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进入最激烈的阶段之后，交战列强的注意力，被夏季时间的问题吸引过去，而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被充分审视过。早就有人预感到，在这方面，不会认真采取任何举措，人的才华一向受常习的束缚，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稍一查考就发现，最引人注目的是，夏时极其容易推前一两个钟头。再略微思索一下，也不妨推前十二小时或二十四小时，甚至往前推数日。这种意念日趋明确：人可以支配时间。

在各大洲，各国元首和部长们都开始查询哲学论著。在政府内阁会议上，大家都大谈特谈相对时间、生理时间、主观时间，甚至还谈论可压缩的时间。显而易见，由我们祖先传下来的传统时间概念，成为相当可笑的废话了。一直以来，毫不容情的时间老人，将他长柄大镰的节奏强加给世人，现在却大大丧失了威信。他对人类，不仅变得宽大为怀，而且执意唯命是从，按照人类强加给他的节奏行动，缓慢行走，或者迈出体操式步伐，即避免直接讲出那种令人眩晕的速度，连他那可怜的长胡子都抛到颈后了。结束了，那种四平八稳的迂缓。其实，光阴岁月完全可以制作成标本。人主宰了时间，分配起时间来随心所欲，而非这尊退位的神当年那样慢条斯理。

不过，在这片新征服的领域，起初的阶段，政府从中获益不大。秘密进行的种种尝试，也没有取得任何可供借鉴的成果（参见《生存卡》）。然而，民众感到十分无聊。不管在什么地方，老百姓无不愁眉苦脸，情绪糟糕。啃着黑面包，或者喝着加糖精的咖啡代用品时，他们幻想自己正吃着美味佳肴，喝着纯正的咖啡。战争拖得太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战争真有结束的那一天吗？所有阵营都坚信自己会胜利，只是担心胜利要等待很久。指挥官也萌生了同样的担心，良心上开始感到不安。他们不堪责任的重压，须发逐渐变白了。自不待言，还谈不上化干戈为玉帛。荣誉就是一大阻碍，还有其他种种顾虑。明明知道自己有大把时间，又想不出办法利用其为自身谋求什么，这实在令人无比气恼。

终于，由梵蒂冈教廷出面调停，才达成了一项国际协定，将各国人民从战争的噩梦中解脱出来，正常结束敌视状态，又丝毫不改变现状。事情极其简单。大家一致决定，在全世界范围内，将时间推前十七年。这个数字综合考虑了冲突持续的时间可能达到的极限。然而，各国当局还是不大放心，唯恐推前的时间不足。谢天谢地，一道法令就见成效，世界登时老了十七岁。这样一来，战争便结束了。而且，尚未爆发下一场战争，那还仅仅是摆在桌面上的问题。

大家可能以为，各国人民摆脱了战乱，准会发出经久的欢呼。结果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谁也没有感到在时间上跃进了一大步。在这么长的一个阶段中，必定要发生各种各样的大事件，深深印在所有人的记忆中，而现在却陡然化为乌有。人人都要回忆，或者准确点儿说，以为会回忆，这十七年里，他们似乎度过的生活。树木长高了，多少孩子出生了，多少人亡故了，有些人发了财，还有些人倾家荡产了，多少红酒装了罐，多少政府垮了台，而这一切，就好像人世的生活都从容地一一完成了似的。彻底破灭的幻想。

就本人而言，我记得这道法令生效的时刻，当时我在巴黎自己家中，坐在桌前，正创作一本书，已经写出了五十页。我的妻子在隔壁房间，正跟我的两个孩子说话：玛丽-特蕾丝和克洛维斯，一个五岁，一个两岁。一秒钟之后，我便身在勒阿弗尔港口码头，刚从墨西哥旅行三个月回国。尽管我保养得相当好，须发还是开始花白了。我那本书早已杀青，后续部分的妙构，比起开头部分毫不逊色，可以相信确实出于我的手笔。此外，我还写过（恍惚记得）十二本书，都被人遗忘了（公众薄情寡义）。我去墨西哥旅行期间，定期收到我妻子的消息、四个孩子的消息：两个小的，路易和朱丽叶，是法令颁布之后出生的。我保存着这段虚幻生活的记忆，比起前一个时期的记忆来，既不是更不靠谱，也不是更确凿无疑。我丝毫也没有印象，自己被剥夺了什么，如果说这道法令我并不知晓，可以肯定的是，我丝毫也不怀疑我这段异乎寻常的经历。

