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猎犬”号乘风破浪，平稳地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风吹动鼓胀的船帆，猎猎作响。1831 年 12 月 27 日，这艘船离开英格兰南部的朴次茅斯港，开始了她的环球航行。此番目的是测绘海岸线和各个海港的准确地理位置。4 天后，22 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在船上坐立不安，“无精打采”。这并不是他想象中冒险的样子。“小猎犬”号经过比斯开湾，向马德拉群岛驶去。达尔文没有兴奋地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海。因为深受晕船所苦，他只能蜷缩在自己的船舱里，窝在吊床内，饿了就嚼几块饼干。

达尔文和两名船员共用一间狭小的船尾舱。当船员们研究航海图时，达尔文的吊床就悬空挂在桌子上方。船舱大约十英尺见方，墙边堆满了书柜、储物柜和抽屉橱柜，中间又放了一张测绘用的大桌子。身高六英尺的达尔文基本上没办法站直。船的后桅杆立在屋子正中央的桌子旁，像一根大柱子；地板上则装有船的转向控制器。所以，要走到房间另一头，就必须爬过转向器的巨型木制横梁。房间里没有其他窗户，只开了一扇小小的天窗：达尔文躺在吊床上，透过这里仰望月亮和星空。

吊床旁的小书架上摆满了达尔文最宝贵的财产：经过精心挑选带在身边的书籍。其中有若干本植物学和动物学参考书、一部最新的西班牙语词典、几部探险家的旅行日记，以及查尔斯·莱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这部革命性的著作于一年前刚刚出版，紧邻着的便是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旅行故事》——这部长达七卷的游记记述了洪堡在拉丁美洲的探险，也是达尔文决定登上“小猎犬”号的理由。（达尔文担心尾舱太小，储物空间不够，行前特意问船长是否能带上自己的那套《旅行故事》。“当然没问题，尽管带上你的洪堡。”船长十分确定地回答道。）他后来说：“出于对这部著名游记的仰慕之情（甚至能背诵其中的部分内容），我决定去游历那些遥远的国度，并最终志愿登上女王陛下的“小猎犬”号，成为随行的博物学家。”

在晕船的折磨下，达尔文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明智。1832 年 1 月 4 日，“小猎犬”号途经马德拉群岛，他甚至病得无法起身到甲板上去看看外面的景象。他待在房间里，读着洪堡笔下的热带风光，没有比这更能“安慰一个在海上晕船的人”了。两天后，他们到达特内里费岛。达尔文从几个月前就开始期待这一站：他想在修长的棕榈树下散步，眺望高达 12 000 英尺的泰德峰——30 多年前，洪堡登上过这座火山。然而当“小猎犬”号试图登陆时，一艘来船阻止了他们：特内里费岛的官员听说英国最近正在暴发霍乱，所以担心船员们会将这种流行病带到岛上。领事已经下令，任何来自英国的船只都必须经过 21 天的隔离。“小猎犬”号的船长决定不作耽搁，继续前行。达尔文十分沮丧，他在日记中写道：“唉，痛苦啊，实在是痛苦！”

离开特内里费岛的当晚，大海的波涛渐渐平静，海水轻摇船尾，暖风吹拂船帆。达尔文的晕船症状终于减轻了一些。天空一片清朗，夜月星光倒映在暗沉的海面上。这个瞬间有如梦幻。达尔文写道：“我可以理解洪堡对热带夜晚的迷恋了。”次日清晨，他遥望泰德峰直入云端的锥形山顶，看它披着橙色的曙光慢慢地从地平线上消失。达尔文觉得，虽然备受病痛折磨，但一切都值得。他在《旅行故事》中读到过太多关于这座火山的描述，离开的时候就“好像在与一位朋友依依惜别”。

就在几个月前，达尔文想作为随行博物学家到热带旅行的梦想还如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遵从父亲的意愿，他按部就班地踏上了专业训练的道路，在剑桥修习学业，准备未来当一名乡村牧师。放弃爱丁堡的医学学业后，达尔文选择了神学，主要是为了安抚父亲。他相信自己未来一定会继承丰厚的遗产，“过上足够舒适的日子”，因此并没有在事业上寄予十足的野心。在爱丁堡，他发现自己更喜爱研究海洋无脊椎动物，而非专心学医；在剑桥的时候，他积极地旁听植物学讲座，荒废了神学必修课。他开始迷恋收集甲虫，经常长时间地出去散步，翻开路边的石头和树桩，在包里装满捉来的昆虫。一天，达尔文的双手已经抓满了战利品，却又不愿意放弃新的收获，于是干脆将一只甲虫叼在嘴里。甲虫对这一极不寻常的待遇十分不满，喷出一股酸性汁液，逼得达尔文只好把它吐了出来。

在剑桥的最后一年，达尔文读到了洪堡的《旅行故事》。他后来写道，这本书“点燃了我心中的热情”。他抄写下自己最喜爱的段落，并在植物学野外采集的路上，大声读给植物学老师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和同学们听。1831 年春，达尔文已经反复熟读了洪堡的著作。他告诉自己的表兄，“我每天挂在嘴边、每天日思夜想的都是前往加那利群岛的探险计划”。

