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冯·洪堡于 1827 年 5 月 12 日抵达柏林。他已经 57 岁，可还是像 20 年前一样讨厌这座城市。他知道往后的人生将全然不同，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被“无聊而一刻不停”的宫廷生活占据。腓特烈·威廉三世有 250 名廷臣，其中大部分人只是顶着一个荣誉称号罢了。洪堡必须陪侍内廷，却不能影响政治决策。他的任务是为国王提供知识上的消遣，以及在晚餐后朗读书籍。洪堡戴上微笑而健谈的面具，试图保全自己的个人尊严。30 年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话：宫廷生活剥夺了最杰出智者的天才与自由。现在的他却也不得不遵从王室的日常起居。洪堡所谓的“钟摆式”生活开始了：他追随国王，从一座城堡搬到另一座夏宫，然后再回到柏林，带着大批手稿与装满书籍和笔记的行李奔波在路上。

一天中唯一能够留给自己的工作时间是午夜到凌晨三点。

洪堡发现，普鲁士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言论审查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公众集会——哪怕是科学上的探讨——都会招惹嫌疑，学生团体则被强制解散。普鲁士没有宪法、没有国会，只有一些地方上的议会可以向政府提供建议，但它们却不能立法或制订税则。每一项决议都在严密的王室监督下进行。整座柏林城透着军事化的气息，每栋公共建筑前面都有哨兵巡逻。旅客们还注意到，城中出现频繁的击鼓声和士兵演习，军人好像比普通市民还多。一位旅客回忆道，这里时刻进行着阅兵，“各式各样的制服出现在各个公众场合”。

虽然没有参与内廷政治决策的权力，但洪堡下定决心，至少要努力地将开展智性探索的好奇心注入柏林的生活。这里亟须这样的空气。洪堡年轻时曾以矿井监察员的身份为矿工们建立一所学校，并私人出资维持它的运营。20 年前，他的兄长威廉几乎以一己之力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教育体系。亚历山大也同样相信，教育是自由和幸福社会的根基。但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个危险的想法。例如在伦敦，有人发放小册子警告民众，穷人们会因为拥有知识而“妄自尊大，背离他们卑微而劳苦的工作”。

洪堡相信学习的力量，并为大众撰写如《自然之观点》这样的书籍，而不是一味地面向象牙塔里的科学家。一到柏林，他就尝试在大学中建立化学与数学学部；他和同事们积极通信，讨论实验室的可能安排，以及一所综合性理工学院的优势。他还努力说服国王在柏林建造一个装备最新仪器的天文台。虽然有些人视洪堡为“阿谀奉承的廷臣”，但正是他在宫廷中所处的地位给了他支持科学家、探险家和艺术家的机会。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必须看准国王“空闲的时候”博取他的注意，坚持反复劝说。没过几星期，他就忙着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一位同事认为，洪堡具有“令人嫉妒的才能”，到哪都能成为知识与科学探讨的中心。

几十年来，洪堡一直批评政府的作为，公开发表自己的异见。但回到柏林时，他对政治已经心灰意冷。年轻时，他曾被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所鼓舞；但近年来，他在法国目睹极端保王党人对旧政权的复辟，历史的时钟倒转，欧洲其他地区的政治气氛也日趋保守和动荡。放眼望去，改变的希望似乎处处碰壁。

最近这次访问英国，他与旧日相识乔治·坎宁见面，后者刚刚出任英国首相。他发现坎宁所在的托利党正就社会和经济改革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导致新的政府班子很难组建起来。1827 年 5 月底，也就是洪堡到达柏林 10 天后，坎宁不得不向站在对立面的辉格党人请求支持。洪堡从柏林的报纸中读到，英国的局面日益恶化。所谓的谷物法（Corn Laws）是改革争辩的焦点，该法律允许政府对进口粮食征收高额关税。不久前，英国上议院做出决定：搁置一项针对这部充满争议的法律的修正案，不予表决。这意味着从美国等地进口的廉价粮食会因为重税而变得极为昂贵，这样便为富裕的英国地主阶级消除了一切可能的竞争对手，并让他们获得垄断权，可以任意控制粮食价格。其结果将是面包价格居高不下，最终受苦的仍是穷苦大众。富人更加富裕，穷人仍然贫穷。坎宁预言：“我们正在面临一场产权持有者与大部分人口的拉锯战。”

