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周六的上午，我的生活彻底被搅乱了。我心里清楚，但同时又不愿承认。我漫步泰晤士河畔，在那里随便买了把雨伞。救助中心给了我一件没有牌子的拉链连帽衫当外套。穿上这件连帽衫，我感觉自己瞬间隐形了。这不是我一贯的风格，却是我此刻最需要的……我坐在河畔，感觉一切都和往常不一样。雨中的泰晤士河一点都不令人愉快，但我却很庆幸此刻有一样东西能够反映我的心情。雨下得不大，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我想乘坐火车回母亲家，又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思考如何应对大家的反应。我只好不停地安慰自己，因为我必须在那些关心我的人面前保持镇定，让他们觉得我并无大碍，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在这漫长的一个小时里，我拒绝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除了想一些别的事情，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观看河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我躲避着路人的目光，一旦发现思绪又徘徊到今早发生的事情上，我就立刻用最锋利的指甲去戳自己的臂弯。这么做是想警告自己，还是想训练自己的条件反射？在整个报案过程中，我独自一人面对着一群陌生人。我不禁好奇，若是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自己是否能若无其事地回到过去。我知道自己简直异想天开，因为这么做根本于事无补。我也知道自己早晚会说出这件事，只是不知该如何措辞，更不知该从何说起。

我从来不曾沦落到要对人说出“我被强奸了”的地步。我不屈不挠，精明强干，决不让自己受到伤害。正因如此，我处处小心、步步为营。我对任何事情都说到做到，一旦下定决心就会全力以赴、努力实现。偏偏在这件事上，我大意了。我终究没能保护好自己，让自己沦为受害者。

我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耳边一直回荡着一个十分熟悉，但从未在乎过的声音：“你太自以为是了，你以为你是谁呀？”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没有遭遇过任何性侵犯事件。长大后，我终于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居住在伦敦这样的大都市，从事着最体面的工作。为何在这个时候让我遭遇这样的事？

我的思绪飞回到16岁那年的一场派对上。元旦前夕，一群人聚在一个隔了几层关系的朋友家中，喝酒的喝酒，跳舞的跳舞。不时有男生过来找我索吻，我压根儿没搭理他们。这时候，期待的人终于出现了，闺密们立即指给我看。他是我一直迷恋的一个男孩，他叫史蒂文(Steven)，18岁，一头金发，身材高挑。我虽然不认识他，却总忍不住想起他，甚至一厢情愿地为他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人格。在我们这群人当中，只有戴安娜(Diana)认识他。据说，她还和他的一个哥们儿接过吻。而她偏巧见过我在文具盒里画满史蒂文的名字和一堆小心心。

戴安娜将他带到我面前，介绍我们认识，我激动得哑口无言。他大方地和我们一群人跳舞，女孩们全都笑嘻嘻地看着我，她们本想悄悄看热闹，脸上八卦的表情却藏不住一点儿。我早已害羞得满脸通红，幸好有夜色的掩护才没有被发现。我突然觉得这一切很可笑，于是，默默地躲到角落里，找出那瓶被我们偷偷藏起来的龙舌兰酒。

我一连喝了好几口。一回头，才发现史蒂文就在我身后。想象中的他，是一个寡言少语、充满哲思且玩世不恭的大男孩，然而，此刻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到这些特征。他喝得忘乎所以、满嘴胡话。但是，当他把双手放在我腰间的那一刻，我仿佛进入了天堂。我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记得他拉着我坐到他的膝盖上。从那一刻起，我的眼里就只有他，满脑子都是我和他的未来。

我们忘情地接吻，我从一开始的慌乱不安，逐渐转为自信大方。他递给我一颗小药丸，我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尽管有一丝丝后怕。通常，我不会这样不问明情况就乱吃东西。可他是史蒂文，又不是什么坏人。我暗自高兴道：“我是何等幸运，才能独得他的青睐。”音乐声吵得我们根本无法聊天，但我非但不讨厌，反而很开心，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这种时候该聊些什么。我知道他平时喜欢踢足球，还听说他想要转学去一所职业学校。我曾经梦想着，自己将来考上了大学，他也在同一个城市，也许我们还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

