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宇宙》第二卷出版一年后，洪堡越来越难在自由派的政治观点与为普鲁士宫廷应尽的义务之间保持脆弱的平衡。1848 年春，欧洲全面爆发政治动荡。在保守政治持续了几十年后，一波革命的巨浪重新席卷这片大陆。洪堡再也无法在双方之间周旋。

在巴黎，经济衰退和当局对政治集会的镇压引发了暴力抗议，国王路易-菲利曾惊惶之下于 2 月 26 日宣布退位，逃往英国。两天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几周内，继之而起的革命风潮蔓延到了意大利、丹麦、匈牙利和比利时等国。在维也纳，保守派首相梅特涅亲王试图控制由学生和工人联合发动的暴动，然而以失败告终。3 月 13 日，梅特涅宣布辞职，同样流亡伦敦。两天后，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向人民保证将出台一部宪法。全欧洲的统治者们都陷入了恐慌。

整个春天，报纸接连报道席卷欧洲各地的革命。普鲁士人在柏林的咖啡馆里大声朗读新闻。慕尼黑、科隆、莱比锡、魏玛和其他数十个德国城市和城邦都出现了人民针对统治者的抗议活动；他们要求一个统一的德意志、选举全国议会，并制定宪法。3 月，巴伐利亚国王退位，巴登大公爵也向人民做出让步，承诺保证出版自由并选举议会。在柏林，抗议者也组织集会、呼吁改革，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并不打算轻易退让，他命令军队做好准备。当抗议者在一场聚集了两万多人的集会中发表极具煽动性的演讲时，国王命令军人占领柏林街道，保卫他的城堡。

普鲁士的自由派人士长期以来都对新国王很失望。和其他人一样，洪堡曾寄希望于腓特烈·威廉四世，希望他的登基能够使极权统治走上末途。1841 年初，在这位国王即位后的最初几个月内，洪堡曾对友人说，腓特烈·威廉四世是位开明的君主，只需要“去除一些中世纪的迷信”。

但他判断错了。两年后，洪堡告诉同一位友人，腓特烈·威廉四世“只任凭自己的好恶行事”。国王热爱建筑，只关心兴建壮丽的新楼宇、盛大的园林建筑以及收藏艺术品。洪堡抱怨道，至于如外交政策、普鲁士人民的福祉或经济发展这样的“凡俗事务”，国王“几乎从不放在心上”。

1847 年 4 月，国王在柏林召开了第一届普鲁士议会，然而改革的希望很快破灭。虽然人民呼吁立宪，但腓特烈·威廉四世十分明确地表示反对。在议会的开幕演讲中，他告诉国会代表：国王凭神赐的权力统治，而非人民意愿。普鲁士不会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两个月后，议会解散，所有议题都毫无进展。

1848 年春，受到欧洲各地革命的鼓舞，普鲁士人民决定不再忍耐。3 月 18 日，柏林人民将木桶推上街头，用箱子、木板和砖头砌成街垒；他们撬起铺在路上的卵石，把它们带上屋顶，决心一战。暮色四合之时，冲突旋即开始。人们从屋顶上投掷下石头和瓦片，街道上回荡着最初的枪声。洪堡待在自己位于奥拉宁堡大街的公寓里，听着士兵手里的军鼓声响彻全城；和许多人一样，他也彻夜难眠。冲突持续了一整衣，妇女们给革命者送来食物、酒和咖啡。大约有几百人丢掉了性命，但国王的军队并没能重新控制住局面。当晚，腓特烈·威廉四世颓然坐倒在椅子上，哀叹道：“上帝啊，上帝，你难道全然抛弃我了吗？”

洪堡相信改革是必需的，但并不喜欢民众暴动和警察的残酷镇压。他曾幻想过一种开始得更早、进展得更和缓，同时也更和平的改革。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他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德国，以民众的意愿和议会制度为基础进行统治，而非建筑在血与恐惧之上。然而现在，已经有几百人死在柏林的街道上。洪堡觉得自己进退维谷。

柏林的革命者们逐渐控制了城市，腓特烈·威廉四世无奈之下只好让步，承诺立宪和选举国会。3 月 19 日，国王同意撤回军队。当晚，柏林全城灯火通明，人民庆祝着他们的胜利，歌声和欢呼声取代了枪声。

