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计划芭芭在心里断断续续酝酿了三年。但我总给她泼冷水，提醒她我们现在还小，不能去城里闯荡。这三年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所以可以一笔带过。

我们考了几次试，芭芭都没通过。辛西娅离开了修道院，走的时候我们哭着说了再见，并发誓我们一辈子都是好朋友。然而几个月后，我们就不再互相写信了。是谁先停的我也记不清了。

假期总是令人愉快的。暑假的时候，绅士先生带我在海里划他的船。我们划到远离岸边的一个小岛上，在岛上用他的普赖默斯牌便携煤油炉烧水泡茶。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他常常吻我的手，说我是他的小雀斑女儿。

“你是我父亲吗？”我惆怅地问，和绅士先生玩这个扮演游戏很有趣。

“是的，我是你父亲。”他说。他吻遍了我的胳膊，承诺等我去了都柏林，他一定会做个体贴周到的好父亲。玛莎、芭芭，所有人都以为他带我去看莫莉姨妈了。一次，我们真的去看她了。家里来了绅士先生这样一位客人，莫莉姨妈非常激动，手忙脚乱地从会客室翻出了最好的杯子，上面蒙了层灰。她非要给绅士先生的茶里加奶油，虽然绅士先生告诉她自己喝茶不加牛奶。奶油可是贵重的奢侈品，莫莉姨妈认为她这是给了我们极大的面子。

但是，芭芭仍然一直在盘算着我们要怎样逃离修道院。一次，她躺在床上看电影杂志，突然说我们要是认识美国的什么人，就可以进演艺圈了。

到了3月，机会终于来了。我指的是逃离的机会。修道院里举行静修活动，都柏林来的神父给我们上课，命令我们保持安静，这样才能思考上帝，反思我们自己的灵魂。

静修期的第二天上午，他告诉我们下午要讲第六诫。这是最重要的讲座，也是很私密的讲座。玛格丽特嬷嬷不想让修女们在讲座期间进小教堂，因为神父会用非常坦率的语言讲到男孩、性和其他一些话题。修女们不大可能从正门进来，但不能保证不会有修女进入楼上的唱诗班席。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玛格丽特嬷嬷写了一张警示牌：“讲座进行中，禁止入内”。她让我把这个公告钉在楼上的门上面。她指派我去办这件事，是因为我穿着橡胶底的鞋子，上楼时不会把楼梯踏得咚咚响。我爬着橡木楼梯，既紧张，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进那地方，走进修女们的住处，完全不知道该把这个公告钉在哪扇门上。楼梯擦得锃亮，一面白墙上挂满了大幅油画，画的是《耶稣复活》《最后的晚餐》，还有一张圆形的《圣母与圣婴》彩色油画。我期望至少能看看修女住的小房间，这样就可以告诉芭芭和别的女孩了。我们都迫切想知道这些小房间是什么样的，因为有个高年级女孩说修女们睡在木板上，另一个女孩说她们睡在棺材里。爬到二楼的楼梯平台时，我歇了一下，喘口气。弧形白色大理石圣洗池从窗台下伸出来，我把手伸到里面蘸了一下。那里摆着一个中国花瓶，一棵铁线蕨从里面伸展出来，长长的枝条垂到了楼梯平台处铺着的浅色印度地毯上。

我慢慢地再爬上一层楼梯，看见右手边有扇木门。我判断肯定就是这扇门了，于是用四颗新图钉把公告牢牢钉在门板正中间，然后退后一步看了看。公告上的字写得非常清楚，所有字母都笔画均匀。左边有条狭窄的长走廊，两边都有很多门。我估计这些就是修女的小房间了，但是我不敢走过去透过钥匙孔看一眼。我匆匆赶回小教堂，刚好赶上讲座开始。

