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 年 9 月 14 日，也就是洪堡 49 岁生日的那天，他从巴黎登上马车，再次出发前往伦敦。这是他 4 年内第三次前往英国了。5 天后，他于深夜到达威廉位于波特兰广场的宅邸。现在，他的名字已经无人不晓，伦敦各大报纸都在“抵埠时尚人士”的专栏中争相宣布他的到来。

他仍然希望能够前往印度考察，威廉也利用伦敦外交界的关系找到了一些门路。例如，他安排亚历山大与摄政王公单独见面，后者保证将支持这次探险。英国政府总管东印度公司事务的大臣、管理委员会理事长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也表示会帮助洪堡。在此之后，洪堡几乎确信，东印度公司所有可能妨碍他计划的借口应该都已经消除。在将近十年的软磨硬泡之后，印度终于不再遥不可及。他很确定公司总管会让步，于是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若干年前，这位国王曾经表示愿意出资赞助他的旅行。

巧合的是，普鲁士国王正好在艾克斯拉沙佩勒（今天德国的亚琛）出席一场重要的高层会议。1818 年 10 月 1 日，组成反法联盟的普鲁士、奥地利、英国和俄国的四国首脑在亚琛举行会谈，讨论从法国撤军的安排，以及未来的欧洲战略格局。亚琛位于法国加莱以东 200 英里处，因此，洪堡不必强迫自己去柏林（他已经有 11 年没有回到那里了），还能省下 1 000 多英里的路程。

10 月 8 日，到伦敦还不满三个星期，洪堡又再次启程，身后紧跟着一连串谣言。有些英国报纸议论道，洪堡如此急匆匆地跑去参加亚琛和会，是想要“就南美洲问题给出自己的意见”；法国秘密警察也怀疑他随身带有一份叛乱殖民地的详细报告；西班牙派出一名大臣前往亚琛，希望争得欧洲各国的帮助，镇压西蒙·玻利瓦尔的军队。但当洪堡到达亚琛时，局势已经很明朗：各盟国无意干涉西班牙海外殖民的野心，他们更担心如何在后拿破仑时期的欧洲维持力量的平衡。据《泰晤士报》报道，洪堡得以专注于他的“个人事务”——向普鲁士人寻求去印度考察的资金支持。

在亚琛，洪堡告诉普鲁士首相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阻挠自己成行的困难几乎全都克服了。洪堡说，在“对我的行动拥有十足把握”之前，唯一欠缺的是资金支持。结果不到 24 小时，腓特烈·威廉三世便允诺资助他。洪堡狂喜不已。14 年后，他终于可以再次离开欧洲。他想攀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将全世界都囊括到“自然之图”中。

洪堡一从亚琛返回巴黎，就开始筹备行装。他购买书籍和仪器，与曾去过亚洲的旅行家通信，并计划自己的路线。他想先去君士坦丁堡，然后考察白雪覆盖的死火山阿勒山（位于今天的伊朗和土耳其边境）。从那里折而向南，从陆路穿过波斯全境，然后在波斯湾畔的阿巴斯港登船前往印度。他开始学习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并在卧室的墙上挂了一张巨幅的亚洲地图。然而，和以往一样，每件事情的进展都比他想象的更缓慢。

他仍然没有发表完拉丁美洲之行的全部收获。最终，这套著作将成为 34 卷的《去往新大陆赤道地区的旅行》——其中包括长达数卷的《旅行故事》，但也有更加专业的植物学、动物学和天文学论著。其中《旅行故事》和《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只含有少量插图，有的甚至没有，普通读者也买得起。而《美洲山系一览》则附有极其精美的插图，详细记述了拉丁美洲的风景和文物；该书制作恢宏，价格也惊人。如果把所有的费用加起来，那么《去往新大陆赤道地区的旅行》将成为一位科学家以个人之力出版的最昂贵的著作。多年以来，洪堡一直雇用各类地图绘制人员、艺术家、铜版画雕刻家和植物学家，代价高昂，自己也濒临破产。他仍然接受普鲁士国王的薪俸，并从卖书的收入中分成，但也不得不严格控制生活开销。他已经用完了继承到的全部遗产：旅行本身花去了 5 万塔勒，而在出版上花去的金额与在巴黎的生活开销则大约是这个数目的两倍。

