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七二年战争时期，蒙马特区科兰库尔街有一家食品杂货店，门前总排着十四名顾客，久而久之，他们彼此结成朋友，便决定再也不分离了。

“我呀，”一位老人说道，“我不怎么想回家，家里有什么等着我的？没有生火，就孤单一人，每天吃这二百克面包，连点菜也没有。我那老伴，是一个月前走的，倒不全是因为生活困苦，说起来恐怕你们不会相信：她是为了一件狐皮大衣送了命。若不是战争，她还会活在世上，拿她的话说，人不该受这份儿罪。真的，我这也不是发牢骚，可是，我这一生劳碌，到头来剩下什么呢？就是受苦受累了。我当售货员，卖家具用布，干了四十年。看起来，这算不上艰苦的行业，然而，一整天站在那儿，眼睛盯着顾客，脸上总要堆着笑，总要向人解释，一副上心的样子。销售经理就在背后监督，他若是斥责你，不管有没有道理，你只能低头认错，不然的话，就把你开了。挣的钱刚够凑合着过日子。固定工资全交房租了，销售额分红也没有多少。我这就给你们算一算吧，就拿一九一三年来说，两笔收入加起来，每月也就是一百八十法郎。还得养活三个女儿，就为照管孩子，妻子不能出去挣钱了。她过得同样不顺心：两个女儿身子骨弱，总要有一个生病，还得犯愁，掂掇着怎么用这么点儿钱。这还不算，一九一四年打仗了，征我去当了普通兵，当然留在后方，可是当了五年兵，几乎没挣什么钱，一九一九年复员回家，我的工作有人顶了。最后，在布拉刊和巴朗德拉商店，总算找到事儿干。那几年，买卖挺兴旺，营业额分红挺多的，几个女儿也开始挣钱了。这回，妻子才对我说，日子总算好起来了。可是我呢，已经快满四十八岁了，眼看着要到退休的年龄。她放手花钱的时候，我就跟她叨咕要省着点儿。我妻子仍旧挺漂亮，当然不那么年轻了，但还是很美，人一打扮好俊俏，只是从前没时间，也没钱罢了。要说她现在想打扮了，倒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其实，她主要还是有点遗憾，也可以说有点想法，想来想去，脑袋里就生了个主意，要买一件银狐皮大衣。她向我提起来，好像随便说说。要知道，人有时就这么说，我有了钱，就一定买下来……她心里也有数，这是异想天开。这也得到了证实。有一天我对她说，你那件狐皮大衣，归根到底，还是可以买的，结果呢，反倒是她不肯了。不过，这种渴望，总归挥之不去。八九年，小十年过去了，有了不少麻烦，小女儿进了结核病疗养院，一个女婿开始酗酒。至于那件狐皮大衣，我妻子一提起，就当笑话了，但是要知道，那是一种苦笑，我看着心里很难受。一天晚上，从布拉刊商店出来，我遇到从前的老板，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回他那儿干，当销售经理。我，当销售经理，你们想想看，真以为是做梦。可是又一想，我也不免担心。那是一九三四年，我快到六十三岁了。一到这把年纪，对不对？就没有了争强好胜的念头，已经没有了十足的狠心，这是指挥别人必不可少的。