讲座差不多要结束时，我赶紧出来，急匆匆地爬上楼梯去揭掉公告。当我爬到那儿时，发现玛格丽特嬷嬷正等着我，她看上去怒气冲冲的。

“这是你开的玩笑吗？”她问。她打开那扇门，指着里面。那是卫生间！我只能尴尬地笑了。

“对不起，嬷嬷。”我说。

“你真邪恶。”她怒不可遏，尖锐的眼神刺穿了我，嘴里喷出的唾沫星子溅到了我脸上。

“对不起，嬷嬷。”我再次道歉，心里想不知道修女们是不是整晚都被剥夺了上卫生间的权利，越想越觉得滑稽。可是我也非常害怕，浑身战栗得像一片瑟瑟发抖的树叶。

“你侮辱了教会的姐妹，败坏了学校的名声！”她说。

“我不是有意的。”我恭顺地解释。

“面对圣体站三个小时，然后去向院长嬷嬷承认错误。”

我站了三个小时，又向院长嬷嬷认了错，之后一边沿修道院的台阶往下走，一边用手背抹着眼泪，这时芭芭走过来和我说话。她拿着一张纸，写着：计划已有，咱们能被开除了。

按规矩，我们仍然要保持静默，所以必须找个地方去商量。我跟着她在学校里走了一会儿，最后爬上楼后的一段楼梯，走进一个卫生间。

她一进去就开口了，因为我们不能在那里久留。“咱们把一张写着下流话的字条留在小教堂，假装是从祈祷书里掉出来的。”她浑身都在颤抖。

“天哪，不能这么做！”我说。我也浑身颤抖——从院长嬷嬷那儿出来后就这样了。见她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怎么敲她的门，怎么走进那间空旷、冰冷的会客室。她坐在一个讲坛上，正在看文件。她把眼镜往下一推，一双冰冷犀利的蓝眼睛盯着我。

“你就是那个害群之马了。”她说，声音很平静，但充满强烈的斥责意味。

“对不起，嬷嬷。”我说。我本该称她为“院长”，却因惊慌失措，什么都搞不清了。

“对不起，嬷嬷。”我重复了一遍。

“是吗？”她问。她的质疑在整个冰冷的房间里发出回响，高高的、装饰华美的天花板都好像在问“是吗”，壁炉上的鎏金钟好像也在嘀嗒嘀嗒地问“是吗”。房间里的所有东西似乎都在斥责我，我吓呆了。这是个让人极不自在的房间，我怀疑是否真的有人坐在那张由四根粗壮的桌腿撑着的硕大椭圆形桌子前喝过茶。我等着她正式开始，但她什么都没再说。我意识到这场训话已经结束了。我羞愧万分地退出房间，在身后拉上门，尽量不弄出一丝一毫的响动。关门时我瞥见她在看着我。

“我们不能这么做，”我对芭芭说，“想想这会惹多少麻烦。”我只想平安度日。

“不过到底是什么办法？”我问。

“是这样。”她凑到我耳边悄悄告诉了我。这事就连芭芭都不好意思大声说出来。

“主啊！”我一把掩住嘴巴，免得自己把她的话重复一遍。

“没有什么‘主啊’的，就三四天的地狱日子，然后我们就能走了。自由了！”

“家里人会杀了我们的。”

“不会的。玛莎不会在意，你家老头很可能在忙着喝酒，我家老头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和一张好看的天蓝色圣像，上面的圣母玛利亚从云中出来，蓝色斗篷在身后迎风展开。

“你写吧。”我说。

“我们两个的名字都写上。”她说着跪在地上，趴在马桶盖上用正体大写字母开始写。我那时羞愧极了，直到现在都羞于想起。至于写了什么，我觉得你们肯定不想听到。不管怎样，最后我俩都在上面签了名。

尽管我闭上了眼睛，也努力不去想上面写的那句话，但它一直在我耳边一遍遍地重复着，同时我也为玛丽修女感到羞耻，她是我最喜欢的修女。这句话牵扯到了玛丽修女和托马斯神父。

托马斯神父是特遣神父，玛丽修女负责布置圣坛和做弥撒。她很漂亮，面色红润，总是笑眯眯的，好像知晓什么别人不知道的人生秘密。她的笑容不是扬扬自得，而是一种迷醉。芭芭正在写的时候，门把手从外面转动起来。转动了两三次，每次都很不耐烦。

