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可以转到另一所修道院继续上学，因为奖学金还在有效期内。但是布伦南先生要送芭芭去都柏林学商务，我说我也要去都柏林。我向父亲承诺，以后会参加考试进入公务部门工作，但就目前而言，我会先去一家杂货店上班。

我给报纸上刊登的一则广告写了信，找了份在杂货店当售货员的工作，在一个叫托马斯·伯恩斯的人的店里打工。杰克·霍兰给我写了一封充满溢美之词的推荐信，信上说我在他店里做过学徒。推荐信里堆砌着各种形容词和华丽辞藻，他在上面的签名是“杰克·霍兰，作者及酒水商人”。

“当然了，凯瑟琳，如果你改了主意……这是女士的特权。”他舔了舔牛皮纸商务信封，握起拳头压着信封把它封好。

“谢谢你，杰克，”我说，“我会考虑的。”这是句谎话，不过能让他高兴。他母亲仍然吊着最后一口气，护士每星期来两次，给她清洗身子。杰克走过去，打开收银柜台的木抽屉，抽屉很难拉，拉到一半就卡死了。他把手伸到最里面放钱的地方，拿出一镑，将它折成一个小方块。

“请过目。”他说着，把钱塞进我的上衣，小方块的一个角扎到了我的皮肤，但我很感激他。作为回报，我让他握了三四次手，还让他摸了摸头发。他的动作非常笨拙。

出了杰克的店，我去了奥布莱恩织物店，买了些准备用来做一件上衣和一条背心裙的布料，之后去了那条街上的裁缝店。裁缝走到门口，牙齿间咬着一簇别针，裙子上沾满了白线头。“进来吧。”她说。她正准备吃午饭。窗台上有三盆天竺葵正含苞待放。两盆是火红色的，另一盆是白色的。叶子让厨房里飘着一种舒服的温室气息。

“让花长长。”她说着把早餐喝剩的茶叶倒进了花盆里。她把茶壶涮了一下，泡了一壶新茶。

“这个时候，你怎么没去上学呢？”她话里透着热乎劲儿。她一个人住，是镇上的八卦人物。哪个未婚女孩有麻烦了她都知道，甚至比人家本人知道得都要早。不管是什么事、什么人，只要是太阳底下的事情，她和神父家的管家都要聊上几句。

“修道院里有瘟疫了。”我说。我和芭芭约定要统一口径。我们的家长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被开除的事。

“太可怕了，现在还很严重吗？怪了，山里琼斯家的小女儿怎么没回家。”

“嗯，山里的女孩染不上这种瘟疫。”我说。她白了我一眼。她自己就是从山里来的，现在每隔一星期还要在周末骑车去看她父亲。她常在自行车后座上挂一个帆布袋子，里面装几瓶水果罐头，还有一罐小牛蹄肉冻。

“来一点。”她说着递给我一杯茶，一块店里买的海绵蛋糕，然后给我量了尺寸。

“你有小肚子。”她说，想在我这里讨回点面子。我把明信片给她看，让她按照明信片上的上衣做件一模一样的。她翻过来看后面写的字。

“绅士先生一家人走得真是突然。”她说。

“是吗？”我问。她把我的尺寸记在笔记本上，我很快就离开了。她没出来送我，看来是生我的气了。她还指望我能聊聊绅士先生一家人的事。希望她心里别怨恨我，把我那两块布料给毁了。

这是我们这个地方一年里晴朗又多风的季节。强劲而舒适的风吹着，云朵愉快地在天上掠过。天气晴朗，空气清爽，风呼呼地吹着，我很高兴自己能活着。风是迎面吹来的，我只好推着自行车走上山。我把自行车停在布伦南家的大门内，步行去看自己家的房子。那里现在住的是法国修女，只有五六个人，还有一个老师负责管理这些初学修女。年轻修女们从利默里克的仁爱修会来到我家宽敞、幽静的田园村舍里度过她们的灵修年。