欧陆局势也同样动荡。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维也纳会议召开，德国诸邦进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但改革措施也被搁置。在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组织下，维也纳会议决定建立德意志邦联，将 40 个邦国松散地联系在一起，以取代业已解体的神圣罗马帝国和拿破仑建立的莱茵邦联。梅特涅希望德意志邦联的成立能够重新平衡欧洲的格局，并遏制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势力膨胀。这个邦联没有个人首脑，位于法兰克福的邦联议会与其说是一个行使统治权的国会，不如说是各成员国使节的集会，分别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普鲁士恢复了部分经济，又扩张了领土，吞并了拿破仑建立的短命诸侯国威斯特法伦、莱茵河两岸以及萨克森的部分领地。此时的普鲁士西至荷兰，东达俄国。

德国诸邦对改革持怀疑态度，认为那是导致革命爆发的导火索。梅特涅曾说，民主是“一座火山，必须浇熄”。洪堡曾经在巴黎和维也纳与梅特涅见过数次，并对近期的态势感到失望。虽然二人曾就科学进展有过通信，但他们相互足够了解，因此对政治避而不谈。奥地利首相在私下里说洪堡的“头脑在政治上走了歪路”，而洪堡则因梅特涅的政策陈旧而称其为“木乃伊的石棺”。

洪堡的故国正处在反自由主义的漩涡当中。由于缺乏政治权力，以及自由主义思想再次受到钳制，普鲁士的中产阶级选择转而向内，将精力集中在私人领域上。音乐、文学与其他艺术创作成为表达个人情感的主要方式，而任何曾经回荡在人们心中的革命情怀都已消失殆尽。洪堡所了解的 1789 年精神已经不复存在。

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并没有处在更乐观的境况之中。西蒙·玻利瓦尔意识到，建立国家比打仗更难。洪堡搬回柏林的时候，已经有若干个殖民地成功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墨西哥宣告成立共和国，中美洲联邦共和国、阿根廷、智利、玻利瓦尔领导下的大哥伦比亚（包括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和新格拉纳达）、玻利维亚和秘鲁也陆续成立。但旧日盟友纷纷转而与玻利瓦尔为敌，他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自由联盟的梦想已近破碎。

1826 年夏天，玻利瓦尔主持召开的泛美洲国会只有四个拉丁美洲共和国出席。可是他设想的北起巴拿马、南至玻利维亚的安第斯联邦不仅没有就此诞生，反而彻底终结。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对联合彼此毫无兴趣。更糟糕的是，1827 年春，玻利瓦尔得知自己在秘鲁的军队叛变。此时，他的老朋友、哥伦比亚副总统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Francisco de Paula Santander）不仅没有支持“解放者”玻利瓦尔，反而赞许了这次兵变，要求将玻利瓦尔赶下总统之位。一位玻利瓦尔的亲信后来称，这次事件标志着他们进入了“一错再错的年代”。洪堡也认为，玻利瓦尔太过独揽大权。他向一位哥伦比亚科学家兼外交官表示，南美洲当然要感谢玻利瓦尔立下的功劳，但他的专制统治仍然是“非法的、违宪的、拿破仑式的”。