不过，这种事儿，我总不能错过呀。对我来说，这真是个好职位，还不算随之而来的可以沾沾自喜：总算有了出头之日。我妻子也很高兴。你们也了解女人的心思。去商店购物，聊起来，就对旁边的一位女士说，我能给您买到便宜东西，我丈夫在纳达尔商店当销售经理。事实上，我和她一样，都有点飘飘然了。一天晚上，我拎着一包东西回家，正是银狐皮大衣。毛色美极了，我可不是胡乱买一件。当销售员，总会有些关系。我呢，认识一个人，他表兄在斯特拉斯堡大街开皮货店。狐皮大衣花了我两千法郎，但是货真价实。我一打开包装，她的眼泪便流下来了。我从未见过有谁这么高兴。她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她的狐皮大衣倒不怎么常穿，只穿出去过四五次，或许六次：一次婚嫁喜事，一次命名洗礼，再就是到本城讲究的人家用晚餐。星期天出门，有时我就对她说：‘玛丽，穿上吧，这件狐皮大衣。’可是她不穿，生怕磨损了。她用薄绵纸将大衣包好，还放了樟脑丸，装进一只美观的盒子里。每周一次，是星期四，她将大衣挂到窗口透透风，当然，多少也有点想让邻居瞧瞧，让人知道她有一件银狐皮大衣。她这样显摆一下，比每天穿在身上还要高兴。那阵子，她遂心如意，我也同样。话说到了1937年，我呢，多么耐劳的人，觉得身体大不如前，人一下子就老了。脑袋昏昏沉沉，整天想睡觉，两条腿也浮肿了。工作算是干到头了，必须辞职，考虑靠自己的积蓄生活了。总共有六万五千法郎，都换成了终身年金。虽说是年金，你们也能猜得出，收入并不丰厚，日子总还是过得去，处处当点儿心就是了。再后来，战火就烧过来了，德国人进了城，赶紧逃难。我们也再三考虑了。卢瓦尔河一带经受了五年战乱，女儿女婿都居住在河那边，我们总不能都见不到他们就丧了命。于是，我们上了路。我拎一只箱子，装几件换洗的内衣，我妻子拿着她那狐皮大衣盒子。一个月之后，又回来了。只要是晴天，那还可以，可是一变天，就受不了啦。还有吃饭问题，什么都要花钱，以后的日子恐怕就艰难了。不仅如此，两个女婿还被俘了，一个女儿赶巧要生孩子，总得帮帮他们。这样就入不敷出了。物价一涨再涨，而年金却一动不动。我呢，去年冬天那一折腾，挺不住就病倒了。大夫说：‘您得增加营养。’这是自然，但是钱在哪儿呢？我那口子就说：‘那好吧，你就别操心了，这回总还能对付过去的。’还真说对了，开春之后，我差不多就康复了；然而她呢，眼看着她日渐消瘦。她总是闷闷不乐，两条腿发软，心脏、肠胃，总之，整个人走了下坡路。最后卧床不起了。一个星期四早晨，正是夏末，阳光充足，我上街买东西之前，就对她说：‘玛丽，要不要我把你的狐皮大衣挂到窗口。’她那可怜的头这才从枕头上转向我，眼睛从来没有那么明亮过，她的下颏儿开始抖动，对我说道：‘我的狐皮大衣，我已经卖掉了。’她卖了八百法郎。一个月前她死的时候，我还想过给她买一件，不让她怀着遗憾进入坟墓。我心想，如果不是太贵，也许我还能借到钱。我询了价：一件银狐皮大衣，还是旧货，要卖到上万法郎了。”