所有这些困难都不足以让洪堡止步。他向朋友和银行借钱，并在大多数时候试图忽略自己财务上的困境，然而债台慢慢高筑。

洪堡一边写作，一边继续为印度之行作准备。他把卡尔·西吉斯蒙德·昆特派往瑞士去调查阿尔卑斯山脉的植被，以便将来与阿勒山和喜马拉雅山进行比较。昆特是洪堡儿时教师戈特罗布·约翰·克里斯蒂安·昆特的侄子，也是接手了邦普兰迟迟未完成的植物学专著的年轻学者，他计划和洪堡同行。旧日搭档艾梅·邦普兰却无法加入他们。自约瑟芬·波拿巴于 1814 年 5 月去世后，邦普兰便离开了马尔梅松城堡的花园。他厌倦了巴黎的生活。他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我太循规蹈矩了。”他渴望开始新的冒险，但对洪堡一再延迟的计划渐渐失去了耐心。

邦普兰一直想回南美洲。他去伦敦约见了西蒙·玻利瓦尔的手下和其他来到英国、试图为反抗西班牙的斗争寻求支持的革命人士。邦普兰甚至为他们提供了书籍、一台印刷机，以及走私了部分武器。很快，南美众人就开始竞相争取邦普兰的帮助。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泽亚（Francisco Antonio Zea）也是一位植物学家，他将成为玻利瓦尔领导下的哥伦比亚副总统。当时，植物学家何塞·塞莱斯蒂诺·穆蒂斯已经去世，泽亚请求邦普兰到波哥大继续穆蒂斯的工作。与此同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表也希望邦普兰为他们建立一个植物园。邦普兰所掌握的各类有用植物知识将为新成立的国家提供潜在的经济效益。正如英国人在加尔各答建立植物园是为了筹建大英帝国的仓库、储存优良的作物，阿根廷人也想效仿这种方式。邦普兰将帮助他们从欧洲引进“最新的实用农业技术”。

当时，革命者们争相吸引欧洲科学家们到拉丁美洲去。科学就像一个无国界的超级国家，能够让不同地方的人们联合在一起。他们希望借助科学家的力量让独立的拉丁美洲和欧洲平起平坐。当泽亚出任哥伦比亚驻英国的全权公使时，他收到指令，不仅要在欧洲寻求对拉丁美洲政治斗争的支持，更要促成科学家、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移民请求。泽亚被告知：“与外交努力相比，伟大的富兰克林在法国通过自然科学为他的国家做了更多事情。”

考虑到邦普兰所拥有的关于拉丁美洲的广博知识，他移民的可能性让革命者们感到特别兴奋。其中一位对邦普兰说，所有人“都在急不可耐地等待您的到来”。1815 年春天，皇家军队重新占领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马格达莱纳河沿岸的大部分领土，革命军损失惨重：有的逃亡，有的病死，最终只剩下十分之一的兵力。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时刻，玻利瓦尔仍抽空写信，将穆蒂斯在波哥大的职位授予邦普兰。然而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所经历的残酷内战让邦普兰感到不安，他最终选择于 1816 年底离开法国，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

于是，与洪堡结束南美洲探险的 12 年后，邦普兰又一次航向新大陆——这次满载着果树幼苗、蔬菜种子、葡萄和药草，打算开始新的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了一两年后，他厌倦了大城市。邦普兰从来不乐于从事严谨细致的学者工作，对整理和分类标本束手无策；他的性情更适合参与野外考察，去发现稀有的植物。短短几年内，他积攒了两万多件压片标本。但他的标本室一片混乱，木箱散落一地，里面堆着只经过粗粗装订的标本，有些甚至没有贴在纸上。1820 年，邦普兰搬到巴拉那河畔的圣安娜，那里地处阿根廷与巴拉圭接壤的边境。他在那里采集植物，并种植巴拉圭冬青（Ilex paraguariensis）——这种植物的叶片干燥后可以用来泡茶，是南美洲很受欢迎的饮品。