3 月 21 日，也就是冲突发生的三天后，国王象征性地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败：他身着黑、红、黄三色长袍——革命者崇尚的颜色——骑马走上柏林街头。（德国国旗上黑、红、黄三色的确切起源并不清楚；1813—1815 年，一支极其独立的普鲁士军队曾与拿破仑军作战。他们当时身着镶以红边和配有黄铜纽扣的黑色制服。后来，德国诸邦国禁止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这三种颜色便成为争取统一和自由的象征。1848 年革命期间，三色旗被广泛使用。后来，它成了德国国旗。）回到宫中，国王登上露台。洪堡沉默地站在他身后，向底下的民众鞠躬。次日，洪堡不顾宫廷义务的羁绊，坚决加入为牺牲的革命者送葬的队伍，并走在最前列。

腓特烈·威廉四世从未在意过这位内务大臣的革命倾向。他欣赏洪堡的博学，并避免谈论“相左的政治意见”。其他人对洪堡的立场可没那么客气。有人称他为“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一位部长形容他是“备受王廷恩宠的革命者”，而国王的弟弟威廉王子（后来的皇帝威廉一世）

则认为洪堡对现有的统治秩序构成威胁。

洪堡很清楚应该如何在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安身立命。25 年前在巴黎，他就娴熟地周旋于保守派和革命派之间，从未危及自身的处境。“他十分明白自己何时可能表现得太过激进，”查尔斯·莱尔曾写道，“他从未冒险丢掉自己与生俱来的地位和优势。”

私下里，洪堡以其惯常的讽刺口吻批评欧洲的君主们。维多利亚女王到访德国时邀请洪堡见面，他则讥讽她用“硬邦邦的猪排和冷冰冰的鸡肉”作为早餐待客，并且批评她没有任何哲学上的追求。洪堡在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无忧宫面见了符腾堡王子，以及未来的丹麦、英国和巴伐利亚的国王们，他向一位友人描述：在这群未来的王位继承者中，“一个是没骨气的苍白家伙，一个是醉醺醺的冰岛人，一个是盲目的政治狂热分子，还有一个是固执的弱智”。他取笑道，看来这就代表着“王权世界的未来”。

有些人仰慕洪堡，因为他能在侍奉国王的同时，还拥有“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一世却曾这样评价洪堡：“总是这么一副样子——永远支持共和国，永远待在前廷。”然而，或许恰恰是洪堡在两个世界中居处自如的本领，给了他最大限度的自由。他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这样，或许早就因为是“革命者和渎神的《宇宙》的作者”而被驱逐出境了。

洪堡目睹革命在德国各地蔓延，似乎在那么一瞬间看到过革命成功的曙光，但很快又陷入黑暗。德国诸邦决定指定国会讨论德意志统一的可能性。但 1848 年 5 月底，也就是柏林第一声枪响的两个多月后，洪堡开始疑惑，自己究竟对谁最失望：是对国王、普鲁士官员，还是对聚集在法兰克福的各路民众？

即便是那些认为改革势在必行的人们，也无法就新德国的领土范围达成一致。洪堡相信，德国的统一必须以联邦制为原则。他解释道，各邦国将保留一部分自己的权力，不以牺牲“整体的有机组织和统一性”为前提。事实上，他在用描述自然的语言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

有些人选择支持联邦纯粹是出于经济目的——统一的德意志将取消各邦国之间的关税和打破彼此之间的贸易壁垒；然而另一些人则以民族主义的热情来鼓吹一段共有的、浪漫化的日耳曼历史，并为此感到无上光荣。即便这些人能够达成某种共识，他们在划定边界的问题上仍争执不下，也无法决定应该把哪些邦国囊括进德国的版图。一派人主张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将奥地利也囊括其中；另一派则偏爱小德意志（Kleindeutschland），由普鲁士主导。这些无休止的争论让谈判陷入僵局，双方不断抛出各式论点，继而又迅速推翻。谈判毫无进展。而与此同时，保守派赢得了重整旗鼓的时间。

1849 年春，也就是柏林发生暴动的一年后，一切革命成果被全盘推翻。在洪堡看来，这个国家前途堪忧。历经反复谈判，法兰克福国民国会终于决定将皇冠授予腓特烈·威廉四世，希望他能领导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统一德国。但该设想却遭到了国王的断然拒绝。一年前还身披三色旗、对民众暴动心有余悸的国王，现在有足够的信心拒绝这一提议。腓特烈·威廉四世宣称，这些议会成员手里根本没有一顶真正的王冠，因为只有上帝才有权决定谁当国王。他对一位议员说，你们的王冠是由“泥土捏成的”，根本不是“象征神圣王权的珠冠”。国王愤恨地认为，民众想用一道“狗项圈”把他和革命拴在一起。德国统一的时机还远未成熟。1849 年 5 月，国会议员们各自打道回府，谈判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进展。