“我呢，”一个孩子说，“我肚子饿，总是饿得慌。”

“我呀，”一位少妇说，“我最好也别回家了。我丈夫在西里西亚[欧洲地区名称，位于奥得河流域，大部归属波兰，小部分划归捷克]，在波兰部分，上西里西亚是重要煤炭工业基地，在德国俘虏营的勤务班里。他二十八岁，我二十五岁，战争永远也打不完。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去，我的生活里没有他了，而这种生活甚至变得牢固起来。我的手提包里，我的房间里，所有的家具上，全放着他的照片，可是无济于事。现在思考什么，决定什么事，都是我独自一人。从前，一到星期天，我就跟他去看橄榄球赛、足球赛，或者去看自行车赛。我又是鼓掌又是叫喊：‘加油，快呀，把球踢开！’我天天看《汽车》杂志，还对他说：‘喂，马涅好像保持着最佳竞技状态。’现在可倒好，每逢星期天，我就去看电影，或者独自闷在家里。等他再回来，我恐怕再也不能让自己相信，体育还能引起我的兴趣，觉得自己甚至都不会去尝试了。他喜欢的那些人，我也不大去看他们了。战前，我们经常去布里奥家，他们也来我们家相聚。布里奥是我丈夫的老同学，他跟一名女演员同居过，还认识一位参议员，曾到纽约逗留了半个月。他把我丈夫当成个傻瓜蛋，管他叫‘脑残哥’和‘呆木鸡’，就当着他的面掐我的大腿，逗得他妻子咯咯大笑。我们回到家来，丈夫还总对我说：‘布里奥这两口子，是多么讨人喜欢的朋友。’我就应声‘是啊’，而这句‘是啊’是由衷之言，并不是单纯讨他喜欢。现在呢，什么布里奥，哪怕听到他的声音我都受不了。对我的公公婆婆，也是同样情况，我看望他们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他们已经徒有其名了。生活当中也不拘小节。躺在床上看书，出门连帽子也不戴，赖在床上不起来，头发披散在背上，没事儿去看看戏，跟人家约会也迟到，还有其他许多小节，从前都特别注意，现在就百无禁忌了。我几乎都没有走出家门，变化就这么大！还有更糟糕的，我一意孤行，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起初那段时间，我还要参考他的想法，我在心里嘀咕，喏，就当他在家呢。现在呢，越来越不考虑了，到头来就心安理得，心里说是啊，当然了，可这有什么呢，事情就是这样。还有一种情况，也同样严重，就是一分钟我也不感到无聊寂寞。一想到他在那么远的地方，我非常痛苦，能看到他回来，什么我都可以付出，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从来就不觉得烦闷。我有自己的一套生活习惯，按照自己的意愿拿捏的一种生活，再也不可能同另一个人的生活融合了。等他回来，当然了，我会尽力做好，不让他看出有什么变化。我还会陪他去看橄榄球，还会去看望布里奥一家和公婆一家，我也尽量不再躺在床上看书了。不过可以肯定，我会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埋怨，时刻想着另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更为率性的生活方式。我已经不是他走时丢下的那个女人了，我好像重新掌握了自身。我能怎么样呢？一对夫妇，还成不了一种化合物。元素一旦分解，再重新放在一起，就不能恢复分解前的化合物了。发动战争的那些人，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我变得严肃了，而且会一直这么严肃，但愿如此。我不会有任何事要求得到别人的原谅，我的头脑是自由的，能够做出判断。我认识一位女子，丈夫成为俘虏之后，她随即就找了个情夫。可是等丈夫回来时，她并没有丧失去顺从一个男人的兴致。他们的生活很容易就复原如初了。我知道，有些女子结婚晚，三十岁或者更大些，她们的生活已经定了型。这样，她们只能好歹适应。她们无须掩饰多么厌恶橄榄球赛，她们直白地讲出来，也算不上一种背离。没人要求她们说出或者做到她们不相信的事。据说爱情能创造奇迹，我正是害怕这种话。因为，归根结底，即便我会重新喜欢上自行车赛和布里奥一家人，我也不知道自己希求什么了。我成为现在这种样子，已经心满意足了。我在这儿对你们说的话，也许我应该写信告诉莫里斯，他叫莫里斯。可是我不敢，明知道他正期待同样的生活重新开始的一天。他最近这封信上还对我说：‘你还记得吧？最后那个星期天，我们是在冬季赛场度过的。’你们想想看，我若是如实相告，那对他是多大的打击啊！然而，我作为独身女人，在这段生活中，却学会什么也不隐瞒了。将来，只要他一冲我发火，或者我跟他发脾气，这些话我就会对他讲出来。怕想还要想。或许，有必要重新学会说假话，现在还来得及。总之，我需要朋友。”

“我呢，”一位年迈的妇人说道，“我再也不相信上帝了。昨天晚上，我拿到两个鸡蛋，实实在在的鸡蛋，走在人行道上一脚踩空，两个全摔碎了。我再也不相信上帝了。”

