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崛起的前夕

春秋那杯茶,战国这碗酒  作者:南柯月初

公元前338年的一天,咸阳城的南门外人山人海,大家都在等着看一场车裂。在那个轻罪重罚、严刑峻法的年代,处刑没什么新鲜的,但这场极刑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被处刑人的身份,因为他恰恰是秦国所有酷刑的制定者——商鞅。

人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敬重着、深爱着但又憎恨着这位立法者,他们惋惜着但又庆幸着他的死去。其实他们大可不必纠结,因为商鞅早已流干最后一滴血,躺在刑场上的,只是一具尸体。不过,他的气息似乎还在,如布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的那样:“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荡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为虚幻,更为持久,更为忠实。它们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回忆、等待和期望,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水珠上坚韧不拔地负载着回忆的宏伟大厦。”

商鞅虽死,秦法犹存,即使只剩下骸骨,也依然被人敬畏。鄙人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终于写到我最想讲的部分了。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就让一切铁与血的回忆,从秦献公开始吧。

千帆驶尽回眸望,归来非少年

秦横扫六国,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于公元前221年结束了中华大地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央集权制大一统。两千余年后的我们,能够简单清晰地背诵出这段基本的历史常识,但若是在公元前四百多年时,你说出这样的话,一定会让听到的人笑破肚皮,因为此时的秦国实在是被欺负得没话说。

那一时期,还是魏国的天下。魏文侯即位后,励精图治,任人唯贤,麾下精英汇聚。此时的秦国国土狭小,只占据陇山以东、洛河以西、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在魏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秦国甚至有灭亡的危险。

虽然外患当前,但秦国并没有暂时放下内部矛盾、一致对外,而是发挥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一贯传统——外斗外行,内斗内行。春秋中期,秦穆公称霸西戎,但他之后的好几代国君,是一代不如一代,秦国陷入长期的内乱,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战国中期。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在变得顶天立地之前,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柔弱过往。秦灵公(从谥号上看,就知道这个国君不怎么样)死时,他的儿子公子连只有十岁。秦灵公的叔叔秦简公趁侄孙年幼,篡夺了君位。原本是国家准一把手的公子连,转眼就变成前朝余孽了。为了留存灵公的血脉,一批忠臣护送公子连逃往魏国。

坐在逃亡的马车上,公子连凝望着故土。人生中总有一些事让我们瞬间长大。这一刻,这个十岁的男孩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男人!

公子连来到魏国后,受到魏王的礼遇。他眼下虽然落难,但再不济也是一个公子,有朝一日若能回到秦国,培养一个亲魏的秦君,总胜过自己后院被惦记强。公子连深知魏王的这点心思,所以才投奔魏国。互相利用,心照不宣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公子连本着“年轻就是资本”的原则,在魏国蛰伏起来,等待秦简公死后,自己翻身农奴把歌唱。可惜,秦简公真的是个简单的人,人家根本没想做个文治武功被后世传颂的明君,在位十六年,每天只是喝喝酒、健健身,啥正事都没干。归西后,他的儿子秦惠公接着干,一干就是十三年。

太坑公子连了!他这一等,将近三十年的时光过去了。十岁流亡异乡,转眼间已届不惑之年,他几乎绝望了。不过就在此时,剧情峰回路转。秦惠公临死前才有了一个嫡子,这就是后来的秦出公。为啥他的谥号这么奇怪呢?这还不简单,“出”就是被人赶下台了呗!

公元前386年,秦出公即位,年仅两岁。两岁能干什么?实在干不了比吃奶更大的事了吧?于是他的娘亲挟奶娃以令臣下,执掌朝政。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大多不适合从政,因为太过于感性,而政治家最不需要的就是感性。当然,武则天、孝庄太后这类出色的女政治家除外,她们是王水做的。

正如莎士比亚所说:“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女人突然获得权力,一般会极度缺乏安全感,所以在用人上会任人唯亲。在她们看来,血缘远比能力要可靠得多。秦出公的母亲大量任用外戚和宦官,引发秦国宗室与公族的不满。为了安抚人心,她又开始拿钱补天,赏赐过多,使秦国国库更为空虚,于是又通过加重赋税来弥补亏空,这下使得民怨更为沸腾。此外,周边各国蠢蠢欲动,大有生吞秦国之意。总结起来,这时候的秦国形势就是:刑事犯罪高发、对外斗争复杂,人民内部矛盾尖锐。

与此同时,赵国为了挺进中原,把都城从中牟(今河南省鹤壁市)迁到邯郸。迁都后,赵敬侯将矛头指向魏国的小弟卫国,赵、魏两国摩擦不断;楚国此时是被魏武侯逼走的吴起在做令尹,自然不待见魏国;秦国又和魏国是世仇。面对糟心的外部环境,魏武侯决定送公子连回秦国,助他夺权,以建立一个亲魏政府;即使公子连夺权失败,秦国也必会陷入混乱。