洪堡对革命与革命者都感到深深的失望。在他的一生中，美国人虽然获得了独立，但仍在继续传播“奴隶制的瘟疫”。在 1848 年欧洲革命爆发前夕，洪堡关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战争进展，深为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震惊，不禁想起“昔日的西班牙征服者”。年轻时，他见证了法国大革命，也目睹了拿破仑加冕成为皇帝。后来，他眼看着西蒙·玻利瓦尔把南美洲殖民地从西班牙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然而这位“解放者”

却很快成了自命不凡的独裁者。现在，他自己的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惨痛失败。1849 年 11 月，他写道，80 岁的自己，只心存一点“微小的希望”，即民众对改革的希望没有被完全抹杀。虽然现在看似风平浪静，但他仍期待，推动改变的意愿“如同阳光下闪耀的电磁风暴，能永恒存在”。也许，这一愿望能在下一代人的手中实现。

和以往一样，洪堡再一次全心投入工作，以逃避“无止境的左右摇摆”。一位法兰克福国会议员向他提出疑问：如何能在如此动荡的时局下继续工作？他简短地回答道，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已经见过太多场革命，所以新鲜劲和兴奋感很快就会褪去。更重要的是，他必须专注地完成《宇宙》。

1847 年，《宇宙》第二卷出版后，洪堡原本打算写到这里为止，却很快发现自己意犹未尽。不同于前面两卷，第三卷将关注更为特别的“宇宙现象”：从恒星、行星到光的传播速度和彗星。洪堡努力跟上科学前进的步伐，掌握所有材料，也从不吝于承认自己没有很好理解某个最新理论。他决意将所有最前沿的发现收入书中，一再请求别人为他解释，并要求他们快速回复——因为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用他的话说：“半死之人跑得最快。”《宇宙》就像“蹲在他肩头的小精灵”。

在《宇宙》前两卷取得的巨大成功之外，洪堡扩充并再版了自己最心爱的著作——《自然之观点》。德文版首先面世，继之而来的是两种相互竞争的英文译本。此外，还有一版全新的、未经授权的《旅行故事》英文译本出现在市面上。为了多挣一些钱，洪堡试图劝说德文出版商考虑推出一套“微宇宙”，即篇幅短、价格亲民的缩简本。出版商没有听取他的意见。

1850 年 12 月，洪堡将《宇宙》第三卷上半部分完稿付印，又于一年后完成了下半部分。他在序言中写道：“这是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是为补充此前已出版部分的缺憾而作。”然而不久以后，他便开始了第四卷的创作，这次的主题是地球，包括地磁现象、火山和地震。看来洪堡永远不打算停下来了。

年岁并没有降低他的工作效率。除了写作和宫廷职务之外，洪堡还接待了无穷尽的来访者。其中一位是丹尼尔·奥莱里（Daniel O’Leary）将军，曾经担任过玻利瓦尔的侍从官。1853 年 4 月，奥莱里去洪堡位于柏林的住所谒见他，二人畅谈一下午，回忆种种革命往事，以及 1830 年死于肺结核的玻利瓦尔。洪堡盛名远扬，很多美洲来客都把与他见面当作一种成年礼式的荣誉。一位美国旅行文学家说，他到柏林不是为了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而是“为了面见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并与他交谈”。（洪堡喜爱美洲人，总是亲切地欢迎他们。一位访客回忆道，“如果你来自美洲，那么几乎就等于拥有了面见洪堡的护照”。在柏林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倾向于自由派的洪堡宁可接待一位美洲客人，也不愿意多见一位王子。）

洪堡也继续帮助年轻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探险家，经常不顾自己负债而慷慨接济他们，例如后来远渡美国的瑞士人路易·阿加西（Louis Agassiz）。他是一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曾多次受惠于洪堡的“慷慨资助”。还有一次，洪堡资助了一位年轻数学家塔勒；另外还在柏林大学为皇家咖啡生产商的儿子组织免费午餐。他将艺术家引荐给国王，并鼓励柏林新美术馆的馆长购入油画与素描。洪堡告诉一位朋友，虽然自己没有组建家庭，但这些年轻人就像是他的孩子。