1821 年 11 月 25 日，也就是邦普兰离开法国 5 年后，洪堡给他寄去一些钱，顺便在信中抱怨，很久没有收到这位曾经共历艰险的老友的消息了。但邦普兰没能收到这封信。1821 年 12 月 8 日，就在洪堡的信寄出两周后，400 名巴拉圭军人越境进入阿根廷，袭击了圣安娜的邦普兰农场。受巴拉圭独裁统治者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José Gaspar Rodríguez de Francia）的指示，他们杀死了农场的工人，给邦普兰戴上镣铐并带走了他。弗朗西亚指责邦普兰从事农业间谍活动，声称他兴旺的农场会对巴拉圭的冬青贸易造成威胁。邦普兰被强行带到巴拉圭，关进监狱。

老朋友们试图施以援手。当时正在利马的玻利瓦尔正要将西班牙人赶出秘鲁。他给弗朗西亚写信，要求释放邦普兰，并威胁要带兵进入巴拉圭解救他。玻利瓦尔说，弗朗西亚可以把他当作可靠的盟友，但前提是“那个我所热爱的无辜之人不会成为不公正待遇的牺牲品”。洪堡也试图通过欧洲的关系施加影响：他收集附有著名科学家签名的请愿信寄往巴拉圭，并请求伦敦的老相识乔治·坎宁（时任英国外交大臣）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领事馆提供帮助。但弗朗西亚仍然拒绝释放邦普兰。

与此同时，洪堡自己的旅行计划也再次陷入停滞。虽然摄政王和坎宁都支持他的申请，但东印度公司继续拒绝洪堡进入印度的申请。在过去这几年中，他似乎一直在几个地方来回打转。在拉丁美洲和刚返回欧洲时，洪堡的生活充实而忙碌，具有一往无前的气概；现在，他处处受阻，几近窒息。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充满英雄气概的年轻冒险家，而是一位年过五旬、备受尊敬的知名学者。其他人到了这个年纪恐怕已满足于后辈的崇敬与追捧，但洪堡却不愿意安定下来。还有太多事情想做！他如此焦灼，一位友人把这种状态称为他与生俱来的、“偏离中心的病症”。

洪堡感到挫败、恼怒与失望，认为人们都在欺骗他、不重视他。于是他宣布永远离开欧洲，打算搬到墨西哥去，并计划在那里建立一所科学研究机构。1822 年，他告诉哥哥威廉，自己要在墨西哥聚集一大群学者，享受“思考的自由”。在那里，他至少有把握受到“极大的尊重”。他几乎确信自己的余生将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度过。几年后，他还告诉玻利瓦尔，自己打算迁往拉丁美洲。没有人知道洪堡到底想要什么或者想去哪里。威廉总结道：“亚历山大总是把事情想象得很重大，然而真正发生的大概连一半都不到。”

东印度公司也许固执不化，但在英国，似乎其他所有人都对洪堡极为热情。很多在伦敦结识的英国科学家到巴黎去拜访他。著名的化学家汉弗莱·戴维再次来访，天文学家威廉·赫舍尔的儿子约翰·赫舍尔（John Herschel）也登门问候。被后世尊为计算机之父的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说：无论来访者是大名鼎鼎还是默默无闻，洪堡都“非常乐于提供帮助”。

牛津大学的地质学家威廉·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也为能在巴黎见到洪堡而感到十分兴奋。他在信中写道，自己从未听过一个人说话说得这么快，同时又如此绝顶聪明。洪堡一如既往地慷慨相助，他打开橱柜和笔记本，与巴克兰分享自己的知识和收藏。

最意义深远的一次是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到访，他的研究将帮助查尔斯·达尔文构建演化理论。莱尔迷恋研究大地的形成，曾于 1820 年间游历欧洲各地，考察山峰、火山和其他的地质构造，并以此为基础写就了一部极具革命性的著作——《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1823 年夏天，也就是邦普兰被捕的消息传到玻利瓦尔耳中的同时，时年 25 岁且激情洋溢的莱尔到达巴黎，行囊里塞满了介绍他与洪堡见面的信函。