他设想的是和亨斯洛以及一些同学一起到特内里费岛去，并为此“兴奋得不能安坐一处”。为了做好充足的准备，他每天早上都急匆匆地跑到剑桥植物园温室去“看看那里的棕榈树”，然后再跑回家自学植物学、地质学和西班牙语。他向往茂密的树林、耀眼的平原和山顶，更是把洪堡的游记读了又读。剑桥的同学们已经听他无数次说起这趟计划中的旅行，而且因为实在是听得厌烦了，他们甚至希望他已经去到那里。达尔文开玩笑地对表兄说：“他们被我所谈论的热带景象烦得够呛！”

1831 年 7 月中旬，达尔文在给亨斯洛的信中提醒他阅读更多洪堡的著作，并称它们“可以使你燃起对加那利群岛的热望”。他在信中流露出期待，并夹杂了不少新学的西班牙语。他告诉自己的姐姐：“我已经把自己写进了热带的光辉里。”然而，正当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亨斯洛迫于工作压力以及妻子怀有身孕的现实，不得不临时取消了行程。同时，达尔文也意识到，很少有船只从英国出发前往加那利群岛，仅有的几艘已经都在初夏时离港了。一切都太晚了，只能将计划推迟到下一年。

一个月后，也就是 1831 年 8 月 29 日，达尔文收到亨斯洛的一封信，人生就此改变。亨斯洛告诉他，一位名叫罗伯特·菲茨罗伊的船长正在为“小猎犬”号招募一位绅士，最好同时是一位博物学家——这艘船会于四周后出发环游世界。这比前往特内里费岛的计划更精彩！然而达尔文的兴奋却被父亲的拒绝浇灭了，而他的确需要家里的经济支持才能完成这次旅行。罗伯特·达尔文告诉儿子，这个计划太离谱了，并且“毫无用处”。如果未来要当一名乡村绅士，那么环球旅行似乎不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达尔文觉得希望破灭了。旅行费用不菲，但他知道家里出得起这笔钱。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医生，并通过精明的理财投资赚了不少钱；祖父辈则已经给家族奠定了良好的名声和丰厚的家业。他的外祖父乔赛亚·威治伍德（Josiah Wedgwood）是一位著名的陶艺家，开发了科学的制陶技术，首次实现了瓷器生产的产业化。威治伍德生前备受尊敬，十分富有。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是一位医生、科学家和发明家，同样声名卓著。1794 年，他在题为《生物学》（Zoonomia）的著作中提出了相当激进的生物演化说。他认为，动物和人类是从原始海洋中微小的、具有生命的纤维繁衍而来的。他还将卡尔·林奈的植物分类学写成了一首诗——《植物之爱》——洪堡与歌德曾在 18 世纪末读到过它。达尔文家族中的后人一直为先辈的成就而自豪，并对达成同样伟大的事业抱有期许。查尔斯·达尔文的成长也定然受到了这种影响。

最终，一位舅舅出面说服了老达尔文，让他认可这次旅行的价值。乔赛亚·威治伍德二世给表兄写信说，“如果查尔斯现在正专心接受职业教育”，那么当然不应该打断他；但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并且我想他大概永远也无法安于接受那一套教育了”。舅舅的结论是，既然查尔斯只对自然志感兴趣，那么这次航行对他的科学事业而言将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次日，老达尔文最后同意资助儿子旅费。达尔文终于要去周游世界了。

“小猎犬”号一路向南，最初的三个星期十分平静。离开特内里费岛之后，达尔文的健康状况也逐渐好转。天气渐暖，他换上了更轻便的衣服。他捕捉海蜇和其他无脊椎动物，专注地解剖这些样本。这段时间也是他与其他船员熟络起来的好机会。与他同舱的有一位 19 岁的助理测量员和一位 14 岁的海军官校学生。船上共有 74 名成员，包括水手、木匠、测量员和一位仪器工匠、一位艺术家和一名外科医生。（“小猎犬”号上还载有一名传教士和三名火地岛原住民。菲茨罗伊在此前的一次航行中俘获了他们，并将他们带到英国。现在，他们将返回故乡，菲茨罗伊希望他们能帮忙让其他火地人皈依基督教，并在那里建立一个传教点。）26 岁的菲茨罗伊船长只比达尔文年长 4 岁：他来自贵族家庭，成年后便一直在海上度日；这是他第二次率领“小猎犬”号航行了。船员们很快发现，船长有时脾气很坏，近乎乖僻——特别是在清晨的时候。菲茨罗伊的一位叔叔是自杀身亡的，他担心自己也会有类似的倾向。在达尔文的眼中，船长有时会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近乎失去理智”。菲茨罗伊经常在精力充沛和沉默忧郁之间摇摆。但总体而言，他极其聪明，对自然志拥有浓厚的兴趣，工作起来一刻不停。