总而言之，对人类来说，这十七年就好像真的经历过，而整个过程，却压缩在一瞬间。也许他们真的经历过这段时间。在这一点上，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哲学家、数学家、医师、神学家、物理学家、形而上学者、神智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力学家，写出了大量相关的论文、准论文、反论文和综合论文。我乘火车从勒阿弗尔回巴黎途中，就看了三本研究这个问题的小册子。著名的物理学家菲利贝尔·科斯图姆，在他的《搞定时间的理论》简明本中，阐明这十七年是经历过的。至于R.P.比雄，在其著作《论潜度量》中，则论述说这十七年并未经历。最后，索邦大学幽默教授，博诺迈先生，在他那本《国家范围的笑述评》中，则主张时间并没有推前，那道著名的法令，是各国政府为这个时间臆想出来的荷马式闹剧。最后这种解释，出自索邦大学一位教授的幽默文，在我看来未免牵强，甚至文不对题。由此我确信，博诺迈先生永远也迈不进法兰西学院，那也是件好事。至于那十七年经历过还是未经历过，我形成不了一种确定的见解。

回到巴黎，我再次置身于我熟悉的一套公寓房，不过，这也许我是头一次跨进房门。在这特殊的十七年中，我确实搬了家，离开了蒙马特（北郊），迁至欧特伊（西郊）。家人在我的家里等着我，全家人重又团聚，我满心欢喜，但是并不感到吃惊。我们一生的这些年，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总归还在时间的括号里，同别的时间段相连，丝毫也没有间断，外观甚至看不出一道连接的缝隙，完全是一个整体。巴黎街道的景象，行驶的拥挤汽车，没有什么引起我的惊诧。夜间照明，满街的出租车，有了暖气的房间，无人售货机，我也同样都习以为常。

在诉说离怀别苦的时候，妻子笑着对我说：

“十七年多了，我们终于团聚啦！”

她说着，就把两个孩子推上前，是八岁的路易和六岁的朱丽叶。她补充一句：

“我给你介绍两个小的，你还没有尝到认识他们的乐趣。”

我这两个最小的孩子，倒是完全认出了我，都紧紧搂住我的脖子，这时我就倾向于认为，博诺迈教授断言，时间推前不过是愚弄人的一场闹剧，他这话还是有几分道理。

入夏时节，我们决定全家去布列塔尼海滩度假，定于七月十五日起程。此前，我还安排了一次短期旅行，前往汝拉省（法国南部），赴约看望一位故友：他是作曲家，五六年前就回乡村老家隐居，艰难地过着大病缠身的日子。

记得动身的前一天，七月二日早晨，我要去巴黎市中心买些东西，就带上六岁的朱丽叶。我们在和谐广场的一块安全区等待车流驶过，朱丽叶指给我看克里雍大厦和海军大厦。我回答了她的询问之后，不免怀着几分伤感，回忆起德国占领时期，就又多说了几句，主要是自言自语，而不是说给孩子听：

“你呀，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那是战争期间。法国战败了。德国人占领了巴黎。他们的国旗就飘扬在海军部上空。德国海军在门前人行道上站岗。在广场上，在香榭丽舍大街，到处能见到绿军装。那些已经上了年纪的法国人便想，恐怕永远也看不到他们离开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早晨，我登上开往里昂的火车，将近中午驶抵多尔。我那朋友住在舍欧森林中间的村子，离城十八公里远。区间有长途班车运行，十二点半发车；可是，我了解的情况不够准确，晚了几分钟，误了班车。于是，我租了一辆自行车赶去，以免等候我的朋友担心，怎奈暑热熏蒸，难以忍受，只好推迟到午后前往，这样我也有了充裕的时间吃午饭。菜肴不错，还有当地的可口红酒。我心里算计得也很好，这段路骑车一小时就能到。等我上了路，天气骤变，要来暴风雨，乌云压顶，布满天空，比起刚过中午的时候，难耐的闷热并未稍稍减退。此外，身体又出了毛病，头剧烈疼痛，我归咎于太贪吃好菜，太贪喝好酒了。暴风雨来势汹汹，逼得我慌忙抄了条近道，结果迷失在了密林里。我七拐八拐，正遇暴风雨，而且陷入林中最糟糕的路径：大板车压出深深的辙道，经过夏季十分坚硬。我只好躲避到灌木丛里，但是，大雨下得太猛，很快就穿透了密实的枝叶。这时我发现一条小径的边上有个避雨棚：四根桩子支撑着柴捆排列的棚顶。棚子下还有一段橡木，我坐上去相当舒服，就在那里等待暴风雨过去。天空低垂，雨柱密集，让天色更快地暗了下来，而密林覆盖，也加深了暮色的阴影，只待大闪电的蓝光照亮，才显现由高大橡树构成的幽深背景。在密林中久久回荡的雷鸣间歇，我听见多种交响的雨声，初听颇为单调，但是耳朵逐渐能分辨出不同的音韵：雨水砸到树冠，在枝叶间渐次滚落，交汇成这种音响效果。我疲惫不堪，头昏昏沉沉，一时间还在同困倦搏斗，头伏在双膝上，最终悠悠入梦。