就连北美洲的局势也让洪堡感到担忧。杰斐逊和亚当斯恰巧同时在美国建国 50 周年之际——也就是 1826 年 7 月 4 日——去世，美国建国元勋的世代就此凋零。洪堡一直敬仰杰斐逊，并对他建立的国家抱有深厚的感情，但也始终为迟迟不能废除奴隶制而感到焦虑。1820 年，美国国会通过所谓的“密苏里妥协”（Missouri Compromise），为奴隶主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当时，美国正在加速西进，不断有新的州成立并加入联邦，关于奴隶制在新成立的州是否合法便成了热门议题。“密苏里妥协”承诺，凡是北纬 36°30′以南新成立的州（大约与田纳西和肯塔基州界平齐）都可以引入奴隶制度。洪堡大失所望。直到去世之前，他一直在向美国访客、记者和报界表达自己的惊讶：奴隶制竟然在这个国家愈演愈烈。

对政治和革命均感失望的洪堡，转而将全部精力投放在科学上。某天，他收到墨西哥政府代表的来信，请他在墨西哥和欧洲的贸易谈判中给予协助。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已经淡出政治。”他写道，因此不能再插手这类事务。从现在开始，他将专注于自然、科学和教育。他想帮助人们释放智性的潜能。“知识带动思考。”他说，而思考给人以力量。

1827 年 11 月 3 日，洪堡回到柏林已过去将近半年的时间，他在大学中举办了多达 61 次的系列讲座，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从 12 月 6 日起，他又在柏林的音乐厅（歌唱协会所在地）另加了 16 场演讲。在此后的六个月内，他每周会举办若干次讲座，每次都有数百位听众前来聆听。洪堡不是照本宣科地演讲，而是生动地讲述令人振奋的全新内容。他试图将科学大众化，不收取分文入场费：挤在台下听讲的有王室成员、马车夫、大学生、仆人、学者和建筑工人，听众中有一半是女性。

威廉·冯·洪堡称，柏林从未有过如此盛况。每当报纸发布最新的讲座信息，人们就蜂拥而至，奋力争抢一个座位。演讲当天会造成市内的大规模交通拥塞，骑在马背上的警察必须十分费力地维持秩序。在洪堡登上讲台的一个小时前，礼堂里已经座无虚席。范妮·门德尔松·巴托尔迪（Fanny Mendelssohn Bartholdy，作曲家菲里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姐姐）回忆道，“推挤的场面十分吓人”，但一切都是值得的。当时，女性不能进入大学学习，甚至无法出席科学社团的聚会；现在，她们终于获得了学习的机会，可以“聆听充满智慧的言语”。范妮对一位朋友说：“那些绅士们可以尽管嘲笑，但听讲的经历实在太美好。”有些人并不欢迎新来的女性听众，甚至嘲笑她们对科学的热情。歌唱协会的主席写信给歌德，说一位女士十分倾心于洪堡描述的天狼星——夜空中最明亮的一颗星，甚至将这种对天文学新近生发的热情投射到了她的衣橱中：她要求裁缝把裙子的袖子做成“天狼星宽度的两倍”那么宽！

洪堡用柔和的语调带领听众穿行在天空与海洋之中，跨越整个地球，登上最高的山峰，然后聚精会神地考察一块岩石上星星点点的苔藓。他谈论诗歌、天文学，也介绍地理学和风景画，还着重讲解气象学、地球的历史、火山和植被的分布。他从化石谈到北极光，从磁力谈到动植物世界以及人类的迁徙。这些讲座像万花筒一般，描绘了贯穿整个宇宙的关联性。卡洛琳娜·冯·洪堡描述道，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便构成了亚历山大“那幅伟大的自然之图”。

洪堡为演讲准备的笔记揭示了他的思考方式：从一个想法跳跃到另一个想法。开头总是符合常规，按照顺序在一张纸上写下若干个题目；往后推进，新想法不断涌现，只能挤在纸张的空白处：有的斜着，有的靠在页边，互相之间用曲线和框框分开。他越花时间思考，加入的内容就越多。

