 年前存放在哈瓦那的物品。

和以往一样，洪堡又一次临时改变计划，决定推迟几个星期再回国。

他想途经北美洲，与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见面。在漫长的 5 年中，他已经目睹自然最壮美、丰盛和摄人心魄的一面；现在，现在他想见识新大陆最灿烂的人类文明，一个建立在自由原则上的共和国。

洪堡从小就深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这些浸染使他种下了对自由、平等、宽容以及教育之重要性的信念，并贯彻终生。但在洪堡 20 岁前夕，也就是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决定了他的政治倾向。当时的普鲁士还处在专制王权的统治之下，而法国却已开始宣扬人人生而平等。自那之后，洪堡就将“1789 年的理念”珍存心中。1790 年夏天，他到访巴黎，见证了纪念大革命爆发一周年的准备活动。他被人们的热情所感染，加入到为建造一座“自由神殿”搬运沙子的行列中。现在，也就是 14 年后，他想要见一见这个在美洲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深知自由来之不易”的人们。

海上的风暴持续了一周，终于慢慢平息了下来。1804 年 5 月底，也就是从哈瓦那离开四周后，洪堡一行在费城登陆。这座美利坚合众国当时最大的城市拥有 75 000 位居民。到达当晚，洪堡给杰斐逊写了一封长信，希望能在新近落成的首都华盛顿特区与他见面。洪堡写道：“我自小便仰慕您的言行与所持的自由主义之见解。”并且提到了自己从拉丁美洲带来的丰富见闻，包括植物标本、天文观测、在雨林深处发现的古老文明、象形文字，以及从墨西哥城殖民政府档案库中获得的重要资料。

洪堡还给杰斐逊的得力助手、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去信，表达自己的心愿：“在见证了安第斯山脉的雄伟奇观和自然的壮美之后，希望能再睹人类建成这样一个自由国度的奇迹。”政治与自然紧密相连——洪堡将一再地与他的美国友人谈到这个理念。

61 岁的杰斐逊腰板笔挺，“直如枪杆”。这个高高瘦瘦、举止有些笨拙的男人，有着农夫特有的红润脸颊和钢铁般结实的体魄。他既是一个年轻国家的总统，又是蒙蒂塞洛庄园的主人。庄园占地广阔，位于弗吉尼亚蓝岭山脉的山麓中，在华盛顿西南方向约 100 英里处。虽然他的妻子早在 20 年前去世，杰斐逊仍享有亲密的家庭生活，尤其喜欢和他的七个小孙子、小孙女待在一起。朋友们注意到，杰斐逊谈天时经常让孩子们爬到他的膝上。洪堡到达美国时，杰斐逊正在为几周前去世的小女儿玛丽亚哀悼：她于 1804 年 4 月诞下一名女婴后去世。他的另一个女儿玛莎长期居住在白宫，后来带着她的孩子们搬到蒙蒂塞洛定居。

杰斐逊讨厌荒废时间。他每天黎明起身，同时翻阅若干本书籍，处理大量通信。为了备份通信记录，他专门买了一台复印信件的机器。他没有一刻能够安闲下来，还曾经告诫女儿：空虚无聊是“生活中最危险的毒药”。18 世纪 80 年代，独立战争结束后，杰斐逊作为美国驻法国大使在巴黎生活了 5 年。利用这一机会，他广泛游历欧洲，带回了大量新书、古籍与新观念。他称自己为“嗜书如狂”所苦，会不停地购买和阅读书籍。在欧洲期间，他还在公务之暇参观了英国最精巧的花园，以及考察比对了德国、荷兰、意大利与法国的农业技术。

