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洪流奔涌的奥里诺科河——这个向水神致祭的地方而来，迈步向前，浑身裹在虹霓的斗篷里。我去探访过亚马孙流域具有魔力的泉眼，竭尽全力地攀登宇宙的瞭望塔。我寻找着德拉孔达米纳（Charles-Marie de La Condamine（1701—1774），法国探险家、地理学家、数学家，曾经花十年时间在今天的厄瓜多尔测量赤道附近的纬度，并筹划了第一幅根据天文观测所绘制的亚马孙流域的地图。）和洪堡的足迹，大胆地追随他们。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拦我。我攀登到冰川的高处，感受到那里的稀薄空气，不得不屏住呼吸。在这座位于崇高的安第斯山脉之上的庄严庙宇之中，永恒之手放置了一顶钻石王冠——未曾被人类的足迹玷污。我对自己说：虹霓女神的彩衣将成为我的旗帜。我已经披着它穿越了炼狱般的区域。而它将继续穿越河流和海洋，在安第斯壮阔的巨肩上冉冉升起。快到达哥伦比亚时，地势已经变得平缓，就连时间都无法羁绊自由前行的步伐。战争女神贝罗娜在虹霓的光辉面前低下了头。我为何迟迟没有踏上这位寰宇巨人冰雪般洁白的发梢？我当然要踏出这一步！在从未经历过的灵魂震颤中，我感到一股神圣的狂热。我将洪堡的足迹留在身后，在环绕钦博拉索峰顶的永恒冰晶上，我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西蒙·玻利瓦尔，《钦博拉索峰顶的呓语》，1822

回到南美洲的不是洪堡，而是他的朋友西蒙·玻利瓦尔。他们于 1804 年在巴黎初遇，3 年后，玻利瓦尔离开欧洲，胸中燃烧着倡导自由、三权分立与人民和统治者之间订立社会契约的启蒙思想。刚刚踏上南美洲的土地，玻利瓦尔便信守自己在罗马萨科罗山顶立下的誓言，决意解放自己的国家。但与西班牙统治者的战斗注定漫长，无数爱国者会流血牺牲；亲密的朋友将在这场反叛中反目成仇，相互背叛。面对残忍、混乱和随之产生的巨大破坏，他们花了将近 20 年的时间才将西班牙人彻底赶出这片大陆。最终，玻利瓦尔将成为新的独裁统治者。

其实，洪堡的著作也为这场斗争注入了活力，他笔下的南美洲自然与人文似乎让殖民地的人民意识到这片大陆的独特及其富饶。洪堡的著作和思想将为拉丁美洲的解放提供精神食粮——从他对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批判，到对自然风景的描绘。1809 年，《植物地理学随笔》在德国出版两年后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波哥大一位曾经见过洪堡的科学家弗朗西斯科·何塞·德·卡尔达斯将这本书发表在他自己创立的一份科学刊物中。玻利瓦尔后来称，洪堡用一杆笔唤醒了南美洲，并充分说明了南美洲人民为这片大陆感到自豪的诸多理由。至今，洪堡的名字在拉丁美洲的驰名度仍远高于在欧洲或美国的影响力。

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玻利瓦尔屡次以自然的景象来解释自己的信念，犹如手执洪堡之笔。他将目前的形势比作“风暴中的海洋”，而革命者正“驾驶孤舟行进在海上”。为了唤起同胞们的革命意识，他时常提起南美洲的壮阔地貌——这片绝美的大陆处在“宇宙的中心”——提醒他们一切都值得为之奋斗。受困于乱局的时候，玻利瓦尔总是去荒野中找寻意义：在野性未驯的自然中，他发现了人类残酷本性的写照。虽然这并不能改变战局本身，但却有着奇特的安慰效果。玻利瓦尔的目标是将殖民地从西班牙殖民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自然界的图像、比喻和寓言都充实了他描述自由的语言。

森林、山峰与河流点燃了玻利瓦尔的想象世界。一位部下评论道，这位领袖“真心热爱自然”。玻利瓦尔自己也说：“原始的自然使我的灵魂目眩。”他一直热爱户外活动，年轻时便喜爱乡居生活与农事。在加拉加斯附近的故宅圣马提奥周围，他骑马穿越山野，在这里度过了大把青年时光，而这也孕育了他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每当看到高山的时候，玻利瓦尔尤其会想起故乡。1805 年春天，当他从法国步行前往意大利时，阿尔卑斯山的景象让他的思绪返回祖国，瞬间远离了充斥着赌博与酗酒的巴黎生活。同年夏天在罗马与洪堡见面时，他已开始认真地筹划一场起义。1807 年，他回到委内瑞拉，心中“燃烧着解放祖国的火焰”。

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分为四个总督辖区（viceroyalty），统辖 1 700 万人口。其中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包含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和中美洲局部，而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则囊括南美洲北部（包括今天的巴拿马、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以及巴西西北部和哥斯达黎加）。再往南是秘鲁总督辖区和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后者的首府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相当于今天阿根廷局部、巴拉圭和乌拉圭。另外还有所谓的都督辖区（captaincy general），例如委内瑞拉、智利和古巴。都督辖区是给予该地区自治权的行政区划，和总督辖区平级，只是名目各异。三个世纪以来，这个庞大的帝国都供给着西班牙的经济发展，但帝国看似完固的表面已经开始出现裂痕：原本属于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路易斯安那首先被法国人夺走，然后于 1803 年卖给美国。