写满一页之后，他会加上无数张小纸条：密密麻麻地写满字，然后把它们粘在自己的笔记上。他毫不犹豫地从厚重的书中撕下个别页张，然后用红色和蓝色的黏胶（19 世纪的即时贴）粘在一起。一张纸条上往往又会贴上更多张纸条，有时下面的一层完全被新的覆盖，而有些则通过折叠重新翻到最上面。笔记中还满满地写有他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另外还有小幅素描、统计数字、参考文献和简要的提醒。最后，原本的稿纸变成了多层结构的拼贴，包含了丰富的想法、数字、引文和笔记，除了洪堡之外，谁也看不出它们之间的次序。

所有人都听得如痴如醉。新闻报纸评论道，洪堡演讲和思考的“新方法”将看似不相干的学科和事实联系在一起，让听众感到新奇。一家社评称：“听众们像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拴在了那里。”这些讲座包含的内容，可以称得上是洪堡过去 30 年工作的集大成之作了。一位学者告诉自己的妻子：“我从没有听过任何人能在一个半小时之内表达出这么多的新想法。”无论是多么复杂的自然之网，洪堡都能解释得极其清晰。卡洛琳娜·冯·洪堡对此印象深刻，她说：唯有亚历山大才能把如此“精妙的深度”举重若轻地讲出来。舆论认为，洪堡的系列演讲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的德文出版商约翰·格奥尔格·冯·科塔（Johann Georg von Cotta）听说演讲获得巨大成功时，马上开始招募人员去现场做笔记，打算将其出版。冯·科塔愿意出 5 000 塔勒，但遭到了洪堡的拒绝。他另有打算，不想被迫加快进度。

在洪堡的推动下，科学界正在发生极具革命性的变化。1828 年 9 月，他邀请数百名来自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地的科学家到柏林参加一次会议。（洪堡为德国博物学家与医师协会组织了这次会议。）不像以往那样让科学家们逐一朗读冗长的文章来陈述自己的工作，洪堡对会议议程进行了修改：与其让所有人坐着听讲，不如让他们互相讨论。会议期间安排了热闹的宴会和丰富的外出活动，例如举办音乐会和组织参观波茨坦孔雀岛上的皇家动物园。会议室所在的房间陈列着植物、动物和化石标本，另外还借用了大学和植物园的空间。洪堡鼓励学者们进行跨学科的小组讨论，确保来访的科学家能够对彼此建立起更亲近的了解，以友情来推动更紧密的联系。在他的设想中，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们应该组成一个兄弟会，自由地交换和分享知识。“如果没有多样化的意见，就不可能发现真理，”他在开幕致辞中这样说道。

与会的大约有 500 名学者。洪堡给还在巴黎的阿拉戈写信，称这是“游离各地的博物学家们聚集起来的大爆发”。客人们来自剑桥、苏黎世、佛罗伦萨，甚至更遥远的俄国。其中有被公认为现代化学之父之一的瑞典人约恩斯·雅各布·贝尔塞柳斯（Jöns Jacob Berzelius），还有若干位英国科学家，包括洪堡的老朋友查尔斯·巴贝奇。来自哥廷根的天才数学家卡尔·弗雷德里希·高斯在洪堡的公寓借住了三个星期，他觉得这次会议如同“纯净的氧气”。

虽然忙于生活中的各种事务，但是洪堡仍会腾出时间，恢复与歌德的联系。歌德当时已经年近八旬，住在 200 英里以外的魏玛，其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前往柏林。洪堡特地去魏玛看望他。歌德羡慕那些在柏林可以定期见到洪堡的友人们，他一直在追踪洪堡的动向，频繁地向共同的朋友询问其近况。歌德说，他在精神上“一直陪伴着”这位老朋友，并且始终认为结识洪堡是人生中“最闪光的时刻”之一。20 年来，他们一直保持通信；每次收到洪堡的来信，歌德的精神都会为之一振。洪堡无论何时发表新的著作，歌德都会马上寻来阅读。当然，他更怀念那些热烈的当面讨论。