送公子连回国,看似对魏国有百利无而一害。但怎么说呢?魏武侯是一个想法简单、容易犯错误的国君,他的继承人遗传了他这个毛病。两代人一共犯了三次错误,送走了三个人。正是这三个人,彻底改变了魏国和秦国,甚至是整个中国的命运。这三个人,第一个人是兵王吴起,第三个是法圣商鞅。而这第二个人就是公子连,也就是日后的秦献公。如果你觉得他的政治作为对秦国影响还没那么大的话,他可以用他的继承人来凑,因为他为秦国贡献出了秦孝公。

当然,那是后话,我们先说回公子连。一边是出母乱政,一边是魏国支持,对于公子连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机会,他必须趁势扩大他的优势。于是,他派人潜入秦国,联系各大媒体,准备先打一场舆论战,说当初简公篡位后,只知享乐,荒废朝政,导致秦国连年战败、丢失西河之地;现在出母乱政,重用外戚,横征暴敛,使得内朝乌烟瘴气,外朝民不聊生。现在,正统的君位继承人公子连要回来了,大家要抓紧时间站队呀!

本来秦国上到宗室公族、下到黎民百姓,对出母那个败家娘们就怨声载道,现在被舆论这样一煽动,把她赶下台的决心就更坚定了。更绝的是,公子连还打出了最为振奋人心的口号——恢复穆公霸业!

在秦国,“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那可是神一般的人物!在穆公之前,秦人一直被中原各国称为蛮夷,穆公称霸后,他们才被改口称为秦人,才有了中原人的尊严。穆公薨逝后,霸业凋零,如今“四代乱政,诸侯卑秦”,秦国衰落得不成样子,民心思治,大家都渴望恢复穆公时的繁荣安定。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必须是一个造梦家,能炮制出让人们向往并为之奋斗的理想与目标。这种对理想与目标的追求,我们可以称之为信仰。正如巴尔扎克所言:“以利益为主的阵营总是会动摇的,但以信仰为主的阵营,是绝不会被分化的。”

抓住了舆论,还不足以扭转乾坤,枪杆子里出政权,永远是硬道理。出母再不善于主政,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一直坚持没让这场乱乱到军队里去。也正是这个原因,让公子连很难有实际行动。总不能向魏国借兵吧,这种借虎驱狼的做法,傻子才会用。

就在公子连发愁之际,魏武侯来神助攻了。虽然不能直接派兵,但其他资源还有的是啊,比如——钱。秦国的军队虽然未被内乱波及,但有一个大漏洞可钻,那就是穷。秦国任何一个地方都穷,连王宫里的耗子都是饿死的。魏武侯抓住这一点,做了一笔政治投资。他赠予公子连大量的金银珠宝,让他去收买秦军将领。交换条件就是,在公子连在位时期,秦国不与魏国为敌。

魏武侯送走了公子连,并助他登基,以一批金银珠宝的代价换来了秦魏边境二十余年的安宁。这笔买卖看似划算,却埋下了一个永世的祸根。谁又能猜到,当年的利,最后会变成亡国的弊……

公子连踏上了返回故土的旅程。在秦、郑两国边界,守将右主然不让他和随从通过,他们被迫前往戎族之地。当他们来到焉氏塞(今甘肃省平凉市西北)时,秦国的左庶长菌改前来迎立公子连回国登基。

还未踏上故乡的土地,公子连就感受到了来自故乡的问候——出母派来的拦截大军。随从们将公子连围在中间,已经做好了护主牺牲的准备。千钧一发之际,只见公子连悠闲地打了一个响指——拦截大军就改旗易帜,变成护送新君登基的警卫团了!

原来在回国前,公子连就用魏武侯赠送的财宝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秦国的大部分将领已经被他收买。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更何况那个搞得秦国民不聊生的女人马上就要倒台了,护送新君登基,这可是成为开朝元勋的大好机会,谁不想抢这个头彩?!秦国各路兵马一听这个消息,争先恐后地起兵勤新王;老百姓也箪食壶浆,以迎新君。

作为一个君主,心狠手辣是必须具备的品质,所以公子连毫不留情地杀死了还是幼儿的秦出公,以及他的母亲。他把剑从出母胸口拔出,拭去溅在自己脸上的鲜血:“秦剑是用来杀外敌的,我希望,这是它最后一次饮秦人血。”

当年,秦简公趁公子连年幼,夺了他的君位;如今,公子连趁他的孙子年幼,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真可谓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公子连终于正式登基,史称秦献公。

师魏长技以自强

看着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秦国,秦献公百感交集。在魏国避难多年,他深受李悝变法成果的影响,看到了魏国究竟有多强大,也深知秦国有多弱小。地小民少,工田不振,府库空空,甲兵老旧,私斗成风。想要恢复穆公霸业,谈何容易呀!

