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洪堡去世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乔治·帕金斯·马什正准备离开纽约， 回到位于佛蒙特州伯灵顿市的家中。两周后，也就是 1859 年 6 月 2 日，纽约曼哈顿的美国地理与统计学会将举办一场纪念洪堡的演讲，作为会员的马什无法出席。这位 58 岁的学者手头有太多工作要做。他从伯灵顿给友人写信，说自己已经成了“基督教世界里最乏味的一只猫头鹰”。

马什还濒临破产，为了重新攒钱，他试图同时完成若干项工作，其中包括将几个月前在纽约哥伦比亚学院所做的关于英语语言学的演讲整理成书稿，根据佛蒙特州各大铁路公司的运营情况撰写一份报告，以及为某部选集创作几首诗歌，此外还需要为某份报纸撰写几篇文章。

从纽约回到伯灵顿后，马什觉得自己“像被捉回牢房的逃犯”。他埋头于书斋中成堆的文件、书籍和手稿，几乎足不出户，也很少与人交谈。

他“全力以赴”地写作，陪伴他左右的只有书籍。他的私人图书馆收藏有 5 000 多册来自世界各地的图书，并有专门一处存放洪堡著作的区域。

马什相信，德国人“为拓展现代知识边界所作的贡献，远大于基督教世界其余国家的总和”。与其他外语出版物相比，马什尤为重视德文书籍。

他认为这些书籍质量上乘，洪堡的著作更是重中之重。当马什妻子的妹妹嫁给了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威斯里采努斯（Frederick Wislizenus）的德国人时，马什出于对洪堡的崇拜而感到十分兴奋，因为威斯里采努斯的名字曾出现在洪堡最新版的《自然之观点》中。至于这位威斯里采努斯先生是否是一名好丈夫，马什可一点儿都不在乎。283 马什通晓 20 种语言，包括德语、西班牙语和冰岛语。他学习语言，就像别人打开一本书。他自信地说：“对一位丹麦语和德语学者来说，掌握荷兰语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德语是他最喜爱的语言。他经常会在信件里夹杂德文单词，例如 Blätter（报纸）、Klapperschlangen（响尾蛇）。一位朋友抱怨道，秘鲁多云，看不到日食；马什回复道，洪堡曾在书里提过“秘鲁的天空不适合开展天文学研究”（unastronomischer Himmel Perus）。

在马什的心目中，洪堡是“自然界最伟大的牧师”，因为他可以通过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来理解这个世界。这一关联也将奠定马什自己的工作基础。他正在收集资料，试图解释人类对环境的破坏。

马什从小自学成才，求知若渴。1801 年，他出生于佛蒙特州伍德斯托克镇，父亲是一位信仰加尔文教宗的律师。马什很早熟，5 岁时就已经能记诵父亲的字典。他的阅读速度飞快，而且能同时阅读若干本书，其过目不忘的本事令众亲友惊叹。马什终生都将以惊人的记忆力著称，甚至被朋友称为“行走的百科全书”。但他不只埋头于书本，也热爱户外运动。马什生于山林，“汩汩小溪、树木、花朵和野兽”都是他的好朋友，而非冷冰冰的物件。小时候，他就喜欢和父亲一起出门远足，由父亲带他辨认不同种类的树木。马什告诉他的朋友：“我的年少时光真的是在森林中度过。”从小养成的对自然的深厚感情，将影响他的一生。

虽然求知欲强烈，但马什却出人意料地难以决定从事哪项职业。他学习过法律，但不能当好一名律师，因为他觉得客户们都很粗野、没有教养。他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却讨厌教学。他试图做生意，却频频做出糟糕的商业决定，因此，他为处理自己的财务状况而出庭的次数，远多于为客户的事务奔波。他甚至试图经营一处牧场、饲养绵羊，然而却因为羊毛价格下跌，最终血本无归。他拥有的毛纺工厂先是遭遇大火，后来又被浮冰破坏殆尽。他还投资过房地产，经营过木材和采石场——全部都是亏本的买卖。