西班牙殖民地在拿破仑战争中普遍受到沉重的打击。英法海军的封锁让贸易停滞，随之而来的是财政收入的大幅度下滑。与此同时，富有的克里奥尔人（如玻利瓦尔）意识到，西班牙在欧洲地位的削弱是一个可乘之机。1805 年，英国人在特拉法加海战中击毁了多艘西班牙战船，取得了拿破仑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海战胜利；两年后，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逼迫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退位，勒令其将王座让给拿破仑的哥哥。西班牙不再是全盛时期的煊赫帝国，而是沦为法国手中的一枚棋子。国王退位，母国被邻国占据，一些南美人开始想象未来的另一种可能。

1809 年，也就是斐迪南七世退位的次年，第一声呼唤独立的号角在基多吹响，克里奥尔人从西班牙官员手中夺取大权。一年后，即 1810 年 5 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殖民地居民继之而起；同年 9 月，在墨西哥城西北方向 200 英里处的小城多洛雷斯，一位名为米格尔·伊达尔戈-科斯蒂利亚（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的神父号召人民起来抗争。这支力量团结了克里奥尔人、混血族裔、印第安原住民和重获自由的奴隶，一个月内就聚集起了 6 万人的军队。暴乱和动荡席卷了西班牙所属的各大总督辖区，委内瑞拉的克里奥尔人精英也于 1811 年 7 月 5 日宣布独立。

九个月后，天意似乎又站在了西班牙人一方。1812 年 3 月 26 日，玻利瓦尔的故乡加拉加斯正在举办复活节的布道活动，人们如潮水般涌进教堂。就在这时，一场大地震突然袭来，城市变成废墟，数千人因此罹难。大小教堂纷纷坍塌，虔诚的教徒们被压在瓦砾之下，最终丧命。空气里弥漫着厚厚的尘埃，大地仍在震颤。玻利瓦尔在绝望中检视灾后的废墟现场。很多人将地震看作上帝对他们叛变的惩罚。牧师们严厉地斥责那些“罪人”，宣布“神的正义”已经惩罚了他们的革命。然而卷起袖子站在废墟中的玻利瓦尔仍不肯低头。“即便自然决定与我们作对，”他说，“我们也要抗争到底，直到她屈服为止。”

八天之后，另一场大地震袭来，死亡人数上升至两万人，这可占了加拉加斯全城一半左右的人口。巴伦西亚湖以西的种植园里，奴隶们发动暴乱；他们抢劫庄园、杀死奴隶主，委内瑞拉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玻利瓦尔当时负责驻守委内瑞拉北方的沿海重镇卡贝略港（位于加拉加斯以西 100 英里处）。面对从海上袭来的西班牙皇家军队，他手中只有 5 名军官和 3 名战士，完全无法抵抗；几周内，革命军就向西班牙军队缴械投降。在克里奥尔人宣布独立仅一年多后，所谓的第一共和国便宣告灭亡。西班牙国旗重新飘扬在城市上空。玻利瓦尔于 1812 年 8 月底逃离那里，最后藏身在加勒比海的库拉索小岛。

在拉丁美洲革命风起云涌之际，美国前总统杰斐逊向洪堡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假如革命成功，他们会建立什么样的政府？会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吗？独裁主义会占上风吗？“没有人比您更合适回答这些问题，”杰斐逊在信中写道。作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杰斐逊对西班牙殖民地的命运深表关注，并且极为担心南美洲新政权不采用共和制度。

与此同时，杰斐逊也对一个独立的南美洲大陆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颇为忌惮。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美国向南美洲出口大量麦子等谷物；一旦这些国家改变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模式，那么，杰斐逊向驻美西班牙大使坦言：“他们的出产和商贸将对我们构成竞争。”

与此同时，玻利瓦尔筹划着他的下一步行动。1812 年 10 月底，也就是逃亡两个月后，他到达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北面的沿海港口城市卡塔赫纳。玻利瓦尔想联合所有殖民地的力量，共同为南美洲的独立而战斗，不再像以前一样单兵作战，虽然他只有一支小规模的军队，但据传其手中拥有洪堡绘制的精确地图。玻利瓦尔在离家数百英里的地方展开了一场大胆的游击战。虽然他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军事训练，但在从卡塔赫纳向委内瑞拉进军的途中，无论是登上高山、潜伏于密林之中，还是踏过蛇与鳄鱼频繁出没的河流，他常常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出奇制胜。