自从离开拉丁美洲，洪堡的研究项目之一就是收集全球岩层的数据，并进行比较。将近 20 年后，他终于将结果发表在题为《岩石层积的地质认知》（Geognostical Essay on the Superposition of Rocks）的著作中，在莱尔来访的几个月前刚刚出版。这正是莱尔希望得到的信息。他后来写道，《岩石层积的地质认知》对他而言是“最具影响力的一课”。他认为，不算其他成就，单凭这一部著作，洪堡就可以跻身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行列。在此后的两个月中，二人经常在下午见面，他们谈论地质学、洪堡对维苏威火山的观测以及共同认识的英国朋友。莱尔发现，洪堡的英语极为流利；他在给父亲的家信中写道，“胡姆波”先生——根据洪堡的法国仆人的发音——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和有用的数据。

他们还讨论了洪堡发明的等温线概念，即我们在今天的气象图中看到的线条，它们是全球同一水平面上大气温度相同的不同地理位置之间的连线。（还有等压线，代表不同地点有着相同的大气压。）洪堡在一篇题为《论等温线和地球表面热量的分布》（1817）

的论文中首次提出这一设计，想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将全球气候分布的规律体现出来。这篇论文将帮助莱尔形成自己的理论，也标志着一种全新理解气候的方式已经诞生，它将成为后续所有关于热量分布研究的基石。

在洪堡发明等温线以前，人们都通过长长的温度表格来整理气象信息。冗长的清单列举了不同的地理位置及其天气状况，虽然表格中记录的温度数据十分精确，却很难进行比较。洪堡用直观的图形来统览同样的数据，既新颖又简洁。不需要阅读烦琐的表格，只需看一眼等温线地图，就能发现不少规律模式：波浪状的条带环抱地球。洪堡相信，这是“比较气候学”的开端。他的预见极具前瞻性。直到今天，科学家们还在用等温线来理解和描述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等现象。等温线让洪堡与后继的学者们能够以全球眼光来寻找规律，莱尔则应用这一概念去研究气候变化与地质变迁的关系。

莱尔《地质学原理》的中心论点是，地球是由一系列微小的变化逐渐积累形成的，而非其他科学家猜想的那样起源于剧烈的、突发的灾难事件，如地震或洪水。莱尔相信，这些缓慢的力量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因此必须从当下的状况入手去理解过去。为了证明渐变论，并把讨论从启示录式的地球起源理论上引开，莱尔必须解释：行星表面是如何慢慢冷却下来的。莱尔后来向友人回忆道，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他“饱读了”洪堡的著作。

洪堡细致的分析指向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不同于以往的假设，实际上，处于同一纬度的地表，其温度并不相同。海拔高度、陆地面积、离海洋的远近程度以及风力都会影响热量的分布。陆地的气温比海洋的更高，而且会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降低。莱尔认为，这意味着地质力量抬升地表时，温度也相应下降。长期以来，这一抬升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冷却效果——地球在发生地质变迁的同时，气候也跟着变化。多年后，一位评论家追问莱尔《地质学原理》中理论形成的“起始时刻”，莱尔答道，是在读到洪堡关于等温线的论述时。莱尔称，“应该归功于洪堡的优美文章”，他还说，自己的工作只不过是将洪堡的气候理论“应用到了地质学中”。

洪堡尽其所能地帮助年轻的科学家，不管是分享想法还是解囊相助。他的财务状况并不乐观。卡洛琳娜曾经担心那些所谓的朋友是在利用他的好意：“他自己吃干面包，却让那些人吃肉。”但洪堡似乎并不介意。他处在滚动的巨轮中心，一直向前，总是乐于建立联系。