与经商相比，马什显然更适合当一名学者。19 世纪 40 年代，他协助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在华盛顿成立，这是美国第一个国家博物馆。他编纂并出版了一部北欧语词典，还被公认为英语词源学的专家。他当选为佛蒙特州的众议员，但即便是最忠于他的妻子卡罗琳也不得不承认，马什并不是一位富有感染力的政治家。卡罗琳·马什说，他“在演说方面毫无魅力”。马什尝试了太多种职业，一位朋友讽刺他：“您如果活得足够久的话，最后大概就不得不自己发明新的职业了！”

然而马什心里很清楚一件事：他想出去旅行，去看看这个世界。唯一的问题在于没有足够的钱。1849 年春，马什决定寻找一份外交工作，最理想的当然是被派往洪堡的故乡柏林。但一位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捷足先登，寄了几箱香槟酒去贿赂华盛顿有决定权的政客们。一位友人向马什报告，这些先生们几小时内就“酩酊大醉”，甚至还手舞足蹈地唱起歌来。当晚，醉醺醺的政客们就宣布，将派印第安纳州的议员前往柏林。

马什决意去国外生活一段时间。在众议院待了这么多年，他有信心在华盛顿拉到足够的支持，为自己谋得一个职位。既然去不了柏林，那么其他地方都无甚差别。几周后，也就是 1849 年 5 月底，马什幸运地得到了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职位，将去往君士坦丁堡负责拓展两国贸易往来的任务。虽然不比柏林，但地处欧、亚、非三块大陆交界处的奥斯曼帝国足够令人兴奋。马什告诉朋友，行政任务应该相当轻松，“我每年大概可以离开君士坦丁堡相当长一段时间”。

情况确实如此。在此后的四年内，马什和妻子卡罗琳频繁地去往欧洲和中东部分地区。他们是一对幸福的夫妻，卡罗琳的智识水平与丈夫相当。她像马什一样热爱阅读，发表过自己的诗集，并负责编辑丈夫的所有论文、随笔和书籍。她和马什都坚定地维护妇女权益，呼吁给予妇女投票权和受教育的权利。卡罗琳活泼且喜爱社交，谈吐风雅。她经常打趣容易陷入忧郁的马什，说他像一只“老猫头鹰”或“呱呱叫的乌鸦”。

卡罗琳一生体弱多病，经常因为剧烈的背痛而不能迈步行走。医生给她开了各种药方，从海水浴、镇静剂到补充铁元素，但都于事无补。在出发前往土耳其前夕，一位医生宣布她的怪病已经无药可救。马什在途中倾心照顾妻子，经常抱着她赶路。卡罗琳尽可能坚持和丈夫一同出游，有时会请当地向导背着她，有时则不得不躺在骡子或骆驼驮着的担架上。但她一直精神昂扬，并且决心陪同马什考察各地。

在从美国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马什夫妇在意大利停留了几个月，但他们第一次真正的远行是去往埃及。1851 年 1 月，到达君士坦丁堡一年后，他们出发前往开罗，然后溯尼罗河而上。他们站在甲板上观望四周，看到的是一个奇异的世界：成排的海枣树生长在水边，鳄鱼在沙岸上晒太阳。鹈鹕和成群的鸬鹚与他们做伴，临水照影的鹭则是马什的最爱。他们得到了一只“刚走出沙漠”的小鸵鸟，它喜欢把头靠在卡罗琳的膝盖上。河水蜿蜒流过成片的农田，田里种着水稻、棉花、豆类、麦子和甘蔗。灌溉用的水车日夜不停，轧轧运转；耕牛牵动长长的链子，上面挂着罐子和水桶，从尼罗河中汲取河水浇灌周围的农田。途中，他们还游览了底比斯古城。马什背着卡罗琳，穿行在壮丽的古代神庙遗迹中。之后，他们继续南行，最终到达努比亚地区的金字塔群。