“我呀，”一位家庭主妇说道，“我总是有点儿怕回家。四个孩子在家等着我呢。大小子十二岁了。第五个孩子一九四一年死的，吃了一冬天苤蓝，最后让肺结核夺走了命。本来应该天天吃肉，吃有营养的食品。让我到哪儿去弄呢？我丈夫是铁路工人，有空我就去帮帮佣，你们能算出来，就这么点收入，没法儿买黑市的东西。也可以说，孩子是饿死的。其他几个，身体也都越来越差了。一个个精瘦，可怜的小脸蛋惨白，不是感冒就是嗓子疼，而且有气无力，都有黑眼圈，谁也没有精神玩。我买东西一进家门，四个就全凑到跟前，看我的袋子带回来什么。我就呵斥他们：‘都走开，别围着我转！’他们走开了，始终一声不吭。有时候，我就开不了口，不忍心说他们。昨天回去，口袋还是空的，那真叫空无一物，配给的食品还没运到。看着四个孩子又围拢过来，我的心好像碎了，不由得哭了。这些还不算，连暖气也没有，天又这么冷，上星期，煤气也掐了，整整断了一周，孩子的肚子里一点儿热乎东西都没有。他们冻得皮肤都发青了，眼睛无神，那样子分明在问：我们究竟干了什么坏事啊？还有，满是冻疮和裂口，看看他们的小脚丫就知道了。想买木底皮面鞋，也没那么容易；有购物券也买不起。喏，眼下，四个孩子只有三双鞋，好在总会缺一个，生病了躺在床上，也就解决问题了。有时我就去市政厅，申请补助券，这种券，那种券。本就不应该去，我知道会是什么结果，然而，我看到孩子咳嗽不止，瘦下去，肚子里没进一点儿食，没法儿，就得去申请。门儿也没有，他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嘴里还不干不净，立马打发我走人。我穿戴也不像样，无论转回哪里，总是同样的遭遇。一个政府官员守着窗口，就是有钱有势的人的一条狗，一看见穷人就龇牙咧嘴。也是的，我生这么多孩子，有什么必要呢？我这纯粹是自己找罪受。四个孩子如果保不住，全死光了，那又碍了谁的事儿呢？反正碍不着政府，当然也碍不着市政厅，更不用说那些阔佬了。我这儿孩子饿得要死，而那些大肥猪，天天吃肉，吃二十法郎一个的鸡蛋、四百法郎一公斤的黄油，还有鸡、火腿，吃得肚子滚圆，把背心都要撑破了。至于服装、皮鞋、帽子，他们哪样都不缺，你们不必担心。有钱人，他们吃得比战前多，他们甚至硬往里塞，生怕给穷苦人留下什么。这可不是我瞎编的。昨天在食品杂货店，我就听见两个阔太太交谈。那两个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好家伙，身穿毛皮大衣，戴着金银首饰，还牵着哈巴狗。她们说，现在人就怕短缺了什么，食量比从前增加一倍。她们说：‘在我们家就是这样。’甭跟我说那些有钱人了。全是杀人犯，残害儿童的杀手，就是这码事儿。往前走吧，战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等德国人一走，一笔一笔账就要算了。所有那些红光满面、肚子垂到腰带上的人，大家都有两句话要跟他们讲讲。他们杀害我一个孩子，我要他们用十条命来抵偿。我还操木底鞋砸他们的脸，打死他们；让他们慢慢死，多吃点儿苦头。那些肥猪，腆着鼓鼓的大肚子，来向我们夸夸其谈，讲什么荣誉、忠诚，以及诸如此类的大话。我嘛，荣誉，等我的孩子不再挨饿了，那么我们就来谈一谈。有时候，我就对我那男人说：‘维克多，你在火车北站，也要搞点儿什么呀；有些职工私拿给俘虏准备的包裹，你也照样干呀。既然人人都只顾自己的肚子，既然富人无视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那么我们就不必顾虑那么多了：人人为己，不择手段。’可是他呢，别打那主意，他是一家之主，正正经经的人。荣誉，就挂在他的口头，好像焦糖粘在牙齿上。就算我们倒霉吧。”

“我呀，”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说道，“你们哪儿知道我遭遇了什么事。晚上我回家，经过帕土罗街的台阶时，常有个男人，高个子，胡子拉碴，总拿眼睛盯着我，不怀好意的样子，我也说不出那是什么眼神。我母亲倒常说，男人都是下流坯。可是那家伙，真让我害怕。昨天晚上，他就躲在一个墙角，等我经过时，他就扑向我，把我整个身子压倒在石头地上。他还把我的鞋带抢走了。”