菲茨罗伊的这次旅行由英国政府资助，目标是环游世界，并在途中测量全球经度——从始至终都使用同样的仪器以避免误差，预想的成果便是绘制出更标准、更便于导航的地图。他还得到指示，需要对南美洲最南端的海岸进行完整测绘，因为大英帝国希望在那里对新近独立的南美洲国家建立经济上的支配权。

“小猎犬”号全长仅 90 英尺，算不上一艘大船，但载满了货物——从数千个肉罐头到最新的测绘仪器，应有尽有。菲茨罗伊坚持带上 22 台用来精确测量时间和经度的航海天文钟，另外还带上了保护船只的避雷装置。船上载有蔗糖、朗姆酒、干豌豆和当时常见的对抗坏血病的食物，如腌菜和柠檬汁等。达尔文惊叹于船上货舱的紧凑布置：“再多一片面包恐怕就装不下了。”

“小猎犬”号第一次登岸是在大西洋中的圣地亚哥岛——佛得角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距离非洲西海岸 500 多英里。达尔文踏上热带的土地，四周所见都是新奇事物，一切都充满异国风情，令人既困惑，又激奋。随处可见的棕榈树、香蕉树和酸豆树，还有那圆鼓鼓的猴面包树，都在争夺他的注意力。他聆听陌生鸟儿的歌唱，看到奇特的昆虫伏在更奇特的花朵上。如同 1799 年洪堡和邦普兰初到委内瑞拉时，达尔文的心情就像裹挟在一场“交织着喜悦和惊讶的完美飓风”中：他检视火山岩、压平植物标本、解剖动物、将飞蛾钉在标本盒里。达尔文试图收集所有事物：翻开岩石、刮破树皮，寻找更多的昆虫；贝壳、巨大的棕榈树叶、扁形虫，乃至更纤巧的小飞虫，无一不在他的搜罗之列。每天晚间，他便带着丰富的收获回到船上，感到无比幸福。菲茨罗伊船长笑道：达尔文先生就像一个找到了新玩具的孩子。

达尔文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这些日子，自己好像一位忽然重见光明的盲人。他在信中向家人解释：要好好地描述热带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都那么不同和奇妙；自己甚至无法决定如何开始一句话，也不知道如何结束它。他建议表兄威廉·达尔文·福克斯读一读洪堡的《旅行故事》，从而来体会他正在经历的事情。他还告诉父亲：“如果真想对热带地区的国家有所了解，请研读洪堡。”达尔文通过洪堡的著作来观察这个新世界，他的日记中频繁地出现“我为洪堡某次观察的正确性而惊叹”或者“正如洪堡所说的那样”。

要论对达尔文产生深邃影响的，唯一可与洪堡媲美的是查尔斯·莱尔及其《地质学原理》。不过，这一巨作同样受到洪堡思想的浸润。莱尔在书中十几次引用了洪堡的观点——从气候和全球植被分布到安第斯山脉的情况。莱尔在《地质学原理》中解释道，在一段漫长得难以想象的时间中，地表经历一系列沉降和抬升运动，受侵蚀沉积作用形塑，期间还会不时地遭遇剧烈的火山爆发和地震。达尔文在圣地亚哥岛的峭壁下观察岩石分层，觉得莱尔所说的一切都很有道理。他几乎可以从海边的岩壁上读出岛屿诞生的过程：在旧火山的遗存之上，便是积满白色贝壳和珊瑚的条带，再往上则是又一层火山岩。火山熔岩覆盖在长有贝类与珊瑚的地层表面，而这一分层形成之后，岛屿继续因为某些地下力量的作用而缓慢上升。白色贝壳条带波动、不规则的边缘还表明，莱尔所说的地质力量仍在发挥作用。达尔文赶到圣地亚哥岛后，便迫不及待地尝试通过洪堡的视角来研究动植物，同时借鉴莱尔的眼光来观察岩石。结束考察回到“小猎犬”号上后，达尔文给父亲写信，自信地宣布：我在岛上所见的事物“一定能够让我在自然志领域开启一些极富原创性的工作”。

几周后，“小猎犬”号于 2 月底抵达巴西的巴伊亚（今天的圣萨尔瓦多）。达尔文的惊叹还在继续：一切事物都如梦如幻，犹如《一千零一夜》中的魔幻场景。他再次认定，只有洪堡近乎成功地描述了热带地区的一切。“越重读他的书，我就越崇敬他，”他在家信中写道，“我之前只是景仰他，现在快要崇拜得五体投地了！”到达巴西的第一天，他就意识到，洪堡超凡脱俗的文字背后，是其“将诗与科学结合起来的非凡能力”。

