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洪堡很快就恢复了不眠不休的旧习惯，夜以继日地抓紧工作。他写信给歌德，称自己苦于进度不够快。他同时在写很多部书稿，因此经常错过给定的交稿期限。他开始用一些无望的借口搪塞出版商，从没有钱支付制作插图的铜版画雕刻师，到“忧郁症”甚至“痛苦的痔疮”。植物学专著的出版也被推迟，因为邦普兰现在成了拿破仑妻子约瑟芬的首席园艺师，驻留在她巴黎郊外的庄园马尔梅松城堡。邦普兰花八个月的时间才描述了十种植物。洪堡抱怨道，欧洲任何一位植物学家都能够在两周内轻松地完成这项任务。

1810 年 1 月，也就是回到法国两年多，洪堡终于写完了《美洲山系一览及原住民部落古迹》（Vues des Cordillères et monumens des peuples indigènes de l’Amérique）的第一部分。这将是他所有著作中规模最大的一部——大型对开本、包含 69 幅精美的铜版画，画上绘有钦博拉索峰、火山、阿兹特克手稿以及墨西哥历法等。每幅插画都伴有若干页解释文字，但铜版画无疑是全书的重中之重。这是一部颂扬拉丁美洲的自然世界、古老文明和原住民的书籍。洪堡在一张便条上写道：“自然与艺术在我的工作中紧密相连。”也正是写下这句话的当天，即 1810 年 1 月 3 日，他让一位普鲁士信使将新书送给正在魏玛的歌德。一周后，歌德收到此书，爱不释手。连续几天，不管多晚回到家中，他都会翻开《一览》，进入洪堡的新世界。

著作之余，洪堡继续开展科学实验，并将结果与其他科学家的进行比对。他的通信数量惊人，并在信中频繁地向同事、朋友甚至陌生人连珠炮似的发去问题，从将马铃薯引种至欧洲、奴隶贸易的详细统计数据，一直到西伯利亚最北端村庄的纬度坐标。洪堡的通信对象遍及全欧洲，但也有一些居住在南美洲的联系人。洪堡从他们那里得知，针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早已民怨载道。杰斐逊寄来了关于美国交通系统的最新进展报告，并将洪堡尊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人之一”。作为回报，洪堡将自己最近的著作寄给杰斐逊。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约瑟夫·班克斯与洪堡于 20 年前在伦敦相识，至今仍保持着稳定的联系。洪堡将来自南美洲的植物标本和自己发表的作品赠送给他，班克斯也利用自己在世界各处的联系人为洪堡提供各式各样的信息。

在巴黎，洪堡匆匆忙忙地奔走各地。一位来访的德国科学家回忆道，他同时住在“三幢不同的房子里”，以便可以随时随地开始工作或休息。

一天夜里，他睡在巴黎天文台，在观测星空和记笔记之间抽空打了个盹；次日，他便到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去找约瑟夫·路易·盖伊-吕萨克，或到邦普兰的新住所投宿。（1810 年，洪堡搬进了一间新公寓，与卡尔·西吉特蒙德·昆特（Karl Sigismund Kunth）合住，卡尔是洪堡儿时老师昆特的侄子，现在是一位德国植物学家。在若干讨论和争吵之后，洪堡将撰写植物学著作的任务交给了昆特，让邦普兰得以解脱。）从早晨 8 点到中午 11 点，洪堡轮番拜访全巴黎的年轻学者。一位同事开玩笑地称这为“阁楼之旅”：因为这些学者通常囊中羞涩，只能租住在便宜的阁楼间里。

在这些学者中，有一位名叫弗朗索瓦·阿拉戈（Franäois Arago）的新朋友。他是一位才华耀眼的年轻数学家、天文学家，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天文台工作。和洪堡一样，阿拉戈喜欢冒险。1806 年，20 岁的阿拉戈自学成才，被法国政府派往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岛进行科学观测，却被怀疑为间谍，落入了西班牙人的手中。他在西班牙和阿尔及尔的监狱里待了一年，终于在 1809 年夏天越狱逃脱——将珍贵的科学数据藏在衬衣夹层里。洪堡听说阿拉戈的大胆冒险经历后，立刻给他写信，要求马上见面。阿拉戈迅速成了洪堡最亲密的朋友——此时正逢盖伊-吕萨克结婚，这恐怕不是什么巧合。