史蒂文迅速起身，并一把将我抱起来，二话不说就拉起我的手朝屋外走去。我们穿过走廊里那一排喝得烂醉的男男女女，有人拍了拍他的背，另一个家伙则冲着他猥琐地发笑。直到后来，我才反应过来那个笑容的含义，但在那个当下，我正沉浸在喜悦当中。当着所有人的面，我和史蒂文一起走出去，这一幕简直像在做梦。

他带着我穿过前门来到马路对面。随着音乐声渐行渐远，我也越发紧张。首先，我的舌头感觉像打了结，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其次，我不仅喝醉了，体内还有别的东西在作祟，以至于总是听见一种强烈的、有节奏感的怦怦声。我的心跳越来越快，这种感觉我从未体验过。我不小心被绊倒了，他把我拉起来，拖着我往前走。

我猛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陌生的地方。像是一个公园，四周一片绿色，放眼望去，一个人也没有。好在我有史蒂文在身边。他拉着我，一起坐在一棵树下。月光洒在他的一头金发上，我不禁想到，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以这样的方式开启新年，真是再好不过了。一想到我的梦中情人很可能成为我的男朋友，我便兴奋不已。再过20分钟就要跨年了，在那一刻亲吻我的男孩，不是别人，而是史蒂文。他将成为我在新年里见到的第一个人。

我突然想起，我把手机和背包都落在派对上了，应该就在戴安娜身边。她不如谢丽尔谨慎，但谢丽尔今晚没和我们在一起，她和那个愚蠢的男孩艾尔比(Albie)去了另一个派对。她俩是几周前认识的，那家伙对她一点儿也不好。

史蒂文用力地吻着我，我有些跟不上他的节奏，甚至有点儿喘不过气。由于坐在地上，我既担心衣服被弄脏，又担心裙子太短，内裤会沾上落叶和泥土。他的手突然不老实起来，我提醒自己，跟上他的节奏。我努力做出一些自认为正确的动作，但同时又觉得很难为情。他的吻变得湿漉漉的，还有点儿拖泥带水。他的吻技不佳，可我不在乎，我只想努力配合他。他的手突然伸进我的内衣和文胸里。他用力捏着我的乳房，把我给弄疼了。我下意识地扭动了两下。他的另一只手猛地插入我的身体。我感觉又痛又难受，但我没有拒绝，也没有喊停。我忍痛体验着这一过程，谁知他又开始一边拉下裤子的拉链，一边把我的头往他裤裆的方向按。他的态度很强硬，我吓得挣脱出来。他一脸生气地责怪我是怎么回事，手指粗暴地在我体内拨弄着，我瞬间疼痛难忍。与此同时，他试图扯下自己的裤子。我见情况不妙，开始奋力挣脱。就算他是史蒂文，这一切也完全不符合我的想象。我越是挣扎，他就越不罢休。面对眼前这张淌着口水的嘴，我感到一阵厌恶。我已无法继续，此刻的我只想回到派对上。我提议立刻返回，他以一种我讨厌的方式大笑起来。直觉告诉我，眼前这个人已不是我在公交站偶遇的那个安静帅气的大男孩。我必须马上离开。

我告诉他，我需要一些时间。他问我是不是性冷淡，我立刻就感觉到他对我的不满。我意识到，整件事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就在他拒绝放慢节奏的时候，我已开始考虑如何脱身。我越想挣脱，他就越是死死地拉着我。我告诉他，我想上厕所。他在消化这一信息的时候，稍稍放松了警惕，虽然那只手还在我体内，但明显放慢了动作。我趁机站了起来，本能地撒腿就跑。我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跑，根本不在乎方向对不对，只是一味地向前跑。我回头看见他追了上来。他居然还不放弃。

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知道什么是危险。作为一个长期忍受暴力和危险的人，我预感到，目前的情况十分危险。

他摔了一跤，恼羞成怒地对着我破口大骂。很显然，此刻的我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渣女、荡妇、冷漠的婊子。

我一口气跑回派对上，心脏狂跳不止。我摸黑穿过人群，趴在地上，寻找着我的包。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一句话也不想说。

正当我准备从后门溜走，身后传来倒计时的声音。我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四面八方响起人们跨年的欢呼声和尖叫声。所有人都在狂欢，就连路上的汽车也在鸣笛凑热闹。此刻，我只想快点儿回家。我觉得自己既愚蠢又狼狈。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性冷淡。然而当我抱着手臂，仰望星空时，我又再度与那个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泰莎心灵相通了。我对自己说：“你没事的，你已经安全了。”说完，便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回想这段经历的主要目的，是想搞清楚自己当时是如何成功逃脱的。只要决心不成为任何人的牺牲品，我就是一名斗士，就一定能顺利逃脱。