最终，玻利瓦尔获得了马格达莱纳河的控制权。十几年前，洪堡曾乘船沿着这条河流从卡塔赫纳向波哥大进发。

行军途中，玻利瓦尔向新格拉纳达人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西班牙人的统治延伸到哪里，”他说，“哪里就遍布死亡与荒凉！”越来越多的新兵加入他的队伍。玻利瓦尔相信，南美洲各殖民地必须联合起来；因为如果一处地方的人民遭到奴役，其他地方也难免其殃。西班牙殖民统治就像“一个痈疽”，如果不能下定决心截断被感染的肢体，那么全身都会坏死。他认为，正是殖民地的内部分歧导致了革命的失败，而非西班牙人的武力。殖民者像“蝗虫”，咬噬着“自由之树的种子与根系”，唯有集中力量才能将其歼灭。他试图用自己的魅力去感染新格拉纳达人民，有时也动用威胁与武力——鼓励他们和他一起去委内瑞拉，解放加拉加斯。

不顺利的时候，玻利瓦尔常常很急躁，而且口不择言。当一个军官拒绝跨入委内瑞拉境内时，他吼叫道：“前进！要么你开枪打死我，要么上帝保佑，我一定会开枪打死你。”另一次，他说：“马上给我一万支枪，否则我就要疯了！”他的决心极富感染力。

玻利瓦尔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可以在密林中挂上吊床酣睡，也能在拥挤的舞池中自如畅玩；他会划着独木舟沿奥里诺科河而下，在途中急不可耐地为自己的国家起草第一部宪法，也愿意为了等待情人的到来而推迟与自己利益攸关的军事行动。他热爱跳舞，称它为“动作之诗”；却也能在下令处决几百名囚犯时毫不留情。心情愉快时，他极富魅力；但若被冒犯，则暴跳如雷。他的情绪阴晴不定。一位部下曾这么评论：他的心境变换之快，令人难以置信。

这位强调行动的革命家，同时也相信书面文字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革命后期，他在安第斯山脉中跋涉和穿过广袤的亚诺斯平原时都随身带着印刷装置。他的思维清晰而敏捷，经常向几位秘书同时口授若干封信件，并以不假思索地做决定而著称。他说，有些人需要独处才能思考，“但我能在舞会的欢愉和喧闹当中做出最好的判断、反思，并慢慢定夺”。

玻利瓦尔带领着他的军队，从马格达莱纳河向东行军，翻山越岭，在与西班牙皇家部队的作战中接连取胜。1813 年春天，登陆卡塔赫纳六个月后，玻利瓦尔解放了新格拉纳达全境。但委内瑞拉仍在西班牙人手中。1813 年 5 月，玻利瓦尔军沿高山而下，迫近山谷中的梅里达（委内瑞拉的城市）。西班牙守军听到风声，弃城而逃。玻利瓦尔带领军队入城时，军中战士个个衣衫褴褛，饱受饥饿与热病的折磨，但当地人仍把他们视为凯旋的英雄。梅里达的民众称玻利瓦尔为“解放者”（El Libertador），600 名新兵加入了他的队伍。

三个星期后，即 1813 年 6 月 15 日，玻利瓦尔颁布了一道残酷的命令：向西班牙人挑起“死亡之战”。居住在殖民地的所有西班牙人都被判处死刑，除非他们加入玻利瓦尔的军队。这一冷酷无情的命令十分有效。第一批西班牙人被处决之后，忠于王室的士兵们开始大规模投诚，加入共和国军。越接近加拉加斯，投降的人数越多。8 月 6 日，玻利瓦尔军抵达首都，西班牙人已经逃尽，于是他们不战而胜。玻利瓦尔对当地居民说：“你们的解救者已经来了！他们从马格达莱纳河洪水泛滥的岸边出发，来到阿拉瓜鲜花盛开的山谷。”他提到行军途中经过的广袤高原和高耸的山峰，把自己取得的胜利与南美洲崎岖壮丽的荒野联系在一起。

玻利瓦尔的战士们在“死亡之战”的旗帜下驰骋委内瑞拉，几乎见到西班牙人就杀。与此同时，另一支号称“地狱军团”的力量异军突起。这支军队的主力是亚诺斯平原上粗野的居民、梅斯蒂索人（Mestizo，欧洲人与美洲原住民的混血族裔。）和奴隶们，他们的指挥官是残忍、暴虐的西班牙人何塞·托马斯·博韦斯（José Tomás Boves）。博韦斯曾在亚诺斯以贩卖牲口为生，在他的指挥下，手下军团杀死的共和国军多达 8 万人。他仇恨玻利瓦尔代表的富有的克里奥尔人，并宣扬他们比西班牙人更可怕。玻利瓦尔的革命迅速沦为一场无情的内战，一位西班牙军官将委内瑞拉描述为“死亡之域”：“原本有数千人居住的城镇现在只剩下几百人，甚至几十人。”村庄在燃烧，未埋葬的尸体暴露在街道上和田野间，最终化为一具具枯骨。

洪堡已经预见，南美洲的独立道路势必会导致巨大的牺牲，因为殖民地社会本身存在根深蒂固的隔阂。他告诉杰斐逊，三个世纪以来，欧洲人想尽一切办法鼓动和固化各种族之间的仇恨。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奴隶和原住民不是一个联合的整体，而是充满分歧和互不信任的。对玻利瓦尔而言，这一警告将构成深深的困扰。