这是一个弥漫着历史气息的地方。纪念碑无声地述说着过往王朝的辉煌过去，但这里的地貌则布满了人类耕种和铲挖的痕迹。荒芜的台地将乡间区隔为几何状的拼盘，每一片被翻过的草皮、每一棵惨遭砍伐的树木都在地表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痕迹。目睹着几千年来人类农业活动所造就的地貌，马什感叹道，从裸露的岩石到光秃秃的山丘，“这片土地本身”就是人类辛劳的见证。在他眼中，古老文明的遗产不仅体现在金字塔和神庙中，更刻蚀着脚下的土地。

和自己年轻的祖国相比，这里的世界显得如此苍老和饱经风霜。马什在信中询问一位英国友人：“我想知道，当欧洲人见到美国如此崭新的一切时，他们的惊讶是否不亚于古老的东方大陆带给我们的冲击？”

他注意到，自然风景的样貌和人类行为密切相关。沿尼罗河上行，马什可以看到大型灌溉系统将沙漠变为良田的过程，但同时也发现周围没有任何野生植物——因为自然“早已被漫长的耕耘所驯化”。

他默想从洪堡的书中读到的一切内容，忽然发现了新的意义。洪堡曾经这样写道：“数量庞大的人群早就通过鲁莽的行为逐渐将地球表面抢掠一空。”这正是马什目睹的情形。洪堡还说，从掠夺殖民地作物的帝国主义野心，到沿着古代文明路径传播的植物品种，自然界与“人类的政治与道德历史”息息相关。他还描述过古巴甘蔗种植园和墨西哥银矿对森林造成的严重破坏。贪婪同时影响着人类社会与自然。洪堡说，“人类每到一处”，都留下了破坏的痕迹。

马什在埃及各地漫游，对植物和动物的兴趣日益浓厚。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自己如此羡慕他“精通自然所用的多种语言”。虽然没有受过科学训练，但马什开始尝试测量和记录。他骄傲地称自己为“自然的学生”，自告奋勇开始为植物学家友人收集草木，为费城的一名昆虫学家捕捉昆虫，还向新成立的史密森尼学会提供了数百件标本。在给史密森尼学会的博物馆员斯潘塞·富勒顿·贝尔德（Spencer Fullerton Baird）的信中，马什报告，“还没到蝎子出没的季节”，但已经做好了蜗牛和 20 种小型鱼类的标本。贝尔德开出的清单里还包括骆驼、胡狼和鬣狗的头骨，各种鱼类、爬行类和昆虫，还有其他“一切能找到的自然之物”；后来，他还给马什紧急订购了十五加仑（1 加仑≈3.785 升）酒精，用于保存标本。

无论走到哪里，马什都一丝不苟地记录笔记，甚至直接把纸铺在膝盖上写字。当纸张被风吹散的时候，哪怕冒着沙尘暴，他也会努力把它们追回来。这位以过目成诵著称的学者竟然这样说：“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

马什和卡罗琳在埃及停留了八个月，然后骑着骆驼穿过西奈半岛的沙漠，取道耶路撒冷前往贝鲁特。在约旦古城佩特拉，他们瞻仰了雕刻在淡红色大理石岩壁上的壮观楼宇。当骆驼驮着卡罗琳行进在窄道和悬崖边缘时，马什紧张得不敢睁眼。行进在希伯仑和耶路撒冷之间时，他注意到，经过几千年的时间，被开发成耕作梯田的山丘多半“已遭废弃，土地几近荒芜”。旅程快结束时，马什开始相信，“数百世代以来的勤勉耕作”让这片地区变得“没落而贫瘠”。这成了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1853 年底，马什从君士坦丁堡被召回美国。此时，他已经游历了土耳其、埃及、小亚细亚以及中东的部分地区，还有希腊、意大利和奥地利。回到佛蒙特州的家，他开始透过对旧世界的观察来重新看待周围熟悉的乡间风景。他意识到，美国正朝着同样的环境破坏之路走下去。马什发现佛蒙特州的自然景观在第一批白人开拓者到来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剩下的只有“光秃秃、残破的自然——人类进步的结果”。