原来的大门已经废弃不用了，周围长满了荨麻草。修女们新修了一扇大门，用的是水泥门墩，水泥墙从两边的门墩上拱出来。进门的大道变了样，从前大道上杂草丛生，石块松动，满是车辙，现在铺上了柏油，用压路机压得平平整整的，方便行走。房子周围的树被砍掉了一些，原先饱经风霜的白色外厅门刷上了柔和的绿色。窗帘自然也是换了的，希基的蜂巢也不见了。

“嬷嬷在等你。”给我开门的小修女说。

她踩着外厅的地毯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们曾经的早餐房现在看起来全然陌生。我觉得自己从未到过这个地方。曾经放着古董架的角落，现在放着一张写字台，还添了一个红木壁炉。

“欢迎你。”嬷嬷说。她是法国人，看上去没有我上的那个修道院里的修女一半严厉。她按铃叫来了那个小修女，让她给我拿些小点心。她端来一杯牛奶，一片自己烤的蛋糕，上面点缀着去皮杏仁。在她的注视下，我都不会咀嚼了，我暗暗希望不要发出一点吃东西的声音。

“你打算干什么呢？”她问。

杂货店学徒，我想这么说，不过我的回答是：“父亲还没有决定。”这样回答显得特别不知好歹，因为莫莉告诉我，修道院院长在我父亲喝得烂醉如泥时帮了他。父亲卧床时，她用保温瓶给他带过几次牛肉汤，还送了他袖珍祈祷书，让他诵读。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枚蓝色小勋章，然后递给了我。那天晚上，我把小勋章别到内衣背心上，此后便一直戴着。绅士先生看到后笑话我，不过那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

“也许你想看一看厨房？”她问，于是我跟着她去了厨房。墙上做了一排白色柜子，木头炉灶换成了无烟煤炉。外面的菜园子里，六七个年轻修女一个一个地低头走着，似乎正在冥思。我还等着听牛眼在石板地上追着母鸡跑的声音，然而自然是没有母鸡可追了。这次拜访让我比预想中还要难过，我原以为自己已经忘却的事情不断浮现。希基那样灵巧地安装了捕鼠夹，将它放在了楼梯下。秋天里苹果酱散发着甜丝丝的味道。天花板上悬下来的粘蝇纸上粘满了黑苍蝇。一块块火腿被挂起来，等着熏烤。窗台上放着沾了蛋黄的烹饪书。这些琐事一件件涌入我的记忆。我沿着车道走着，无比悲伤。

快走到门房时，我想是不是应该进去看看父亲。我抬起门闩，但门是锁着的。我如释重负，正要走出大门时，却听到他在后面喊：“是谁？”

他开了门，正在把裤子的背带往肩上拉。他脚上没穿鞋。

“哦，我躺了一小时。老毛病，头疼。”

“那再回床上躺着吧。”我说，心里祈祷他会再回床上去。

“没事，进来吧。”他在我身后关上了门。厨房很小，一股烟味，小小的白色蕾丝半截窗帘成了烟灰色。桌上放着三个搪瓷杯子，每个里面都有一些茶叶。

“喝杯茶吧。”他说。

“好的。”我从地上的桶里倒了一壶水，倒的时候不免溅出来一些。做事的时候，只要有人看着我，我就总是笨手笨脚的。他坐了下去，穿上了袜子。他的脚指甲该剪了。

“你刚去哪儿了？”他问。

“回家里了。”那里一直都会是家。

“见谁了？”

我告诉了他。

“她有没有问起我？”

“没。”

“我和她是最好的朋友。”

“她们把房子收拾得很不错。”我说，想让他因此而感到愧疚。

“乡下最漂亮的房子。”他说。“我一点都不想它。”他又说。这时我想到了沉在湖底的妈妈，想到她要是听到他这么说会多么愤怒。

“不管怎么说，房子是被抢走的。”他挠着额头说。

听听，又来了。我心想。

“怎么抢走的？”我不客气地问。

“嗯，抢走的，你知道吧，我从叔祖父手上继承这房子的时候，他们就说在我手里不能长久。他们这不就想方设法从我手里抢走了。”