与此同时，西班牙终于从拿破仑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可以腾出手来对付殖民地的叛乱。斐迪南七世夺回王位，派遣由 60 艘船组成的战斗舰队，一共率领 14 000 多名兵士向南美洲进发。在西班牙有史以来派往新世界的部队中，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支。1815 年 4 月，当西班牙军队抵达委内瑞拉时，玻利瓦尔共和国军的军力已经在同博韦斯的缠斗中大大削弱，完全无力抵抗。5 月，西班牙皇家军队夺回加拉加斯，革命似乎就此告终。

玻利瓦尔又一次逃亡。他来到牙买加，试图为革命寻求国际上的支持。他致信英国前任国务大臣理查德·科利·韦尔斯利（Richard Colley Wellesley）爵士寻求帮助。“地球上最美丽的一半面临着化为焦土的危险，”玻利瓦尔警告说。如有必要，他甚至愿意步行前往北极——但这仍无法打动英国和美国，他们都不愿直接插手干预局势多变的西班牙殖民事务。

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宣布，所有美国公民都不得加入任何针对“西班牙统治区”的军事行动。前总统约翰·亚当斯认为，在南美洲实行民主的想法实在荒唐可笑——就好比要在“鸟儿、野兽和鱼群中”建立民主制度一样。杰斐逊也再三强调对专制暴权的担心。他在给洪堡的信中问道：一个“由牧师统治”的社会如何能够建立自由的共和国政府？杰斐逊坚持认为，300 年的天主教统治已经将殖民地的人们变成了愚钝的儿童，并“给他们的心灵锁上镣铐”。

洪堡在巴黎焦急地关注着南美洲的局势。他给美国政府高官写信，敦促他们帮助南方的同胞，并抱怨他们回复得太慢。一位住在巴黎的美国将领建议杰斐逊将洪堡的请求当作紧急事务来处理，因为他的影响力“超过其他任何一位欧洲人”。

在当时的欧洲和北美洲，没有人比洪堡更了解南美洲——他是这一方面的绝对权威。关于这片当时不为人所知（“令人羞愧的无知。”杰斐逊语）的大陆，他的著作中蕴藏了丰富的信息。其中格外受到关注的是一部名为《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Political Essay on theKingdom of New Spain）的书稿。全书共 5 卷，于 1808—1811 年间陆续问世，刚好赶上举世瞩目的南美洲独立运动。

洪堡定期将刚出版的新书寄给杰斐逊。这位前总统仔细地通读全书，尽可能地增进对发生起义的殖民地的了解。他告诉洪堡：“我们关于他们的知识几乎全部拜您所赐。”杰斐逊和他的政治盟友们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们希望看到自由的共和国制度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去；但与此同时，给一个立足未稳的南美洲新政权提供官方支持要冒极大风险，何况那可能意味着一个强有力的经济竞争对手将在南半球崛起。杰斐逊相信，与“实际可行的选择”相比，美国并不期望南美洲的局势如此发展；他不希望殖民地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而更希望保留现有的格局，分为多个小国——因为“倘若形成一大片国土，那么他们就会成为一个可怕的强邻”。

杰斐逊并不是唯一一个从洪堡书中获取情报的人：玻利瓦尔也急迫地翻阅着这些书，因为关于这片他想要解放的大陆，绝大部分是他完全不了解的。在《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中，洪堡不厌其烦地将他对地理、植物、种族冲突、西班牙人所作所为的观察与殖民统治对环境的影响联系起来，并交代了手工业、矿业和农业的劳工处境。他提供了财政收入、军事防御以及道路和港口的相关信息，并附上大量的数据表格，从银矿产量到农田收成，以及各殖民地商品进出口的总额。

洪堡在这部书中清晰地陈述了若干观点：殖民主义对民众和环境造成了灾难；殖民地社会建筑在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之上；原住民不是野人，也不是野蛮人；和欧洲人一样，殖民地居民完全有能力进行科学研究、艺术创作和手工业生产；南美洲的未来将基于自给自足的农业，而非单一经济作物的栽培或采矿。虽然讨论的范围仅及于新西班牙总督辖区，但洪堡总是将他的数据与欧洲、美国和其他南美西班牙殖民地进行对比。正如将植物放在更大的生态环境中研究，进而去发现遍及全球的分布规律，他揭示了殖民主义、奴隶制与经济生产之间的联系。《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并非一部普通的游记，也不是频繁赞美壮丽风景的旅游指南，而是一部充满事实、数字并附有翔实数据的手册。因为考虑到该随笔详尽而令人压抑的严谨，该书英文版的译者在前言中写道：这本书“可能会让读者感到疲劳”。不过不出意外，洪堡为此后的著作更换了另一位英文译者。

这位受到卡洛斯四世特许进入西班牙南美洲殖民地的访客，现在却回过头来对殖民统治发表激烈的批评。洪堡告诉杰斐逊，他的书中充满了“个人独立情感的表达”。他指责西班牙人在种族之间挑起仇恨，例如传教士残酷地对待印第安原住民，并对“原住民应该受到谴责”表现出一种“狂热的态度”。帝国统治从殖民地榨取原材料，每到一处都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环境。他认为欧洲殖民地政策残酷且不正当，南美洲已经被其征服者破坏殆尽。欧洲人对财富的渴求给拉丁美洲带来了“权力的滥用”。

