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4 年 6 月底，洪堡乘法国护卫舰“法弗利”号离开美国，于 8 月抵达巴黎，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当时离他 35 岁的生日还有几周时间。经过 5 年多的历险，洪堡带回了数十本笔记、数百张素描以及成千上万条天文、地理以及气象学的观测数据。满载的行囊内还有约 6 000 个物种的 60 000 件植物标本，其中大约有 2 000 个物种是欧洲植物学家从未见过的。考虑到在 18 世纪末，已经经过分类和定名的物种一共只有 6 000 种左右，洪堡的收获无疑是相当惊人的。他自豪地宣称，从未有人像他那样收集过这么多物种。

两年前，洪堡从利马给友人写信，他在信中慨叹：“如果能再次回到巴黎那该多好！”但如今，巴黎已经不是他 1798 年离开时的模样。当时的共和国正笼罩在独裁者的统治之下：1799 年 11 月的一次兵变后，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官，迅速掌握法国军政大权。就在洪堡到达的几个星期之前，拿破仑宣布自己将加冕为皇帝。工具的钉凿声回荡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拿破仑对这座城市的宏伟构想开始破土动工。洪堡在给一位老友的信中称：“我觉得自己像个新来的人，我需要先搞清楚方向。”为了为拿破仑 12 月的加冕礼做准备，人们正在重新翻修巴黎圣母院，还拆除了整座城市中世纪以来的木结构民居，以腾出空间来建造公共广场、喷泉和林荫大道。另外，巴黎还重新开凿了一条 100 千米长的运河，给这座城市带来新鲜的水源；塞纳河边新建了奥赛码头，以此来控制泛滥的河水。

洪堡此前所知的大部分报纸都被关停或是换了忠于新政权的编辑，讽刺拿破仑及其统治的文章全部遭到查禁。拿破仑建立了一支新的警察力量，并创立了法国银行，以此来控制国家的货币政策。他的政权高度集中，以巴黎为中心，国家政治生活受到了全方位的严格管控。唯一没有改变的，似乎是欧洲的战事仍没有结束。

洪堡把新家安置在巴黎的理由很简单：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具有更浓厚的科学氛围了。在这里，思考与研究被准予最大的自由，这是欧洲其他城市难以企及的。大革命之后，天主教会的影响大大削弱，法国科学家不再受到宗教教规和正统教义的束缚，他们的实验和猜想不再受到偏见的左右，可以对一切事物提出疑问。从前的皇家花园（Jardin du Roi）改名为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崭新的玻璃温室伫立其中；拿破仑的军队更是在征战欧洲之后获取大量收藏（包括丰富的动植物标本、化石，甚至还从荷兰带回了两头活的大象），充实了自然博物馆的馆藏。洪堡在巴黎找到了众多兴趣相投的学者、铜版画雕刻师以及无数科学社团、研究组织和非正式的沙龙。总而言之，洪堡希望整理并公开他的新想法，而这个欧洲的出版中心正是最佳之选。

整座城市熙熙攘攘，充满活力，真是名副其实的大都市。巴黎拥有 50 万人口，是仅次于伦敦的欧洲第二大城市。在大革命后的十年间，巴黎曾遭受重大的破坏和严酷的统治，但现在，愉快和轻松的气氛又开始占据主流。女性被称为“女士”或“小姐”，而非“公民”；成千上万的流亡者被准许回到巴黎。到处都是咖啡馆，饭馆的数目也从大革命时的 100 个多猛增到 500 个。外国访客常常惊讶于公共生活对于巴黎人的重要性。英国浪漫派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评论道，所有的巴黎人似乎永远都过着公共的生活，“好像他们的住处只是用来睡觉的”。

洪堡在塞纳河畔圣日耳曼区租了一间小公寓。近旁，数百名洗衣女工挽起袖子，搓洗亚麻床单，不时地眺望着桥梁上来来往往的众人。

街道两旁布满了小店，叫卖牡蛎、葡萄、家具等各式商品的声音不绝于耳。鞋匠、磨刀匠和小贩大声地沿街叫卖；街上还有动物杂耍、变戏法的艺人以及当众演讲或展示科学实验的“哲学家”。这边有位老人在弹竖琴，那边有位男童在敲打铃鼓，还有一条狗在用爪子踩动踏板、弹奏风琴。小丑们想尽办法，扮出极古怪的鬼脸；烤栗子的香味与其他不那么好闻的气味混在一起。用一位游客的话说，整座城市都像是在“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享受”。即使在半夜，街上仍然人群扰攘，音乐家、演员和魔术师都忙着娱乐大众。还有人评论道，巴黎似乎“永远都处在激动不安的情绪中”。