所以，这就是他的那一套说辞。对所有陌生人，对所有在夏天路过的人，他都会挠着额头、指着那幢大房子告诉他们，那是从他手上抢走的。我想起妈妈，看见她悲哀地摇着头。和他待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妈妈。

水壶里的水开了，水在壶嘴边噗噗地沸腾着。我四处找茶壶。

“茶壶呢？”

“哦，杯子最好用了。泡茶特别好。”他叫我把杯子里的茶叶倒掉，告诉我每个杯子里应该放多少茶叶。然后我给每个杯子都倒上开水，放在红炭上泡着。我给他的杯子里加了糖和牛奶，但不敢搅动，怕把杯底的茶叶都搅动起来。我的那杯看着像煮开的草皮水。

“看我泡的这杯茶是不是绝了。”他说。是我泡的，我心想。

“不错。”我回答。我为什么这么吞吞吐吐的呢？我没法让自己对他有多少好感。

“咱们这儿最好喝的茶。去年康纳家的姑娘们到这儿采蘑菇，进来躲雨，我给她们泡了这样的茶。她们都说从来没喝过这种茶。”我微微笑着，尽量让自己显得平和一些。

“牛眼呢？”

“死了。毒死了。”用不了多久，我过去的生活中就再也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能留下来了。

“怎么毒死的？”

“他们给狐狸下的马钱子碱让牛眼给吃了。”

“你应该给牛眼争个公道的。”我说，很生气。

“争公道！我是去争的人吗？我这辈子可从来都不会给别人添麻烦。”我绝望了，竭力想再说点什么。快说吧！

“有希基的消息吗？”我问。我已经有两个圣诞节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了。梅茜说他订了婚，但我们一直没听说他是不是结了婚。

“那个家伙？我从没信任过他。他在这儿的日子过得太舒坦了，和别人一样，占尽了我的便宜。”我努力往杯底的那一撮茶叶看，想预测我的未来。我期待着浪漫的爱情，想着下星期就会在都柏林了，要摆脱所有这一切了。他紧张地咳了一下，要说什么重要的事情了。我开始发抖。

“现在要给你叮嘱几句了，女士，我不想让你变成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他从柜子里取出假牙戴上。这样感觉更好？也许显得更重要？

“在都柏林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要体面，要注意守信，记得给你父亲写信。你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真是一点都不喜欢。一点都不。”

互相地，毫无疑问是互相地，我心里想，但没有说出口。我害怕挨打，而且我只想快点离开这个烟熏火燎的厨房。我的眼睛生疼，该死的烟熏得我直咳嗽。

“我会注意的。”我说，往四下看哪儿有钟；我听到了嘀嗒的声音，但没有看到钟。钟在壁炉上，钟面朝下扣着。我把它扶正，跟他说我很抱歉，但必须走了，下午茶在五点半。

“我把你送到路口。”他说着，开始穿靴子。从屋子里出来后就好了；四周有很多人，我不再害怕了。

我进门时莫莉正在给外厅的地板打蜡。屋里静悄悄的。

“玛莎呢？”

“教堂吧，我猜。”莫莉说。

“教堂？”玛莎向来都对宗教、祈祷、顶礼膜拜嗤之以鼻。

“哦，是的，她现在每天都去。望弥撒，别的也都参加的。”莫莉说。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小孩子初领圣体仪式开始的。她去看礼服，结果在教堂里哭了一通。从那以后，她就开始敬拜了，然后就开始望弥撒。”

“真有意思。”我说，想起玛莎说过的一句话——宗教是愚人的鸦片。

“年龄会改变人啊。”莫莉说，像个老人一样摇着头。

“怎么改变？”

“哦，年龄会让人变柔软的。年轻时会争强好胜，年龄大了，就柔软了。”

“你会和你男朋友结婚吗，莫莉？”我问。她看上去有点奇怪，不像她自己了。她是睿智的，但不再乐呵呵的了。

“我想会的吧。”

“你爱他吗？”

“那得等我结婚十年后再告诉你。”