“我呢，”一位老小姐说道，“我疲惫得很。生活，现在发生的各种事情，都不大适合我，越来越不适合了。我在埃尔梅街开裁缝店，不用说，再也收不了什么活儿了。战前，经营就已经很艰难。那时，我还能加工连衣裙、大衣、女式套装，也做女式内衣。最多时我雇用五名女工。我的顾客都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女眷。我说的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后来，出现竞争。建起了大百货商店。又有了女式套装专营店，还有连衣裙、短袖衬衫的专营店。而且，制作成衣，大批量生产。那种成衣服装，除了不如我做的结实，其他方面几乎都胜过我的手艺，应当承认，价格还便宜。到头来，我就主要做修补和翻新的活儿了。就剩下一个女工，给的工钱也低。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连布料都没有了。你们会说，还有黑市呀；可是我呢，跟不上潮流。再说了，本钱，我也没有哇。人老了；要想投资黑市，那必须有钱，或者懂得行情，再就是政府官员。战前，我还能收到来料加工。现在完了，几乎没了。那些女士花一千五百法郎买一米的料子，做工也要挑贵的。少于两三千法郎，她们就信不过，而我呢，做工费超出三百法郎，人家就嗤之以鼻了。现在，我是老女裁缝。人家提起我来就这么讲，一个老女裁缝，在埃尔梅街开店，就做点儿不起眼的小活儿。老女裁缝，不错。可是，只往前数上十年，我还给那些体面的老板娘，甚至给警官太太、律师夫人做衣服呢。真跟你们说起来，布克努瓦夫人，市参议员的妻子，她那几条连衣裙全是我做的。一想想就难受，我落到什么地步：就是给这周围的穷人把大人的衣服改小，把旧大衣改为男孩外穿的短裤，修修补补，改改接着穿。人家总归是正规的裁缝，到这种境况真让人痛心。便是这种活儿，足够干的也就罢了，可是不然，还是差得多。我这也算运气好，大家都凭配给票，谁也吃不饱，要不然，我就没活儿干了。我六十五岁了，从来就没有漂亮的时候，如果说我还得到别人一点称道，也是因为我有手艺，一门真正的手艺，‘杜夏小姐裁缝店，专做女式衣裙、大衣和套装’。直到战前，甚至那时候，那些生意人还都认识我。不管买多么少的一点儿东西，总有笑脸相迎，说话很礼貌：‘您好，杜夏小姐。’如今那些店主，只认钱不认人。他们不认得穷人了。战争，也许总会有结束的一天，可是我呢，已经被撇到一边，女人会重新与丈夫团聚，男人会重拾他们的旧业，但是，谁也不来跟我讲一讲。我呀，再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

“我呀，”一个男孩说道，“我真希望世界不到中午就毁灭了。我刚刚把家里的面包票全丢了。我妈她还不知道呢。”

“我呢，”一名妓女说道，“我简直烦透了。我是什么人，你们都知道，可也不要瞎猜想。许多人都认为，干这行，就是养肥自己的好手段。当然是这样，你们能看到有些女人白天还拉客，可是那种行径，并不是为我预备的。我呢，还是按常规做事，我的客人，都是中等收入，从每月收入中抠出点钱来寻开心。从前，我每月平均起来能挣上一百法郎，也许还多点儿，但是除此没有别的进项了。我和我那男人，生活节省一点儿，甚至还能存下点儿钱。菲尔南多倒有想法，希望有朝一日能在马恩河畔盘下一家小酒店。要知道，战前，这也不是办不到的事。而且，爆发战争，国家只要准备好了，也可能是件好事呢。可是法国人太喜欢享乐了，从上到下，过分放任自流，还犯了不少过错，结果一片混乱。在怪异的战争[指“二战”初期，1939年9月1日至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军队对波兰突然袭击，作为波兰的盟国，英法虽然对德宣战，但宣而不战，以待德国吞并波兰后进攻苏联，史称“怪异的战争”。]时期，大家反倒没有太受苦。那时候，街上还熙熙攘攘，男人也不少见，就想找漂亮姐儿。甚至后来，德国人开进巴黎，情况也一样，是一个好时期。德国人把所有军人都派来参观巴黎。现在，军人少了，旅游期算是结束了。不仅如此，还真没有多少干活的时间。瞧瞧这个季节，六点钟，天就已经黑了，只好到咖啡馆里兜揽生意。饮料贵得很，里边势必聚了许多女人，可是对顾客来说，却有个气氛问题，跟大街上不一样。这对我也是不利。那么多女人，用淫荡的目光，或者胸脯挑逗人。而我呢，我最好看的部位，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从脚一直到腰部，可是，我总不能坐到桌子上。那些女人，有的会讲德语，这就容易勾引到德国军人。菲尔南多就想让我学德语，打发我每天早晨去上课。可是我什么也听不懂，也就撂下了。你们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呢，即使行话，我也从来不开窍。这也是教育问题。在我家里，交谈从来不用行话。我那二老，他们根本就不容忍。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干活，干活。中午出来，就取代晚上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也没错。如今，为了挣点儿钱，晚上出来了。给钱也确实涨了一点儿，可是现在什么东西都贵，涨那么点儿就不算什么了。住房要花钱，还养活一个男人，你们总该明白。此外，我穿戴也得像样，要有长丝袜，而他呢，菲尔南多，他穿得也要体面。因为，他爱打扮得漂漂亮亮，应该瞧瞧。哪怕他愿意找点事干干呢。我认识一些女人，她们的男人总能想方设法，到黑市上搞点骗人的把戏。可是他呀，别提了，他胆小如鼠。首先，他也没那个本事。有时候，我实在恼火，心里怪他，用靴子狠劲打他，过后又后悔了，我在心里嘀咕，他天生体质弱，可怜的傻瓜，能干什么呢？你们可能认识他。肯定认识。小矮个儿，瘦瘦的，总穿着栗色大衣，肩膀一高一低，嘴巴像个月牙儿。干我们这行的女人，战前就兴找个畸形的男人做伴，发育不良的，半傻的男人。你们还记得吧？歌儿里是怎么唱的：‘他真是个蛋包，矮腿猎犬一般高。’都是这种精神状态，不吃败仗才怪呢。就因为士气，说别的都瞎扯，不过，这样倒好了。不管怎么说，我那可怜虫，总能在我身边了。他呀，你们尽可放心，绝不会打发他去德国的。”