事实证明，史蒂文完全不是我的菜。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一直将那天晚上在公园里感受到的、如此强烈的恐惧，视为一件令人尴尬的、难以启齿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会编造一个关于史蒂文的故事，以证明他不适合我。但当时，我一步一步走在回家的路上，在新年的第一个小时里仰望星空，祝贺自己成功地逃过了一劫。我试图让那一小时仍然充满希望，仍然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来度过。我不去想刚才要是没能逃脱，会是什么结果。我努力劝慰自己，至少，这丰富了我的性经验，使我不至于落后那些和很多男孩睡过的女生太多。

然而，此时此刻，当我在周六的早上冒雨坐在泰晤士河畔的时候，我又再度想起那晚发生的事。基于对法律的了解，我终于看清那晚史蒂文的所作所为。他让我嗑药，把我拖到远离众人的地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把整件事像看电影似的在脑子里播放一遍，那些情节简直和警方提供的强奸指控文件里写的一模一样。

今天凌晨我没能逃脱。我试过，最终又放弃了。我对自己说，遇到这种情况，人人都想逃，没人会束手就擒。公园那次能成功逃脱纯属侥幸。

这种经历在我的朋友中并不罕见。女人就是要不断地对付那些想要随心所欲的男人，管理他们的欲望仿佛成了我们的责任。只要我们着装性感、舞姿大胆，他们就认为自己有权对我们为所欲为。我们表面上不承认，但私底下还是接受了各种关于男人如何被默许的说辞。我们甘愿为自己所受的伤害承担责任，并接受世人的指责。我们从未提出任何反抗。我们本能地以为，一旦我们表示拒绝，就会被视为不正常、无趣，甚至性冷淡。如果你也和我一样，生活在一个只注重温饱和生存的地方，从小到大几乎无人看管，即使大人们想要保护你，也无能为力，你的安全感就只能靠自己建立。可想而知，这样的安全常常得不到保障。

我不禁想起爱丽丝和菲比，还有米娅。她们能否理解这种感受？她们的父母早就为她们织好了一张无形的安全网，他们无所不能，也从不教子女“要保持沉默，别小题大做”。我越想越觉得希望渺茫，然而，更令人绝望的事情还在后头。

朱利安这类人的父母绝不可能让自己的宝贝儿子成为某个声称自己被强奸的女人的牺牲品。难道爱丽丝、米娅和菲比遇到这种情况，就不会被倒打一耙吗？很有可能，她们遇到的“史蒂文”只是手段不同，却同样拥有某种左右事情结果的能力。

两年后，我在酒吧里再次见到了史蒂文。我那时已年满18岁，和当时的男朋友贾森一起在吧台前买饮料，史蒂文就站在我前面。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的头发和背影。当他端着四瓶啤酒转过身来时，我看清了他的脸，瞬间感觉膝盖发软。我没有向贾森说明情况，只是一心想离开那里，在那里我一秒也待不下去。史蒂文起初并没有看见我，那张脸看上去还跟过去一样文静有深度。我曾对那张脸产生过无数幻想，确信它的背后有一个美好高尚的灵魂。经过那晚的惊吓，我再一次看到这张漂亮的脸。当他稍稍转头，与我四目相接的那一刻，他的脸色变了，他的眼神里既没有害怕，也没有愤怒，只是单纯显示出他还记得我。那一刻，我恨不得原地消失，可我并没有转移视线，不是出于勇敢或挑战，而是全身僵住了，僵得连眼珠子也动不了。这种无力感简直和今早被朱利安按住时一模一样。为何自己每次都这样束手就擒？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

我浑身无力地走向查令十字车站(Charing Cross station)，去搭乘地铁的贝克鲁线。我上了车，安静地坐在座位上，无所事事地享受接下来的路程。一群男孩跳了上来，兴奋地互相打闹着，其中一位把一整罐可乐打翻在地，坐在对面的女士连忙换了个座位。我呆呆地看着那罐可乐朝我脚下滚过来。男孩们呼来喝去，纷纷嘲笑那位打翻可乐的同伴，开玩笑地让他把地拖干净。洒出来的可乐，沿着我脚边的方向流过来，可乐罐四处滚动，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我在皇后公园站下了车，终于有咖啡喝了。我在盖尔斯(Gail's)咖啡厅里排队。我很喜欢周六上午到这儿来吃早餐——一杯咖啡、一份糕点，外加几份报纸。有时也会到一些独立书店里看看书，或是散步到附近的公园晒晒太阳。今天，我选择用纸杯来盛咖啡，这样我可以一路拎着它，慢慢走回公寓。雨后的街道使人心情沉重。我回到公寓，努力说服自己不去理会这扑面而来的压迫感，尽管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这是我家，那个人早走了”，却还是放心不下。