洪堡和阿拉戈几乎天天见面。他们一起工作，分享结果，进行激烈的讨论，有时还会以打架告终。阿拉戈说，洪堡心胸坦荡，但有时过于“尖牙利齿”。他们的友情像暴风骤雨。据一位同事观察，他们二人中经常会有一人突然愤然离开，“委屈得像个孩子”。但通常，不快马上就会消散。阿拉戈是洪堡无条件信任的几个人之一，他会在阿拉戈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恐惧和自我怀疑。洪堡后来写道，他们就像连体双胞胎兄弟，与阿拉戈的友情是自己“生命中最愉快的收获”。二人的亲密关系甚至引起了威廉·冯·洪堡的忧虑。“你知道他的热情只能专注在一个人身上，”他对卡洛琳娜说，现在亚历山大有了这位阿拉戈，“大概再也不愿意与他分离”。

这并不是威廉对弟弟唯一的抱怨。对于亚历山大留在敌国首都巴黎的决定，他仍然无法释怀。威廉自己已于 1809 年初从罗马返回柏林，就任教育大臣。那时，亚历山大已经搬到巴黎。当威廉看到他们位于泰格尔宫的家宅已在耶拿之战后被法国士兵抢劫一空，不禁大发雷霆。弟弟居然连整理财产、保护家园的心思都没有。他向卡洛琳娜抱怨道：“亚历山大本可以保住所有的东西！”

威廉对弟弟十分不满。他自己可是在为祖国尽心服务：首先，他离开了心爱的罗马，回到柏林，对普鲁士的教育系统进行了全面整顿，并建立了柏林的第一所大学。其后，即 1810 年 9 月，他迁往奥地利，出任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威廉尽到了一个爱国者应尽的责任。他希望能将奥地利拉拢为普鲁士和俄国的盟友，以期在对抗法国的战争中卷土重来。

威廉认为，亚历山大“已经丢失了德国人的品质”。亚历山大的大部分著作都用法语写成，并首先以法文出版。威廉屡次试图引诱弟弟回家。当他刚被派往维也纳任大使时，他建议任命亚历山大继任教育大臣的职位；亚历山大的回复非常简明：威廉可以尽情在维也纳逍遥自在，但他无意滞留柏林。亚历山大开玩笑地写道：就连威廉你自己也似乎更喜欢待在国外嘛！

对洪堡的去留产生不满的不止威廉和其他普鲁士人士，连拿破仑都感到担忧。早在洪堡从南美洲归来与他第一次见面时，拿破仑就语出嘲讽地问道：“你对植物学感兴趣是吗？我知道，我太太也沉迷于这些事。”一位友人后来评论道，拿破仑不喜欢洪堡，因为他的“意见无法被左右”。一开始，洪堡试图用自己的著作来平复拿破仑的不悦，但却受到了冷落。他私下说：“拿破仑恨我。”

对大部分学者而言，拿破仑主政时期是法国的好时光，因为他大力支持科学。理性继续主导大时代的思潮，科学也成了政治的中心议题。知识即力量，科学从未处于过如此核心的政治地位。大革命以来，很多科学家都担任大臣级别的政府职位，包括洪堡在科学院的同事们，例如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数学家加斯帕尔·蒙日（Gaspard Monge）以及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

虽然拿破仑对科学的热爱近似于对军事的执着，但他对洪堡几乎毫无帮助。可能是出于嫉妒，因为洪堡的多卷本巨著《去往新大陆赤道地区的旅行》无形中与他自己引以为傲的《埃及述记》（Description de l'Égypte）形成了直接竞争。1798 年，近 200 名科学家随同拿破仑的大军一起出征埃及，希望尽可能地收集那里的资料。《埃及述记》是此次征战的成果，与洪堡的著作一样规模宏大，最终形成长达 23 卷的巨著，内附 1 000 多张插图。然而洪堡既没有强大军队的护佑，又无帝国雄厚财力的支持，却取得了更高的成就——他的《旅行》篇幅更长，附有更多彩图。拿破仑确曾读过洪堡的著作，据说甚至在滑铁卢战役前夕仍随身携带。

洪堡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获得过拿破仑的支持。拿破仑一直怀疑他的忠诚，认为他是间谍，还让秘密警察检查他的信件，并贿赂洪堡的车夫收集情报，甚至还命令搜查他的房间。洪堡从柏林归来后不久，便提起去亚洲考察的可能，拿破仑命令科学院的一名学者提交一份秘密报告，调查这位野心勃勃的普鲁士科学家。1810 年，拿破仑突然下令，洪堡必须在 24 小时内离开法国。拿破仑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而是任性地行使自己掌握的权力。拿破仑告诉洪堡，他不再被允许留在这里。最终，经由国会财政部长、化学家让·安托万·沙普塔尔（Jean Antoine Chaptal）出面调解，洪堡才未被遣送出境。沙普塔尔称，让名人洪堡继续留在巴黎是法国的荣耀，他的离开将使法国失去一名最伟大的科学家。