“莫莉！你怎么这么有见识？”莫莉可以当我的人生导师了。看到莫莉这么理智，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她的人生这么艰难，却从来不会自怨自艾，从来不会像我这样觉得自己有多么可怜。

“我不得不这样。妈妈走的时候我才九岁，就得拉扯两个小的。”

“她是意外去世的吗？”我问。我听过一些可怕的传闻，说她是被烧死的。

“是的。烧死的。”她说。

“怎么回事？”我问，虽然我其实不应该问。

“那时候快六点了，晚饭的土豆还没有煮，可那些男人就要到家了。我们听见马车进了巷子口。‘哎呀，上帝啊。’她说，‘火要烧旺一些。’然后她就把煤油倒在火上，火苗一下子蹿到了她脸上，不到两秒，她全身就都着火了。我往她身上泼了一桶牛奶，但没用。”莫莉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哭出来，一点也没有崩溃，我羡慕她能这么勇敢。

“咱们泡杯茶吧。”她说着从地上爬起来。

“我今天再喝，肚子里就要溢出来了。”话虽这样说，我俩还是去厨房泡了一壶茶。过了一会儿，玛莎回来了，后来布伦南先生也回来了，玛莎和他一起上楼去给他洗头发。他们在浴室说说笑笑，我经过时看见玛莎用一块大毛巾包着他的头，正轻快地擦着他的黑色短发。他坐在浴缸上，双手环着她的臀部，头埋在她的肚子上。看到他们这么和谐，我心里很高兴。

我想也许他们会幸福的，而且我也希望他们幸福。虽然看到已婚的人拥抱在一起，我会不好意思。妈妈和爸爸从来没有这样过。

我进了卧室，不由自主地叫出了声。芭芭正趴在床上，满脸糊着白泥。

“啊！”我喊了一声，莫莉跑上来看出了什么事。

“老天，你可真是个大傻子。”芭芭说，“我这是法国泥膜，是为去都柏林做准备的。你都没听过泥膜吗？”她问。她的声音很僵硬，因为嘴唇周围糊了一圈泥，嘴巴不能正常动。

“没听过。”我郁闷地说。我也讨厌自己这副傻样子。

“你真是个傻子。”她说着坐起来，手伸到梳妆台上拿起一块海绵和一碗水。

“你妈妈和爸爸现在关系特别好。”我悄悄地说。

“是。等她知道自己会走到什么地步时就晚了，她会生个该死的娃娃或者发生别的什么事的。”

“你会介意吗？”我问。

“那还用说。当然介意了！我会成咱们这儿的一个笑柄。诺曼·斯波尔丁会怎么说我？”诺曼·斯波尔丁是银行经理的儿子，芭芭正在和他交往。其实也就在我们去都柏林之前交往了一段时间。芭芭说家门口的这些男孩都是些小屁孩，没什么用。假期里，我有时也和这些男孩约会，和他们出去感觉很无聊，他们拉我的手，我会感到厌恶。我总想跑回绅士先生身边，他比小男孩好太多了。

那一星期我们一直在为去都柏林做准备。

最后一天，我去村里和一些人道了别，然后去买了一袋标签纸。

市场棚旁边有一个猪市。商店门口停着几驾马车，还放着一堆红色草皮篓子，里面粉红色的小猪躺在稻草窝里吱吱地叫着。小猪哼哼着，鼻子从篓子的空隙里拱出来，想往外钻。

又是狂风大作的一天，风卷起街道上的尘土，空中飞扬着稻草秆和碎纸片。风也吹来了弥漫在每个乡村集市的特有味道。让人安心的新鲜畜粪的味道、暖烘烘的动物的味道，还有旧衣服的味道、烟草点着的味道。