1804 年是杰斐逊政治生涯中的巅峰时期。他起草过《独立宣言》，当选了美国总统，并于 1804 年年底以决定性优势再次当选，开始他的第二届任期。在他的主持下，美国从法国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地区，为国家未来向西扩张奠定了基础。（在此的前一年，拿破仑放弃了在北美洲建立法国殖民地的计划。他所派遣到海地去镇压奴隶起义的 25 000 多名士兵大量死于疟疾。拿破仑原本计划将这支军队从海地转移到新奥尔良，但在惨败之后，士兵所剩无几。他放弃了这一战略，转而将路易斯安那转卖给了美国。）只花了 1 500 万美元，杰斐逊就将国家的地盘扩大了一倍：西起密西西比河，东至落基山脉，北起加拿大，南至墨西哥湾，8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被纳入新的国家版图。杰斐逊刚刚派遣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进行首次横跨整个北美洲大陆的陆路考察。考察的任务将囊括杰斐逊所有感兴趣的领域：他亲自写信指导他们收集植物、种子与动物；探险家们还将土壤情况与印第安人的耕作方式报告给他，并测绘土地与河流。

洪堡来得正是时候。美国驻古巴领事文森特·格雷（Vincent Gray）已经照会麦迪逊，力主他与洪堡会面。因为洪堡了解很多关于墨西哥的有用信息，而在路易斯安那购地计划成功后，墨西哥就成了美国南面的新邻国。

到达费城后，洪堡就与杰斐逊总统通过信件建立了联系，杰斐逊邀请他前往华盛顿。杰斐逊在信中说，自己受到了激励，因为一直都“对这个新世界寄托了更特别的希望，愿它能呈现人类境况得到改良后的一面”。于是，洪堡、邦普兰和蒙图法尔于 5 月 29 日乘坐运送邮件的马车离开费城，向西南方向前进，去往 150 英里外的华盛顿特区。

沿路尽是修葺整齐的农田。庄稼成行，农庄散落在田间，周围是果园和精巧的菜圃。这幅景象正是杰斐逊对美国政治与经济发展设想的缩影：独立的自耕农拥有小型的、自给自足的农庄，由此组成一个国家。

当欧洲因为拿破仑战争而四分五裂时，美国经济开始腾飞：因为作为一个中立国——至少眼下如此——它开始大量运送环球贸易的商品。美国的商船装满了香料、可可豆、棉花、咖啡和蔗糖，穿行在全球各大洋之上，从北美洲到加勒比海，再到欧洲和东印度群岛。美国本土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也在扩大。种种情势都显示，杰斐逊正带领这个国家走向繁荣和幸福。

然而美国在独立战争结束后的 30 年中也经历了不少改变。曾经同仇敌忾的革命战友因为政见不同而反目，恶性党派斗争愈演愈烈。不同派系的成员就美国社会的理想面貌产生了强烈分歧：国家应该以农耕，还是以商业为本？在杰斐逊等人的设想中，美国是一个农业共和国，强调个人自由与各州的权利；而另一些人则偏爱贸易，希求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新首都的设计方案最生动地体现了这一重大分歧。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一座全新的城市，它将从波托马克河两岸布满沼泽的荒野中诞生。各党派人士认为首都的设计应该表现出联邦政府的角色以及彰显其权力（或隐去权力）。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是强力联邦政府的支持者，他希望首都庄严宏伟，宽阔的林荫大道在城中交错，最好还有一座宫殿般的总统官邸以及华贵的花园。与此对立的是杰斐逊与其他共和党人；他们坚持认为中央政府的权力越小越好，因此希望首都可以设计得小一些——就像一个乡间的共和党小镇。

虽然最终采纳的是乔治·华盛顿的意见（从设计图纸上看，首都非常壮观），但直到 1804 年夏天洪堡到达时，实际完成的部分与设想的还有很大的差距。那时的华盛顿特区只有 4 500 位居民，和洪堡与歌德初次见面时的耶拿差不多大。这并不是外国人想象中疆域辽阔的美国应该拥有的首都。道路状况极差，路上布满了石子和树桩，马车因此经常倾覆。赤红的泥土粘在车轮和轮轴上，行人经常要小心路上及膝深的水坑。

1801 年 3 月，杰斐逊宣誓就职总统，而后搬进白宫——那里当时还只是片建筑工地。洪堡到访时并没有多大改观，总统的花园里还立着工棚，到处都是尘土。白宫的地界与周围的农田只隔着一道摇摇欲坠的围栏，杰斐逊的洗衣女工将总统的衣物悉数晾在上面。室内的情况并没有更好，很多房间的家具都不齐全。一位访客评论道，杰斐逊总统只占据了这座大宅的一角，其余部分都“脏兮兮的，一片荒凉”。