“我呢，”一位老妇人说道，“这都半个多月了，我一直没能弄到点动物内脏给我的猫吃，它叫基基。”

“我呀，”一个男人说道，“仁慈上帝他妈的一百个神，倒是给我们酒喝呀，我真是熬不过去了！熬不过去啦！熬不过去啦！他们就配给那么点酒，简直是耍弄我呢。我每天要喝六公升葡萄酒，喝四杯开胃酒，吃完卡芒贝尔干酪之后。还得喝一杯白兰地。那时候，我身体壮得很，跟新桥[巴黎市中心横跨塞纳河的古桥；虽然名为“新桥”，实则建于1578—1606年，非常坚固]一样结实，从来没生过一天病，总是出工干活。现在，你们瞧瞧我，才四十五岁，就什么也干不了啦，必然的。管子工这行，我丢下了，浑身总抖个不停，瞧瞧我这双手，总这么颤抖，两条腿也打哆嗦，沉得就跟灌了铅似的，这颗脑袋，动不动就晕乎了。你们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啊？跟你们说，同新桥一样结实。对，我从前那身体，就跟新桥似的。新桥啊，他妈的。可是，没酒喝了。没有酒怎么办呢？你们把酒取消，也就把人给毁了。我就觉得，我这胸膛火烧火燎的。我受不了了，跟你们说，我受不了了。一个星期才配给一公升酒。杀人不眨眼。我那女人，也领一公升酒，你们能想到，她自己全喝掉，一滴也不给我剩下。前天早晨，我们领回配给酒，到了晚上，我老婆的酒瓶底还留了一杯。我呢，忍不住了，就想拿过来喝掉。其实，我这也是不由自主。好家伙，两个人，都跟疯了似的，她扔盘子，砸了我的脑袋。新桥。哼！他们应该意识到，他们的配给制，能给人造成多大伤害！我那小子快十三岁了，配给酒没他的份儿，可是，他也馋得慌啊。小家伙，从前照顾得多好，从来没有断过酒。才三岁，每顿饭就已经要灌下一杯红酒了。逐渐培养成了习惯。同样也不是害他。喝正好，那就好，过量，就是过分。新桥。九岁上，他每天就能喝一公升了，往往还能喝下一公升半。一个孩子，什么也没有，怎么能长好呢！特别是我那小子，还不像我这体质。他打小就体弱多病，神经也不强健，身上总生疮化脓。他能支撑着，就全靠每天那一公升小酒了。现在可倒好，只能喝水了。这能不让人气愤吗？新桥。他还行，年龄小，以后总有时间找补回来。我就不一样了，五十多岁的人了，每周只给我一公升。一公升。不成啊，一公升。这么多天等一公升酒。我受不了这种煎熬！”

“我呢，”一名犹太人说，“我是犹太人。”