风吹进农夫的大衣里，大衣外襟扑扑地扇动，让他们看上去仿佛是伫立在暴风雨中；农夫们激烈地讲着价格，不时往掌心吐一口唾沫，越争越带劲，个个看起来都是不好惹的样子。

从杰克·霍兰的店里走出来两个人，店里的喧闹和烟草味也跟着他们一起涌了出来，这两人把门拉开站了一会儿，于是更多的人听到了店里的嘈杂，闻到了波特酒的味道，也急匆匆地进去了。山里的孩子们站在驴子跟前，看着驴子，等着爸爸。他们身上的衣服松松垮垮的，看着傻傻的。他们的眼睛什么都不漏过，眼神跟着从房子里出来的女人，注视着她们穿过街道，用绿色的水泵接了满桶的水。山里的孩子们看见村里妇人的邋遢样，很是惊讶，村里的妇人用不屑的眼神回敬他们，这是村里人看贫穷的山里人时的专用眼神。

比利·图伊站在小市场棚前用一台大秤称着猪，猪嗷嗷尖叫着想要挣脱。天空阴沉，黑色的暴雨云在天空中急速移动。大家都说要下雨了。

我买完标签纸去和杰克道别。店里挤满了人，他没时间把我叫到一边再说什么悄悄话了。幸好。

离开这个破旧的村庄，我并不难过。村子里死气沉沉，疲惫不堪，陈旧破败，摇摇欲坠。商店的墙皮斑驳残缺，楼上的窗台外摆的天竺葵好像也比我小时候看到的少多了。

下一个钟头飞逝而过。又一次到了分别的时候。玛莎哭了。我想她是觉得我们一直都在往前走，而生活对她而言却是停滞不动的。生活绕开了她，欺骗了她。她才仅仅四十岁。

我们坐的是三等车厢，上面写着“禁止吸烟”。火车哐嚓哐嚓地向着都柏林驶去。

“拜托，哪儿有吸烟车厢？”芭芭问。她父亲把我们送到了车上，但我们没让他发现我俩的手袋里各自装了一盒香烟。

“咱们去找找吧。”我说。我们在过道里走着，咯咯地笑着，向陌生人抛去“那又怎样”的眼神。我想就是在那个时刻，我们的生命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轻狂的乡下女孩闯荡大城市的阶段。人们看我们一眼，立刻移开眼神，就仿佛突然发现我们没穿衣服还是怎样。可是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年轻，而且，我们认为自己很漂亮。

芭芭瘦瘦小小的，头发剪得像男孩一样短，撩人的小小发卷垂在额前。她小巧精致，任何男人都可以把她举起来抱走。而我个子又高，又笨手笨脚的，一脸晕晕乎乎的样子，一头茶褐色头发也是蓬蓬松松、晕晕乎乎。

“咱们去喝雪莉酒、苹果酒，或是别的什么酒。”她转过身来对我说。她的肤色晒成了深色，笑起来的样子让我想到秋天的某种东西，比如坚果，或深红色的苹果。

“你可真好看。”我说。

“你可真迷人。”她回赠我。

“你就是一幅画。”我说。

“你就像丽塔·海华丝[丽塔·海华丝（1918-1987），美国著名女影视演员，以舞姿优美、容貌性感迷人著称。]，”她说，“你知道我常常想什么吗？”

“什么？”

“那天你让那些可怜虫修女上不成厕所，她们究竟是怎么解决的。”

提到修道院，我就仿佛闻到了包菜的味道。那味道附着在学校的每个角落。

“她们可真倒霉，得使劲憋着。”她说，爆发出一阵她常有的那种驴一般的疯狂笑声。

火车突然转了个急弯，我们都倒在最近的座位上。芭芭还在哈哈笑，我朝对面的那人笑了笑。他半睡半醒，没注意到我。我们站起来，继续在一节节车厢里布满灰尘的绒面座位之间的过道中穿行。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了餐吧。

“两杯雪莉酒。”芭芭说，她把烟圈直接喷到了吧台服务员的脸上。

“哪种？”服务员问。他很友好，并没有介意。

“都可以。”服务员倒了两杯酒放在柜台上。喝完雪莉酒，我又买了两杯苹果酒。这下我们两人都有点醉了，坐在高脚凳上，摇摇晃晃的，看着外面的雨落在飞驰而过的田野上。醉眼蒙矓中，我们其实也没看到什么，飘落的雨也没有让我们内心泛起什么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