昨晚过后，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栋楼、第一次上楼梯、第一次进入自己的公寓。我把每间房间都检查了一遍，确认里面没人，然后第一次走进卧室。我不敢在里面逗留。我发现朱利安已经找到了床单和被子，并且将它们整齐地叠放在床上。他一向很爱整洁，不愧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我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大声尖叫，将衣柜里所有衣服连同衣架都搬出来，扔到客房的床上；用手捧着内衣、鞋袜、夹克、香水和化妆品，将它们统统堆到客房的一张书桌上。我发疯似的来回搬着东西，搬完后，又紧紧关上卧室的门。没有手机在身边，我只能一声不响地坐着发呆。

幸好我没有手机，这样我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与任何人联系，也不用担心接到朱利安发的那些说不清是肉麻还是虚伪的短信。还有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我把笔记本电脑和工作文件都带在了身边。我拿出电脑和文件，认真研究下周一要开庭的那件案子。虽然我看不进去，但总归有件事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一整天都没怎么吃东西，却丝毫不觉得饿。

直到晚上，我才用微波炉热了一份冰箱里的印度菜，一边吃，一边浏览电视频道。吃完后我又关掉电视，呆坐在沙发上。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泪水一下子涌了上来。这一次，我没有强行忍住，而是任它肆意流淌。我感到很悲伤。这种悲伤比愤怒更加难以承受，一时半会儿根本修复不了。我听见自己哭得喘不过气来。不知哭了多久，我才用手抹掉眼泪，把脸深深地埋进抱枕里，无力地躺在沙发上。

又过了一会儿，我找来一条毯子，往沙发上一扔，沙发立马就变成一张临时的床。我再次打开电视，调到购物频道，调低音量，既不干扰休息，又能让我感觉多了个伴儿。没有手机的我变得异常脆弱。我不得不劝自己：“今天早上，那台手机可一点儿也没帮上忙。”我一连检查了两遍大门是否已锁好，甚至在门后放了一把椅子。长这么大，我还是头一回这么干。我又检查了所有的窗户，尽管不太可能会有人冒险爬这么高。即便我把所有门窗都关得死死的，脑子里还是不停地想象有人撞开上了两道锁的大门，跨过堵在门后的椅子直冲进来，里面的我根本无路可逃。我被这种恐惧感折磨得筋疲力尽。

星期天上午，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客房的床上，一定是半夜醒来后，迷迷糊糊走到这里。我依稀记得自己上过一次厕所。刚醒来时，我感觉昏昏沉沉的，一时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我躺在哪里？惊讶自己为何睡在客房里，那些记忆突然一股脑儿全都回来了。我翻了个身，想让自己再多睡一会儿，但最终还是不得不起来，逼迫自己机械性地洗了个澡，全程都不敢照镜子。为了重新熟悉这个家，夺回对它的主权，我一整天都足不出户，把明天那个案子的摘要看得滚瓜烂熟。我意识到自己已不知不觉成了第二个“亚当”，不仅在摘要里贴满了各种标签，还记录下所有盘问时要问的问题，以及想要提出的观点。虽说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但也不见得会把所有想法都写下来。我通常会把它们记在脑子里，在法庭上顺其自然地进行提问，几乎不用看笔记，除非我想强调什么，才会把它们原原本本地读出来，或者策略性地仔细查看文件，刻意制造紧张的气氛。我熟悉所有的案件资料，如同米娅熟悉自己的剧本一样，除非在庭审过程中不得不临时改变策略，或者突然节外生枝。说到米娅，现在是下午一点多，我决定给她发一封电子邮件。我想把这件事告诉她，却又无法跟她通电话。我需要她的参与，才不至于让朱利安和那几个陌生人成为唯一的知情者。我不想让律所的人知道，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我都会受不了，只是想想都觉得可怕。然而，一旦闹上法庭，这件事就再也瞒不住了。我要让朱利安对此事做出回应，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并承担一切后果。他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即使他认罪了，凭借他家的势力和一些重要人物的支持，也能轻而易举地获得轻判。他拥有一切，不像我代理的那些被指控性侵或强奸的客户。我在希望他成为被告而上法庭的想法和其他想法之间摇摆不定。或许我的内心更偏向他能主动向我承认错误并道歉？