外国游客深深地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巴黎，各阶层都住在同一屋檐下——一楼可能是某位公爵的华丽公寓，而五楼的阁楼里却住着仆人和制帽工匠。文化素养也似乎超越了阶级，卖花或小饰品的女孩们常常在没有顾客的时候埋头于书本。街上随处可见大小书摊，饭馆和咖啡馆外的露天餐桌旁流溢着关于美与艺术的话题，或者是一场“关于高等数学疑难问题的对话”。

洪堡热爱巴黎，也热爱街巷、沙龙和实验室中涌动的知识大潮。法国科学院（大革命之后，原本的皇家科学院被并入国家科学与艺术学院。1816 年，它恢复科学院的名称，但仍为法兰西学会的一支。本书出于前后一致性的考虑，一律使用科学院的名称。）是各路研究的总汇，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其他场所。医学院的解剖演示教室能够容纳 1 000 名学生，天文台装备了最先进的仪器，植物园以园圃之外的动物园、庞大的自然志标本收藏以及附属的图书馆为傲。这里有太多事情可以做，有太多人需要见。

25 岁的化学家约瑟夫·路易·盖伊-吕萨克（Joseph Louis GayLussac）刚刚用一次大胆的热气球升空试验震惊了整个科学界。他想在高空中研究地磁场。1804 年 9 月 16 日，也就是洪堡抵达巴黎的 3 周后，盖伊-吕萨克在 23 000 英尺的高空进行了磁学观察，并测量了温度和气压。这比洪堡在钦博拉索峰登上的最高处还要高 3 000 多英尺。洪堡当然非常迫切地希望将盖伊-吕萨克的结果与自己在安第斯山脉的测量进行比较。几个月后，二人便在法国科学院共同授课。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经常一起旅行，几年后还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阁楼上共享一间书房和一间狭小的卧室。

无论到何处，洪堡都能发现令人激动的最新理论突破。在植物园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他见到了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法国博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家、动物学家，首先提出了“灭绝”（extinction）的概念，并建立了“灾变论”。）和让-巴蒂斯特·拉马克。通过对骨骼化石的研究，居维叶发现它们不属于现存的任何一种动物，从而证明了此前饱受争议的“物种灭绝”的概念。拉马克刚刚提出物种渐变的理论，为未来的演化论思想打下了基础。著名的天文学家、114 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则致力于研究地球和宇宙的形成，并对洪堡想法产生了不少影响。巴黎学术界群星闪耀，他们推动着最前沿科学思想的发展。

所有人都因洪堡的安全归来而兴奋不已。歌德致信威廉·冯·洪堡，称亚历山大已经离开了如此长的时间，此次归来就像“死而复生”一般。其他人提议洪堡出任柏林科学学会主席，但他本人并没有返回柏林的打算。那里连一个家人也没有了：父母双亡，威廉目前定居罗马，担任梵蒂冈的普鲁士外交大臣。故乡对他来说并没有吸引力。

然而他惊讶地发现，威廉的妻子卡洛琳娜正居住在巴黎。1804 年 6 月，她带着两个儿女离开罗马前往法国。当时的她正怀有身孕，即将诞下她和威廉的第六个孩子。前一年夏天，他们 9 岁的儿子因病身故。也许巴黎温和的天气对同样患有热病的两个孩子有些好处，总胜过在酷热的罗马度过夏天。威廉因为公事无法脱身，只能写信给妻子询问兄弟归来的所有细节：他看上去还好吗？未来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样的变化？人们是否像看“神话中的怪物”一样看着这位归来的探险家？

卡洛琳娜在复信中写道，亚历山大看上去好极了。探险的艰难旅程并没有让他变得衰弱，正相反，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健康过。也许是频繁的登山让他变得强壮而敏捷，这位兄弟似乎一点也没有变老，“好像两天前才刚刚离开我们一样”。她告诉威廉，亚历山大的举止、姿态和面容都和以前一样，唯一的改变是变得结实了一些，另外说话的语速更快了——能想象到的最快速度。