“说不定是她。”我急喘着气低声说。芭芭打开门，红着脸往出走。门口站着的是一个低年级女孩。看见我俩时，她在胸口画了个十字，匆匆走进了卫生间。天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不过第二天我们闹出了那不光彩的事之后，她跟每个人都说我和芭芭那天是一起从卫生间出来的。

那天傍晚，一看到玛格丽特嬷嬷走进书房，我的双腿和膝盖就开始发抖，我能感觉到她冷酷的眼睛在盯着我。

为了躲开她，那天我早早就去睡觉了。静修期间，十点之前我们随时可以去睡觉。我上去时寝室里没有一个人，一片死一样的沉寂。我正在叠床罩，听见有人突然跑上楼梯。

“我的天，凯特，你在哪儿？”芭芭喊着跑进来。

“嘘——嘘！”我说，因为玛格丽特嬷嬷很可能正躲在一边窥探。

“她去精神病院了。”芭芭说。她两眼放光，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被发现了吗？”我问。

“发现！现在全校都知道了！在休闲厅的时候，哭丧包佩吉·达西把字条交给了玛格丽特嬷嬷，玛格丽特可不就以为那是祈祷词嘛，就读出来了，还可大声了。”我感觉到一股热浪从脖子处往上冲，双手直冒汗。

“想想，”芭芭说，“她读了出来，‘汤姆神父把他那个长东西’，等她反应过来，嘴巴都气紫了。她在休闲厅乱转，还拿带子抽了那几个女孩几下，直喊：‘她们在哪儿？她们在哪儿？这些魔鬼的种！’”那场景的每一秒都让芭芭感觉很爽。

“继续。”我求她快说。

“她手里拿着那张圣像，跟前的女孩见谁打谁。天哪，我赶紧跑到更衣室藏到了柜子里。所有女孩都哭呀喊呀的，其实年龄小的女孩有一半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后来她都神经错乱了，级长只好叫来另一个修女，大家一起把她抬出去了。”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问。要是我们能赶快逃走就好了，离开这个地方。

“她们正在找我们，所以拜托，不要发抖，不要崩溃，一定要坚持住。就说这只是我们从什么地方听来的一个笑话。”芭芭警告我。这时级长走进寝室，叫我俩出去。

我们经过她身边时，她后退一步紧靠住墙，现在，我俩是肮脏的、令人恶心的，没有人愿意和我们说话。走到过道里，女孩们看我们的眼神，就像我们得了什么可怕的疾病，就连那些偷过人家手表和其他东西的女孩都向我们投来居高临下的憎恶眼神。

院长嬷嬷在接待室等着我们。她肩上搭着一条披肩，脸色死一样苍白。

“我希望能让你们马上离开。”她说。我正想尽力承认错误，她却专门对着我说话了。

“你的思想竟如此下流。无法想象你怎么能隐藏好几年都没被发现。可怜的玛格丽特嬷嬷，这是她宗教生涯中遭受过的最严重打击。今天下午，你的行为已经让人感到厌恶了，而现在，你的所作所为更是令人发指。”她的声音一直在颤抖，之前的沉着冷静荡然无存。她是真生气了。我哭了起来，芭芭在我腰上戳了一下，让我闭嘴。

“我们可以解释的。”我对院长嬷嬷说。

“我已经通知了你们的家长；你们明天就走。”她对我们说。

那天晚上，我们被关在医务室两间单独的病房里。那是我长那么大度过的最漫长的夜晚，而且想到第二天就要回家，我更是充满恐惧。整晚都能听见一只老鼠在嚓嚓地啃着护墙板，我蜷着双脚，一夜没睡，想着用什么办法能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们是第二天下午离开的，没有人和我们告别。

“念《玫瑰经》。”坐在租来的车后排上，芭芭对我说。司机是个陌生人，这一趟旅程一定令他很难忘，一路听我们不是在祈祷，就是在预测，一直都没停。他就住在修道院所在的镇上，车是院长嬷嬷雇来的。我们不光彩的事情已经先于我们传回了家。