美国的自然环境开始加速恶化。工业废物污染了河流，树木遭到砍伐，大批木材被用作燃料、生产及建设铁路，森林正在整片整片地消失。马什感叹道：“人类在任何地方制造麻烦。”而作为曾经的磨坊主和牧羊人，他意识到自己也参与了这种破坏。佛蒙特已经失去了大约四分之三的树木；随着定居者向大陆深处迁移，中西部的自然环境也在迅速发生变化。芝加哥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原木和谷物集散地之一。马什说，单是看着密歇根湖水面布满的“从各州森林漂来”、装载着原木和木材的皮筏，便已足够触目惊心。

与此同时，美国的机械化农业生产效率第一次超过了欧洲。在 1855 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上，人们惊讶地得知，一台美国收割机能够在 21 分钟内收割完一公顷燕麦地，速度是欧洲同类收割机械的 3 倍。美国农民更是首先将蒸汽动力应用到了农业机械上，粮食价格也随着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而下跌。美国的工业产品出口量稳步攀升，到了 1860 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工业国家。同年春天，马什翻开笔记本，开始写作《人与自然》。他将在书中重申洪堡对滥伐森林的警告，并进一步拓展论述。《人与自然》述说的是一个关于破坏和傲慢、灭绝与剥削，以及贫瘠的土地和肆虐的泥石流的故事。

在大多数人看来，自然已经在人类的掌控之中，没有什么比从一片泥泞中拔地而起的芝加哥更有说服力了。芝加哥全城的地基与密歇根湖齐平，从一开始就受到湿软地基和传染病的困扰。城市规划者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解决方案：将整片街区和高层住宅的地基架高几英尺，在下面铺设新的下水道管线。在马什开始写作《人与自然》时，芝加哥的工程师们正在奋力克服重力的牵引：他们用数百台液压螺旋千斤顶，将已经建成的房屋、店铺和酒店平地抬起——里面的人们则如往常一样生活、工作。

人类的能力似乎是无限的，贪婪也是。曾经多有鱼群出没的湖泊、池塘和河流变得死气沉沉，而马什正是第一个公开揭示其中原因的人。过度捕捞现象确实存在，但工业和手工作坊排放的污染物也难逃其咎。化工污染毒死了鱼类，工厂所筑的大坝更阻挠了鱼群溯游而上的迁徙，还有微细的锯末堵住鱼鳃，令它们窒息而死。重视细节的马什以翔实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他并不满足于简单地陈述鱼群消失或铁路蚕食森林的事实，更附上了全世界水产品出口量的详细统计数据，以及每铺一英里铁轨需要消耗木材数量的准确计算结果。

和洪堡一样，马什认为，对烟草和棉花等经济作物的过度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环境的衰败。然而也有其他因素。当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慢慢提高，他们对肉类的消费需求也逐渐增长，这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马什通过计算得知，与种植拥有同样营养价值的谷物和蔬菜相比，喂养这些家畜所需的土地面积要大得多。他总结道，与食肉相比，食素对环境更负责。

马什警告道，伴随着财富与消费而来的是毁灭。然而当时，他对环境破坏的忧虑被淹没在一片崇尚进步的嘈杂声中——工厂车间的机器声、蒸汽机车的咝咝声、树林中顿挫的锯木声以及发动机的尖声长啸……