数学家弗雷德里希·高斯曾说过，洪堡帮助和鼓励别人的热情是“他皇冠上最明亮的珍珠”。这也意味着，洪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全世界科学家的前程，因此，成为洪堡的门生无疑可以带来一份好工作。甚至有传言说，洪堡控制着巴黎科学院的选举结果，候选人需要先去洪堡位于柏林的公寓接受一轮考察，然后才能去科学院面试。洪堡的推荐信可以决定这些人的未来，而与他意见不合的学者则十分恐惧他的尖刻批评。一位年轻学者评价道，洪堡研究过南美洲的毒蛇，并且“从它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虽然偶尔喜欢嘲讽人，但洪堡大部分时候都很慷慨，受益最多的莫过于那些探险家。他鼓励达尔文的朋友、植物学家约瑟夫·道尔顿·胡克前往喜马拉雅山，并动用自己在伦敦的关系劝说英国政府资助这次考察，并给胡克很多关于测量、观察和收集工作的建议。此后，洪堡又于 1854 年帮助德国三兄弟——被他称为“三叶草”的赫尔曼、鲁道尔夫和阿道夫·施拉京特魏特（Hermann, Rudolph and Adolf Schlagintweit）——前往印度和喜马拉雅地区研究地球磁场。这些探险家成了洪堡派往世界各地的研究特遣员，为他完成《宇宙》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他十分清楚，自己年事已高，不可能亲眼见到喜马拉雅山，虽然心中仍然很难放下这一遗憾。他说：“此生再没有比这更让我后悔的事。”

他还鼓励艺术家们去到地球最偏远的角落，帮助他们争取资金支持，并亲自提议路线。有时，如果建议没有被采纳，他还会嘟囔抱怨。洪堡的指示既精准又详尽。一位德国艺术家收到一份植物清单，洪堡请他代为绘图，并要求他“如实地描绘风景”，而非像过去的艺术家那样绘制理想化的山水。他甚至告诉画家应该在一座山峰的什么地方落脚，以便捕捉到最好的视野。

洪堡写过的推荐信多达几百封。当一封信到达收件人的手中，“破译密码”的工作就开始了。洪堡承认，自己字迹不佳，写得就像“需用显微镜才能看清的象形文字”；随着年岁渐长，他的字迹就更加难以识别。洪堡的信往往需要在若干位友人中传阅，因为每个人都只能分别看懂些许字词或句子。即便使用放大镜，破解洪堡的纤微字迹也往往需要花上几天的时间。

至于收到的信，那就更多了。19 世纪 50 年代，每年大约有 2 500 到 3 000 封信寄抵洪堡的住处。他抱怨道，位于奥拉宁堡大街的公寓已经成了交易通信地址的场所。他并不介意讨论科学问题的信件，但对那些“荒唐的通信”不胜其烦——有希望得到皇家奖章的中学老师和助产师的，又有读者请求签名。有一次，一群女士反复来信，试图劝他皈依她们所在的宗教组织；还有人询问热气球的原理、请他帮忙移民，或自告奋勇要来照护他。

但也有一些特别的信件会给他带来莫大的喜悦，特别是来自昔日探险同伴艾梅·邦普兰的问候。自从 1816 年重返南美，邦普兰再也没有回过欧洲。他被关押在巴拉圭的监狱中近十年，于 1831 年突然获释。然而他决定留在自己的第二故乡。这位同样年逾八旬的老人在毗邻巴拉圭的阿根廷境内耕种自己的农场，过着简朴的生活：栽种果树，偶尔到野外采集植物。

两位老友在通信中谈论植物、政治与共同的友人。洪堡寄去自己新近的著作，并通报欧洲最近的政治时局。他向邦普兰保证，普鲁士的宫廷生活并未改变自己的自由派立场，自由和平等的信念仍然活跃于心中。二人都年事已高，信中的口吻也越来越柔和，时常相互提及他们长年的友谊以及共同经历的历险。洪堡写道，他没有一个星期不想念邦普兰。逝去的岁月一个接一个地带走了他们共同的朋友，两位老人也愈发珍惜对方。他们学术上的三位同事——包括洪堡的密友阿拉戈——在三个月内相继去世。洪堡写信给邦普兰，感叹道：“我们还侥幸地活着，然而巨大的海洋分隔了我们！”邦普兰也十分想念洪堡，他回信写道，每个人都需要一位极其亲密的朋友，从而可以分享“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感受”。1854 年，81 岁的邦普兰还打算回欧洲和洪堡相聚。然而，1858 年 4 月，邦普兰在巴拉圭去世；在家乡法国，他的名字几乎已被众人遗忘。