然而卡洛琳娜和威廉都不同意亚历山大留在法国的计划。他们认为，回到柏林是一个爱国者应尽的义务，并且应该留下来居住一段时间。他们提醒洪堡，他毕竟是个德国人，身上有着德国性（Deutschheit）。威廉在信中写道：“一个人必须为祖国尽责。”而亚历山大决定完全不采纳他哥哥的建议。早在离开古巴去往美国之前，他就已经写信给威廉，说明自己再也无意返回柏林。卡洛琳娜发现，每当提到威廉想要让他回去时，亚历山大都只会“做个鬼脸”。他在巴黎过得太开心了。“我正享有前所未有的荣耀，”他对哥哥吹嘘道。

到达法国之后，邦普兰先回大西洋岸边的家乡——拉罗歇尔小城——探望亲人。洪堡和陪伴他们回到法国的卡洛斯·蒙图法尔则直奔巴黎，投入法国首都的新生活。洪堡迫不及待地想将他的发现公之于众，三个星期后就开始在科学院对着满堂听众发表一系列演讲，飞快地从一个话题跳跃到下一个话题，快到没人能跟上他的思路。一位化学家宣称，洪堡“一个人统括了整个科学院的所有研究领域”。学者们聆听他的讲座、阅读他的手稿并检视他的收藏，全都惊讶于他如何能以一人之力通晓这么多不同学科的知识。洪堡骄傲地给威廉写信，说就连那些过去曾经看不起他的人们现在也变得热情起来了。

与此同时，他继续开展实验，写下关于游历的文章，并与新朋友们讨论他的科学理论。一位来访巴黎的美国人注意到，洪堡的工作安排十分紧凑，甚至把“夜晚和白天融为一体”，工作、睡觉和吃饭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为了赶上进度，他只能尽量缩短睡眠，而且只在不得不睡时才睡。如果半夜醒来，他就披衣起身工作；如果不感到饥饿，就不按时进餐；如果感到疲惫，就喝更多咖啡。116 无论洪堡造访哪里，都会激起热烈的反响。法国经度测量委员会使用了他提供的精准的地理学坐标，其他人则复制了他的地图；铜版画雕刻师忙着复制他的手绘插图，植物园专门为他的收藏品开办了一场特别的展览。来自钦博拉索峰的岩石标本引起的轰动可以与 20 世纪人类从月球带回的岩石相媲美。洪堡不打算将藏品据为己有，而是将它们寄给居住在欧洲各个地方的学者，因为他相信，唯有分享才能促成更新、更伟大的发现。为了答谢邦普兰忠诚的友谊，洪堡通过自己在法国政府中的联系人，为邦普兰谋得了一份每年 3 000 法郎的津贴。他说，邦普兰为这次成功的探险做出了卓越贡献，并且描述和记录了大部分植物标本。

洪堡虽然颇享受巴黎带给他的荣耀，但终究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更何况，他即将迎来在欧洲度过的第一个冬天——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逐渐去接近一群客居巴黎的拉丁美洲年轻人，很可能是通过蒙图法尔联系到的。这些年轻人中有一位名为西蒙·玻利瓦尔的青年，时年 21 岁。这个委内瑞拉人未来将成为南美洲革命风潮的领袖人物。（多半是卡洛斯·蒙图法尔将洪堡介绍给这群客居在巴黎的南美青年的，但洪堡与玻利瓦尔本身已经有若干位共同的友人。例如玻利瓦尔的儿时好友费尔南多·德·托罗（Fernando del Toro），他是洪堡在委内瑞拉结识的德·托罗侯爵之子。在加拉加斯，洪堡还遇见了玻利瓦尔的姊妹们，以及他的家庭教师，诗人安德烈斯·贝略（Andrés Bello）。）1783 年，玻利瓦尔出生在加拉加斯城最富有的一户克里奥尔人家里。

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至另一位西蒙·玻利瓦尔：他于 16 世纪末来到委内瑞拉建立家业；100 年后，该家族已经拥有若干种植园、矿山和几处优雅的住宅。现在这位年轻的西蒙·玻利瓦尔才结婚数月，爱妻就因黄热病不幸去世，他因此决定离开加拉加斯。为了消解痛失爱妻的哀愁，他开始周游欧洲，大约与洪堡同时到达巴黎。在那里，他沉迷酒精、赌博，出入风月场所，但也时而与人谈论启蒙哲学思想到深夜。他拥有褐色的皮肤、长长的黑色卷发、洁白的牙齿（他对自己的牙齿倍加呵护），总是穿着最时髦的服饰。他还擅长跳舞，令无数女人着迷。