但杰斐逊并不介意。从就任第一天起，他就致力去除笼罩在总统这一角色头顶的神秘光环，革除新政权中的陈规与无用的排场，以一个简朴的农民形象示人。他请客不办正式宴席，而是邀请宾客亲密地围坐在圆桌边共进晚餐，避免任何形式的等第之分和优先权。他刻意选择朴实的着装，其不修边幅的外表还引起了一些议论。他的旧拖鞋破了口，脚趾露在外面；外套“磨得开了线”，亚麻衬衫“并不干净”。一位英国外交官称，这位美国总统看上去像个“魁梧的农夫”，而这正是杰斐逊追求的效果。

杰斐逊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农夫和园丁，而非政治家。他说：“没有什么比翻耕泥土更让我愉快的事了。”在华盛顿的时候，杰斐逊每天都驱车去往附近的郊野，从而可以从烦琐的政务通信与会议中透口气。而他最渴望的还是重返蒙蒂塞洛庄园。在第二届任期末尾，他表示：“挣脱了权力的束缚，我觉得比一个刚刚解开锁链的囚犯还自由。”这位美国总统喜欢在沼泽地区徒步跋涉、攀岩、采集树叶或种子，讨厌参加内阁会议。一位朋友称他不会错过仔细观察任何一种植物的机会，“从最不起眼的野草到最高大的树木”。杰斐逊对植物学与园艺的热爱尽人皆知，驻外大使们甚至纷纷从世界各地为白宫寄来奇花异草的种子。

园艺学、数学、气象学、地理学……杰斐逊对一切科学都感兴趣。他迷恋化石拼成的骨架，特别是乳齿象的——这种已经灭绝的巨兽，一万年前曾漫步在美洲内陆之上。杰斐逊总统的图书馆有数千册藏书，包括他自己的著作《弗吉尼亚州小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书中描述了当地的经济与社会、自然资源与植物种类，全书更是对弗吉尼亚风景的礼赞。

像洪堡一样，杰斐逊博通各门学问，对各类知识了如指掌。他热衷测量，编订了大量列表，其中包括在蒙蒂塞洛种植的几百种植物，还有每日的气温记录。他记下楼梯的阶数，为孙女们写给他的信编定了一本“登记簿”，总会在衣兜里装一把尺子。他的头脑似乎一刻都不停歇。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总统使得杰斐逊时代的白宫成了一个科学中心，植物学、地理学与野外考察成为晚餐时的热门话题。他还兼任美国哲学学会的主席，那是富兰克林于革命前建立的，是当时美国最重要的科学组织。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杰斐逊“是一位开明的哲学家、杰出的博物学家、地球上的第一位政治领袖、科学的挚友与荣光……我们的国父、自由的忠实守护者”。他急切地期待与洪堡见面。

从费城出发三天半之后，洪堡一行于 6 月 1 日晚到达华盛顿。次日早晨，洪堡在白宫见到了杰斐逊。总统在自己的书房欢迎了这位 34 岁的科学家。这间私人书房中还存有一套木工用具，因为杰斐逊喜爱机械和制作小物件，从发明旋转书架到改造锁、钟表和科学仪器，无所不能。窗前摆放着的花盆里盛开着玫瑰和老鹳草，都经由杰斐逊悉心照料。墙上装饰着地图和表格，书籍满架。二人一见如故。

在此后的几天中，他们安排了若干次见面。一天傍晚，黄昏刚刚降临，白宫上下点亮了蜡烛。洪堡走进客厅，发现总统正与孙子孙女们嬉戏，孩子们欢笑着相互追逐。过了一会儿，杰斐逊才发现站在一旁静静注视着这一切的洪堡，笑着说：“您正好撞见我在扮演傻瓜的角色，但对您而言，我应该无须道歉！”洪堡欣慰地发现，他心目中的英雄过着“哲学家般俭朴的生活”。