与此同时，洪堡已经成为当世最著名的科学家。他的名字不仅传遍欧洲，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广为人知。他的肖像被陈列在伦敦的展览会上，还被悬挂在曼谷暹罗国王的宫殿里。在中国香港，人们把他的生日作为节日加以庆祝。一位美国记者表示：“去问任何一个小学生‘洪堡是谁’，他准能马上给出答案。”

美国陆军部长约翰·弗洛伊德（John B. Floyd）给洪堡寄来 9 张北美洲地图，上面标出了所有以洪堡名字命名的城镇、县郡、山峰与河流。弗洛伊德写道，洪堡的名字在美国“家喻户晓”。过去，曾经有人提议将洛基山脉重新命名为“洪堡安第斯山脉”；直到今天，美国境内若干个县和城镇、一条河流、数个海湾、湖泊和山峰的名字中还带有“洪堡”二字。旧金山有洪堡旅店，加州的尤里加有《洪堡时报》。洪堡既觉得受宠若惊，又有些尴尬。听说又有一条河流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时，他自嘲道：自己长达 350 英里，只有几条支流，但“里面有好多鱼”。以洪堡命名的船只更是数不胜数，他称它们为自己的“海军舰队”。

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在关注这位耄耋老人的健康和近况。当有谣言说洪堡病倒后，一位德累斯顿的解剖学家竟来信索要他的头骨；洪堡开玩笑地回复道：“我还需要我的头颅一段时间，但之后我乐于从命。”一位女性崇拜者询问洪堡，是否可以在死前给她发一封电报，好让她赶来，在病榻前亲手合上他的双眼。名誉也带来种种流言蜚语。法国报纸纷纷报道，洪堡的情妇是瑞典化学家约恩斯·雅各布·贝尔塞柳斯的遗孀、“丑陋的贝尔塞柳斯男爵夫人”，这让洪堡十分气愤。不知道什么令他更恼怒：

是不实的花边新闻，还是人们对他品位的胡乱揣测。

洪堡已经 80 多岁了。他觉得自己像个“行将就木的珍奇物件”，然而仍保持着对一切新事物的兴趣。虽然他热爱自然，但也格外迷恋新技术带来的可能性。他追问来客乘坐蒸汽船旅行的感受，惊讶于从欧洲到波士顿或费城竟然只要十天时间。他感叹道，铁路、蒸汽船和电报“缩小了空间”。几十年来，他一直试图说服北美和南美洲友人在巴拿马狭窄的地峡开通运河，称这是一项可行的工程，并将创造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早在 1804 年，他就在美国向詹姆斯·麦迪逊提出了这一建议，后来更说服玻利瓦尔派两名工程师对这一区域进行测绘。直到晚年，他仍不时描述这条想象中的运河。

洪堡对电报的赞赏众所周知，甚至有友人从美国给他寄来一小段电缆——“太平洋海底电报的一部分”。自从在 19 世纪 30 年代的巴黎见到电报装置的展览后，洪堡一直和美国发明家萨缪尔·摩尔斯（Samuel Morse，著名的摩尔斯电码的发明者）保持通信。1856 年，摩尔斯致信洪堡，向他汇报了自己在爱尔兰和纽芬兰岛之间建立一条地下电缆的试验。不出预料，洪堡给出了十分热情的回应：因为这样一条通信线路将使大西洋两岸的科学家能够进行即时通信。以后，他就可以更方便地向美国的同事查询《宇宙》中需要核实的某处细节了。（仅仅两年后，即 1858 年 8 月，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第一条电报信息通过太平洋海底电缆进行传输，但一个月内就出现了故障。新的电缆要等到 1866 年才最终开通运行。）

虽然受到外界的密切关注，洪堡仍常常有与世隔绝之感。孤独是他一生的忠实伴侣。邻居们看到：清晨，这位老人会走到街上去喂麻雀；夜晚，他则会在书房里挑灯夜读，窗户上总是映出孑然的剪影。洪堡夜以继日地工作，试图尽快完成《宇宙》第四卷。他每天仍然喜欢散步，低着头蹒跚走过柏林热闹的菩提树下大道——道旁高大的椴树浓荫蔽日。在波茨坦陪同国王时，洪堡喜欢登上旁边的小山——他亲切地称呼其为“我们波茨坦的钦博拉索”，前往上面的天文观测台。