玻利瓦尔造访了洪堡的住所，发现屋里满是书籍与从南美洲带回的记录本和写生册。这位年轻人对自己的祖国感情深厚，一谈起那片大多数欧洲人一无所知的大陆所蕴藏的宝藏就滔滔不绝。聆听洪堡讲述奥里诺科河上的急流、安第斯山脉中直入云霄的高峰、参天的棕榈树和跳动的电鳗，玻利瓦尔意识到，从未有任何一个欧洲人将南美洲描绘得如此生动。

他们也谈论政治与革命。那年冬天，他们在巴黎目睹拿破仑为自己加冕成为皇帝。玻利瓦尔十分震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竟然蜕变成了一个专制、“伪善的暴君”。但与此同时，他注意到西班牙正竭力抵抗拿破仑在军事上的进逼，从而进一步预测欧洲局势转变对海外西班牙殖民地的影响。在讨论南美洲未来的命运时，洪堡认为，或许殖民地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但缺少合适的领导人物。玻利瓦尔却相信，一旦人民决定起来斗争，他们将“如神一样坚强”。他开始认真考虑在殖民地发起一场革命的可能。

二人都怀着将西班牙人赶出南美洲的深切愿望。洪堡仰慕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因此支持拉丁美洲的解放。他认为，殖民地这一概念本身就不道德，而殖民当局事实上是一个“缺乏信任的政府”。旅行途中，他惊讶地发现到处都有人称赞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当地人告诉他，美国的独立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未来有了希望。但与此同时，南美洲社会亦饱受种族隔阂的困扰。

三个世纪以来，西班牙人在殖民地挑起种族和阶级之间的相互猜疑。洪堡认为，富有的克里奥尔人更希望接受西班牙人的统治，而非与印欧混血后裔、奴隶和原住民共享权力。他害怕由克里奥尔人主导的革命只会重新建立一个建筑在奴隶制之上的“白色共和国”。在洪堡看来，种族差异已经如此深刻地印在了西班牙殖民地社会的基本组成之上，以至于阻碍了革命的发生。邦普兰却更加积极地鼓励玻利瓦尔去追求其新生的想法，而洪堡觉得邦普兰和这个浮躁的克里奥尔年轻人都昏了头。很多年后，洪堡将不无欣喜地怀念起与玻利瓦尔的相遇，那个“我们争相为新大陆的独立与自由立下誓言”的年代。

虽然整日被社交活动包围，洪堡仍保持着自己情感上的疏离。他总是很快地判断一个人——连他自己都承认，有时太过仓促，并且有些轻率。他生来喜欢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以及指出别人的过错；有时，他也会因为自己的机智而做出出格的举动，比如给人起讽刺绰号，或在背后议论别人。例如，西西里国王在他那里变成了“通心粉国王”；一位保守的普鲁士大臣则被冠上了“冰川先生”的名头——洪堡抱怨那人冷冰冰的做派，还说这让他的左肩得了风湿病。然而威廉相信，在弟弟所有的这些野心、奔忙和尖刻的评论后面，隐藏着一颗博大、温柔且十分脆弱的心。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他告诉妻子卡洛琳娜，虽然亚历山大追逐荣耀和赏识，但这些永远无法给他真正的幸福。在探险过程中，大自然与体力上的疲累让他感到充实；回到欧洲以后，洪堡反而重新感受到了孤独。

洪堡不知疲惫地试图发现自然界中所有隐藏的关联，他的个人生活却惊人地单调。例如，当得知一位好友在他远游期间去世时，他动笔给那位朋友的遗孀写了一封信，但信中并没有表达吊唁之情，而是大谈哲学问题；他在信中讨论犹太人与希腊人对于死亡的见解比提到亡友的篇幅还要长，并且故意用那位女士看不懂的法语来写。到达巴黎几星期后，卡洛琳娜和威廉三个月大的女儿在接种天花疫苗后去世，这是他们在一年多内失去的第二个孩子了。卡洛琳娜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孤身一人在巴黎，丈夫远在罗马，她本希望能从弟弟那里得到一些情感上的支持，但忙碌的亚历山大只给了一些泛泛的表示，而非深切的同情。

虽然卡洛琳娜自己需要克服巨大的痛苦，但亚历山大的情况更令她担心。他虽然在九死一生的探险中安然生还，却没有能力处理更为实际的日常生活事务。比如，洪堡似乎并不清楚 5 年的远征花去了他多少财产。卡洛琳娜不得不让威廉写一封严肃的长信给亚历山大，说明他名下的财产所剩无几。1804 年秋天，卡洛琳娜本来准备返回罗马，却无法放心地把亚历山大一个人留在巴黎。“让他独自生活，没有任何限制，”她给威廉写信道，可能会有糟糕的后果，“我担心他的内心无法平静下来”。见她如此忧虑，威廉建议她再留一段时间。