在接下去的一周中，洪堡与邦普兰穿梭在诸多会议与晚宴之中，每个人都期待认识这两位勇敢的探险家，听他们讲述旅行中的故事。一位宾客说，洪堡成了“所有人关注的对象”。帮忙安排此次行程的费城画家查尔斯·威尔逊·皮尔（Charles Willson Peale）准备了很多洪堡（还有邦普兰）的剪影，分发给众人，还给了杰斐逊一份。美国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在结识洪堡后称，聆听洪堡的故事有如享受“一场精彩绝伦的知识盛宴”。次日，洪堡参观了位于首都以南 15 英里处的维农山庄，那是乔治·华盛顿的庄园。虽然华盛顿已于四年半前去世，但维农山庄已成为旅游胜地，连洪堡都想一睹独立战争领袖的家园。国务卿麦迪逊在那里举办了一场欢迎洪堡到来的宴会，他的夫人多莉·麦迪逊（Dolley Madison）坦言，自己为洪堡的魅力所倾倒：“在场的所有女士都爱上了他。”

见面时，杰斐逊、麦迪逊和加勒廷急切地向洪堡询问墨西哥的情况，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他们三人都没有去过这片西班牙殖民地。对照着地图、统计数据和笔记本，洪堡向他们讲述南美洲的民众、庄稼与气候。通过反复计算精确的地理位置，洪堡极大地改进了现有地图的精度。他对这些新朋友说，旧地图上标错了一些地方，纬度上的偏差高达 2°（约 140 英里）。加勒廷兴奋不已，他对妻子说，洪堡一个人对墨西哥的了解已经超出某些欧洲国家所掌握的信息。而且，洪堡允许他们抄写自己的笔记、复制他绘制的地图。美国政治家们赞赏洪堡“惊人”的博学程度，并毫无保留地回答他关于美国的问题。

几个月来，杰斐逊已经尽可能地收集了关于新收购的路易斯安那地区以及墨西哥的信息，现在却一下子获得了他不曾料想到的丰富情报。西班牙人对他们的领地监视严密，几乎不准许外国人在殖民地旅行。洪堡到来之前，杰斐逊几乎一无所获。位于墨西哥城和哈瓦那的殖民地档案馆对美国人防范有加，驻华盛顿的西班牙大使更是守口如瓶——但现在，洪堡将足够的信息带到了他们面前。

加勒廷注意到，洪堡的语速“是普通人的两倍”。他讲英语带有德语口音，还能讲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讲话时混杂了这几种语言，滔滔不绝”，就像“喷涌着丰沛水流的知识源泉”。两小时内，他们从洪堡那里学到的东西比读两年书学到的还要多。加勒廷认为，这是一位“十分杰出的人物”。杰斐逊也同意，称他为“我们时代最具科学精神的人”。

对杰斐逊而言，最急迫的事务莫过于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问题。西班牙人将边界定在萨宾河，也就是今天得克萨斯州的东缘，而美国人坚持认为边界应该定为得克萨斯西侧的格兰德河。因此，两河之间的广袤土地（包括今天得州全境）成为争夺的焦点。当杰斐逊问起“在那两条线之间”的原住民人口、土壤及矿藏时，洪堡毫不犹豫地贡献出了自己在西班牙王室保护下、持有特别准许而获取到的观察结果。他相信应该慷慨地探讨学术，自由地交流信息。他坚持科学研究高于国家利益，并奉上重要的经济情报。杰斐逊称他们同属于“知识共和国”，并借用约瑟夫·班克斯的话，“即便他们的国家彼此为敌”，科学界永远是和平的。当然，这样的共识正合杰斐逊总统之意。

洪堡告诉杰斐逊，如果西班牙人满足美国的要求，把这片领土交出来，那美国就会增加相当于 2/3 个法国的国土面积。但这并不是地球上最富饶的地区，只有一些分散的小农场、大片的热带草原，并且沿岸没有已知的港口。那里有若干矿藏，以及一些原住民部落。杰斐逊急需这样的情报。次日，他给一位友人写信称，自己刚刚收到了一笔“信息宝藏”。

洪堡将 19 页密密麻麻的摘记交给杰斐逊，按小标题整理内容，包括“统计年表”“人口”“农业、手工业、商贸”“军事”等。他还附上了两页关于墨西哥边境区域的信息，尤其针对杰斐逊的兴趣，介绍了处于萨宾河与格兰德河之间那块有争议的土地。杰斐逊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迎来过如此令人激动且带着丰厚礼物的来宾了。不到一个月，他便召集内阁会议，讨论美国对西班牙的战略，而他们从洪堡处获得的情报数据将左右谈判桌上的进程。