虽然拿破仑猜忌重重，但巴黎仍给予洪堡无限的敬爱。他的著作和演讲在学术界反响热烈，书中的冒险故事得到作家们的推崇，巴黎时髦的上流社会更是为他的魅力和机智所倾倒。洪堡在无数的会见和晚宴之间周旋。他名声远扬，以至于每次在奥德翁剧院附近的普洛寇普咖啡馆吃早饭时，都会引来一小群人围观。马车车夫只要听到“去洪堡先生那儿”就明白怎么走了，不需要更多解释。一位美国访客评论道：洪堡是“巴黎社会的偶像”。他一晚上会出席五个不同的沙龙聚会，在每处停留半小时，飞快地交谈，然后消失。一位普鲁士外交官说，在任何场合都会碰见洪堡。而来访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注意到，洪堡“对任何话题都应对自如”。一位熟悉他的人感叹道，洪堡“沉醉在对科学的热爱中”。

在沙龙聚会上，洪堡与科学家见面，更结识了同时代的艺术家和思想家。英俊且未婚的洪堡总能引起女士们的注意。其中一位女士陷入了单相思，但却绝望地发现他一直面带微笑的面孔后面“有一层坚冰”；当她问洪堡是否曾坠入情网时，他回答道：是的，“曾像火焰一样热烈地坠入情网”，但只有“科学”这一位情人——“我最初、唯一的爱”。

洪堡不停地更换谈话对象，语速比任何人都快，但声音轻柔。他从不作过久的停留，一位女主人称其难以捉摸，前一分钟还在周围，下一分钟就不知去向。他“瘦削、高雅而灵活，像个法国人”，有着一头凌乱的头发和一双生动的眼睛。洪堡一在聚会中出现，就好像开启了“谈话的闸门”。威廉有时不得不忍受弟弟一连串的讲演。在一次冗长的谈话后，他向卡洛琳娜抱怨道：“我只听见各种词语嗖嗖地飞过，耳朵都累坏了。”另一位友人则将洪堡比作“上足了发条的八音盒”，无法停止演奏。而洪堡这样其实只是在“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思考”。

另有一些人惧怕他的尖刻，所以会特别留意不在他退场前离开聚会，以防成为他在背后嘲讽的对象。还有人描述洪堡像一颗流星，呼啸着划过整个房间。在晚餐会上，他会主导谈话，从一个话题跳跃到下一个。

某次，他正说起头颅变小的奇特现象，等一位客人轻声地请邻座把盐递过来时，他已经开始就亚述楔形文字发表另一场演讲。人们说，洪堡的谈吐总是激动人心，因为他思维清晰，毫无偏见。

这些年来，富有的巴黎居民很少觉察到仍在延续的欧洲战争对自己的影响。拿破仑的军队横扫大陆，已经远至俄国；而洪堡及其同事和朋友们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变化。法国军队节节胜利，巴黎也日益繁荣。城市不断扩大，就像一座巨大的建筑工地。新的宫殿开始兴建，凯旋门已经奠基，虽然要等到 20 年后才最终建成。当洪堡于 1804 年从拉丁美洲回来时，巴黎的人口刚过 50 万，而 10 年后已经增至 70 万。拿破仑在欧洲东征西讨，从各国带回整车的艺术品，丰富了巴黎的艺术馆馆藏；抢来的成果包括希腊雕塑、罗马珍宝、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以及埃及的罗塞塔石碑。高达 42 米的旺多姆广场柱仿照罗马帝国图拉真皇帝的凯旋柱而建，是拿破仑辉煌武功的纪念碑。12 000 件从敌军俘获的武器熔铸成从基座螺旋而上的浅浮雕，高居顶上的是身着罗马皇帝衣饰的拿破仑雕像——俯瞰着他的城市。

1812 年，法国军队在俄国惨败，损失了 50 万士兵。俄国人的焦土政策让拿破仑大军损失惨重，他们烧毁村庄和农田，令法国人的军队无处获取粮食。俄国的冬天开始了：已经疲惫不堪的大军最后只剩下不到 3 万名士兵。这成了拿破仑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残废的伤兵开始返回巴黎，如同孤魂野鬼般游荡在街头。巴黎人意识到，法国形势不妙。拿破仑的前任外交部部长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后来说，这标志着“一场结束的开始”。