卡洛琳娜告诉威廉，亚历山大和以往一样闲不下来，一直在准备新的旅行计划。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所有欧洲国家都像走马灯似地在他脑中旋转”。几个月前的费城与华盛顿之旅也使他深度探索北美大陆的渴望变得更加热切。他给美国的朋友写信，说想去西部看看，并认为托马斯·杰斐逊会是他“最合适的帮手”。他有太多想去探索的地方。“我已经决定去密苏里、北极圈，以及亚洲，”他写道，“必须好好利用青年时代的大好时光。”但在开启下一次冒险之前，他必须先详尽地记录上一次旅行的成果。可是，该从哪里开始呢？

洪堡可不止计划写一本书。他设想制作一系列附有大型插图的书籍，在书中描绘安第斯山脉宏伟的山峰、奇异的花朵、古老的文字以及印加帝国的遗迹。他还想写一些更专业的著作：精细且科学地描述拉丁美洲的动植物，以及天文学和地理学的论文。他还想绘制一幅巨大的地图，在其中再现植物，的全球分布、火山和山脉的位置、河流的分布等。但洪堡也知道应该写一些通俗易懂、价格低廉的书，从而将他关于自然的新视野分享给更多的读者。他把撰写植物学著作的任务交给邦普兰，自己揽下了剩下的所有任务。

洪堡的思维是发散的，经常难以跟上自己头脑中的所有想法。写作的时候，洪堡随时会冒出新点子，然后密密麻麻地挤在面前的纸张上——页边的空白部分经常会出现一幅小画或者一些计算公式。实在写不下的时候，他就将想法刻写在大桌子上，整张桌面很快便布满了数字、线条和单词，最后不得不请一位木匠来将它重新刨平。

写作并没有妨碍他继续旅行，只要目的地是欧洲的某个学术中心。如果需要的话，洪堡能够在任何地方工作——即便是在马车的后舱中，他也会将笔记本摊在膝盖上，急速地记下一些潦草的笔记。他想去罗马探望威廉，顺便游历阿尔卑斯山和维苏威火山。1805 年 3 月，也就是回到巴黎七个月后，洪堡和新朋友盖伊-吕萨克一起向意大利进发。而就在几星期前，卡洛琳娜终于离开巴黎，回到罗马。现在，26 岁的盖伊-吕萨克和洪堡形影不离。年初，卡洛斯·蒙图法尔搬到马德里，盖伊-120 吕萨克似乎取代了他，成了洪堡最亲密的朋友。（蒙图法尔于 1810 年返回南美洲，加入革命军；1816 年，他被捕入狱，最终被处死。）

洪堡和盖伊-吕萨克首先到达里昂，然后去往法国东南部的小城尚贝里，边走边可以望见阿尔卑斯山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和煦的春风吹拂过法国乡间，树木都在抽枝展叶，披上春季的第一抹嫩绿。鸟儿忙着筑巢，乡间道路两旁尽是盛开的鲜艳野花。二人携带着最先进的科学仪器，时不时地停下脚步进行气象观测，这样之后就能与拉丁美洲的数据进行比较。他们从尚贝里继续向东南行进，穿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洪堡热爱重回山间的感觉。

4 月的最后一天，他们到达罗马，住在威廉和卡洛琳娜的家中。自从两年半前搬到罗马，威廉家便成了艺术家与思想家的聚会场所。他们会在每个星期三与星期天举办午餐会，也经常邀请多位客人晚间小聚。欧洲各地的雕刻家、考古学家和科学家纷纷来访，这里的大门永远都对大名鼎鼎的学者、旅行中的贵族或生计窘迫的艺术家敞开，并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亚历山大在这里找到了一群热情的听众，他们认真地听他讲述雨林和雪山的故事。无论洪堡的速写多么潦草，都有出色的艺术家将其改画成精美的插图，而这些作品日后都将用在他的著作中。洪堡还安排与弗莱贝格矿业学院时期的好友利奥波德·冯·布赫（Leopold von Buch）的见面，他现在是欧洲最受尊敬的地质学家之一。碰头之后，他们计划一同考察维苏威火山和阿尔卑斯山脉。