1856 年，洪堡 87 岁生日前夕，查尔斯·莱尔到柏林看望他。莱尔发现洪堡“还像自己三十多年前认识的那个人一样，对众多领域中的进展都了如指掌”。他的思维仍然敏锐，脸上皱纹不多，满头白发。另一位访客也说，洪堡“脸上没有一点衰颓的痕迹”。虽然上了年纪后的洪堡显得更瘦小了，但只要一开口讲话，他整个人就立刻精神抖擞，甚至能让周围的人浑然忘记他的真实年龄。一位美国来客说，洪堡的身体里还住着一个 30 多岁的他自己，“充满精神和激情的火花”。他似乎永远不可能长时间地安坐不动：一会儿站起来到书架前找书，一会儿俯身桌前铺开一幅画。他夸下海口：如有需要，自己还能连续站立八小时不休息。唯一让他服老的一点是，自己已经不能登梯爬到书架顶端去取书了。

洪堡仍然住在位于奥拉宁堡大道上租来的公寓里，财务状况并不乐观。他甚至没有一整套自己的著作——因为书价太贵，自己完全买不起。

洪堡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却继续资助年轻科学家。每月 10 日左右，他手头便开始拮据，有时不得不问忠实的仆人约翰·塞弗特借钱。塞弗特已经为洪堡效力了 30 年，曾陪同他前往俄国，现在则与妻子一起，管理着奥拉宁堡大街的家用。

很多来访者都为洪堡居住环境的简朴而深感惊讶：这座不起眼的房子位于威廉·冯·洪堡创建的大学附近，洪堡租住了其中的一间公寓。来访者一到，塞弗特就在门口欢迎，将他们带到公寓所在的二楼。他们会穿过一个堆满鸟类、岩石标本和其他博物学藏品的房间，然后通过图书馆进入书房，四壁都是书柜。所有房间都满是手稿、素描、科学仪器、各种动物标本，以及夹着植物标本的册子、地图卷轴、胸像、肖像画，甚至还有一条宠物变色龙。简朴的木地板上铺着一张华丽的豹皮；架上的鹦鹉则喜欢打断谈话，重复洪堡最常发出的指令：“很多糖、很多咖啡，塞弗特先生。”地上堆着箱子，案头全是书。书房的一张侧几上立着一台地球仪，每当提到某座山、某条河流或某座城市，他就会起身旋转地球仪，找到那个地方。

洪堡讨厌寒冷。他将自己的公寓维持在令人难以忍受的热带温度，很多访客只好默默受苦。和外国人交谈时，他经常频繁地在若干种语言之间转换，在一句话中从德语跳到法语、西班牙语、英语。虽然听力逐渐减退，但他的机智不减当年。洪堡自己打趣道，先是变聋，然后就该变笨了。他告诉别人，自己的名人效应完全来源于长寿。很多访客都对他孩子般的幽默印象深刻，例如他经常开自己宠物变色龙的玩笑，说它跟“很多神职人员一样”，能够一只眼望天，一只眼看地。

他会给旅行家提出建议、推荐读物，以及列出他认为应该拜访的人物。自然、科学、艺术与政治，他无所不谈，并且不厌其烦地询问美国来客关于奴隶制的情况，以及印第安原住民受到的压迫。他认为，这是美国国家名誉上的一处“污点”。（洪堡无法左右美国政治，但他推动了一部法案的诞生。该法案规定，凡是踏足普鲁士领土的奴隶，都自动成为自由人——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政坛成就之一。1856 年 11 月，草拟法案完成。该法案最终于 1857 年 3 月正式通过。）令他十分恼怒的是，1856 年，美国一位支持蓄奴的南方人出版了洪堡的《古巴岛政治随笔》的英文版，但删去了其中所有批评奴隶制的章节。洪堡决定在美国各大报纸上发表声明，公开谴责这一行为，并宣布被删去的部分才是书中最重要的内容。

访客们惊讶于这位老人的精神之矍铄，有人描述他“滔滔不绝地传授极为丰富的知识”。但这些应酬也分散了他的精力：每年，他平均会收到 4 000 封来信，并亲自回复 2 000 封左右；洪堡觉得自己“被这些通信紧紧追赶着”。幸运的是，近年来，他的体质十分强壮，只是偶发胃痛、感冒及某种发痒、令人不适的皮疹。

1856 年 9 月初，即洪堡 87 岁生日前夕，他对一位友人说，自己的身体日益衰弱。两个月后，洪堡去波茨坦参观一场展览，中途不幸被一幅从墙上坠落的画砸中，险些受了重伤；好在他那顶结实的帽子承受了不少冲击力。1857 年 2 月 25 日深夜，塞弗特听到一阵响动后赶忙起身，发现洪堡躺在地上。塞弗特火速叫来医生。医生赶到后仔细检查，判断这是一次轻度中风，没有多少痊愈的可能。然而此时躺在病床上的洪堡照旧认真地记录着自己所有的症状：暂时麻痹、脉搏跳动正常、视力正常……在此后数周内，洪堡都必须卧床，为此他十分苦闷。3 月的某天，他写道，躺在床上无所事事，自己变得“更加悲伤和厌世”。