我是因坠落的感觉而惊醒的：这种坠落穿越我的睡梦，给我的印象无休无止，仿佛从一座摩天大楼上跌落。暴风雨早已停止，天色重又明亮起来。老实说，似乎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这场暴风雨。地面是干的，并不泥泞。无论在高大的树木、灌木丛，还是野草梢儿上，都没有一点点水珠闪亮。我四周的森林的模样，好像干旱多日了。透过树冠的天空，呈现一种微妙的淡蓝色，并不是雨后所见的那种接近乳白的蓝色。猛然间，我注意到周围的树林变了样儿，不再是我来时所见的高大乔木林，而是栽植年轻树木的一片林子，仅有二十来年的树龄。我避雨的柴捆棚子，及其背靠的那棵粗大的山毛榉树，都消失不见了。刚才我坐着入梦的那段橡木，也同样消失了。现在我正席地而坐。那条林间小路也没了踪影。唯一能辨认出来的物体，就是一对并置的界碑，无疑是标志乡村的边界。认出界碑颇令我气恼，因为这件物证摆在眼前，问题反而不简单了。本来我试图确认，我第一眼见到的这种森林景象，是朦胧的光线所制造的错觉。不过，环境的这种异乎寻常的转变，并未引起我多大不安。我的头已经不疼了，感到四肢和整个身躯特别舒泰，肌体特别轻快。我出于好玩，想象自己迷失在布罗塞利昂德的一片森林中，被仙女摩根[出现在亚瑟王传奇和故事诗中的一位仙女，与凯尔特神话中的各种人物相关]迷住了魂魄。我推上自行车，回到我为避雨而离开的大路，本以为会见到满路泥泞，到处是水洼和烂泥的辙沟。可是一看，道路干干的，凹凸不平，毫无潮湿的痕迹。我还是怀着好兴致，心想迷幻的状态还在继续。骑车行进了一刻钟，我进入一片不算大的平野，呈长长的梯形，框在林木之间。一座村庄从麦田和草地上显现，屋顶和钟楼被落日照得明晃晃的。我离开路况糟糕的大道，拐上一条窄路，但地面铺了碎石。在一块里程碑上，我能看到村子的名称，并不是我在寻找的村庄。

离村子两三百米的地方，自行车前轮爆胎了，前面的路我只好步行。我走在路上，瞧见离一簇榛树几步远的地方，一个老农站在沟边，正对着一块麦田观望。几乎就在他旁边，还有两个人，有榛树丛隔着，我看不见，走过去才发现，他们也在观望麦田。那二人脚踏军鞋，身穿德国部队占领时期的绿军装。我倒没怎么感到惊诧，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必是德国人撤离法国时遗留的军装，被当地的农民发现了，据为己有。军装现在的主人，两个四十五岁的壮汉，肌肤晒黑了，十有八九是农民。然而，他们还保留一种军人的姿态，扎着皮带，头戴橄榄帽，脸刮过不久，总之耐人寻味。那老农仿佛不知道有他们在身边。他高个头儿，身体干瘦，直挺挺，一动不动立在那里，一副凛然难犯的神态，汝拉地区的老农往往是这种模样。我走近的时候，一个身穿军装的人转向那老农，以行家的口气，用德语讲了几句话，夸奖麦子成色好，颗粒饱满。老人缓缓转过头，声调单一，平静地指出：

“你们完蛋了。美国人很快就会来了，你们最好马上回老家去。”

对方显然不懂这话的意思，还信赖地微笑着。老人见我走到跟前，便请我见证那人的天真。

“任什么都听不懂，”他说道，“他们一脱离他们那莫名其妙的语言，就一门儿没门儿了，跟他们没得话说，比跟我的鞋子说话强不了什么。毕竟不属于文明世界。”