达尔文行走在一个新世界里。“我现在最热衷于蜘蛛，”他告诉父亲，并且这里的花卉足以让“任何一位园丁为之疯狂”。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观察——花哨的蝴蝶、爬上花柱的昆虫，还是一种从未见过的异域花朵？他在日记中承认，“现在我只能重新开始读一读洪堡”，因为“他就像另一个太阳，照亮我眼前的一切事物”。洪堡好像一位引路人，递给达尔文一条绳索，让他紧紧地抓住，不至于被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事物扰乱思绪。

“小猎犬”号继续向南，分别在里约热内卢和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停靠，然后依次驶向马尔维纳斯群岛、火地岛和智利。在此后的三年半中，他们经常调头返航，以确保对海岸的测绘结果足够精确。达尔文定期离船登陆，在内陆进行长时间的考察，一去便是好几个星期（但会与船长商量好重新登船的地点）。他穿行在巴西的热带雨林中，与潘帕斯草原的高乔人（Gauchos，拉丁美洲民族，由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长期结合而成，主要以打猎和放牧为生。）结伴而行；他在尘土飞扬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上遥望绵长的地平线，并在阿根廷海岸上的巨大化石骨架前驻足观察。他致信福克斯表兄，说自己成了“一个了不起的漫游者”。

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的生活很有规律。早晨，达尔文和菲茨罗伊船长共进早餐，然后开始各自的工作：船长忙于测绘和处理文书，达尔文则继续研究他的标本，详细地记录笔记。他在尾舱测绘用的大桌子上工作，旁边还摆放着助理测绘员绘制的地图；桌子的一角架着显微镜，笔记本摊放在桌面上。他在这里解剖、做标签、对标本进行防腐和干燥处理。虽然空间拥挤，但对一位博物学家来说刚刚好，因为“所有东西都触手可及”。

达尔文必须把化石骨架放在甲板上进行清洁，有时也要去打捞更多海蜇。晚间，他通常会和船长一起吃饭，但有时也会被邀请去最热闹的食堂与其他船员共进晚餐，对此他也十分享受。“小猎犬”号沿着海岸线巡回测绘，因此他们一直有充足的新鲜食物来源。饭桌上有金枪鱼、海龟、鲨鱼，还有鸵鸟肉饺子和犰狳——达尔文在家信中写道：剥去外面的硬壳，犰狳的肉就像鸭肉，味道也差不多。

他全心全意地热爱着自己的新生活。船员们喜欢他，称呼他为“学者（philos）”和“鹟”（flycatcher，捕食时有来回飞行的特性，船员们以此来比喻活力十足的达尔文。）。他对自然的热情极富感染力，很多同伴也开始帮忙收集标本，希望更加丰富他的收藏。一位军官戏谑地说，达尔文在甲板上堆了那么多化石骨架、木箱和装满“倒霉的野兽玩意儿”的木桶，如果自己是船长的话，“早就把你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下船了”。每当他们抵达一处有开往英国船只的通商港口，达尔文就将装满化石、鸟兽毛皮和压制好的植物标本的箱子寄给剑桥的亨斯洛，一并捎上家信。

他们的航行还在继续，达尔文更加急迫地想要阅读更多洪堡的著作。1832 年 4 月，他在里约热内卢写信给哥哥，请他将洪堡的《自然之观点》寄到蒙得维的亚，这样就能在航程的下一站取到了。哥哥如约将书寄来，但不是《自然之观点》，而是洪堡基于俄国之旅写成的最新著作——《亚洲地质学与气候学的部分见解》，以及《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

在“小猎犬”号的整趟旅途中，达尔文都在内心与洪堡进行一场对话——他用铅笔在《旅行故事》中重重地圈点勾画，好像在亲历洪堡描述的一切。当他第一次看到南半球的星空，抑或是后来在热带雨林中跋涉数日，终于见到开阔的智利高原，达尔文都能在洪堡的笔下找到强烈的共鸣。洪堡谈过对星空的“新感知”，以及走出茂密雨林，进入亚诺斯平原时得以“重见天日”的喜悦，达尔文同样感慨“在重重林木间窒闷多日后，眼前的景象令人精神爽朗”。

1835 年 2 月 20 日，达尔文在智利南部的瓦尔迪维亚经历了一场地震，而他对这次地震的描述与洪堡 1799 年在库马纳遇到的第一次地震经历如出一辙。洪堡写道，剧烈的震动“只一瞬间，就震碎了长久的幻梦”，而达尔文则在日记中记述了“这样的一场地震破坏了最古老的联系”。（达尔文的整段关于地震的记载都与洪堡的文字十分相似。例如洪堡的“大地最古老的根基被撼动了，我们曾以为它无比稳固”，在达尔文那里的表达则是“那一切坚固东西的象征——世界——在我们脚下移动了”；洪堡写道：“我们头一次觉得自己错误地信任了土地——曾那么久地伫立其上，不疑有他。”达尔文则回应道：“一秒钟的瞬间让心灵感到一阵陌生的不安全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火地岛，达尔文注意到海藻位于当地食物链最核心的位置，与洪堡在亚诺斯平原发现曲叶矛榈扮演的重要角色极为相似——洪堡认为曲叶矛榈“传播了生命”。达尔文写道，由海藻组成的“水下森林”维系着多种生命形式——从微小的水螅到软体动物、小型鱼类和蟹类，而这些生物又会成为鸬鹚、海獭、海豹的美餐，最终，这条食物链会延伸至当地的原住民部落。达尔文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理解深受洪堡的影响。他总结道，就像破坏热带森林一样，清除海藻将导致无数物种消失，并很可能危及火地岛原住民的生存。