令所有人惊讶的是，洪堡奇迹般地恢复了部分健康，虽然大不如前。他自己说，到了这个年龄，身体“这台机器的各个部分已经锈迹斑斑”。朋友们注意到，他的步伐有些不稳，但出于骄傲，仍拒绝使用拐杖。1857 年 7 月，腓特烈·威廉四世也因中风倒下，无法继续处理朝政。国王的弟弟威廉成为摄政王。洪堡终于可以从宫廷职位上正式退休了。他经常去探访腓特烈·威廉四世，但不需要长时间陪侍左右。

12 月，《宇宙》第四卷终于问世。这部书主要讨论了与地球相关的现象，其副标题颇为冗长，“观察地球现象后取得的特别结果”。该卷内容深奥，和洪堡早年的风格大相迥异。虽然首印发行了 15 000 本，但销量远远落后于更加浅显易懂的前两卷。不过，洪堡觉得还需要再添一卷续集，因为他认为需要继续补充关于地球和植物分布的资料。他承认，第五卷的写作相当于在和死神赛跑，所以也不断地向皇家图书馆员发出急迫的索书请求。然而，他对自己目前的状态还是太过乐观。洪堡的短期记忆正在衰退，他发现自己经常需要反复检查笔记，有时候还会把书籍放在错误的位置上。

同年，施拉京特维特三兄弟中的两位从喜马拉雅山考察归来，他们震惊地发现洪堡已经如此苍老。他们本来满怀兴奋，想告诉洪堡此次考察证实了他极富争议的假设，即对喜马拉雅山南坡和北坡的永久雪线高度不同的解释。然而，洪堡竟然坚持认为自己从未发表过类似的看法。

惊讶的施拉京特维特兄弟只好走进洪堡的书房，从书架上找出他于 1820 年发表的文章，以此来证明给他看。他们意识到洪堡已经完全丧失了这些记忆，不禁落下悲伤的泪水。

与此同时，信件仍如雪片般飞来，洪堡继续承受着“无情的折磨”。当年，他一共收到将近 5 000 封信，却拒绝让别人代为处理。他不喜欢秘书，因为口述信件“过于正式和公事公办”。1858 年 12 月，他再次卧床不起——这次是患上了流感，十分痛苦。

1859 年 2 月，洪堡精神稍稍转好，能够出门和 70 位美国宾客一起庆祝乔治·华盛顿的诞辰。他仍然有些虚弱，但决意完成《宇宙》第五卷。1859 年 3 月 15 日，也就是洪堡 90 岁生日的六个月前，他终于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由于信件数量日增，我只能在极度忧郁的精神状态下工作。”他“试着劝说两大洲的人们，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他希望大家能允许他“享受一点闲暇的时间，并且有空继续工作”。一个月后，也就是 4 月 19 日，他将《宇宙》第五卷的手稿递送给出版商。两天后，洪堡终于不支病倒。

时间一天天过去，洪堡的病情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柏林各家报纸开始发布每日简报：5 月 2 日，洪堡“十分衰弱”；次日，病情“高度不稳定”；之后“陷入病危”，伴随着剧烈的咳嗽和艰难的呼吸；5 月 5 日，身体“日益衰弱”；5 月 6 日，病人的生命正“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当天下午两点三十分，阳光照在卧室的墙面上，洪堡最后一次睁开眼睛说出最后一句话：“这阳光多么光彩照人！像是在召唤地球仰望天堂。”说完，这位 89 岁的老人就此与世长辞。

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席卷了世界各地：从欧洲各大城市到美国，从巴拿马城和利马到南非的小城镇。美国驻普鲁士大使向国务院发去简报：“那位伟大、好心又广受尊敬的洪堡已经不在人世。”十几天后，消息抵达华盛顿。从柏林发出的电报在几小时后就到达了伦敦的新闻中心，传递着“柏林陷于悲痛之中”的消息。就在同一天，还不知道这一消息的查尔斯·达尔文从肯特郡的家中给伦敦的出版商写信，说很快将寄出《物种起源》的前六章。巧合的是，在洪堡日益衰弱的年月里，达尔文正加紧工作，完成了一部即将震惊科学界的著作。