洪堡之所以乐意帮忙，是因为他颇为仰慕美国。他认为这个国家正在不断地接近一个“完美的社会”，而欧洲仍然被君主制度和专制政权笼罩着。他甚至不在乎华盛顿夏天令人难耐的潮湿，因为“呼吸自由的空气最美好”。他反复说明，自己热爱这片“美丽的土地”，希望以后再回来进行更多的考察。

在华盛顿的这一周里，他们谈论自然与政治——从庄稼、土壤谈到左右国家命运的力量。洪堡和杰斐逊一样，相信唯有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共和国才能带来幸福与独立。与此相对，殖民主义只会带来破坏和灭亡。西班牙人为了黄金和木材而来到南美洲—— “通过暴力或者交换”而获得；洪堡认为其中的动机只是“没有餍足的贪婪”。西班牙人毁灭了古老的文明、原住民部落和庄严的森林。洪堡描绘的南美洲充满了残酷现实的生动细节，一切都有事实、数据和统计结果作支撑。

在墨西哥考察矿井时，他不仅调查了当地的地质条件和产量，更注意到矿业如何使当地的大量居民陷入困境。他在考察一处矿井时震惊地发现，原住民工人被迫在一次轮班中肩挑巨石，登上 23 000 多级台阶。他们被当作“人肉机器”来使用，虽无奴隶之名，却有奴役之实。这种特定的劳役制度（所谓的 repartimiento（西班牙语，字面意为“分配、划分”。））可以让西班牙雇主支付极少的工资，甚至分文不给。与此同时，劳工还不得不从殖民当局手中购买物价飞抬的商品，从而陷入负债与人身依附的恶性循环。西班牙国王甚至垄断了基多、利马和其他殖民地城市的雪，只为给富裕的精英阶层制作沙冰。“从天而降”的东西居然也要归西班牙王室所有，洪堡认为这实在太荒谬。在他看来，殖民政府的政治与经济运转的根基是“不道德的”。

在旅行中，洪堡常感到很惊讶，因为殖民地官员（以及他们的向导、旅店老板和传教士）总是劝说他去寻找珍贵的金属和宝石。作为一个曾经的矿井监察员，洪堡费尽口舌地解释那不是他的目的：脚下的土地“只要稍加耕作就有丰厚收获”；他问道，那这样的话，要金子和宝石有什么用呢？这是唯一一条通向自由与繁荣的道路吗？

洪堡已经目睹了太多饥饿的人群，也目睹了许多曾经肥沃的土地因过度使用而变得贫瘠。例如，他在阿拉瓜山谷中的巴伦西亚湖地区发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对颜色鲜艳的衣物的追求，导致了当地的贫穷与对外界的依赖，因为木蓝（生产靛蓝的植物）取代了玉米和其他作物。他注意到，木蓝会比其他作物更快地“耗尽土壤中的养分”。土地已经变得贫瘠。他预测，再过几年，这里将寸草不生。土地被不断地开发，就像被逐渐掏空的矿井一样。

后来在古巴，洪堡又发现，这片岛屿的大部分原始植被已经被蔗糖种植园取代。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经济作物取代了“能为土壤补充营养的蔬果作物”。除了蔗糖，古巴几乎不生产任何东西，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从其他殖民地进口食物，“整座岛屿就会陷入饥饿”。这就会导致依赖性和不公正的产生。与此类似的是库马纳地区的情况。当地的居民种植了太多蔗糖和木蓝，因而不得不从海外进口本来可以自己种植生产的食物。洪堡认为，单一栽培经济作物无法创造一个幸福社会，真正需要发展的是自给自足的农耕模式，以粮食为本，杂植其他类作物，例如香蕉、藜麦、玉米和马铃薯。