我们下车时，布伦南家前院草坪上有个人正在割草。这人叫查理，他朝我们点点头，但手里没停下来。割草机看上去似乎要挣脱他而去。这是个寒冷而晴朗的日子，杜鹃花丛下，番红花正盛开着。黄赭色的番红花。风吹进花丛里，花瓣在草坪上落了一地，看起来像一片片皱纹纸被扔到了地上。还有报春花。一丛报春花环绕着一棵梧桐树根开放着。树砍掉了，因为担心大风会把树刮倒压了房顶。布伦南先生围着树根种了一圈常春藤，用藤蔓遮住丑陋的褐色树桩。现在那里还长出了迎春花，欢乐的小小迎春花从藤蔓的缝隙里探了出来。我已经看了迎春花十七年，以前从来没有发现它们的叶子这么苍老，皱皱巴巴的，还长着一层茸毛。我就这样盯着这些花看着。麻烦事就要发生时，我总会盯着什么东西看，比如一棵树、一朵花，或者一只旧鞋子，这样能避免心跳得过于剧烈。

“拜托，进门啊。”芭芭说。她跟在我后面，拖着大行李箱走在水泥路上。芭芭用箱子撞了一下我的腿，我敲了敲门。莫莉让我们进了屋，她看着有点冷漠，一定是他们说了不要给我们好脸色。

布伦南先生、玛莎和我父亲都在早餐房，我没有直视他们任何一个人的眼睛，但能看出来玛莎很不自在。她拿着一块手帕，手帕在抖动。

“干得好啊，你这个小臭——”父亲说着，朝我走了过来，想找到一个足够坏的词来形容我。他举起一只手，像是要打我。

“我讨厌你！”我一下子激动起来。

“你这张臭嘴！”他狠狠扇了我一巴掌。我倒在地上，头撞到了瓷器柜的棱，柜子里的杯子哗啦啦一阵响。这一掌打得我脸上火辣辣地疼。

布伦南先生从屋子那头冲了过来，撸起袖子。

“你不要动她！”他说，但父亲又朝我举起了拳头。

“拿开你的手！”布伦南先生大吼着，用力把父亲往一边推。我站起来，一步一步挪到了玛莎身边。

“我想拿她怎样就怎样。”父亲还在恐吓我。他已经怒不可遏了，我看到他在恨恨地咬着假牙。他想抓住我，但布伦南先生抓着他的肩膀，把他往门外推。

“你给我滚出去。”布伦南先生说。

“你不能这样对我。”父亲抗议。

“不能，是吧！”布伦南先生说着，抓起父亲的棕色帽子歪扣到了他脑袋上。

“告诉你，这事没完！”父亲说，但布伦南先生将他一把推了出去，冲着他的脸重重地摔上了门。我们听见父亲在外厅里骂骂咧咧，用拳头砸着早餐房的门，布伦南先生把门从里面反锁了。

“回你家去，布雷迪。”布伦南先生说。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出了外厅的门。我自然哭了起来，玛莎和芭芭吓得脸色煞白。

令我们恐惧的回家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这一番闹腾与我和芭芭无关，与我们写的那张可怕字条也无关，反成了布伦南先生和我父亲之间的一出闹剧。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布伦南先生讨厌我父亲，而且一直以来都讨厌他。

“坐下。”布伦南先生对我和芭芭说。我们坐在沙发上，向玛莎投去乞求的眼神。

“孩子妈，要不要来点茶？”布伦南先生对玛莎说，她微微笑了一下。至少他还是理智的。

“你好，我还没来得及和你打招呼。”玛莎经过我的椅子时对我说。然后，她温柔地摸了摸芭芭的头发。

“嗯，那么——”玛莎出去后布伦南先生说。

“我们讨厌那地方，我们讨厌那地方，我们想回家。”我对他说。芭芭自从进门就一言不发。她垂着头，双手握着，像是在祈祷。她是打定主意不帮着一起说了。

“非常抱歉，我们真的讨厌那地方。”我说，然后重复了一遍，“我们想回家。”他微微笑了一下，摇了摇头，看上去是被触动了。我们那样做不过是因为太孤独了，对他而言，这似乎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