然而，马什的财务状况越来越糟糕。在土耳其的薪水入不敷出，名下的工厂也化为乌有；商业上的合作伙伴背弃了他，其他方面的投资也少有回报。马什濒临破产，急需寻求“报酬丰厚、责任不重”的新工作。1861 年 3 月，他终于收到了好消息：新上任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让他前往刚刚成立的意大利王国，担任美国驻意大利王国大使。

和德国一样，意大利此前也由诸多独立的小国组成。经历漫长的内战后，除了罗马仍受教皇控制以及北部的威尼斯处在奥地利的统治下，意大利诸邦终于走向统一。自 10 年前初访意大利，目睹变化历程的马什为这个国家终于走向统一感到兴奋。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写道，“但愿我年轻三十岁，并且刀枪不入”，从而可以加入这场斗争。马什自然为这一任命激动不已，更何况这意味着一笔稳定的收入。马什说：“如果继续像之前那样生活的话，我大概撑不过两年。”他计划迁往意大利北部的临时首都都灵，那里刚召开了首届国会的第一次会议。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不出三周，马什就出租了自己在伯灵顿的房屋，并将家具、书籍和衣物等打包装箱，其中当然还包括《人与自然》的笔记和草稿。

马什离开美国时，恰逢内战爆发前夕。1861 年 3 月 4 日林肯就职以前，南部的七个州已经宣布退出联邦，组成新的美利坚联盟国（Confederacy）。（首先脱离联邦的七个蓄奴州：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佐治亚州、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亚拉巴马州。截至 1861 年 5 月，又有四个州跟随它们的脚步：弗吉尼亚州、阿肯色州、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4 月 12 日，也就是马什接到林肯任命后不到一个月，联盟国袭击了驻扎在查尔斯顿港口萨姆特堡的联邦部队，内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之后将有多达 60 万名美国军人在这场战争中死去。6 天后，马什在伯灵顿市政厅与前来的 1 000 多名家乡人民告别，并发表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表示，为联邦贡献财力和人力支持是每个人的义务，必须与联盟国和奴隶制度战斗到底。这场内战比 1776 年的独立战争更重要，因为关系到所有美国人的平等与自由。演讲结束半小时后，马什夫妇登上前往纽约的火车，他们将从那里乘船前往意大利。

马什离开了一个濒于分裂的国家，前往另一个正在走向统一的国度，他希望尽己所能从远方为内战做些贡献。在都灵，他试图劝说著名的意大利军事领袖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向联邦军施以援手；他还展开外交上的调度，为联邦军购买武器。除此之外，他仍在构思《人与自然》，并收集了更多资料。在与意大利首相贝蒂诺·里卡索利男爵（Baron Bettino Riscasoli）见面时，马什向这位以用创新手段经营家族庄园著称的政治家讨教农学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托斯卡纳马雷马地区的灌溉系统。里卡索利答应为他提供一份详细的报告。

这份新的外交工作比马什之前预想的繁重很多。迫于都灵的社交礼仪，他需要不时地拜访各路人士，另外还不得不与很多美国游客打交道——他们把这位大使当成出国旅行的私人秘书，让他代为寻找丢失的行李、办理护照，甚至还要求他提供观光建议。马什不断地受到打扰。他在给故乡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已经完全不指望获得什么休息和放松了。”找到一份责任轻微而报酬丰厚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偶尔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马什就会前往都灵的图书馆或植物园。都灵位于波河河谷，周围环绕着壮丽的阿尔卑斯山。马什夫妇得空就去周边的乡间旅行。马什喜爱山岳和冰川，称自己为“冰雪狂人”。他还得意地表示，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腰围，能保持这样的状态也算是爬山好手了；如果坚持下去，100 岁时大概就能登上喜马拉雅山了。

冬去春来，都灵周围的乡间风光变得更加美丽诱人。波河河谷成了鲜花的海洋。1862 年 3 月，卡罗琳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偷偷用一个小时”，观赏了数千朵紫罗兰和黄色报春花争奇斗艳的场景。杏树也开花了，低垂的柳枝抽芽展叶，满溢青翠。卡罗琳喜欢采摘野花，但她丈夫认为这是对自然的犯罪。