年迈的歌德觉得自己与最新的科学进展日益疏远。他抱怨道，在巴黎，所有法国学者都在同一座伟大的城市中融为一体，而德国的所有人都独居一隅：一位学者在柏林，另一位在柯尼斯堡，还有一位在波恩——距离窒息了思想的交流。见到洪堡之后，歌德感叹道，他们如果能住得近一些，人生将会多么不同；与洪堡度过一天，胜过自己踽踽独行数年。

见到旧日共同切磋学术的老朋友无疑令人十分欣喜，但他们二人却在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就是地球的创生。在弗莱贝格担任矿井监察员时，洪堡服膺他的老师亚伯拉罕·戈特利布·维尔纳（Abraham Gottlieb Werner）的学说。维尔纳是“水成论”的主要推广者之一。他相信，山脉和地壳是原始海洋中的物质逐渐沉积形成的。然而根据自己在拉丁美洲的观察，洪堡现在更相信“火成论”，即地球是在诸如火山爆发与地震这样的灾难性事件中形成的。

洪堡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地表之下相互连接。他在安第斯山脉攀登过的火山都在地下连为一体，就好像一个“巨大的火山熔炉”。火山在广袤的区域内成群、成链地分布，这证明它们的存在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成形于一种包罗全球的力量。他举的例子既鲜明又令人恐惧。1811 年 1 月 30 日，在北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附近忽然出现了一座新的岛屿，洪堡大胆地指出，这一现象与其后一年内撼动全世界的一系列地震相关。

那场地震起源于西印度群岛，一直延伸到俄亥俄和密西西比平原，并在 1812 年 3 月对加拉加斯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1812 年 4 月 30 日，西印度群岛中的圣文森特岛发生火山爆发——就在同一天，委内瑞拉西南方阿普雷河（洪堡曾经从那里开始去奥里诺科河探险）沿岸的居民们听到脚下的大地深处传来巨大、雷鸣般的轰响。洪堡认为，这一切都是一条巨大链式反应的一部分，环环相扣。

虽然大陆漂移学说直到 20 世纪中期才被证实，但洪堡早在 1807 年便在《植物地理学随笔》中讨论了非洲与南美洲大陆一度相连的可能。后来，他猜想大陆漂移的内在动力可能源于某种“地表以下的力量”。坚定的“水成论”者歌德对此感到震惊。他抱怨道，所有人都被洪堡的疯狂理论吸引，就像“野蛮人聆听传教士的布道”。歌德认为，像喜马拉雅山和安第斯山脉这样巨大的山系，如此“坚定而骄傲”地耸立在那里，怎么可能是突然从地球内部升出地表的？这太“荒谬”了。他开玩笑地说，如果要让他相信洪堡，那就得把自己“全部的大脑系统”重新组装一次。但除了在这些科学问题上存在分歧以外，歌德和洪堡仍然是好朋友。歌德写信给威廉·冯·洪堡，感叹自己也许是老了，因为“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越来越具有历史感了”！

与歌德的重逢让洪堡感到快乐，但更让他开心的是能够和威廉共度一段时光。兄弟二人过去有过分歧，但现在威廉是他唯一的亲人。亚历山大在信中写道：“我知道我的幸福在哪里——在你的近旁！”威廉已经退休，举家搬到了柏林郊外的泰格尔宫。自青年时代以后，兄弟二人第一次比邻而居，并且频繁地见面。在柏林和泰格尔宫，他们终于能够“共同致力于科学工作”了。

威廉一直热衷于语言学习。早在童年时期，他就醉心于希腊和罗马神话。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利用每一次出任外交官的机会学习更多的语言，而亚历山大也寄给他不少关于拉丁美洲原住民语言词汇的笔记，包括印加与前印加时代的手稿副件。在亚历山大回到欧洲后不久，威廉就提出“所有语言之间存在神秘和伟大的内在联系”。几十年来，威廉一直为没有时间仔细研究这个问题而感到遗憾，现在终于有了余暇。退休六个月后，他就在柏林的科学院进行了一次关于比较语言学的演讲。