达尔文以洪堡为榜样进行写作，将科学与诗意的描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在“小猎犬”号航行期间写下的日记，无论是文风还是内容，都与《旅行故事》极为相似。1832 年 10 月，达尔文的姐姐收到弟弟旅行日记的第一部分，回信抱怨道：“你大概读了太多洪堡，已经学会用他的口吻写作了。”“花哨的法式长句”也让姐姐不禁皱眉。其他人的评价则更积极，日后更对他笔下“生动的洪堡式场景”为他们带来的愉悦而赞不绝口。

洪堡给达尔文提供了一种研究自然世界的典范：不是把自己封闭在地质学家或动物学家的视角中，而是既置身其中，又跳脱其外。二人都有把握和聚焦最微小细节的天赋——从一小片地衣的痕迹到一只小甲虫——然后再通观全局，在全球范围内比较相似的模式。这种灵活的视角使他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理解世界：兼具望远镜式和显微镜式的思维，既纵观全局又洞悉纤微——从久远的地质年代穿越时空，一直到原住民未来的生计问题。

1835 年 9 月，离开英国近 4 年后，“小猎犬”号终于离开南美洲，继续它的环球之旅。他们从利马扬帆出海，到达厄瓜多尔海岸以西 600 英里处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这些奇特的岛屿非常荒芜，岛上的鸟类和爬行动物十分温顺：它们不熟悉人类的行为方式，所以很容易被捕获。达尔文在那里考察了岩石和地质构造，收集了各类雀和嘲鸫，并测量了漫步岛上的巨大陆龟的身长。然而，直到返回英国重新整理收藏时，他才意识到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巨大重要性——它在达尔文演化理论的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里将成为达尔文命运的转折点，虽然他当时并未察觉。

在加拉帕戈斯度过五个星期后，“小猎犬”号驶向广阔的太平洋，朝塔希提岛而去。他们会从那里出发前往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然后再从澳大利亚西海岸出发，横穿印度洋，绕过南非南端的好望角，横渡大西洋，回到南美洲。旅行的最后几个月对所有人而言都十分煎熬。达尔文写道：

“从没有一艘船载过这么多思乡的英雄。”无论在哪里遇到商船，他都感到一阵“危险的冲动”：想冲过去，跳上那艘船。他们离乡已近 5 年——这段时间如此漫长，他甚至开始频繁地梦见英格兰乡间的青葱绿野。

1836 年 8 月 1 日，在横穿印度洋和大西洋后，他们短暂地停靠在巴西的巴伊亚，也就是“小猎犬”号于 1832 年 2 月首次登陆南美洲的地方。

从这里再向北，便是本次航行的最后一段旅程。重返巴伊亚，达尔文的情绪十分低落。初到此地时，他迷恋巴西热带雨林中的奇异花朵；而现在，他迫不及待地想重见英国园林中高大庄严的七叶树。思乡之情越来越浓烈。他在家信中写道：受够了东奔西走的航行，“我憎恨大海，我讨厌大海，连在上面航行的所有船只都一并讨厌”。

9 月底，他们经过北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Azores），继而向英国驶去。达尔文待在自己的船舱里，和启程时一样，因晕船而痛苦不堪。即便经历了这么多年，他仍不习惯海浪的节奏，哀叹道：“我讨厌海上的每一道波浪。”他躺在吊床里，在厚厚的日记本上记下最后的观察结果，并将 5 年来的想法归总起来。他在最后几页写道，第一印象经常受到脑中已有想法的影响，“而我的想法则全部来源于《旅行故事》中的生动描写”。

1836 年 10 月 2 日，暌违近 5 年后，“小猎犬”号终于驶进了康沃尔郡南岸的法尔茅斯港。为了完成测绘任务，菲茨罗伊船长还需要在普利茅斯港进行最后一次经度测量，而那里也正是他开启首次远航的地方。

达尔文却在法尔茅斯就下了船，他等不及要搭上邮车去什鲁斯伯里探望家人。

向北疾行的马车咯咯作响。达尔文望着窗外起伏的风景，看着农田和树篱交替着掠过眼前，他觉得田野比往常更青翠。但当问起同车的乘客是否有相似的感受时，回应他的只有茫然的眼神。赶了四十八小时路，达尔文于深夜抵达什鲁斯伯里。为了不吵醒父亲和姐妹们，他悄悄地溜进家里。次日早晨，他径直走到早餐桌旁。大家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回来了，并且一切完好，虽然姐姐认为他“看上去瘦了不少”。有太多事情可以分享，但达尔文不能多作久留，因为他必须赶往伦敦，去“小猎犬”号取回自己的行李。