他曾经向玻利瓦尔推荐了一名计划前往南美洲考察的法国年轻学者，并将自己的仪器送给这位学者作为装备。另一次，他将一位想要移民去美国的葡萄牙植物学者介绍给托马斯·杰斐逊。德国人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是发现氮元素为植物必需营养成分的化学家，他曾回忆道，与洪堡在巴黎的见面“奠定了我未来工作的基础”。美国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在华盛顿与洪堡初次见面，二人之后又在伦敦和巴黎重逢；受到洪堡的启发，他致力于对美国印第安原住民的研究，今天被公认为美国民族学研究的开创者。加勒廷后来写道，自己的兴趣源于“一位尊贵友人的请求，那就是亚历山大·冯·洪堡男爵”。

洪堡不遗余力地帮助其他人推进事业和旅行，而自己前往印度的希望却已经基本破灭。他在欧洲四处游历，以排遣自己远行的渴望：瑞士、法国、意大利、奥地利……但毕竟不可相提并论。他并不快乐，向普鲁士国王解释自己继续留在巴黎的理由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从他 20 年前返回欧洲开始，腓特烈·威廉三世就反复要求他回柏林，并且在此期间无条件地发放每年的俸禄。洪堡一直坚称自己需要沉浸在巴黎的科学氛围中才能完成自己的著作，但法国的政治格局也在不断转变。

1815 年，在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之后，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大革命期间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弟弟——加冕成为国王。（在拿破仑统治期间，路易十八流亡于普鲁士、俄国和英国等地。）虽然专制统治并没有恢复，但曾经高举自由和平等火炬的法国变成了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全国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有权参与下议院的选举。虽然路易十八尊重某些自由主义的政见，但与他一同回归法国的是一群尊奉王权的流亡精英，这些人希望复辟革命前的旧政权时代。洪堡眼见着这些人重掌大权，心中燃起恨意和愤怒的火焰。查尔斯·莱尔从巴黎给父亲写信称：“他们已经无可挽救地选择了专制王权。”

1820 年，国王的侄子贝里公爵（排位第三的王位继承人）被一名波拿巴党人刺杀。从那之后，保王党人更加肆无忌惮，对舆论的审查变得极为严厉，不经审判便可实行逮捕，而富人们则获得了双重投票权。1823 年，极端保王党人在下议院的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洪堡非常失望，对一位美国访客说，只要看看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创立的《论辩报》(Journal des Débâts)，就知道现在的出版自由已限制到何种程度。他还忧虑地注意到，宗教重新掌控法国社会，这进一步限制了科学的自由思辨。在保王党人上台后，天主教会也时来运转。19 世纪 20 年代中期，巴黎的天际线上又增添了不少新建教堂的尖顶。

洪堡致信一位日内瓦友人，称巴黎“比任何时候都更不适合”作为科学研究的中心。运营实验室、开展研究和教学的经费被大幅削减；科学家们被迫争相取悦新国王，实验探究精神也遭扼杀。1823 年，洪堡对莱尔说，学者们成了政客和贵族手中“听话的工具”，就连伟大的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都牺牲了自己的研究天分，去追逐“缎带、十字架、头衔和恩宠”。在巴黎，政治角力风波迭起，政府官员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洪堡觉得自己周围不是部长，就是前任部长。他对莱尔说：“他们像秋天的落叶堆叠在一起，还没等下面的腐烂，新的一批又堆了上来。”

法国科学家们担心，巴黎将失去其在创新与科学思想领域的中心地位。科学院里的学者们无所事事，仅有的一点讨论也经常演变成争吵。更糟的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秘密委员会成立，他们要将图书馆的收藏“清扫干净”：宣传自由思想的书籍，如让-雅克·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都将被移除出去。1824 年 9 月，没有子嗣的路易十八去世的弟弟查理十世——极端保王党人的领袖——继任为国王。所有之前还相信自由和革命精神的人们都明白，这意味着巴黎的思想环境将变得更加压抑。

洪堡自身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年过五旬，他原本栗色的头发已经变成银灰色；右臂饱受风湿之苦，几乎完全麻痹难以转动。他对友人们解释道，这是当年在奥里诺科河沿岸、在雨林中潮湿的地面上露宿落下的病根。他仍保留着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过时风格：合身的条纹马裤，黄色马甲、蓝色外套、白色领巾、长靴和一顶破旧的黑帽子。巴黎已经没有人这样打扮了。洪堡这么做既是为了节俭，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早已花光继承到的遗产，租住在塞纳河边一间简朴的小公寓里。卧室中没有几件家具，另外只有一间书房。洪堡既没有钱，也毫无兴趣去购买昂贵的时尚服装和奢华家具。