亚历山大将自然看作一个内部相连的整体。与此类似，威廉也将语言当作一个生命有机体来研究。他相信，和自然一样，语言必须放在环境、文化与人类社群的宽泛情境下考量。当亚历山大在各个大陆寻找相似的植被时，威廉则试图确定相近语言构成的语组，以及各民族语言的共同起源。他不仅开始学习梵文，还广泛涉猎中文、日文、马来-玻利尼西亚语族（南岛语系之下的一个分支，散布于印度洋、南太平洋及北太平洋南部地区。）。对威廉来说，这些都是建构其理论所必需的基础材料，正如亚历山大收集的植物标本和进行的气象观测一样。

虽然兄弟二人专长不同，但探究的前提和方法极其相近。他们甚至经常使用同样的名词概念。例如，亚历山大在自然中寻找促使形态生成的力量，而威廉也写道：思想形态经由语言生成。自然远大于每一种植物、岩石与动物的总和，语言亦是由词汇、语法和声音等构成的大于局部的整体。在威廉的新颖理论中，不同的语言反映了各异的世界观；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更可以通过语法、词汇、时态等方式形塑思想。语言不是单个语素构成的机械结构，而是有机的生命体，是一张与行动、思想等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网络。像亚历山大的“自然之图”一样，威廉想把一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一幅“有机的整体图像”。他们二人的工作都涵盖了整个世界。

对亚历山大来说，这意味着他必须继续努力实现自己的旅行梦想。自 30 年前从拉丁美洲归来，新的探险计划屡屡受挫，很多研究都因此而无法得出定论。洪堡认为，如果自己真的想以全球性的整体眼光来看待自然，那么就需要去考察更多的地方。在拉丁美洲奠定的想法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生命之网必须涵盖尽可能多的地方。与其他人相比，他有更好的理由去尽可能地考察更多的大陆，以此来完成对气象、植被和地理成因的比较研究。

中亚地区的高山是他多年魂萦梦牵的地方。他梦想攀登喜马拉雅山峰，从而可以与在安第斯山脉的观察互为参照。洪堡无数次请求英国当局允许他进入南亚次大陆。大约 20 年前，他甚至向一位驻巴黎的俄国外交使臣询问，是否有可能从俄国进入印度或藏区，并可以避开边境地区的动乱。

然而，洪堡的这一诉求多年以来一直未得到任何回复。不过，1827 年秋天，正当洪堡在为柏林的系列讲座做准备时，他忽然收到一封来自俄国财政部部长、生于德国的乔治·冯·康克林（Gorge von Cancrin）的信函。康克林来信询问把铂金作为俄国未来通行货币的可能性。5 年前，俄国人在乌拉尔山脉发现了铂金矿藏，康克林希望洪堡告诉他哥伦比亚以铂金作为货币的使用情况。他知道洪堡仍与拉丁美洲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洪堡马上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他在复信中非常详细地回答了康克林的问题，洋洋洒洒数页，然后附上了一则简短的后记，表达了自己访问俄国的“热切希望”。他解释道，乌拉尔山、阿勒山和贝加尔湖是他心目中“最甜美的风景”。

虽然不比印度，但如果他能够看到俄国在亚洲的领土，那么大概已经可以收集足够的数据来完成“自然之图”了。洪堡向康克林保证，虽然自己已经两鬓斑白，但仍有足够的体力来完成艰苦的长途旅行，并且可以连续走九到十个小时不休息。

洪堡回信后不到一个月，康克林就向沙皇尼古拉一世转达了洪堡的请求。沙皇立即邀请洪堡访问俄国，并为其负担所有费用。普鲁士和俄国王室的密切关系也是一个有利因素：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皇后。洪堡终于可以前往亚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