我怔怔地看着他，一时无言以对。最后，我还是问他：

“怎么，我没有看错吧？他们真的是德国兵吗？”

“照我看，十足的德国兵。”老人说道，不无讥讽的意味。

“可是，怎么会这样？他们在这儿干什么？”

老人不怀善意地打量我，几欲不理睬我的问题。随后他又改变主意，反过来问我：

“也许，您是从自由区来的吧？”

我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而他还是愿意串联起来，理解为一句肯定的回答，因为，他开始主动向我介绍“占领区”生活的条件。我的精神崩溃了，思维跟不上他那些话语的链条，这些荒诞的词语反反复复出现，诸如：自由区、占领区、德国自治区、征调、战俘，还有别的，同样令人瞠目结舌。那两名德国兵离开了，走向村子，步伐滞重，晃着膀子，一副无聊大兵闲逛的姿态。我突然恼怒，打断了老人的话：

“别说了，”我提高嗓门儿，“您向我乱说什么呀？这些话根本站不住脚！战争结束多年啦！”

“结束多年，这恐怕很难，”老人斩钉截铁地说，“这仗才刚刚打了两年。”

在村里一家店铺，一名德国下级军官正挑选明信片，我买了份当天的报纸，往柜台上放了钱币，看也没看，就随手拾起找的零钱。报纸的日期是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俄罗斯战事、非洲战事，报道的大事件，我作为同时代人，已然经历过一次了，而且了解未来的趋势及其结局。我忘了身在何处，呆立在柜台前，埋头读报。一位来购物的农妇，谈到她那被俘的儿子和她准备寄去的包裹。当天早晨，她收到从东普鲁士发来的一封信，得知她儿子在一家农场劳动。我听到的这些情况与报纸的日期，同样说明了问题，然而，我仍旧拒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耳朵。

店铺走进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穿着西服短裤，打着绑腿，头发梳理得溜光，面色红润，有种乡绅的范儿。我从他与店商的谈话得知，他是本乡的乡长。我同他攀谈起来，一道走出店铺。我小心翼翼，本能地慎言，防止泄露自己处境的错乱失据，就向他提起夏时，接着又提起时间的移前。他敞声大笑，对我说道：

“哦！对，时间移前。我上次去多尔，那是两个月前的事了，专区区长对我谈起过。我好像还记得，报纸也报道了一下。一场玩笑，让人开开心，推前时间，您想想，怎么可能？！”

我又向他提了几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听了回答大大松了一口气，以为闹明白了村子里发生的事。由于行政上的疏忽，或者传达上的谬误，时间推前的法令没有送达，隐没在密林深处的这个小乡村，仍然停留在旧制度中。我已经开口要向乡长解释，他的村庄处于时间错位的境况，不过，在最后一刹那我忍住了，觉得还是慎重些好。我说了他也不会相信，还可能把我视为疯子。我们继续友好的谈话，正好谈到战争，我一时来了兴致，就预言了几件事，而我这位对话者绝不是个轻信的人，到了将来，他的确不大适应合乎逻辑的预测。我们分手之前，他详细告诉我应走哪条路，才能到达此行的目的地，拉老卢瓦村。我走的路实在太偏离，还要赶十三公里的路程。

“骑自行车，也就是三刻钟的事儿，”他说道，“天黑之前，您还是能赶到。”

他见我犹豫要不要傍晚还赶路，就向我表示，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跑十三公里的路不算什么事儿，对此我向他指出，人过了五十六岁，就算不上年轻人了。他显得十分惊奇，肯定地对我说，我是少相，不显年龄。我在当地唯一的旅店过夜，入睡之前，还思考了一会儿我的奇遇。第一阵惊诧的反应过后，我就丝毫也没有不快的感觉了。如果此行多给我留些闲暇时间，我倒愿意重回这个时期逗留几天，陪伴滞留在本世纪上半叶的这些可怜人，诚笃地重新体验我的国家的灾难。继而，我又开始检查这次在时间中的流放所呈现的几个谜团，起初我还没怎么注意。譬如，这个村子还能收到报纸，收到被俘士兵从东普鲁士寄来的信件。这座一九四二年的村庄，同老了十七年的外面世界之间，看来还存在往来，或者表面的往来。十七年前从巴黎发出的报纸，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储存在哪里，寄放在时间的什么壁橱里？而且，那些没有遣返的战俘，也不可能继续留在东普鲁士，他们又在哪里呢？我就考虑着这两个时期神秘的衔接，徜徉入梦了。