马什每天清早起身，抓紧时间写作。1862 年春天，他又开始撰写《人与自然》，但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同年冬天，他们前往热那亚的海边休假，其间马什仍继续写作。1863 年春天，马什夫妇搬到位于都灵西南方向 12 英里处的小村——皮奥贝西。当时，《人与自然》已经完成过半。在一处年代久远的破旧庄园（其后有一座建于 10 世纪、可供人眺望山景的塔楼）中，马什终于有时间来完成这部书稿了。

他的书房面向塔楼旁边洒满阳光的阳台，抬头便可以看到上千只燕子栖息在古老的墙上。房间里堆满了箱子、手稿、信件和书籍，拥挤的空间有时让他感到十分压抑。多年以来收集到的数据就在这里，包括各种需要整合到手稿中的内容、有待建立的联系，以及需要进一步推敲的事例。马什一边写，卡罗琳一边帮他阅读和编校，她也承认，有时“快累垮了”。马什的情绪让她担心丈夫会绝望得“因书而死（libricide）”。

他怀着焦急的情绪连日赶工，因为深感把地球从耕犁和斧斤之下拯救出来的紧迫，所以要求人类必须迅速做出改变。“我这样做是为了摆脱长久以来一直萦绕在自己大脑中的幽灵。”马什这样告诉《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的编辑。

到了夏天，天气愈发炎热难忍；苍蝇到处乱飞，不时落在马什的眼皮和笔尖上。1863 年 7 月初，他终于完成了最后的修订，将手稿寄给美国的出版商。他原本拟定的题目是《扰乱自然和谐的人类》（Man theDisturber of Nature’s Harmonies），但出版商担心这会影响销量。经过协商，双方同意采用《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最终于一年后，也就是 1864 年 7 月出版。

《人与自然》是马什过去十几年阅读与观察的总结。动笔前，马什曾开玩笑地对他的朋友贝尔德说：“我得剽窃不少内容，但我自己也懂得不少事情。”他在图书馆中搜集前人的手稿，并找来了数十个国家的出版物，再从其中摘录信息和事例。他阅读古典文献，以此来了解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对自然风景和农业的描述；在此基础上，他还加上了自己在土耳其、埃及、中东、意大利及欧洲各地的亲历见闻。马什搜集德国护林人的报告，引用当代新闻报纸上的报道，从工程师那儿采集数据，还摘抄了法国散文和援引自己童年时的经历偶闻。当然，其中少不了洪堡的著作。

洪堡教给马什的是，对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关联应该加以关注。在《人与自然》中，马什密集列举了一个又一个人类活动干扰自然节律的例子：当一位巴黎的女帽商推出丝绸帽后，毛皮制的帽子便失去了时尚地位，而这使加拿大快被捕杀殆尽的河狸种群数量得以慢慢恢复。为了保护庄稼，农民们大量捕杀野鸟，却又不得不与随后爆发的虫灾斗争——它们本来是鸟儿嘴中的美食。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狼群重新出现在欧洲部分地区，因为猎人们几乎都被派上了战场。而即便是微小的水生生物，也能在大自然的平衡中起到关键作用：波士顿的下水道清洁得过于频繁，大量微生物被杀死，种群失去平衡，这反而使水体变得十分浑浊。“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存在隐形的联结，”马什写道。