洪堡的批评基于自己的观察，辅以殖民地学者提供的信息；此外，他还从墨西哥城与哈瓦那的政府档案中获取了大量统计资料和人口数据。返回欧洲之后，洪堡重新审视这些成果，并逐步发表。《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是第一步，接下去便是《关于古巴岛的政治随笔》。

洪堡对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强烈谴责揭示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气候、土壤、农业与奴隶制度、人口、经济密切相关。洪堡称，唯有等到“打破可憎的垄断制度的那天”，殖民地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并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平。他坚持认为，是“欧洲人的野蛮行径”催生了这个不公正的世界。

1815 年 9 月，玻利瓦尔在所谓的“牙买加书简”中提到了老朋友洪堡，称赞他对新大陆的了解有如百科全书般全面、透彻，是南美洲问题当之无愧的权威。四个月前，西班牙舰队抵达南美洲，玻利瓦尔逃亡到牙买加。在这些书简中，他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对未来的展望。他十分赞同洪堡对殖民主义造成的破坏的批评，并写道：这里的人民遭受奴役，囿于经济作物的栽培和矿产的开采，一切都只为满足西班牙人无休止的贪欲；但即便是最富饶的土地和最丰富的矿井，也“永远无法满足那个贪婪的国家”。他警告道，西班牙人已经对大面积的土地造成了破坏，“这片土地正在变成荒漠”。

洪堡在书中写道，有些农场的土壤极其肥沃，只需稍微耙一耙便能获得极好的收成。玻利瓦尔以近乎一致的方式质问道，那么为何这片天然资源如此丰富的土地，竟会长久地陷于压迫和受支配的地位。同样，在《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中，洪堡认为封建制度的罪恶正从北半球传播到南半球。玻利瓦尔也在书简中将西班牙对殖民地的控制比作“一种封建的所有制”。但他坚持认为，革命者们会继续抗争到底，因为那条捆缚他们的锁链已经被击碎。

玻利瓦尔同时意识到，奴隶制度是牵动冲突进程的中心。与博韦斯及其“地狱军团”进行的艰苦内战给了他一个重要的教训：自己所代表的克里奥尔种植园主集团，其财富建筑在奴隶的劳力之上；因此，如果不能将奴隶们争取过来，那么他们将继续与他为敌；而没有奴隶们的帮助就不会有革命。在一场针对他的刺杀行动失败后，玻利瓦尔继续流亡海地。在那里，他与海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亚历山大·佩蒂翁（Alexander P é tion）讨论了相关问题。

海地原本是法国殖民地。1790 年初，奴隶们发起暴动，并于 1804 年宣告独立。海地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佩蒂翁是混血族裔，其父亲是一位法国富商，母亲拥有非洲血统。他是唯一答应帮助玻利瓦尔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佩蒂翁保证提供武器并派出战船，但条件是必须解放奴隶。玻利瓦尔同意了，他说：“奴隶制是黑暗的女儿。”

在海地停留三个月后，玻利瓦尔带领一支佩蒂翁派遣的小型舰队向委内瑞拉进发，上面满载着弹药、武器和兵士。他们于 1816 年夏天登岸。登岸后，玻利瓦尔马上宣布，所有的奴隶将获得自由。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但他花了不少力气去劝说克里奥尔精英阶层接受这一计划。3 年后，他仍感到奴隶制度如同一层黑纱笼罩着整个国家。他再一次以自然现象作为比喻写道：“乌云密布，暗无天日，一切都预示着将有烈火从天而降。”玻利瓦尔解放了自己庄园的奴隶，并承诺凡是加入军队的奴隶都可获得自由。但是等到 10 年后，也就是 1826 年，他才将完全废除奴隶制度写入玻利维亚宪法。不过，即使是当时公认开明的美国政治家杰斐逊与麦迪逊，他们自家的庄园尚且还拥有数百名奴隶，因此玻利瓦尔的决策可谓大胆。洪堡在南美洲目睹了库马纳附近奴隶市场的悲惨景象，之后便成了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十分欣赏玻利瓦尔的决定，在此后的一部著作中称赞玻利瓦尔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与美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后数年，洪堡都在巴黎关注拉丁美洲的动态。革命形势起起落落：玻利瓦尔慢慢地将各地反抗西班牙人的武装组织联合起来。革命军控制了部分区域，但各地相隔遥远，并且缺乏统一的调度。例如在亚诺斯平原，博韦斯于 1814 年去世，一位名叫何塞·安东尼奥·派斯（Jos é Antonio Pá ez）的领袖继之而起，赢得了亚诺斯人民的支持，却倒向了共和国军一边。1818 年初，他带领 1100 名勇猛的亚诺斯骑兵与徒手带着弓箭的印第安原住民，在开阔的草原上击败了 4 000 多名训练有素的西班牙军人。这些久经风雨、不修边幅的大汉是最有战斗力的骑士。在城市中长大的克里奥尔人玻利瓦尔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领袖，但他们最终还是给予他足够的尊重。身高五英尺六英寸的玻利瓦尔，体重只有 130 磅（1 磅≈453.59 克），可算是十分瘦弱；但他在马背上表现出的惊人耐力和力量，为其赢得了“铁骑”的绰号。无论是将双手缚在背后游泳，还是从马头方向一跃下马（看到亚诺斯人这样做之后，他也开始练习），玻利瓦尔的英勇表现都让派斯的部下对他刮目相看。