洪堡去世两天后，英国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长篇讣告和纪念洪堡的文章。《泰晤士报》登出长文，开头便是这样的一句话：“亚历山大·冯·洪堡去世了。”同一天，当英国人打开报纸读到这一消息时，纽约正有数百人排队参观一幅深受洪堡启发而创作的壮丽画作：年轻的美国画家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Frederic Edwin Church）所绘成的油画——《安第斯山之心》（The Heart of the Andes）。

这幅画的展出引发了轰动：热切观画的人们在街上排起长龙，等上好几个小时，然后再付 25 美分入场费，才能一睹这幅长十英尺、高五英尺的巨幅画作。丘奇描绘了安第斯山的壮丽风景，画面中心的激流险滩传神至极，观者如同身临其境，仿佛真的能感受到往外飞溅的水花。画家如实地摹画了森林、树叶和花朵，植物学家甚至能够据此鉴定出具体的物种。画作背景中庄严矗立着为白雪覆盖的山顶。丘奇比任何人都更忠实地回应了洪堡“将艺术与科学合而为一”的号召。他十分崇拜洪堡，最终也真的追随前辈的足迹前往南美洲。他有时步行，有时骑骡，游历了很多地方。

《安第斯山之心》将美感与严谨的地质学、植物学等科学细节结合起来，在画布上完美呈现洪堡对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的阐述。画作将观者带入南美洲的荒野。《纽约时报》认为，丘奇称得上是“新世界艺术领域的洪堡”。5 月 9 日，尚未得知洪堡已于三天前去世的丘奇对友人说，他计划将这幅画送往柏林，让年事已高的洪堡能再次一睹“六十年前曾让他无比欣喜的风景”。

次日清晨，柏林的上万民众参加了为洪堡举行的国葬。他们从那间公寓出发，沿菩提树下大道走向柏林大教堂。黑色的旗帜在风中飘动，街道两旁挤满了人。国王的马车拉着灵柩，里面是朴素的橡木棺材，装饰着两个花环；随行的是手持棕榈叶的大学生。柏林的民众从未见过如此盛大的私人葬礼。大学教授、科学院成员悉数到场，另外还有士兵、外交官和政治家。除此之外，送葬队伍中还有手工业者、商人、店主、艺术家、诗人、演员和作家。灵柩缓缓前行，洪堡的亲属以及管家塞弗特跟在后面，整个送葬队伍长达一英里。教堂的钟声在街道上回响，王室成员在柏林大教堂等候，与洪堡作最后告别。当晚，灵柩被运往泰格尔，下葬在家族墓园中。

5 月中旬，蒸汽轮船载着洪堡去世的消息抵达美国，那里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也陷入了沉痛的哀悼。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如同失去了一位挚友。洪堡曾经的门生路易·阿加西在波士顿的艺术与科学院发表了一篇悼词，称美国每一个学龄儿童都“从洪堡的智性耕耘中”汲取着营养。1859 年 5 月 19 日，美国各大报纸报道了这位“最卓越人物”去世的消息，有报道称，人们应该为自己曾经生活在“洪堡的时代”而深感幸运。

洪堡在此后几十年中持续发挥着影响。1869 年 9 月 14 日，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庆祝洪堡的百年诞辰，纽约、柏林、墨西哥城和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等地都举办了纪念集会。洪堡去世 20 多年后，查尔斯·达尔文仍然称他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科学旅行者”。达尔文从未停止翻阅洪堡的著作。1881 年，72 岁的达尔文再次翻开《旅行故事》第三卷，之后在卷末写上“1882 年 4 月 3 日读毕”一行字。16 天后，也就是 4 月 19 日，达尔文溘然长逝。

达尔文并不是唯一一个仰慕并受益于洪堡著作的人。一位德国科学家称，洪堡播撒了新科学的种子。他的自然观更传播到其他学科中，深深地影响了艺术与文学。他的思想渗透在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以及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里。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自己 1934 年的旅行纪事《去往墨西哥湾之外》（Beyond the Mexique Bay）中提及了洪堡的《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随笔》；直到 20 世纪中期，洪堡的名字还出现在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美国著名诗人、文学家，意象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奥地利诗人艾里希·弗里德（Erich Fried）的诗作中。洪堡去世 130 年后，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迷宫里的将军》（The General in His Labyrinth）中重构了西蒙·玻利瓦尔最后的岁月，洪堡亦出现在故事里。

在很多人心目中，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评价最简单，也最恰当：洪堡堪称是“大洪水后最伟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