1826 年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耐心已经耗尽。20 年过去了，他致信洪堡：“你应该已经发表完所有著作了吧，那些你认为只有在巴黎才能做好的东西。”他不愿意让洪堡继续留在法国，怒斥道：“每个真正的普鲁士人都应该憎恨那个国家。”国王期待洪堡“速速归来”。毫无疑问，这是一道命令。

洪堡确实需要国王付给他的俸禄，因为多年来出版自己的作品已经让他“穷得像只教堂里的老鼠”。他必须量入为出，但又实在不擅长理财。

其著作的英文版译者曾经这样评论道：“天地之间，洪堡先生唯一不能理解的，就是做生意这件事。”

20 多年来，巴黎一直是他的家，所有最亲近的朋友都在这里。做出这个决定十分痛苦，但洪堡最终同意搬回柏林，条件是允许他经常到巴黎小住几个月，以便继续自己的研究。1827 年 2 月，他在给德国数学家卡尔·弗雷德里希·高斯的信中写道，放弃自己的自由和科学事业并不轻松。他刚刚指责过居维叶背叛了革命精神，自己现在却也必须回去当一名廷臣，小心翼翼地在自由主义的政治信仰与宫廷义务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他有些害怕，因为在这些“左右摇摆的意见之间”，几乎不可能保持中立。

1827 年 4 月 14 日，洪堡离开巴黎，迁往柏林。但和以往一样，他又一次选择绕道而行。他取道伦敦，可能是想把握最后一次机会，试图说服东印度公司准许他去印度考察。距他上次来访已经过去 9 年，当时还可以住在威廉家中，自那之后，威廉被调离大使职位，搬到柏林。（威廉早在 1818 年就离开了伦敦。他之后短暂地在柏林担任部长的职位，但很快对普鲁士保守的政治风气感到失望。1819 年底，威廉退出政治舞台，搬回了由他继承的祖宅泰格尔宫。）然而洪堡很快与老朋友们取得联系，他希望尽量好好地利用在伦敦的这三个星期。

洪堡马不停蹄地与人见面，所见的人里包括政治家、科学家和“一群贵族”。他在英国皇家学会见到了老朋友约翰·赫舍尔和查尔斯·巴贝奇，并出席了一次会议。会上有一套东印度公司定制的全新印度地图，一位学会成员展示了其中 10 幅。这让洪堡想到自己错过的机会，颇为感伤。他与玛丽·萨默维尔（Mary Somerville）共进晚餐，她是当时欧洲为数不多的女科学家。（玛丽·萨默维尔当时 46 岁，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数学家、博学者。1827 年，她正在翻译拉普拉斯《天界运动的机制》（The Mechanism of the Heavens）一书。她的文字洗练晓畅，也从而使此书得以畅销英国。拉普拉斯曾说，她是“能够理解并纠正我的工作的唯一的一位女性”。其他人则称她为“科学女王”。日后，她将出版一本题为《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的著作，书中有诸多与洪堡探究科学与自然世界的手段相似的地方。）他还到地处伦敦西郊的皇家邱园拜访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布朗是约瑟夫·班克斯的植物收集者之一，刚结束了在澳大利亚的考察。洪堡急切地想要了解澳洲和新西兰一带的植被。

洪堡还被邀请去参加一场由皇家学会举办的高级晚会，与旧相识乔治·坎宁共进晚餐。坎宁两星期前刚刚出任英国首相。席间，洪堡还惊喜地见到了来自华盛顿特区的老朋友艾伯特·加勒廷，后者现在是美国驻伦敦大使。只有和英国贵族打交道时，洪堡才会不耐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和“这里的煎熬相比”，巴黎简直就像个懒洋洋的小镇；在伦敦，所有人都想争夺我的一部分时间。他抱怨道，每次交谈都以这样的形式开始：“您必须看一看我郊外的宅子再离开，那里距伦敦只有 40 英里！”