人类早已忘记，地球不是供他们不断消损的存在。马什指出，地球上的造物正在遭受无情的杀戮：人类为了得到毛皮而杀死野牛，为了获得羽毛而捕捉鸵鸟，因为贪图象牙而猎杀大象，还为了榨取鲸油而围捕鲸鱼。马什写道，人类的所作所为令大量动植物惨遭灭绝，毫无节制地消耗水资源也是一种贪婪的表现。（洪堡预见了这一危险。他警告道，从巴伦西亚湖挖掘运河引水去灌溉委内瑞拉的亚诺斯平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虽然短期内，这可能在亚诺斯造就一片良田，但长此以往，这片土地将变成“贫瘠的荒漠”。周围山地上的森林早已被砍伐殆尽，阿拉瓜谷地也将变得和它们一样荒凉。）灌溉取水减少了河水储量，导致土地盐碱化，反而降低了土壤的生产力。

马什为未来描绘了一幅惨淡的图景。他相信，如果一切照旧，地球将陷入“支离破碎的地表、极端天气主宰……甚至人类本身也濒临灭绝”的局面。他在旅途中见到了美国自然环境问题的升级版：从君士坦丁堡附近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过度放牧的山顶到希腊的荒芜山麓，雄伟的大河、原始的森林和肥沃的草原都已经消失不见，欧洲的土地已经在农耕开发下变得“如月球表面一样荒凉”。马什认为，连罗马帝国的衰落都可以归结为罗马人对森林的破坏，因为他们的这种做法影响了自己赖以为生的土地。

新世界必须以旧世界为警示。1862 年通过的《宅地法》（Homestead Act）（任何年满 21 岁、没有参与过针对美国战争的人都可以申请；条件是申请者必须在这片土地上住至少 5 年，并对其加以“改良”。）规定，每个前往西部的拓荒者都可以获得 160 英亩土地，只需交付一小笔申请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上百万英亩公共土地置入私人手中，等待斧头和耕犁的“改良”。“让我们理智一些，”马什呼吁道，“从我们兄长的错误中学到些教训吧！”人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计。马什写道：“即便将一颗小小的卵石投入充满有机生命的大海，我们也无法得知它会在多大程度上破坏自然的和谐。”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欧洲人”已经到达美洲，东半球的灾难已经蔓延到了西半球。

其他人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美国，第一个采纳洪堡思想的人要数詹姆斯·麦迪逊。麦迪逊于 1804 年在华盛顿与洪堡见面，此后更是尽可能地遍读了他的著作。他将洪堡对南美洲的观察应用到美国。1818 年 5 月，卸任总统一年后，麦迪逊出席了美国农业协会在弗吉尼亚州阿尔伯马尔召开的会议，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演讲。在演讲中，麦迪逊重复了洪堡对滥伐森林的警告，并指出大规模烟草种植已经对弗吉尼亚州曾经肥沃的土壤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这篇演讲可以称得上是美国环境主义的精神内核。麦迪逊称，自然并不臣服于人类。他号召美国公民行动起来，保护环境。但他的警告在当时几乎被完全忽略了。

西蒙·玻利瓦尔最先将洪堡的想法写进法律。1825 年，他颁布了一项具有前瞻性的命令，要求玻利维亚政府种植 100 万棵树。征战期间，玻利瓦尔明白贫瘠的土地会给国家的未来带来何等灾难性的后果。玻利维尔的新法令还旨在保护水道，在新兴的共和国各地培植树林。4 年后，他也为哥伦比亚制定了“保护与合理利用国家森林资源的措施”，并特别强调，需要控制收割金鸡纳树树皮来提取奎宁的做法。（玻利瓦尔将擅自移除任何国有森林中的树木或木材定为一项罪名；他还担心野生小羊驼种群可能灭绝。）洪堡在旅行中已经注意到，树皮具有保护作用，剥离树皮会对树木造成致命伤害。

在北美洲，亨利·大卫·梭罗早在 1851 年就呼吁保护森林。他认为：“保留荒野就是保存世界。”1859 年 10 月，也就是洪堡去世几个月后，梭罗进一步主张，他认为每个城镇都应该保有几百英亩“永远不得剥夺”的林地。麦迪逊和玻利瓦尔将保护树木看作一项必要的经济措施，梭罗更是坚持“国家保护地”应该成为民众休闲活动的公共空间。马什在《人与自然》中总结了种种思潮，用整本书阐释了一个专门的主题，并清楚地列举证据证明：人类活动正在破坏地球。