不知不觉，我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发送之前，我又浏览了一遍，修改了几处表达出自己犹豫不决的文字。转念一想，这封邮件很可能会被调取作为证据，我又把它给删了，重新写了一封简短而坚决的邮件，告诉米娅我不希望再有别的女人受到他的伤害，希望米娅支持我的决定。这一次，我不再迷茫；我让她不用急着给我回电话，因为电话不在我手上，目前只能通过邮件联系我。我特意叮嘱她，暂时不要跟我视频通话，因为我还没做好面对其他人的准备。然而，以我对米娅的了解，她无论如何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于是，我关掉了电脑上的视频通话软件，然后毫不犹豫地将邮件发了出去。

接下来的时间，我一直在为周一的案子做准备。我害怕出庭，害怕去律所，害怕见到朱利安。我只能安慰自己，他不能把我怎么样，这家律所不仅是他的，也是我的，他不可能把我拒之门外。我不能从此一蹶不振。我时而感觉义愤填膺，时而有点儿自卑和害怕。至于结果如何，我连想都不敢想。

下午四点钟，楼下的门铃突然响了。我迅速站了起来，一动也不敢动。是朱利安吗？是他来向我忏悔了吗？我好奇自己会对他说什么。我又能怎么说呢？或许他落了什么东西在我的卧室？情况也许更糟，他该不会还想像昨晚那样对我吧？我靠墙站着，试图透过窗户偷看究竟是谁在按门铃。我正发愁看不见，却发现马路对面停着一辆警车，这才稍稍不那么害怕。我突然想到，对面的警察没准儿就是冲我来的。他们是不是还有问题要问？还是打算去逮捕朱利安？门铃声再度响彻整个公寓，我试着接了起来，从声音就能听出此时的我有多防备。我既害怕，又随时准备出击。

“你好？”

原来是那位年轻的女警。

“泰莎，是我，凯特·帕尔默警官。我来还你的手机。”

尽管我的身体还在颤抖，心里却大大松了一口气。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快就能取回自己的手机。我告诉她，我马上下来。我不想让她进到我的公寓里。我一路小跑着下了楼梯，不由自主地想到，尽管我此刻最不愿意见到的人便是朱利安，但我也曾设想，如果他能出现在门口，为昨晚的失态向我道歉，或许我就能够原谅他。这样，既可以避免繁杂的法律程序，也给了我一个直接表达意愿的机会。我会告诉他，我并不希望与他再有任何交流。随后，我为凯特·帕尔默警官打开了公寓楼的单元门，她将那部用塑料袋装着的手机交还给我，并表现出完全没有要上楼的意思。

“我知道你担心明天的工作，一定急需这部手机。”

“真是太感谢你了，周末还要加班加点地帮我处理这部手机。”

她耸了耸肩。

“你还好吗？”

“挺好的。”

我已经累到不想再多说什么，只好撒了谎。但她并未打算立即离开，稍稍站立了一会儿，说道：“你有我的名片，有事尽管给我打电话。我也会及时通知你案件处理的进展。我们恐怕无法为你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但是如果你……”

我取掉那层塑料袋，发现手机处于关机状态。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逮捕他？”

“还不确定，应该很快了。我明天打电话告诉你最新情况。”

道别后，她离开人行道，走向对面的警车。她的背影如此娇小，感觉比昨天又小了一号。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怎么睡，可想而知，周一上午的状态会有多差。但我不想成为那个无故缺席的人——感觉没脸见人的应该是他，而不是我。我一口食物都吃不进去，出门之前，只好把喝剩的一大杯茶全都倒进水槽里。

周一上午的汉默史密斯及城市线十分拥挤，我不得不改乘比原计划晚一点儿的那趟车。我本可以不必绕道从律所出发，而是直接去内伦敦刑事法庭。但是，今天我必须出现在律所，我要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夺回我对生活和工作的主权。我不想表现出怯懦，我的公寓已经让我感觉很陌生，我绝不允许他继续毁掉我的律政生涯。