第二天，我醒来很早，发现了一些奇特的变化。客房设施很简陋，连镜子都没有，我要刮胡子，就只好动用我旅行包里的小镜子。我在镜子里发现，自己不再是五十六岁，而是三十九岁的人。此外，我从自己的一举一动感觉出，身体更加轻快，更有活力了。真是一种惊喜，但也难免心神不宁。过了几分钟，我又有新发现，我的服装也年轻化了。昨日我还穿着一身灰色服装，现在变成了另一套，款式有点儿过时，但是我隐约记得从前穿过。钱包里装的钞票，也不再是一九五九年流通的货币，而是一九四一年或者更早发行的。这场奇遇越发复杂起来。我已经搅进去了，远非一个超然的旁观者，正在旅行穿越从前那段时间。没有任何阻碍了，我可以确信自己成功地摆脱了那道时间法令的控制。但是论据相当脆弱，我心里还不踏实，不免想道：生活在一个时期，就是以某种属于那个时期的方式感受外界和自身。我情愿相信，一旦跨出这个乡的边界，我就能恢复前天的视觉和感官，世界甚至无须改观，在我看来就是另一副模样了。

早晨七点钟，我到达拉老卢瓦村，急切地想见到老朋友贝尔尼埃，跟他谈谈我遭遇的苦难，首先是让他放心，因为，他等我一定很着急。我在路上撞到了两名德国摩托兵，他们戴着头盔，我重又担心起来，心中暗道，我还能不能很快回归一九五九年。我穿过半个村子，再也没瞧见德国兵；两年前我来看望过故友贝尔尼埃，认出了他那宅院。百叶窗全关着，院门还上了锁。我知道他起得晚，心中犹豫要不要叫醒他，可是我需要见他的面，听到他的声音。我喊他的名字，一连喊了好几声，房舍仍然一片沉寂。三个年轻人肩扛着叉子经过，听见我呼叫，便停在路边。他们告诉我，我的朋友成了战俘，被遣送到了西里西亚。他这最新的消息，是他那留在巴黎的妻子提供的。

“他在一家农场劳动。种庄稼这行，他哪儿干得了啊？！”

我们沉默片刻，想到作曲家弯腰扶镐那副单弱而抖瑟的形象。

“我可怜的贝尔尼埃，”我叹道，“他已经度过一个难熬的冬天，可是我一想到半年后他要感染上肺炎！真受罪！”

三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一副惊讶的神情，然后默默走开了。我在原地停留一会儿，观望窗板关闭的房舍。我回想上次看望贝尔尼埃的情景，眼前又出现他坐在钢琴前的形象，是在为我弹奏他刚刚创作的《惶恐的森林》。后来，我女儿经常弹奏这支曲子，我还记住了一些乐句，想要哼唱一句，向我这朋友致敬：此刻他还在德国土地上受罪，因患病才得以回到这里，后来就创作了他现在也许还未酝酿的这部作品。继而，我心里惊慌起来，渴望逃出这复归的时间，急忙跳上自行车，前往多尔城方向。这一路，我还见到许多外国占领的证据。我蹬自行车全速行驶，急切地想离开这片森林，总觉得森林的边界，也是这失而复得的时间的边界，就好像林下灌木丛的昏暗光线，有利于逝去的岁月诡异的苏醒。

到达舍欧森林的边缘，我感到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确信终于走出了魔圈。因此，在进城的杜河桥上，我越过一队训练归来唱着歌的德国步兵，不由得失望到了极点。林区的村庄在时间上落伍了，这当然有让人惊讶的情由，然而，以我的感觉，这可是一个地区啊，竟然也逍遥在国家法令的权威之外。究其原因，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形态上，问题发生突变了。依据的情况信息，完全都打乱了。昨天，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我离开多尔城，第二天返回，就是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了。真让我以为一道新法令，不顾时间不可逆转的定论，废止了前一道法令。果真如此，城里居民就不得不像我这样，回忆他们未来的生活，不过我可以确认，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于是我得出这样怪异的结论：同时存在两座多尔城，一座生活在一九四二年，一座生活在一九五九年。毫无疑问，整个世界无处不如此。我不大敢期望巴黎，过一会儿我就要上火车，终点驶抵的巴黎，还会处于另一个时期。