洪堡大概已经认不出玻利瓦尔了：那个身着时髦衣饰、毫无顾忌地游荡在巴黎的年轻人，现在却习惯穿着简朴的外套和黄麻鞋。虽然才 30 多岁，但他的脸庞已经有了皱纹，皮肤暗黄，不过目光炯炯有神，讲话时拥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几年内，玻利瓦尔失去了他的种植园，并数次被迫流亡；他对部下不留情面，但对自己也一样。他经常裹着斗篷直接睡在地板上或整日骑着马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即使这样，他晚间仍有精力阅读一些法国哲学家的著作。

加拉加斯所在的委内瑞拉北部，以及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大部分仍由西班牙人控制，但玻利瓦尔在东部省份与奥里诺科河沿岸取得了不少胜利。革命的进程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但他相信，在已解放的地区实行选举与制定一部宪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国会在奥里诺科河畔的安戈斯图拉（今天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城）召开；这里也是 20 年前，洪堡和邦普兰在探寻卡西基亚雷河的艰苦旅行后患上热病的地方。既然加拉加斯仍被西班牙人占据，安戈斯图拉便成了共和国的临时首都。1819 年 2 月 15 日，26 位与会代表在一幢原政府所在地的简朴砖房中集会，聆听玻利瓦尔关于未来计划的报告。他公布了自己在奥里诺科河上航行时起草的宪法，并再三强调种族与阶级、各殖民地团结的重要性。

在安戈斯图拉的演说中，玻利瓦尔提醒他的同胞们，这是在为一片“壮美而充满活力”的大陆而奋斗，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地方拥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他谈到自己的灵魂升上高空，从而可以纵览这片广袤土地的未来景象——一个将西岸与东岸团结在一起的整体。玻利瓦尔说，自己只不过是“革命飓风中的一介玩偶”，但他决心继续追逐自由南美洲的梦想。

1819 年 5 月底，也就是对国会发表演讲的三个月后，玻利瓦尔调动全部兵力，下定决心开始一场横跨大陆的远征：从安戈斯图拉出发，解放新格拉纳达。他的麾下有派斯的骑兵、印第安人、被解放的奴隶、梅斯蒂索人、克里奥尔人，还有妇女和儿童。此外，不少英国退役军人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加入玻利瓦尔的军队——成千上万的士兵从欧洲战场返回家乡，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玻利瓦尔派驻伦敦的非官方使节不仅努力地在国际上争取对革命的支持，更积极地招募这些失业老兵。5 年内，多达 5 000 名军人——所谓的英国军团——从英伦三岛抵达南美洲，一并带来 50 000 支来复枪和毛瑟枪，以及数百吨军火。有些人出于政治理念而决定前来，有些则是为了钱。但无论怎样，玻利瓦尔的运气正在慢慢好转。

这支奇特的混合军队在其后的几星期内实现了不可能的任务：他们冒着倾盆大雨一路向西，穿过洪水泛滥的亚诺斯平原，向安第斯山脉行进。当他们从小镇皮斯瓦翻过壮观的山脊时，鞋底已经磨破，很多人的裤子也被磨破，只好裹着毯子继续前进。他们赤脚走路、饥寒交迫，最终战胜了坚冰和稀薄的空气，登上了 13 000 英尺的高峰，然后下山向敌人的核心营盘迎去。数日后，也就是 7 月底，他们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西班牙皇家部队，挥舞着长矛的亚诺斯人与冷静而坚决的英国军团让敌人闻风而逃。玻利瓦尔有如神助一般，随时出现在任何需要他的地方。

他们相信，如果能够活着翻越安第斯山，那么就一定能击败西班牙军队。于是他们真的这样做了。1819 年 8 月 7 日，为几天前的胜利所鼓舞，玻利瓦尔军在博亚卡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当他们沿着山坡冲锋而下时，西班牙皇家军队闻风丧胆，转身奔逃。扫除了通往波哥大的障碍，玻利瓦尔指挥军队“如闪电般”进军首府。一位军官这样形容当时的玻利瓦尔：策马飞奔，衣襟敞开，袒露胸膛，长发在风中飞扬。他们占领了波哥大，也意味着新格拉纳达获得独立。同年 12 月，基多、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宣布合并，成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由玻利瓦尔出任总统。

在此后的几年中，玻利瓦尔继续征战。1821 年夏天，他收复了加拉加斯；1822 年 6 月，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基多。20 年前，就在同样的路线上，巍峨崎岖的景致极大地激发了洪堡的想象力。玻利瓦尔从未到过南美洲的这片土地。山谷里的肥沃土壤滋养了无数大树，树上开满了奇异花朵，香蕉树上也结满了果实。更高处的平原上有小群羊驼，神鹫在高空中借着风势轻盈地盘旋。基多以南，火山一座接一座矗立在山谷两旁，如同一条天然大道。玻利瓦尔感叹道，从未在其他地方见过“自然如此丰厚的馈赠”。虽然眼前的风景十分美好，但他也意识到自己多年来所放弃的安逸农场生活，回归田园，享受美景。他被这番雄伟的景观深深地打动，并将自己的情感付诸文字，写下了一首抒情诗，题为《钦博拉索峰顶的呓语》。在这首诗中，解放拉丁美洲的历程化作了一个寓言。