“我呀，”一名少女说道，“开战那年我十六岁。我还记得我十六岁时候的巴黎。街上人来人往，一片喧闹声，商店、汽车排得望不到头，喇叭里奏着爵士乐，所有男人都二十岁。和女友们走出校门，要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必须高声说话，相互才听得见，说说笑笑，大嚷大叫。在十字街头，总有警察等着我们，一个个都那么年轻，他们让我们挽着手臂，就像舞会上那样。路边的汽车排成两行，看着我们从中间走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警察同我们分手的时候，还送给我们玫瑰花、茉莉花和勿忘草。我家住在诚心街，美丽的一条路。经过克利希广场时，我们走得很慢，因为人很拥挤，也因为要回报所有人的微笑。街上小伙子一直很多，至少有上千人。他们穿着各种颜色的皮鞋，兜里露出绸手帕，一张张面孔都像天使。他们那么盯着看我们，时而是蓝眼睛，时而是黑眼睛，还有金色睫毛。他们讲的话，不能完全听明白，只听懂几个词：爱情、心、明天，再就是名字，都是我们常见的名字。他们为我们才经过这里，他们就知道总有一天，一定会发生讲不完的事情。他们聚集在咖啡馆露天座上，目光久久地追随我们，朝我们抛来鲜花、鸟形绣花香袋，以及让我们心跳的话语。在科兰库尔桥上，我已经有点陶醉了，头脑里回荡着小伙子们的歌声。记得有一年六月份，也是在桥上，烈日当头，公墓的亡灵散发着草地的花香，后来再也没有闻到那种芳香了。小伙子们成群结队地走来，都穿着光鲜的西装，生活实在太清新了，我冲动起来，不由得高喊一声，双脚也离了地。还是一个女友，雅奈特·古久里埃，一把抱住我的双腿。为此我嗔怪她许久。回家途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科兰库尔街的上坡路。当初，这条街道盘旋爬上蒙马特高地，汽车沿人行道排列，形成两条蓝线，弯弯曲曲，如袅袅升起的炊烟，天空则霞光反照，呈现粉红色。如果我记错了，你们就告诉我，不过我记得，那时候一年四季树叶不落。科兰库尔街没有桥上那么多人，但是，小伙子都在窗口，从汽车车门探出身子，尤其爬到树上的人更多。他们的叹息声、情书、歌声，下雨一般朝我们浇下来，而歌声那么温柔，感动得我们泪水盈眶。回到家中，也总能看见五六个表兄弟，说是来看我哥哥的。大家玩耍嬉闹，甚至还搂搂抱抱。这些话，现在我可以讲出来了。夜里，我梦想着通过了中学会考，而且为了奖赏我，女校长要我在蒙马特区一百个最漂亮的小伙子当中，挑选一个当终身伴侣。现在，我的十六岁妙龄早已远逝。我哥哥死在战场，我那些表兄弟做了俘虏，我的朋友们都上了火车北站的列车。留下来的年轻人，有时也遇见过，他们的心思并不放在我们身上，也不来看我们了。街道空荡荡的，警察都是老家伙。科兰库尔街也几乎不再盘旋了。冬天，树木光秃秃的。你们认为，战争还要进行很久吗？”

第十四个人一言未发，因为她刚刚猝死，就死在她新结识的朋友中间。死者是一位少妇，丈夫被俘，有三个孩子，受穷，惶恐又劳累。她这些新朋友便去市政厅办理死亡手续。出面交涉的一个人听一名职员说，已没有棺木埋葬十八区的人了。他抗议说，事关一个俘虏的妻子。那职员则强调：“你们让我怎么办？我又不能变成棺材！”大家分头在街区寻找，博尔尼奥棺材铺已经断货。一个糖果店老板愿意提供一口松木棺，要价一万五千法郎。然而，死者的三个遗孤一苏钱也没有，这些朋友也都不是有钱的主儿。一个木匠是个正派人，他提出用胶合板做口棺材，跟松木棺一模一样。这工夫，市政厅收到几口棺材，死去的少妇才得以体面地安葬。

这些排队的同伴护送灵柩安葬，他们从公墓出来，到一家咖啡馆落座，每人凭一百克的面包券，买了一份洋姜三明治。大家还没有吃完，其中一个人就指出，他们是十三人同桌吃饭，看来还要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