我疲惫不堪，在城关下了自行车，坐到鞣革工运河小桥上，自觉没有勇气重新开始一段已然度过的人生。返回相对的青春，对我也根本没有吸引力了。

虚幻，我心中暗道。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回顾的青春，就不成其为青春了。展现在我眼前的十七年，却是已经探索殆尽、完全熟知的十七年，而我拥有这样一块领域，生活的阅历就能胜过法兰西和纳瓦拉[西班牙北部省]的所有老人。我成为一个可怜的老人，对我而言，既没有一个个第二天，也没有偶然事件。我这颗心，再也不会因期待未来的日子而欢跳。我是个老人，还落入一尊神的可悲境况：在十七年间，对我而言，只有确定无疑的事情，再也体会不到希望。上火车之前，我想还自行车，然而，出租给我自行车的店铺还不存在。原址开的是一家伞店，店商是个年轻人，年龄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他就站在店铺门口。我要做到问心无愧，就问他是否认识本城一家自行车店主，名叫让·德吕埃。

“这儿没这个人，”他对我说，“有，我就能认识。不过，奇怪的是，同名同姓，我也叫让·德吕埃。”

“的确，这种巧合很有趣，”我说道，“您就没有打算，或者没有愿望，有朝一日经营自行车吗？”

他开心地笑起来。显而易见，日后他可能卖起自行车的念头，让他觉得滑稽到了极点。

“不，谢谢，这一行引不起我的兴趣。请注意，我没有说不好，可是，自行车，哪儿比得上伞啊？！”

就在他这样讲着之时，我看着这张喜笑颜开、气色极佳的年轻面孔，比较起十七年后被毁了半边的另一张脸。

火车启动时，我还心存一点儿希望，盼着能回到我短暂离开的那个时期的巴黎。

我的经历太奇特了，因而感到有权指望再碰到些荒诞的情况，但是，火车行驶在一个忠于自身的严格世界中。在乡野和停车的所有站点，我总能看到德国军人，他们并没有身处两个时期的那种游移神态。听同车厢乘客的交谈，有些人离开巴黎不足一周，我明白首都还处于一九四二年。我内心苦不堪言，但是也无可奈何。我在这节车厢里，也确实又感受到了战争和占领那些年压抑的气氛。无论在我短时停留的多尔，还是在舍欧林区的村庄，现实都没有这种咄咄逼人的真切。这里，谈话全围绕着当前的忧虑，或者婉转涉及时下的问题。大家在谈论战争的胜算、战俘、生活的艰难、黑市、自由区、维希政府[1940年法德停战后，法国陆军元帅贝当在阿利埃省城镇维希建立傀儡政府，后来被称为维希政府]、苦难。听到旅客谈论世界势态发展，将一些可能性认作确定无疑，并且修正他们自身的命运，我一阵揪心。我一清二楚，很想指出他们的谬误，然而真相过分诡异，不能向我提供有力的、无法辩驳的论据，从而让我邻座的人信服。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老妇人，向我透露她来巴黎接她的孙子。那孩子九岁，住在欧特伊，因营养不良，有了结核病初期症状。放暑假时，父母将孩子交给奶奶照看，但是要求他十月份回去上学。她还要争辩，肺结核养病重要。

到达里昂车站，列车还未停稳，我就瞥见一名德国军警的身影在站台上走动。巴黎仍被占领。老实说，我无须这样亲眼证实，就已经确信了。我离开车厢，走向出口，忽然发觉忘了戴帽子，便掉头返回。车厢空荡荡的，我找见帽子，同时发现一个相当大的包裹，是我的邻座，那位老妇人丢下的。我拿起包裹，希望能追上失物的主人。然而，她并不在车站出口，我在地铁站里也没有找见她。我想，她赶在我前面，跟我一样，也是要去欧特伊。我放过去两趟车，给她留足时间赶到，等第三趟车来，我上去了，坐到一名德国军官对面。

我带着老妇人的包裹，在傍晚八点钟到达欧特伊。天光仍然大亮，但是怎么也找不见我的住宅。一九五〇年我选择居住的新建大楼尚不存在，只有一道围墙，望得见里面生长的树木。我这才想起，我的住宅还在蒙马特区，拉马克街，八年之后才能搬离。我重又下地铁站乘车。

到了拉马克街，一个我忘记名字的保姆，忽然又来给我开门。她问我这趟旅行是否顺利。我回答的和蔼语气中透出怜悯，心想来年，毕加尔广场的一个黑人会跑到她厨房，将她举起来掼到人行道上。已是晚上九点钟，我妻子没想到我这么快回来，已经用过晚饭。她听出我的声音，立即跑到门厅。重又见面，猛然看到她这么年轻，刚刚二十八岁，我不由得动了情，紧紧搂住她，眼里涌上了泪水。