我一步步走向律所，那幢漂亮的老房子已近在眼前。我一直很感恩当年能受邀加入这家律所。虽然它的办公室布局就像兔子窝一样狭窄且密密麻麻，但这并不影响工作的进行。与这座建筑的外观相比，其缺乏美感的内部结构根本不值一提。阳光从来就不曾照进那些长长的走廊，大部分员工只能共享办公桌，公共区域永远杂乱无章，更别提上下楼还要经过那些蜿蜒的楼梯。即便如此，当拿到办公室钥匙的那一刻，我的心情立刻就从最初的惊讶转为倍感亲切。对我来说，这种强烈的归属感胜过一切。爱丽丝和朱利安总是说他们的朋友都被安排在了一些新装修的办公室或装有豪华设备的明星律所里，但我却很满意这间小小的办公室：一来我不用支付高昂的租金和管理费，也不用买那些华而不实的办公家具；二来这种历史悠久的建筑通常不允许翻新，也就省了不少搬家的麻烦。一切都正合我意。

一走进律所的前厅，我的双腿就开始不自觉地打颤。我大声地喘着粗气，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陌生而令人紧张。我慌忙地退了出来，海莉的背影从我眼前一晃而过。我躲到大楼的一侧，不想被任何人看见。由于膝盖发软，我只能靠在一面石墙上。我感觉呼吸困难，满脑子都是不好的预感，内心惊恐万分，很想吐却又吐不出来，只能不停地干呕。我感觉头晕目眩，于是拼命地找手机。在翻遍背包和身上的口袋后，我终于找到了，然后第一时间拨通了爱丽丝的电话。我此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平安地度过接下来的十分钟，在自己还未完全失控前赶紧离开这里。爱丽丝接起电话，我才想起她这周末刚和朋友一起去苏塞克斯郡(Sussex)度假。得知她已经回来了，我整个人如释重负，因为我知道她今天不用出庭。听上去她的心情不错，看来在苏塞克斯玩得挺开心。我的内心一阵刺痛。我们终究来自不同的世界，我对她的生活一无所知，更无法理解她和她那些朋友的相处之道。她经常感叹我的后知后觉，也会动不动就被我的话吓到，而我自己却听不出其中有何不妥。我们是如此不同，但此时此刻，当她接起电话并向我问好时，我感动得差点儿哭出来。我使出浑身解数，却还是很难以正常的方式说话。

“情况不太好，爱丽丝。我感觉很难受。”

我不得不打断她关切的询问，不停地安慰自己，她很善良。

“事实上，我现在就在楼下，但现在必须马上离开律所，你今天有空替我出庭吗？”

爱丽丝还没反应过来我此时就在律所外面。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用充满同情又乐于助人的语气激动地问道：“去哪一个法庭？”

我知道她内心深处一定很兴奋，因为她白白捡了一个案子，不用做任何准备就能直接上庭。还没等我回答，她就接着说：“我这就下楼。”

在挂电话之前，我不忘告诉她我的具体位置。不一会儿，她就满脸关切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努力了很久才让自己站起来，而我的呼吸仍旧很急促，心跳也一直在加速。爱丽丝发现了我的不对劲儿。

“你看上去像是在发烧。需要我为你做点儿什么吗？”

“不，不用了。我手头有一个‘袭击伤人’案，你可以去内伦敦刑事法庭与当事人见面。”

她接过卷宗看了一眼，发现我已经在上面写满了笔记，这才放心地收下了。

“当事人的证据充分吗？”

我停顿了一下。他的确有不少证据，但我不想给爱丽丝太多压力，万一她输了，也好给自己一个解释。

“说实话，输赢皆有可能。”

我明显感觉她更加放心了。打赢这种案子对她来说简直不在话下，她完全可以毫无压力地轻装上阵。人人都爱接这种案子。离开前，她转身对我说：“我去帮你叫一辆出租车。”

我本想拒绝，因为原本打算坐地铁回家，但一想到能快点儿离开这里，也就没有阻止。她很快就拦下了一辆黑色出租车。她扶着我上了车，眼里满是担心。

“你待会儿是一个人在家吗？”

“是啊，但你最好别打电话，因为我想睡一会儿。”

她不理解为何我不需要任何人的陪伴。

“你必须打电话找人来陪你。”