在这首诗中，玻利瓦尔想象自己跟随洪堡的足迹，一步步地登上雄伟的钦博拉索峰，并将这座火山比作与西班牙殖民者进行的斗争。到了高处，他将洪堡的足迹留在身后，踏着更高处的积雪继续前行。在稀薄缺氧的空气中，每走一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玻利瓦尔眼前出现了时间扭曲的幻觉。他发着高烧，在近乎昏晕时看到过去和未来似乎都在自己面前涌现。高高的苍穹之上是永恒，他大喊道：“我用双手抓住永恒，脚下是滚烫的炼狱牢笼。”玻利瓦尔俯瞰大地，借钦博拉索峰比喻自己的人生，称它嵌入了南美洲的历史时空。他就是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这个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崭新国家，大哥伦比亚就是他自己。他是殖民地的救赎者，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钦博拉索玄冰覆盖的山坡上，玻利瓦尔以这句话作为诗的终结：哥伦比亚用洪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呼喊。

钦博拉索峰成了玻利瓦尔赋予革命和自身命运的重要隐喻，这并不令人惊讶——直到今天，这座山峰还在厄瓜多尔的国旗上。玻利瓦尔又一次从自然界中汲取灵感，借此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与信念。3 年前，他曾对安戈斯图拉的国会成员说，自然给了南美洲如此丰厚的宝藏。他们将让旧世界看到新世界的威仪。而钦博拉索峰（不久前刚因为洪堡的著作而驰名世界）恰好成了革命精神的最好象征。玻利瓦尔致信自己旧日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邀请他“来钦博拉索峰”，亲眼看一看这架通往神界的阶梯，这个新世界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然堡垒。玻利瓦尔说，站在山顶可以让人不受遮蔽地看见过去和未来。钦博拉索峰是“自然界的王座”，万夫莫开，永恒屹立在天地之间。

1822 年，也就是创作《钦博拉索峰顶的呓语》时，玻利瓦尔的声望到达了顶峰。他统领着南美洲将近 100 万平方英里的国土，其领土面积甚至比拿破仑帝国最盛时还要大。南美洲北部的各殖民地——相当于今天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只有秘鲁还处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但玻利瓦尔还有更深远的设想：他梦想建立一个泛美洲联邦，从巴拿马的地峡一直到秘鲁总督辖区的最南端，西起太平洋海岸的瓜亚基尔，东至委内瑞拉的加勒比海岸。他表示，这样的联邦就像“一个巨人”，“一个眼神就能让大地颤抖”。这样强大的邻国正是杰斐逊所忌惮的。

一年前，玻利瓦尔给洪堡写了一封信，强调其对南美洲自然界的描述有多么重要。洪堡动人的文字将他和其他革命者从无知中“连根拔起”。他写道，这些文字让他们从此为自己出生的大陆感到自豪。他坚持认为，洪堡称得上是“新世界的发现者”。事实上，玻利瓦尔呼唤同胞们团结起来进行抗争的宣言，也很可能受到了洪堡痴迷火山的影响：“一座伟大的火山躺在我们脚下……奴役的枷锁即将打破！”

玻利瓦尔继续频繁地使用自然界的隐喻。自由就像“一棵珍贵的植物”。而当新生国家的内部出现混乱和分裂时，他警告道：革命“正踉跄地行走在深渊的边缘”，可能“在无政府的汪洋大海里溺亡”。火山仍然是他最钟爱的意象。发起革命和站在“即将爆发的火山边缘”一样危险；南美洲人民正沿着一片“密布火山的地带”迤逦前行，正如安第斯山脉本身——既壮丽，又危险。

洪堡对玻利瓦尔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们于 1804 年夏天在巴黎初见时，以及一年后在罗马再次碰面时，他曾把这位情绪容易激动的克里奥尔人当作一个纯粹的梦想家。但眼见老朋友取得的胜利，洪堡改变了自己的想法。1822 年 7 月，洪堡致信玻利瓦尔，称赞他“为您美丽的祖国奠定了自由和独立之基础”。洪堡还提醒他，南美洲也是自己的第二故乡。“我要重申自己为美洲人民之荣耀所立下的誓言。”洪堡写道。