然而，她并不记得前天见过我，见过我老了十七岁的模样，对她而言，我没有变化，明显感觉到我这样激动，不免让她颇为意外。我在浴室快速地洗漱，她询问起去吉伦特省旅行的情况，在回答的当口，我又忆起那趟日期相同的早年旅行。我就向她讲述旅途上的一些小波折，而且说的话，似乎也是我从前使用的语言，感觉上说话不能完全由自己控制，就好像我在扮演个角色，有必要配合一点儿。妻子向我说起睡在隔壁的克洛维斯，很难给他弄到奶粉。

克洛维斯身体健康。不过，一个十四个月大的孩子，体重还不完全正常。前天，我离开巴黎时，克洛维斯正参加中学会考的笔试。我也不会问路易和朱丽叶的情况，两个小的还没有出世呢。我得再等九年才生路易，再等十一年，才会有朱丽叶。在火车上，对这次外出，我想得很多，思想已有所准备，现在却心有不甘。我终于采用谨慎的说法询问：“那其他孩子呢？”我妻子眉毛一挑，那神色意味深长，我赶紧补充一句：“是啊，吕西安的孩子。”可是，我又说走了嘴，因为我弟弟两年后才会结婚，还谈不上孩子。我立刻纠正，承认名字弄串了，维克多说成了吕西安。这种口误颇令我不安，怕只怕关于更为重要的事情，我也有可能混淆两个时期。

在走廊上，我们在玛丽-特蕾丝身边留步，保姆正抱着她要安置上床睡觉。我的长女，昨天订婚，今天却是个三岁的小姑娘。这种变化，我已料到也无济于事，还是难免感到大失所望，我这父爱的温存便有点儿迟疑了。她是个大姑娘的时候，在她和我之间，存在着交流，有办法相互理解，这种关系，同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就不可能了。不错，我还会有别种乐趣。我也可以自我安慰，想想玛丽-特蕾丝还有长长的童年岁月，那是公认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我们走进餐室，我妻子抱歉地说，晚饭没有什么好吃的。

“你吃不到一顿很像样的晚饭了。这几天，什么也弄不到。幸好那会儿，我到布吕奈食品店，买了两只鸡蛋和半根香肠。”我听到自己对妻子说：

“对了，我到那里，还搞到了一些食物，不如我希望的那么多，但是总归没有空手而归。”

我列举一打鸡蛋、一斤黄油、一百克纯咖啡、一个鹅肉罐头，还有一小瓶食用油。老妇人丢在火车上的那个包裹，我一进门就撂在门厅，现在坦然地打开，里面装的东西样样对应，正如我刚才罗列的。同样，我丝毫也没有愧疚之感。这个包裹势必落入我的手中，让我此刻在我的妻子面前打开。这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我只能遵循这种必然性。我甚至怀疑这包裹是否属于那老妇人。遗落在车厢里的帽子，现在看来，不外乎命运的千百种诡计之一，以便再抓住我，重新置我于人生的一个角落。

我快要吃完饭时，对着楼道的门打开，啪的一声又关上，门厅响起骂骂咧咧的声音。

“是托姆叔叔，他又喝醉了。”我妻子说道。

真的，我忘了还有托姆叔叔。去年，他在诺曼底的房子毁于飞机轰炸，他妻子在逃避入侵的路上丧了命，他的两个儿子成为战俘。他落了难，寄居在我们家中，为了忘记自己的不幸，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咖啡馆里。他不胜酒力，烧酒入肚，他就爱发脾气，吵吵嚷嚷。因此，我们越来越觉得他在家里成了负担。不过，今天晚上，尽管他那坏脾气大肆发作，特别讨人厌，我对待他还是非常耐心，也非常宽容。托姆叔叔三个月之后死了，我还记得他弥留时的情景。他要求放还他那两个战俘儿子，不断地重复：“我要回法国。”

我一觉睡到天亮，没有做梦。醒来时，我并没有像昨天所担心的那样，感觉到环境的巨大变化。这套房子，我又完全习惯了。我同两个孩子玩耍，再没有什么杂念。当然，朱丽叶和她哥哥路易不在身边，我十分想念，但是不像昨天晚上那样焦虑了，当时脑海浮现两个孩子的脸蛋儿，仿佛是我寄托的一种希望。我觉得记忆中的未来已不再那么确切，也许这是一种幻觉。今天早晨，我读报兴趣盎然，尽管正在发生的事件，结局我已然了解，还能隐约忆起冲突的各个阶段与转折。