我只好答应她，好让她放心。事实上我根本没有这个打算。再说，我能打给谁呢？爱丽丝可以打给父母、兄嫂、姑妈和教母，甚至是更多的人，她的亲人和朋友遍布伦敦的各行各业。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身子却不自觉地往后靠。

“你在冒冷汗。”

我知道她是在担心我得了什么传染病。我安慰她说：“我想我是吃坏肚子了。”

她瞬间松了一口气，不再担心自己被传染，也不再担心我没人看护。她只是同情地看着我说：“你看上去糟糕透了，赶紧去卧床休息吧。”

“谢谢你接手我的案子。”

我是真心的，因为突然意识到自己今天无法出庭。我默默地以吃坏肚子来安慰自己，但我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事实上，我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它的确很可怕。这是不是人们常说的“惊恐发作”？不，应该不是。它更像是我身体里的一种本能反应，我曾一度怀疑这是心脏病发作。我听爱丽丝说过，她认识一位这方面的专家，好像是她母亲或父亲的朋友，那人的诊所就开在哈利街(Harley Street)[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街道，许多私人医生在此开设门诊。这条具有百年历史的“世界名医街”一直是皇室成员和各界名流的医疗首选。]。但我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坐进车里，在关上车门的那一刻，爱丽丝由衷地说道：“谢谢你把这个案子交给我。”

我点了点头，终于可以放心地回家了。直到出租车拐进了哈罗路，我的症状才有所减轻，但仍感觉很虚弱。我看了一眼手机，果然收到了米娅的来信。这是一封很长、很优美的电子邮件，除了表达自己的爱与支持外，米娅还痛骂了朱利安一顿，并抱怨自己为什么没能陪在我身边。读完这封信，我再也绷不住了，多希望她此刻就在我身边。她在信的末尾恳求我允许她打电话过来，就算不是视频电话也可以。她很想遵守我的要求，但还是必须听到我的声音。我只好认输，因为不得不承认自己此时急需她的安慰。

付完车费，我在街角坐了一会儿，然后深吸一口气，拨通了她的电话。她立刻接了起来，我瞬间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人。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拼命压抑自己，不让她听出我在哭。然而她早就洞悉一切，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我的心坎儿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很愤怒，扬言要把朱利安关起来。虽然她此刻身在柬埔寨，但她用的是英国的电话号码。我很高兴电话居然打得通。我感觉不那么孤单，也不那么难受了。米娅说我听上去有点儿惊魂未定，还说报案和接受检查以后必须要有人陪我。她甚至考虑要退出巡演，立刻回家来陪我。我当然不希望她那么做。

“这样一来我会感觉自己很可悲。求你了，千万别回来。”

她让我保证一定会给母亲打电话。我解释说母亲上班时不能接电话。但她十分坚持，不接受任何借口。她说如果我不打，她就来打。挂电话之前，米娅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我讨厌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他胆子也太大了，他算哪根葱，居然敢这样对我的朋友？”

她发脾气的时候很可爱。我冒险提了一个一直不敢问的问题：“我该怎样回律所上班？今后该怎样和他一起共事？”

斟酌过后，她建议我干脆休息一段时间。挂完电话，我终于鼓起勇气给母亲打了电话。打出第一通电话时，我还在想一会儿肯定还需拨打第二次，但没想到她居然一下就接了起来。她似乎不太高兴我在工作时间给她打电话，但马上就反应过来。

“出什么事了？”

我一边组织语言，一边听着她焦急等待的呼吸声，仿佛她早就预感到我会给她打电话一样。

“我挺好的。就是，你说得没错，我的确遇到了点儿事情。”

见她等得如此绝望，我决定不再隐瞒。

“我刚经历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还去警察局报案了。”

她问我现在在哪里，并且说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我完全没有料到她会是这样一个反应。她迅速挂断电话，我根本来不及反对或者询问她擅自离岗会有什么后果。我只好发短信问她，但她并没有回复。

在等待母亲坐火车赶过来的一两个小时里，我无所事事地坐在沙发上。这完全不像我。见到母亲的那一瞬间，我感动得不知所措。我知道她为此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她满脸愁容地看着我，试图从我脸上看出什么线索。她立刻觉察出我的不对劲儿。

“你是不是病了？”

我多希望自己只需吃一点儿处方药，然后再喝一点儿母亲做的鸡汤，一切就能好起来。

“妈！”