达尔文归来时，英国还在威廉四世的统治之下。但在他周游世界期间，国会通过了两项重要的法案。1832 年 6 月，经过漫长的争论，充满争议的《改革法案》正式生效。这是通向民主的重要一步：在工业革命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城市首次得到了下议院的席位，选举权从富有的地主阶级扩展到了中产阶级中较为富裕的一部分人手中。达尔文全家都支持这一改革，并在信件中尽量详细地向达尔文通报国会的最新战局。另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是，英国于 1834 年 8 月开始正式旅行《废除奴隶制法案》（达尔文当时正在智利）。虽然英国已于 1807 年将奴隶贸易列为非法行为，但这项新法案还是更进了一步。该法案规定，英国的大部分地区都禁止蓄奴。达尔文和威治伍德家族投身废奴运动已久，他们很高兴能见证这一胜利。当然，远在德国的洪堡同样感到喜悦。自拉丁美洲之旅后，他就一直致力于批判奴役人类同胞的行为。

不过，对达尔文来说，最重要的是科学界的新闻。他手中已拥有足够出版若干本书的材料，成为神职人员的想法早已不见踪影。行李中装满了各类标本——鸟类、其他哺乳动物、昆虫、植物、岩石和巨大的化石骨架——笔记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自己的观察和想法。达尔文想在科学界站稳脚跟，为此，他早在返乡的几个月前就从遥远的圣赫勒拿岛给老朋友亨斯洛写信，请其帮忙引荐进入地理学会。他急切地想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宝贝，而英国科学家们也一直通过刊登信件的报纸跟踪“小猎犬”号的历险，十分期待与这位随行的博物学家见面。达尔文后来写道：“‘小猎犬’号的航行是我一生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经历，它决定了我的全部事业。”

在伦敦，达尔文急匆匆地赶往皇家学会、地理学会和动物学会参加会议，并开始积极地发表论文。他请最优秀的解剖学家、鸟类学家和分类学家（包括化石、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的专家）来鉴定他的收藏。（达尔文还拿到了一笔政府资助，用于发表《小猎犬号航海旅行的动物学报告》（Zoology of the Voyage of H. M. S. Beagle），称这是“谦卑地模仿”洪堡辉煌的动物学著作。）最紧要的一项任务是将自己的日记加以编辑并发表。1839 年，《乘小猎犬号环球旅行》（Voyage of the Beagle）正式出版，达尔文声名鹊起。在书中，他不仅谈论动物、植物和地质学，还描述天空的颜色、对光线的感觉、静止不流动的空气和大气中的云雾；他笔触生动，有如一位画家。像洪堡一样，达尔文将自己对自然的情感反应记录下来，同时提供丰富的科学数据和关于原住民的可靠信息。

1839 年 5 月中旬，达尔文拿到第一批成书，立即要给在柏林的洪堡寄去一本。但他不知道具体的地址，只好向一位朋友求助，说自己“不知道是否应该直接写信给普鲁士国王、统领俄国全境的皇帝”。要将自己的作品寄给心目中的偶像，达尔文十分紧张。他先在信中恭维了洪堡一番，称自己是受其南美洲游记的激励而踏上环球之旅的。他还告诉洪堡，自己曾摘抄《旅行故事》中的长篇段落，以便“能够时刻印记在我的头脑中”。

其实，达尔文没必要担心。洪堡收到书后当即回复了一封长信，大力称赞这一部“杰出而令人钦佩的著作”。他表示，如果自己的书能够为《乘小猎犬号环球旅行》这样的作品带去启发，那可以算是最大的成功了。“您的未来不可估量，”洪堡写道。这位当世最著名的科学家亲切地告诉 30 岁的达尔文，科学发展的火炬已经传到他的手中。虽然比达尔文年长 40 岁，但洪堡很快就看到了一个相似的灵魂。

洪堡的回信并不是泛泛的恭维。他仔细地评论了达尔文的观察：引用准确的页码，列出证据，并讨论具体的论点。洪堡认真阅读了每一页。

他还致信英国地理学会——这封信被发表在学会杂志，供会员阅读——称赞达尔文的书：“在我漫长一生有幸见证其发表的作品里，这是最出色的一部。”达尔文喜出望外。“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了，”他说，“年轻的作者没办法一口吞下这么多赞许。”他给洪堡回信，感谢他给予自己公开的称赞，称这是莫大的荣誉。后来，在洪堡的策划下，《乘小猎犬号环球旅行》被翻译成德文。达尔文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写道：“我现在必须向您进行一番无可救药的自夸了！”

达尔文风风火火地投入工作。他同时开展多个领域的研究：从珊瑚礁、火山到蚯蚓。“我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工作，哪怕半天也不行，”他对亨斯洛说。过度的劳累让他频繁地心慌气短，特别是遇到让自己特别兴奋的事情时。其中特别激动人心的是从加拉帕戈斯群岛带回的鸟类标本：当达尔文仔细分析这些发现时，他开始思考物种演化（evolve）的可能性——即当时很多学者所说的“物种之演变（transmutation）”。