洪堡第一次揭示了殖民主义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他的思绪总是回溯到作为复杂生命网络的自然，但也会将人类扮演的角色放在其中考量。在阿普雷河的时候，他目睹了西班牙人试图控制每年都会泛滥的洪水而修筑堤坝，却因此造成了更大的破坏。他们还砍伐河岸上原本“紧密相连的树林”，奔涌的河水却因此每年都冲刷掉更多泥土。在墨西哥城所在的高原上，他观察到，补给当地灌溉系统的湖泊慢慢缩成了一个浅浅的水塘，谷地部分也进而变得荒芜。洪堡总结道，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几乎总是水利工程师所做的愚蠢且短视的决定造成了相似的灾难。

他将自然、生态问题、帝国的权力与政治放在一起权衡轻重。他批评不公平的土地分配、过于单一的栽培方式、针对原住民部落的暴行，以及当地人所处的恶劣工作环境——这些至今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此前在矿井工作的经历使洪堡对开掘自然资源有着独特的见解，尤其是矿业对环境和经济的双重影响。例如在墨西哥，他发现当地经济几乎完全依赖单一经济作物与矿业，从而使整个国家都受制于浮动不定的国际市场价格。他认为：“唯一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增加的，是农业生产积聚的资本。”他确信，殖民地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来源于“欧洲人不明智的举动”。

杰斐逊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论点。“在之后的数百年中，我们的政府都将是一个有德行的政府，”他曾说，“只要我们继续以农业为本。”对他而言，美国的西进正展开了这样一幅共和国图景：千百个独立自耕农户像战士一样为这个新生国家开疆拓土，并守卫它的自由。他相信，广袤的西部土地将为美国农业的自足提供保障，更能为“千百万尚未出生的人民”奠定未来的福祉。

在当时的美国，杰斐逊可算是最追求进步的农民之一了。他试验轮作、不同的施肥方式以及新的作物品种，收集所有能买到的农业书籍，甚至发明了一种能更有效翻动表层土壤的新式犁板。可以说，与国家大事相比，他对农业实践更有兴趣。例如有一次，他从伦敦订购了一台新式脱粒机，马上兴奋地告诉麦迪逊：“我每天都翘首以待。”时而又像个孩子一样失望地抱怨：“怎么还没收到我的脱粒机？”最后，他雀跃地欢呼：“它终于运抵纽约啦！”在蒙蒂塞洛，他试种新的蔬菜、粮食和水果品种，将自己的农田和花园变成实验室。他相信“每添加一种新的有用作物，都是对一个国家所能做的最大贡献。”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偷偷地将生长在高山上的稻米种子揣进衣兜，带回美国（冒着被判死刑的风险）；还曾经试图劝说美国农民种植糖枫树，以期结束本国对英属西印度进口糖浆的依赖。在蒙蒂塞洛，他一共拥有 99 种蔬菜和草药，共 330 个品种。

“只要一个人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他就是独立的。”杰斐逊对这一点坚信不疑。他甚至曾经提议，唯有农民才有资格当选国会议员，因为与“没有祖国”、只知道追逐利益的商人相比，农民才是“美国最重要利益的真正代表”。工厂的工人、商人和股票交易者永远不会像翻耕土地的农民一样对一个国家产生归属感。他坚持认为，“小户土地拥有者是一个国家最珍贵的组成部分”；在为弗吉尼亚州草拟的宪法中，他还拟定为每一个自由人提供 50 英亩土地（这一条最终未获通过）。詹姆斯·麦迪逊，他政治上的重要盟友，也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农夫比例越高，“社会本身就一定越自由、独立且幸福”。二人都同意，农业是共和政体的崇高事业，也是建设国家的重要途径。耕犁土地、播种蔬菜与设计作物的轮作能培养人的自我独立意识，让一户人家自给自足，从而引向政治上的自由。洪堡也同意这一观点，因为他在南美洲见到的小型农户确实产生了“关于自由与独立的强烈意识”。

虽然他们在多数事务上持有一致观点，但却在一个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那就是奴隶制度。对洪堡而言，殖民主义与奴隶制度基本上是同一回事，都与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密不可分。当西班牙人（也包括北美洲殖民者）将蔗糖、棉花、木蓝和咖啡引入殖民地时，他们也同时引进了奴隶制度。例如在古巴，洪堡亲眼看见，“每一滴蔗糖汁液都包含着鲜血与痛苦的呻吟”。他认为，正是欧洲人所谓的“文明”与“对财富的渴望”导致了奴隶制度的大行其道。