我乘地铁到圣马德莱娜教堂，在市区散步，但是看到街道市容，我也并不感觉诧异。比起十七年以后的景象，现时与过去连接在一起。走到和谐广场，我又见到德国海军士兵在海军大楼前站岗，心中并不遗憾小女儿朱丽叶不在身边。

整个上午，我遇见了几个人，相当出乎我的意料。对我触动最大的一次巧遇，是见到我的伟大朋友，画家D。在拱廊街和圣三会教士街的拐角，我们二人走了个面对面。我高兴地笑了笑，几欲向他伸出手去，然而，他瞥了我一眼，并未注意我的友好微笑，便走过去了。我及时地回忆起来，还得过十年我们才能相识。我本可以追上去，随便找个借口来自我介绍，但不知出于对人的什么敬重，或者对命数的何等屈从，我克制住了，而且，不顾命运排定的秩序，提前我们友谊的时间，对于这样做，我心里也没有底。不过，这次意外相遇导致我情绪低落，从这种惆怅心情，我就能衡量出自己是多么失望和急不可待。此前，我还遇见了雅克·萨里埃特，我女儿玛丽-特蕾丝的未婚夫，他正拿着一个木环，牵着他母亲的手。我走到萨里埃特太太跟前停下，听她谈论她的孩子，尤其夸奖雅克。出色的女人，不亚于她丈夫，要努力重振法兰西的士气，她向我透露，他们要把这个男孩培养为神职人员。我对她说，他们做得对。我下地铁站乘车回蒙马特，正巧与罗杰·伊什么同行，那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我从来没有多大好感。他穷困潦倒，对我说他陷入了极度的困境。我好奇地审视这个可怜虫，再过十来年，他就会拥有巨大的财富，是通过卑鄙的非法交易发了不义之财。就在他向我诉说他眼下的穷困时，我却看到他在未来的豪富中得意的样子，一副引以为自豪的贪婪嘴脸。此刻，他是个穷苦人，身体虚弱而不健康，眼神黯然悲哀，说话低声下气，战战兢兢。他那辉煌的生涯，引起了我的怜悯加反感。

当天下午，我待在家中，从抽屉里取出我正在创作的作品，已经写出了五十来页。接下去要写的篇幅，我实在太熟悉了，也就毫无兴致写作了。我心灰意冷，想到十七年时期我的生活味同嚼蜡，就像学生被罚做讨厌的作业。广泛的好奇心不复存在，只对这期间事态的跳跃和扭转之谜有兴趣。结论就休提了，无不令我特别沮丧。昨天，我已经体验了这十七年的人生，同时存在于过去和未来的两界变换中。现在，我接受了一种无休无止换界的噩梦，而梦中的时间，表现为我的意识从一界移到另一界，随后再换界。三点钟：我了解我执笔写作所在的世界。三点钟零一秒：我又体验放下笔进入的另一个世界，如此这般。一天工夫，人类仅仅通过一个阶段，就跨越了通常称作十七年的一个时期。在这种集体飞跃之后，唯独我一人，不知得到什么灵感，还能反向穿行，重又经历这个时期。

所有这些世界，将我分身成无数个，在我的眼前排列开来，构成一种令人作呕的远景。我脑袋昏沉沉的，终于伏案睡着了。

有个把月，我没记述我的奇特经历，而今天重又翻阅记录下来的部分，我十分懊悔没有记得更加详尽。我不免自责，没有预见到后来发生的状况。近来几周，我在我们的悲惨时期艰难跋涉，丧失了未来的记忆。在那十七年中，我的生活，不管是幸运的还是不幸，所应发生的一切，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我忘记了尚未出生的两个孩子的容貌。关于战争的命运，我再也一无所知，不知道是在何年何月，又是如何结束的。我全已忘怀，有朝一日，也许我要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经历过这些磨难。我未来人生的记忆，记录在这几页纸上，实在少得可怜，如果日后证实确凿无疑，我就可能认为这不过是些预感而已。我打开报纸，想到那些政治事件，力图唤起我的记忆，怀着走出惶惑的意愿，但是始终徒然。现在，难得有些时候，我极其淡漠地感觉似曾相识，就是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