与达尔文最初想象的不同，他们在各个岛上收集到的雀类和嘲鸫并不是陆地上常见鸟类的变种。“小猎犬”号返回英国后，英国鸟类学家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对带回的鸟类标本进行了仔细的鉴定，宣布这些鸟类都是不同的物种。达尔文继而发现，每个岛屿都有自己当地的特有种。这些岛屿都起源于较近期的火山爆发，因此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上帝特地为加拉帕戈斯群岛创造了这些独特的物种；二是这些特有种都演化自同一种迁徙到群岛地区的鸟类，因为地理隔离而变成了不同的种。

这一设想意义深远。如果最初是上帝创造了动物和植物，那么物种的继续演化是否意味着上帝一开始就犯了错？类似地，如果有些物种灭绝了，而上帝不断地继续创造新的物种，那是否表明他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主意？对很多学者而言，这一可能性令人战栗。物种发生演变的可能性早已在各种讨论中被提及。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就在自己的著作《生物学》中提过这一想法，而洪堡在巴黎植物园的老朋友让-巴蒂斯特·拉马克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早在 19 世纪的最初十年间，拉马克就提出：生物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并可能就此沿着一条不断优化的轨迹变化。1830 年，就在达尔文出海之前，关于物种是固定不变的还是可能发生演变（transmutation）的辩论已经在巴黎科学院升级为公开的激烈争论。（赞同固定物种的一方认为，动物和植物时常灭绝，然后上帝则定期创造新的物种。反对的一方则争辩道，不同的物种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性或“蓝图”（歌德所谓“原型”的概念），每个物种都会去适应自己特定的环境。例如，他们认为蝙蝠的双翅和江豚的鳍肢都是前肢的不同变形。）洪堡从柏林赶去，参与了这一场辩论，当场就向邻座学者小声抱怨和批评物种固定论一方的观点——早在 20 多年前，洪堡就在《自然之观点》中提到过“物种的逐渐转化（transformation）”。

达尔文也确信，认为物种静止不变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一切事物都变动不居，或者如洪堡所说的：如果连大地都在变形，山和海都在移动，温度在长时间内会降低或升高——那么一切生物“必定也在经历类似的变化”。如果环境确实对生物的发育产生了影响，那么科学家们必须更仔细地研究气候和环境。因此，达尔文开始关注整个地球的生物分布情况，而这正是洪堡所擅长的——至少就植物研究而言。达尔文说：“植物地理学是研究生命创生规律的关键。”

在研究来自不同大陆和生长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植物种类时，洪堡提出了植被带（vegetation zone）的概念。他发现，相似的环境通常含有近缘的物种，虽然它们相互之间可能远隔重洋或层层山脉。但这同时令人困惑，因为虽然跨大陆的相似性确实存在，但相似的环境并不总是，也不一定会产生相似的植物或动物。

在阅读《旅行故事》时，达尔文圈出了不少类似的例子。（达尔文的手稿中，有几百处对洪堡的引用；他在洪堡的著作上直接用铅笔画圈，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批注，例如“洪堡在植物地理学方面曾经发现……”，等等。）洪堡曾提问：为何印度的鸟类不如南美洲的鲜艳多彩？为何老虎只存在于亚洲？为何奥里诺科河下游有如此多的巨鳄，但上游却全然没有？达尔文被这些例子深深吸引，经常在页边加上自己的注解：“就像巴塔哥尼亚的情况一样”“在巴拉圭也是这样”“类似的还有美洲原驼”；有时候只有一句简单的“正是如此”或一个“！”。

查尔斯·莱尔等人认为，相隔遥远却彼此相似的植物是在不同的地点独立起源的。上帝接连创造了这些相似的物种，将它们放在不同的区域，构成一系列“多重创造”。达尔文不同意这种观点，并开始为自己的见解收集物种迁徙和分布的证据。洪堡的《旅行故事》成了他的参考资料之一。他圈点、评论并为洪堡的著作制作索引，还在书的末页粘上字条，在上面写下提醒自己的“等开始研究加那利群岛上的植物地理分布时，重读这一段”，或在笔记本上反复地记下“研究洪堡的看法”或“参考《旅行故事》第六卷”。当发现第六卷并没有包含更多例子时，他会补上“没有关于物种理论的资料”。

物种的迁徙成为达尔文演化思想的主要支柱之一。相互关联的物种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迁移？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达尔文进行了不少试验，例如检测植物种子在咸水中的生存能力，以此来判断植物是否可能漂洋过海。洪堡提到，特内里费岛的泰德峰上生长着一种橡树，其形态与西藏地区的一种相似。达尔文问道，“橡树的果实是如何传播的……鸽子将谷物带到诺福克郡，将玉米带到北极圈”。当读到洪堡对啮齿动物如何打开坚硬的巴西果，以及猴子、鹦鹉、松鼠和金刚鹦鹉如何争夺作为食物的种子的记述时，达尔文在页边写道：“于是就这样播散开了。”