自然、政治和社会形成三角格局，一角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人类社会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自然资源可以给国家带来财富，又或如玻利瓦尔所经历的，荒野的不羁景象能给人带来毅力和信念。但有些欧洲科学家却以另一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自 18 世纪中叶以来，一些学者提出了“美洲退化论”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法国博物学家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布丰伯爵。布丰在 1760—1770 年间的著作中写道：在美洲，一切事物“都在狭小的天空下缩小而衰弱”。布丰的自然志是 18 世纪下半叶最受广泛阅读的作品，而他坚持认为新世界在本质上劣于旧世界，并认为那里的植物、动物和人种都更加矮小而脆弱。布丰称，那里没有大型哺乳动物，也没有人类文明，就连野蛮人都“孱弱无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布丰的理论和看法广泛流传，自然世界也变成了美国政治与文化特性的一种隐喻——如何解读全都取决于各自的立场。除了经济实力、军事行动与科学发展，自然也成了衡量一个国家地位的指标。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杰斐逊对布丰的偏见十分恼怒，一直试图加以驳斥。如果个头大小是布丰用来衡量强壮和优越性的指标，那么只要证明新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拥有更大的个头，杰斐逊便可以将自己的国家置于欧洲各国之上。1782 年，在独立战争如火如荼之际，杰斐逊出版了《弗吉尼亚州小记》，书中将美国本土的动植物都比拟成参加爱国战争的士兵。本着“越大越好”的原则，杰斐逊列举了熊、野牛和猎豹的体重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即便是黄鼠狼的个头都比欧洲的同类更大。”他写道。

4 年后，杰斐逊出任美国驻法大使。他向布丰吹嘘道，斯堪的纳维亚的驯鹿只能算是小个子，“小到几乎可以从我们的驼鹿肚皮下面走过去”。随后，他自费将一头驼鹿标本从佛蒙特州运抵巴黎。然而最后的结果不如人意，因为标本在运输途中腐败变质，皮毛变秃，还散发出阵阵臭气。但杰斐逊没有放弃，他继续敦促友人，令他们将“从老鼠到猛犸象的所有关于美国本土最大最重的动物的细节”寄给他。后来，时任总统的杰斐逊派人将北美乳齿象的巨大化石骨架与牙齿送到巴黎科学院，以证明北美洲存在如此庞大的动物。他经常幻想，乳齿象还在某片未经勘探的原野上驰骋，有朝一日终能找到它们。山川、河流、植物和动物都成了政治角力场中的重要砝码。（杰斐逊并不是第一个加入这场辩论的美洲人。1780 年间，时任驻法使节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出席一次晚宴，在场的还有持“美洲退化论”的学者阿贝·雷乃尔（ Abb é Raynal）。富兰克林见长桌一侧坐的都是美国宾客，而另一侧都是法国人，便抓住机会，提议进行一次挑战赛：“两边的宾客同时起身，然后让我们看看是哪一侧的自然本质发生了退化。”至于结果，他日后告诉杰斐逊，美国人有着“最优雅的身姿”，而法国人大都身材矮小——特别是雷乃尔佝偻的样子，“活像一只小虾”。）

洪堡也通过相似的方法重塑了南美洲的形象。他不仅描绘了这片大陆举世无双的美景、丰饶和壮丽，更对布丰提出了直接批评。“布丰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写道，并质问这位博物学家如何敢在从未目睹过真实情形的条件下描述美洲大陆。原住民根本不是什么孱弱的野人，只要看看委内瑞拉的卡里布部落，就能完全驳斥欧洲科学家的空想。从奥里诺科河回到库马纳的途中，洪堡遇见了这一部落：他们是他见过的最高大、强壮、美丽的人，如同青铜塑就的朱庇特雕像。

洪堡同时也反驳了布丰认为南美洲是片“新大陆”——晚近才从海底升起，因而毫无历史与文明——的观点。他亲眼所见并通过绘图加以描述的古代纪念碑就证实，南美洲存在过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能够建造宫殿、水道、雕塑和庙宇。在波哥大，洪堡发现了一些古老的前印加时代的手稿（并阅读了西班牙文译本），其中的内容表明，美洲先民已具备复杂的天文学与数学知识。同样，卡里布语十分精深，可以表达抽象的概念，如“未来”“永恒”等。南美洲的原住民语言并非如前人所说的那样贫乏，它集合了人类语言的丰富性，优美、有力、温柔。

欧洲人三个世纪以来所想象和描述的野蛮人并不存在。熟悉并收藏了若干部洪堡著作的玻利瓦尔在读到《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时应该会感到喜悦：洪堡在书中写道，布丰的“美洲退化论”之所以风行一时，是因为它“迎合了欧洲人的虚荣心”。

洪堡继续向全世界传授关于拉丁美洲的知识。在各国的文章和报刊中，人们都争相引用“洪堡先生的观察”或“洪堡先生授予的见解”。

玻利瓦尔认为，洪堡“对美洲所作的贡献比所有征服者的还要巨大”。洪堡将那里的自然世界当作南美洲自身认同的写照：一片强有力的、富有蓬勃生机且美丽的大陆。这正是玻利瓦尔所做的——将自然的意象频繁地用在动员人民参与革命的演讲中，或用于解释自己所持的政治观点。

摒弃了抽象理论与哲学的影响，玻利瓦尔鼓励他的同胞向森林、河流和山川学习。他在波哥大的一次国会演讲中说道：“从高峻的安第斯山脉到奥里诺科河火热的河岸，我们国家的自然无所不包，你将从中发现指导自己行动的重要启示。”他敦促各位国会代表“仔细地体悟，从而明白为了哥伦比亚人民的福祉，国会可以做些什么”。在他眼里，自然是“人类绝对可靠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