说完这个字我便哽咽了。

“对不起，对不起，妈妈……我……”

她没有碰我，但一下子冲了进来。

“亲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必须稳住她，不能让她太担心。

“没什么事，我挺好的。我没事，真的……”

“泰莎？”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但母亲看上去就要崩溃了，我只好说出实情。

“我星期五晚上和一个男同事出去约会，然后……”

“然后怎样？他打你了吗？”

她仔细打量着我，仿佛是在检查我的脸上是否有瘀伤或血迹。我摇了摇头。

“没有。我们……”

我实在说不出口。面对自己的母亲，我如何说得出那几个字？

母亲靠了过来，焦急地等待着。我看得出来，她很紧张。

我已经别无选择。

“他强奸了我，妈妈。”

我眼眶一热，泪水瞬间涌了上来。母亲的表情一下就垮了，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没事，我向你保证，我会没事的……”

事情总算说开了。母亲看起来很受伤，这个消息就像一颗子弹击碎了她的心。她注意到我在发抖，于是把我牵到沙发上坐下。她开始环顾公寓。而我则开始号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着一些毫无头绪、语无伦次的话。

我说不出任何有关那天晚上在我卧室里发生的事，只能指着那间浴室说：“那间浴室，我……吐了，然后……然后……”

除此之外，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仿佛丧失了语言能力。我感觉自己一直在控制着情绪，无论是在警局做笔录，还是把东西从卧室搬到客房，但如今这道闸门一下就打开了。我仍在努力克制，但哭得根本停不下来。我已记不清上一次当着母亲的面哭是什么时候。她笨拙地用胳膊搂着我，虽然我平时根本无法接受这么亲密的动作。我告诉她，我还没有好好看过这间浴室，里面好像还留有血迹。

“在那之后……”

母亲强压着满腔怒火，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问题。她双手握拳，紧绷的指关节看起来惨白惨白的。

“需要我帮你打扫那间浴室吗，亲爱的？”

我点了点头，巴不得有件事能缓解目前这紧张的气氛。我听见她找来水桶和拖把，然后打开水龙头接水，接着走出来拿走一把刷子，然后又重新回到浴室。我从门缝里偷偷往里看，母亲正蹲在淋浴间里埋头刷着地板。我看见原先残留在砖缝里的棕色血迹正在被水流卷入下水道。那些从我身上流出的血，我可怜的母亲此时正在清理它。

打扫完浴室，母亲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面无表情地站起身来。我就像一个任性闯祸的小女孩，面对她绝望的眼神，后悔自己不该给她和这个家带来这么多麻烦。她此时的痛苦全是我造成的。

我曾经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心无旁骛地专心工作，只要做好本职工作，打赢官司，不争不抢，就可以和律所的其他人一样，但我始终成为不了他们。我在他们眼里永远是可以丢弃的、可以被任意践踏的人。一切都跟小时候一模一样，除了侵犯者的身份有所不同以外。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傻子。

“妈，对不起。”

她抬头看着我，摇了摇头说：“不，你不用道歉。这件事又不是你自找的。”

她生气地朝我走过来，嘴里嘟囔着一些无心的话，像是在责怪谁，又像是在数落谁，从她的话里我听出了她有着和我一样的失望。

“我早该告诉你不要随便让人来家里，泰莎。”

我本想反驳，但很快意识到这件事虽然发生在我身上，但母亲一直在自责。在这件事上，她和我感同身受。我不禁打了个冷战，因为我知道此时自责的人肯定不止母亲一个。

“妈，你帮我瞒着约翰尼，好吗？”

见我整个人都慌了，母亲点了点头。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母亲一把抓住我，心急火燎地嘱咐道：“你听我说，你必须回去上班。你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你在这一行干得好好的。这是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不工作就没有收入。我们不能输给他。坚强一点儿，回去上班。答应我。”

我点了点头。没人能够让时间倒退到周五之前。若是能预判到后面会发生这么多事，我当时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的脑子里盘旋着无数种可能。我真是罪该万死。母亲还在期待我的回答。

我答应母亲，明天就回去上班。

母亲走后，我给谢丽尔打了个电话。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她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加评判地倾听我说话。她耐心地听我讲完。我期待着她像往常那样火冒三丈，甚至是破口大骂。今天，电话那头却出奇地安静，我突然意识到她自始至终都在对着电话无声地啜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