“可是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问。我正在想该怎么回答，电话铃响了。他必须马上动身到山上去，有头母猪快要死了。我们留在屋子里和玛莎说话、喝茶。

傍晚，我在前屋的沙发上坐着，布伦南先生回来了。他进来和我说话。这时是黄昏时分，我们看到一道银色的暮光闪烁在餐具柜上，房间里能闻到风信子的味道。

“德克兰在学校表现不错。”他说。我很清楚他在想什么。

“对不起，布伦南先生，我真的非常抱歉。”

“凯瑟琳，你要知道，这件事太遗憾了。你在学习上那么聪明，本来能走得很远的。为什么要这样毁了自己的前途？”他握着我的手问。

“您别问我了。”我说。

“我知道是为什么。”他说。他的声音很平静，他的手绵软而温暖。他是个温柔善良的人。

“可怜的凯瑟琳，你从来都是芭芭的工具。”

“我喜欢芭芭，布伦南先生。芭芭那么有趣，而且她也没有恶意。”这是事实。

“唉，人要是能选择自己的孩子就好了。”他悲伤地说。我的喉咙里突然堵了一团东西，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想表达的所有东西。我感觉，对他而言，生活里的一切都令他失望。这些年来，他夜里开过那些崎岖的路，打着灯笼穿过田野去四面透风的棚子里检查那些病兽，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无论是在他妻子那里，还是在孩子那里，布伦南先生都没有找到幸福。我突然想到，他或许会想要妈妈那样的妻子、我这样的女儿。我感觉到他确实是这么想的。

门轻轻敲响了一下。布伦南先生说“进来”。是我父亲。想必是玛莎告诉他我们在客厅里。

“晚上好啊！”父亲欢快地说，就像什么难堪的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晚上可太好了！”布伦南先生开了灯。我们上次回家时电就接通了。温暖的灯光在壁炉上投下一片影子。这是一盏白陶瓷灯，罩着一个白色陶瓷灯罩。纯洁而迷人，像孩子们初领圣体仪式[初领圣体是每个信奉天主教的儿童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通常在7至10岁时举行。在仪式上，儿童身穿象征着纯洁的白衣或白裙，女孩一般头戴白纱，初次领受代表着基督的圣体和圣血的面饼（面包）和葡萄酒。]上戴的面纱。这是布伦南先生用一盏老式油灯改造而成的电灯。

“你不会往心里去的，不管我喊也好，叫也好，不出三分钟就没事了。”父亲对我们俩说。布伦南先生说：“好，我们忘了这事吧。”我什么都没说。父亲坐了下来，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两镑钱。

“给。”他说着把钱扔到了我腿上，我说谢谢。他们说着话，我黯然地坐在一边。但他们的天聊得非常僵硬，现在他俩都很讨厌对方。

陶瓷灯后面放着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一个舞女，一个西班牙舞女，她穿着一条长长的红色蓬蓬裙和一件白色带蓬蓬袖的上衣。我过去把明信片拿起来。后面是绅士先生的笔迹，写着：祝你们所有人一切顺利！邮票是外国的。我跑出了屋子。

“莫莉，莫莉！”我喊着。莫莉在楼上收拾着准备出门，她现在交了个男朋友。

“上来。”她说。我上了楼，把头探进她的房间门，她正在一个热气腾腾的盆里洗着脚。

“我长鸡眼了，走路都瘸了。”莫莉说。她的房间很小，地上铺着油毡。

“莫莉，绅士先生去哪儿了？”我问。我等不及假装漫不经心地将谈话引到这个话题上，尽管我本来想这样做。

“去晒太阳了。”她说。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为什么？”

“绅士先生的太太神经衰弱了，他们就坐船去地中海了。”一瞬间，我又是生气，又是嫉妒，又是愧疚。不过，至少他不在这里，不会听到我们干的这丢脸的事。因为他向来都是文质彬彬的，一定会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大为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