洪堡在罗马还见到了更多朋友。7 月，西蒙·玻利瓦尔从法国归来。去年冬天，寒冷的天气像一块巨大的灰色毛毯，把巴黎包裹得严严实实，也让玻利瓦尔陷入了深深的忧郁。玻利瓦尔昔日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Simón Rodr í guez）也从加拉加斯来到巴黎，他建议玻利瓦尔出去散散心。4 月，他们驾马车去往里昂，然后开始步行，穿过农田和森林，享受开阔的乡间景色。他们交谈、唱歌、阅读，慢慢地，玻利瓦尔感到自己由内到外焕然一新，一扫此前几个月的损耗。终其一生，他都喜爱户外运动，新鲜的空气、运动和大自然能让他精神百倍。见到慢慢升出地平线之上的阿尔卑斯山时，他便想起青年时代走过的原野，群山环抱中的加拉加斯——他的思绪已经无法离开自己的国家。5 月，他攀越萨伏依地区的群山，一路步行，最终抵达罗马。

在罗马的时候，玻利瓦尔与洪堡再次就南美洲与革命进行长谈。虽然洪堡希望西班牙属殖民地能够获得自由，但是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罗马，他都不曾想到玻利瓦尔会成为未来的革命领袖。当玻利瓦尔狂热地谈论着解放他的人民时，洪堡只看到一个充满光辉幻想的年轻人：“一个梦想家”，还远远不够成熟。虽然洪堡并未被说服，但他们的一位共同朋友后来提到，洪堡的“伟大智慧和成熟谨慎”帮助了年轻而野性未驯的玻利瓦尔。洪堡的朋友冯·布赫虽然是位有名的地质学家，但性格内向，行为鲁莽。这位朋友大为恼怒，因为原本说好的科学考察之旅被政治搅了局。冯·布赫断定玻利瓦尔是个只会煽风点火的“空想家”。7 月 16 日，他迫不及待地离开罗马，前往那不勒斯与维苏威火山，与洪堡和盖伊-吕萨克同行，但没有带上玻利瓦尔。

再也没有比此行更好的机会。一个月后，8 月 12 日晚，那不勒斯的一群德国游客正兴致勃勃地听洪堡讲述途经奥里诺科河与安第斯山脉的见闻，维苏威火山就在他们眼前喷发了。洪堡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

一位科学家评论道，好像“维苏威决定向洪堡先生致以声势浩大的问候”。

从旅馆的阳台上，洪堡亲眼看到红热发光的岩浆从山顶蜿蜒而下，吞没了葡萄园、村庄和森林。那不勒斯笼罩在一种奇异的光线中。几分钟后，洪堡已经做好准备，骑马赶向还在喷发烟雾的火山，尽可能近距离地进行观察。此后的几天内，他 6 次登上维苏威火山。他在给邦普兰的信中写道：一切都令人印象深刻，但完全比不上南美洲；与科托帕希相比，维苏威就像“土星近旁的一颗小行星”。

与此同时，身处罗马的玻利瓦尔、罗德里格斯和另一位来自南美洲的朋友，在 8 月一个酷热的日子登上萨科罗山，俯瞰整座城市。在那里，罗德里格斯讲述了古罗马平民如何在这座山顶发动暴动，以从共和国分裂出去相威胁，抗议贵族的不公正统治。听到这个故事，玻利瓦尔双膝跪倒，抓住罗德里格斯的手发誓，一定会解放委内瑞拉。他立志：在“打碎镣铐之前”，自己绝不会放弃。这一天成了他生命中的转折点：自此之后，祖国的自由成了指引他人生方向的火炬。两年后，当玻利瓦尔回到加拉加斯，他不再是那个声色场中的花花公子，而是一个拥有坚定自由信念的革命者。解放南美洲的种子就从这时萌芽。

当洪堡 8 月底返回罗马时，玻利瓦尔已经离开。洪堡也感到难以安处一地，于是决定继续游历欧洲，到柏林去。他疾行向北，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米兰作短暂停留。他们无法前往维也纳，因为奥地利仍在与法国交战，这对与他同行的法国人盖伊-吕萨克而言太过危险。洪堡抱怨道，在这样动荡的时局中，科学不再是有效的护身符。

事实上，洪堡绕过维也纳的决定非常明智。此时的法国大军已经跨过莱茵河，穿过德国西南部的施瓦本地区，于 11 月中旬直取维也纳。三个星期后，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布尔诺附近斯拉夫科夫，今天位于捷克共和国的小镇）击败了奥地利与俄国联军。这一决定性的胜利宣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长时间以来的政治格局就此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