洪堡在伦敦度过的最精彩的一天并不是和科学家或政治家在一起。一位年轻的工程师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邀请洪堡观摩泰晤士河底第一条隧道的建设现场。这一尝试在当时看来既大胆又危险：此前从未有人成功地在河底挖通过一条隧道。

泰晤士河的周边条件实在恶劣，因为河床和底下的土壤是由沙子和松软的黏土构成的。布鲁内尔的父亲马克·布鲁内尔（Marc Brunel）发明了一种建筑隧道的巧妙方法：按照隧道管线的宽度和高度制作一个铸铁模具。之前，马克·布鲁内尔发现了一种小虫（Teredo navalis，又称蛀船虫），其头部周围生有硬壳，能够钻透十分坚硬的木板。受此启发，他设计了一台巨大的机器，在向前掘进的同时，能够为掘进机本身提供临时支撑，将松软的黏土留在原位。在河床之下，工人们慢慢地往前推动金属盾，然后转向身后已经开掘过的部分，用砖头砌好隧道内壁。隧道在河底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地慢慢延伸。这项工程开始于两年前，总长 1 200 英尺。洪堡到达伦敦时，布鲁内尔的工程队已经完成了大约一半的建设工作。

修筑隧道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马克·布鲁内尔的日记中充满了焦虑和担心：“每天都过得更加忧虑”“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或者“我每天早上都会说：又一个危险的日子过去了”。马克年仅 20 岁的儿子伊桑巴德于 1827 年 1 月出任驻地工程师，这位年轻人将无限的精力和自信带到工作当中，但面对的任务仍然艰巨。4 月初，就在洪堡前来参观前不久，越来越多的水渗入隧道内部。伊桑巴德需要同时派 40 个人不停地泵，才能控制住渗入的水量。马克·布鲁内尔担心，隧道顶部只有淤涨的黏土，隧道随时可能坍塌。伊桑巴德想从隧道外部检视现场，并邀请洪堡一同参加。虽然要冒不小的风险，但洪堡毫不介意——怎么能放过这样难得的机会？他还想测量河底的气压，并与在安第斯山脉获得的数据进行比较。

4 月 26 日，一艘船上搭载的吊车将一个重达两吨的巨大金属潜水钟缓缓降下。看热闹的人们乘着小船，挤满了水面。洪堡和布鲁内尔乘坐潜水钟，降到水面以下 36 英尺处。一根皮管插在潜水钟顶上供他们呼吸，两扇厚厚的玻璃窗让他们可以透过浑浊的河水看到外面的情况。在下降过程中，洪堡感到耳膜受到了极大的压力，痛苦难忍，但几分钟后就慢慢习惯。后来他写信给在巴黎的弗朗索瓦·阿拉戈，说自己穿着厚厚的大衣，看上去像“因纽特人”。他们下降到河床表面，底下是已建成的部分隧道，上面只有水；四周一片黑暗，十分诡异，只有他们的灯闪烁着微光。他们一共在水下停留了 40 分钟。上升过程中，猛然升高的压力使洪堡鼻子和咽喉中的毛细血管破裂。在之后的一整天中，他咳嗽和打喷嚏都会带出鲜血，简直和攀登钦博拉索山时一模一样；布鲁内尔却安然无恙。洪堡开玩笑地称自己备受的折磨是“普鲁士人的特权”。

两天后，隧道的部分地段发生坍塌。5 月中旬，隧道上的河床全部垮塌，并冲出一个大洞，河水哗哗地涌入隧道。但那时洪堡已经离开伦敦，到达柏林。

现在，洪堡可称得上是全欧洲最著名的科学家了，受到无数同道中人（包括诗人和思想家）的倾慕。但有一个人尚未读到他的作品，那就是 18 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在洪堡周游伦敦时，达尔文刚刚放弃了自己在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学业。他的父亲罗伯特·达尔文十分恼怒。“你什么都不关心，只知道打猎、养狗和观察老鼠，”他在给儿子的信中抱怨道，“你真给自己和全家人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