据说，杰斐逊最初的童年记忆，便是躺卧在一位黑奴怀中的枕头上。成年以后，他的生活亦仰仗奴隶的劳力。虽然他声称憎恨奴隶制度，但他只从自己拥有的 200 多名奴隶之中解放了少数的几个，其余的大部分奴隶仍然在他弗吉尼亚的庄园中生活和劳作。杰斐逊曾希望小规模农业能够解决蒙蒂塞洛的奴隶问题。在出使欧洲期间，他曾与勤劳耕作的德国农民交谈，发现他们“完全不受金钱诱惑”。杰斐逊考虑将这样高尚的人引入蒙蒂塞洛庄园，将他们与奴隶安顿在一起，授予每人 50 英亩土地。对杰斐逊而言，这些勤劳而诚实的德国人代表了理想的、富有美德的农民。现有的奴隶仍然依附于他，但奴隶的孩子们将在这些德国人的周围成长起来，可以成为自由人和“优秀的公民”。当然，这一计划从未付诸实施。与洪堡见面时，杰斐逊已经完全放弃了解放奴隶的想法。

洪堡却从未停止对这一“最邪恶的制度”的谴责。在访问华盛顿期间，洪堡虽然不敢直接批评总统，但曾对总统的友人、建筑师威廉·桑顿（William Thornton）提过，奴隶制度是“不光彩的”。当然，他明白废除奴隶制度会减少美国的棉花产量，但公众福利“不能单纯用出口数额来衡量”。正义与自由远比账本上的数字以及少数人的富有更重要。

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居然可以就谁对奴隶更仁慈进行争论，洪堡认为这就像是在比较“剖腹与剥皮哪个更好过些”一样荒谬。奴隶制度本身就是暴政。在南美洲旅行期间，洪堡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奴隶的凄惨生活：加拉加斯的一个种植园主迫使奴隶吃自己的粪便，还有一个会用尖针折磨奴隶的种植园主。无论去到哪里，他都能见到奴隶们背上累累的鞭痕。印第安原住民的遭遇并没有更好：在奥里诺科河畔的传教士据点，洪堡听说原住民儿童被拐卖成奴隶，还有其他令人发指的暴行，包括一个传教士为了惩罚在他厨房干活的原住民男孩——因为他亲吻了一个姑娘——竟生生地咬掉了男孩的睾丸。

也有一些例外。在穿过委内瑞拉、去往奥里诺科河的路上，洪堡对在巴伦西亚湖招待他们的人家印象深刻。这户主人推动农业的进步，并将自己的庄园划分成小型农庄，以促使财富的重新分配。他不经营大型种植园，而是将自己的大部分土地分给赤贫的农户——有些是重获自由的奴隶，有些则是穷困到无力购买土地的农民。这些家庭现在拥有了独立和自由，虽然并不富裕，但已可以自给自足。与此相似，在波哥大和翁达之间，洪堡见到了一些小型种植园：他们不用奴隶，父亲和儿子们一起在田间劳作、生产蔗糖，同时种些供自家食用的作物。“我反复流连于这些细节。”洪堡说，因为这些事实证明了他的信念。

洪堡认为，奴隶制是反自然的，而“所有反自然的事物都不公正、败坏、无效”。杰斐逊相信，无论是从身体还是心灵上说，黑人都是比白人更低劣的种族。而洪堡却坚持种族无优劣之分，无论国籍、肤色和宗教信仰，所有人类同归一源。他解释道，就像植物分类，不同的植物适应了各自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但也都显示出“同样的类型特征”，人类所有成员亦同属一个大家庭。人人生而平等，没有哪个种族天生优越，因为“所有人都为自由而生”。

自然是洪堡最好的老师，它教给洪堡最重要的一课便是自由。洪堡说，“自然是自由之域”，因为自然的平衡要靠多样性来维持，而这可以看作是政治与道德真理的蓝图。一切事物——从最不起眼的苔藓或昆虫，到大象或高耸的橡树——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而它们又会共同作用，组成一个整体。人类在其中只占了极小的一部分，自然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