1813 年底，英国军队在威灵顿公爵的指挥下，将法国人赶出西班牙。奥地利、俄国、瑞典和普鲁士四国联军也在德国的领土上击败了拿破仑。

大约 60 万士兵参与了 1813 年 10 月的莱比锡会战——所谓的“民族会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最残酷的一场战役。俄国的哥萨克战士、蒙古骑兵、瑞典预备役士兵、奥地利边境部队和西里西亚民兵联合起来，彻底击溃了法国军队。5 个半月后，也就是 1814 年 3 月底，各国联军浩浩荡荡地行进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哪怕是最虚荣的巴黎人也不能再继续无视新现实了。大约 17 万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士兵占领了巴黎，他们将旺多姆广场上的拿破仑雕像推翻，换上了一面白旗。英国画家本杰明·罗伯特·海登（Benjamin Robert Haydon）当时正在巴黎，他这样描述当时的乱象：半裸的哥萨克骑兵在腰带上别满了枪，紧挨着的是高大的俄国皇家卫兵——“腰束得紧紧的，像只胡蜂。”街上还有仪容整洁的英国军官、体型庞大的奥地利人和制服笔挺的普鲁士战士，以及身穿锁子甲、背着弓箭的鞑靼人。这些胜利者趾高气扬，惹得每一个巴黎人都“从牙缝里挤出词来诅咒他们”。

1814 年 4 月 6 日，拿破仑被流放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然而不出一年，他就秘密出逃，重返巴黎，集结了一支大约 20 万人的军队。这是他孤注一掷的努力，试图重新征服欧洲。但几个星期后，即 1815 年 6 月，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了拿破仑。这一次，他被流放到了遥远的圣赫勒拿岛。那里地处浩瀚的南大西洋，距非洲大陆 1 200 英里，距南美洲 1 800 英里。他再也没有回到欧洲。

洪堡目睹了 1806 年拿破仑击溃普鲁士的经过，而现在，8 年以后，他又见证了凯旋的盟军进入法国——他的第二故乡。在一封写给詹姆斯·麦迪逊（已经接替杰斐逊成为美国总统）的信中，他痛心地写道：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个人与政治上的自由——似乎成了泡影。洪堡的个人处境也颇为尴尬。作为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的威廉也随盟军到达巴黎，他发现弟弟看上去不像德国人，更像一个法国人。亚历山大感到不快，抱怨着“阵发的忧郁”和慢性胃炎，然而仍然留在巴黎。

他必须面对一些公开的指责：德国的《莱茵水星报》（Rheinischer Merkur）刊登了一篇文章，批判洪堡偏爱与法国人的友谊，罔顾祖国人民的荣耀。洪堡深受伤害，愤怒地写了一封回信给作者，但仍没有离开法国。虽然他左右支绌，但仍为科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联军到达巴黎时抢掠和洗劫了很多地方，其中的部分行为可以说是正当的，因为他们只是把拿破仑抢来的文物从博物馆中取出来物归原主而已——但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些行为无非是不加克制的、极具侵略性的暴力。

乔治·居维叶向洪堡求助：普鲁士军队打算将法国植物园改造成一处行营。洪堡利用他的关系，说服普鲁士统帅另外选址驻扎军队。一年后，当普鲁士军队在滑铁卢战役后再次回到巴黎时，洪堡又一次保住了植物园中的珍贵藏品。居维叶发现 2 000 名士兵在花园附近扎营，便又开始担忧起来。他告诉洪堡，士兵们滋扰了园中的动物，并随意触碰珍贵的花草。洪堡拜访普鲁士指挥官，后者保证园中的动植物将安全无恙。

到达巴黎的不仅是士兵们，还有接踵而至的各路游人，特别是来自英国的游客——漫长的拿破仑战争已使两国隔绝太久。很多人慕卢浮宫之名而来，因为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博物馆都比不上那里的艺术品收藏。

学生们兴奋地在著名的画作和雕塑前临摹，但他们得抓紧时间，因为之后工人们会带着推车、梯子和麻绳而来，将一些藏品带走，归还给原来的主人。

英国科学家也开始造访巴黎，很多人刚下榻便去拜访洪堡。来访的包括英国皇家学会前任秘书查尔斯·布莱格登（Charles Blagden），以及未来的皇家学会主席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尤其是戴维，他可称得上是实践了洪堡推崇的理念——他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名化学家。在他的笔记本中，同一张纸的一面记录着对实验结果的客观描述，另一面则写有自己的感受和情感反应。他在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的演讲大受欢迎，在他开讲的日子里，周围的街道都会被围得水泄不通。诗人柯勒律治——另一位洪堡的崇拜者——经常去听戴维的演讲，按诗人自己的说法，这是为了“扩充头脑中的比喻储备”。和洪堡一样，戴维相信想象力以及理性是哲学思想得以臻于完美的必要条件——它们是“孕育发现的创造源泉”。

洪堡乐于与科学家见面、交换彼此的想法和手中的资料，但欧洲的生活让他日渐烦恼。这些年的政治风波让他无法安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他找不到继续吸引自己的东西。他对歌德说：“我对世界的看法日益惨淡。”洪堡怀念热带，或许只有等到“再次前往炎热地带生活”的那一天，他才能真正地开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