洪堡倾向于相信，植物的迁移谜题是无法解开的，但达尔文决定迎难而上。洪堡在《旅行故事》中写道，研究动植物地理学并不是为了“探寻事物的起源问题”。达尔文在这句话下重重地画了一条线。至于他为何这样做、当时在想些什么，我们大概永远无法得知，但可以明确的是，达尔文后来恰恰这样做了：他想去探寻物种的起源。

达尔文开始思考关于共同祖先的问题，洪堡也为这一领域提供了丰富的例证。奥里诺科河的巨鳄相当于放大版的欧洲蜥蜴，而如果放大常见的家养小猫，那么它们和老虎、美洲豹也相差无几。但物种为何会发生变化？是什么触发了它们的可变性（mutability）？法国科学家拉马克（也是物种演变论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认为，是环境的变化使某些物种的前肢变成了翅膀。但达尔文认为这一观点是“纯然无用的废话”。

达尔文的答案在一种名为“自然选择”的机制中。1838 年秋，他读到一本进一步形塑了自己想法的书：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学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马尔萨斯在书中悲观地预测，地球人口的增长速度将超过粮食供应的增长速度，除非有类似于战争、饥荒和流行病这样的“限制因素”将人口总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马尔萨斯认为，物种存续的关键在于超量繁殖后代。洪堡在《旅行故事》中也提到过，乌龟一次会产下很多蛋，从而保证至少有一些能存活下来。自然中有大量的种子、鱼卵以及鸟蛋，但只有极少数能够萌发、孵化，乃至活到成年。毫无疑问，是马尔萨斯为达尔文提供了他设想“推动演化之机制的灵感”。不过，早在阅读洪堡的著作时，达尔文就已经构思出了“自然选择”的雏形。

洪堡谈到了动植物如何“限制彼此的数量”，以及为了争夺空间和养分而“进行漫长、持久的竞争”。这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战斗。他注意到，丛林中的动物“相互畏惧”，“很少在力量型的生物身上发现善意”。这一思想将成为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奥里诺科河上，洪堡观察了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的种群数量变化。他发现水豚的繁殖速度极其惊人，但它们在陆上会遭遇美洲豹的袭击，在水中又容易被鳄鱼吞噬。洪堡写道，如果没有“这两个可怖的敌人”，水豚的数量会急剧攀升。他还目睹了美洲豹捕猎貘的过程，在一旁围观的猴群“受到这一缠斗场面的震慑”，发出凄厉的尖啸。

“在热带丛林看似静谧、美好的表面下，时刻都上演着残酷的血肉之战，”达尔文在洪堡的《旅行故事》第五卷页边写道，“动物们以彼此为猎物，真是一种正向的限制啊！”在这里，达尔文第一次写下了他自己发现的“推动演化的机制”。

1838 年 9 月，达尔文在笔记中写道，一切动植物都“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彼此联结”。这就是洪堡的生命之网——达尔文则更进一步，把它转化成了一棵生命之树，一切生物都起源、生发于此：有些枝条通向灭绝，有些则演化出新的物种。早在 1839 年，达尔文演化论的大部分基本观念已经成形；但他又继续工作了 20 年，直到 1859 年才正式出版《物种起源》。

《物种起源》的终章也可以看作是受到了洪堡《旅行故事》的启发。达尔文在洪堡的记述中圈出了对密林中的昆虫、鸟类和其他生命的生动描写，（洪堡在《旅行故事》中写道：“丛林中的走兽隐伏到树丛里；鸟儿藏在茂密的树叶背后或岩缝之中。然而，在这表面的静谧下，如果我们仔细倾听空气中最细微的声响，就会听到一种沉闷的振动、不停歇的细语以及昆虫的哼鸣——可以说，这些声音充溢在底层的大气中。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一个人感到有机生命的尺度和力量。千万种昆虫在土壤里爬行，也有一些围绕着暴晒在烈日之下的植物飞舞。每一丛灌木、每一段朽木、每一条岩缝和每一方被蜥蜴、蜈蚣以及无足目占据的地下世界，都会发出令人迷惑的声音。那么多的声响都在告诉我们，自然的一切都在呼吸；生命以一千种不同的形式弥散在裂开成尘的土壤、水体的怀抱以及环绕我们的空气中。”）进而提炼出“纷繁的河岸”（entangled bank）这一著名比喻：

凝视纷繁的河岸，覆盖着形形色色茂盛的植物，灌木枝头鸟儿鸣啭，各种昆虫飞来飞去，蠕虫爬过湿润的土地；复又沉思：这些精心营造的类型，彼此之间是多么地不同，而又以如此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却全都出自作用于我们周围的一些法则，这真是饶有趣味。（《物种起源》，苗德岁译，译林出版社，2013 年 10 月。）

达尔文站在了洪堡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