既然魏国强大,咱们秦国就照猫画虎,让李悝变法也能为我所用。秦献公在魏国的时候可是没闲着,每天都走街串巷,考察魏国民情,了解魏法。作为魏国重大机密的《法经》,是不会让他这个敌国公子接触到的,所以他只能从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那里打听到只言片语,学个皮毛。但对于穷得衣不蔽体的秦国来说,皮毛好歹也能当作遮羞布。

秦献公元年,即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废除了秦国自秦武公以来实行了近三百年的活人殉葬制度,改以陶俑代替真人殉葬。活人殉葬是奴隶社会的遗毒,奴隶主贵族会通过殉葬人的数量和身份来显示自己的高贵。这么残忍变态的嗜好,居然在当时的秦国形成攀比之风。秦国本就缺乏劳动力和兵源,你要死就死远点,居然还带走那么多活人!没了他们,谁来种地?谁来打仗?秦献公是个明白人,活着的人都因为劳动力不足而填不饱肚子,谁还有心思管死人!

秦国人少,献公鼓励多生,尤其奖励多生儿子的人。于是,当时秦人的生活就是三大内容:吃饭、种地、生儿子。秦献公二年,献公将都城从雍城迁到了接近西河之地的栎阳(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官庄村与古城屯村之间)。这样做,既是为收复失地做准备,也是为了摆脱旧都城中保守势力的束缚。

政治上做了两件大事之后,献公又转手去搞经济。秦简公七年,即公元前408年,秦国才开始实行“初租禾”制度。注意那个“才”字,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因为鲁国早在公元前594年就开始实行与之类似的“初税亩”制度。

什么是“初租禾”制度呢?就是废除井田制的“籍法”,按照土地占有者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征收农作物实物税。这项制度的实施,就是在法律上承认土地占有者对所占土地拥有的所有权,这使得大批占有私垦田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在奴隶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再把土地一层一层地分封下去。奴隶制社会晚期,井田制下的粮食产量已经满足不了人口增长与长期的兼并战争的需要了,所以国君们开始鼓励开荒。但是迫于旧贵族的压力,一直无法给新兴地主一个名分,所以他们开垦出来的土地在法律上是不合法的,而“初租禾”就等于给他们颁发土地所有证。

为了调动生产积极性,秦献公才推行“初租禾”制度。遗憾的是,他这个国君是旧贵族们推上位的,自身的局限性,让他无法彻底推行改革,所以他的政治举措被称为“新政”,而非“变法”。“初租禾”在东部边防地区推行得比较顺利,在旧贵族聚集的、以雍城为中心的西部地区,则遇到了很强的阻力。为了不触动统治根基,只得“一国两制,分而治之”。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奴隶虽然地位低下,但也是人,有自己的感受与判断:在地主那里干,自己是自由民,不用挨鞭子,不用被买卖,只需要给地主交租,辛苦一年后,就可以开开心心地在家看春晚。但是在奴隶主这里,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比牛多,吃得比猫少。有了这种比较,奴隶们纷纷外逃。

出于对土地和劳动力的争夺,新兴地主与奴隶主贵族的矛盾越来越大。但由于奴隶主贵族势力庞大,新兴地主在与他们的争斗中,常处于下风。而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高、粮食产量大,秦献公自然是支持新兴地主的,所以他尽可能平衡双方的势力。他从新兴地主阶层中选拔人才,担任要职;允许地主和自耕农从军,使他们依靠军功获爵,走上人生巅峰。

秦献公像老黄牛一般埋头改革,隐忍二十载,一心一意谋发展,秦国的国力多少有一点提升。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他还想收复失地。西河之地就像一根钉子,扎在几代老秦人的心头。如果你要问:“不就一块地吗?真的那么重要吗?”我无法正面回答你,你可以去问岳飞,去问文天祥,去问我们为何要使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拿回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还需要理由吗?

但秦献公没有急着出手,不为别的,就为那个承诺——只要魏武侯在世,秦国绝不与魏国为敌。这令我想起北岛在《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中所说的话:“纵然这个时代充满了欺骗,即使一生中我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看似可笑的诺言。因此,那与正直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带着他一生所犯的错误离开了人世。他的死,瞬间点燃了秦魏之间的火药桶。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献公发兵伐魏,兵锋抵至魏国的石门(今山西省运城市西南),斩敌六万。秦献公二十三年,秦国在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市南)大败魏军,俘虏魏相公叔痤(就是他赶走了吴起),攻取了庞城。魏国侵占西河之地,第一个重建的城池就是少梁;少梁又在黄河岸边,与魏国东河之地隔河相望,是黄河两岸横渡非常重要的桥头堡,所以少梁之战的胜利,意义极为重大。秦献公后来释放了公叔痤,因为当初他流亡魏国时,公叔痤待他不薄。少梁之战结束后,秦献公寿终正寝。

如何评价秦献公呢?说实在的,他是一个明君,但不是一个有作为的明君。虽然励精图治,想要变法强国,但他学的那些东西都是从魏国抄来的皮毛,有些东西甚至是一些强国百年前玩剩下的。我个人感觉,献公新政类似洋务运动,只是一味的模仿。你可以造出皮肤、骨架、肝脏,甚至是血液循环系统,但永远造不出灵魂。此外,因为保守势力太强,他最后只搞出来一个半吊子新政。当然,他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新政削弱了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为商鞅变法做了热身;少梁之战打出秦魏二十年的和平。不要小看这二十年,正是这短暂的和平期,给商鞅扭转乾坤赢得了宝贵时间。所以说,他在位二十三载的奋斗,是值得的。

第一章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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