“洪堡是伟大的使徒，”马什在动笔写作《人与自然》时曾这样说过。马什在全书中都征引了洪堡的观点，并加以拓展。洪堡的警告星星点点地散布在众多著作里，在更宽泛的语境下很容易遭到忽视；马什则将这些点滴想法集中起来，编织成一个强有力的论点。一页又一页，他讨论砍伐森林的恶果，并解释森林如何涵养土壤和持存天然泉水。一旦树林消失，土壤便裸露在风雨日晒之下，不再像一块湿润的海绵，而会变成干燥的尘土堆。马什总结道：泥土被雨水冲走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逐渐消失，“大地将不再适宜人类居住”。《人与自然》读来令人心情沉重。

只消两三代人的时间，人类造成的破坏便可以与一场火山喷发或地震相提并论。他预言道：“我们正在拆毁自己住所的地板、护墙板、大门和窗框。”

马什告诉美国公众，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否则就为时过晚了。环境危机已迫在眉睫，得启动“迅速的应对措施”。必须保护和恢复森林：有些可以保留下来，供人休闲游乐、给人以精神上的启迪，还可以为动植物提供适宜栖居的生境——是属于全体公民、“不可割离的财产”；其他地区则需要计划造林，并对木材进行可持续开采。马什写道：“我们已经砍伐了太多森林。”马什关注的不止是法国南部或埃及的某块干旱的土地，又或是佛蒙特州某片竭泽而渔的湖泊，他想论证的是整个地球的前途。《人与自然》的影响力来源于书中的全球性视野，即马什将世界各地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进行比较与理解的写作视角。该书超越地方性的个别事件，对环境的关注就此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也更加震撼人心。这颗星球正处在危险之中。马什这样写道：“对于这个世界上最高贵的居民而言，地球正在迅速沦为不宜居住的家园。”

《人与自然》是首部影响美国政治的自然志。美国作家、环境主义者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后来说，这部书给当时洋溢在美国社会中的乐观主义“粗暴的当面一拳”。19 世纪中期，美国正快步走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粗暴地掠夺自然资源，将森林化为焦土。马什想让美国人停下来，认真反思。令他失望的是，《人与自然》最初销量不佳，几个月后渐渐有了起色，卖出一千多本后，出版商决定加印。（马什将《人与自然》的版权捐给了帮助内战伤兵的一家慈善机构。幸运的是，他的兄弟和侄子在销量回升后又迅速购回了版权。）

直到几十年后，《人与自然》才显现出它的全部意义。但这么多年来，它已经影响了很多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而其中的不少人都将成为参与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人物。“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会读到它，美国林务局第一任局长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称它为“划时代之作”。马什在《人与自然》中对森林砍伐的观察记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1873 年《林木涵养法》（Timber Culture Act）的通过——该法案鼓励北美大平原上的开拓者们多多植树。它还为 1891 年《森林保护法》（Forest Reserves Act）的出台奠定了基础：该法案不仅从马什的书中借鉴了不少措辞，更汲取了洪堡的早期思想。

《人与自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反响。在澳大利亚，它成为公共讨论的热点，并启发了法国林业工作者和新西兰的立法者，还鼓励南非和日本的环境主义者为保护树木而抗争。意大利的森林法案引用了马什的论述，印度的环保主义者甚至将这本书带到了“喜马拉雅北麓、克什米尔地区和中国西藏”。《人与自然》影响了新一代的社会运动家，并在 20 世纪上半叶被尊为“环境保护运动之源”。

马什相信，数千年来的人类活动在地球上刻下了累累伤痕，其中埋藏着重要的教训。他认为：“未来比过去更不确定。”马什把目光投向过去，把心意指向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