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六点前到达了都柏林。那时天还亮着，我们拖着行李穿过站台，站了一会儿，让别人先走。我们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

芭芭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们的新地址告诉了司机。地址就写在她行李箱的标签上。我们是通过报纸广告找到的住处，房东是个外国人。

“老天，凯特，这才是生活！”芭芭说，她舒服地靠在后座的靠背上，掏出一面小镜子照起来。她把一缕头发拉下来垂在额头上，正好盖在一边的眉毛上面，很好看。

出租车途经哪些街道我没有任何印象，一切都太陌生了。六点的钟声从某个教堂响起，接着更多的大小钟声从整个城市的各个教堂传了出来。各处当当的钟声交汇在一起，和谐地融入了清新的春夜，钟声里荡漾着一种独特的安宁气息。我已经喜欢上这里了。

我们路过一座大教堂，街道的地面是干的，但下午的雨水让教堂外面的黑色石头湿漉漉的。我们一路上看着橱窗里的衣服，看得头晕眼花。

“天哪，那个橱窗里有件漂亮极了的裙子。嘿，先生。”她身子向前倾，喊了一声。

司机没有回头，他把隔开前后座的推拉窗推开。

“你刚说什么了吗？”他说话带着科克郡人特有的抑扬顿挫的口音。

“你是科克郡人吗？”芭芭窃笑着问，司机装作没听见，拉上了推拉窗。很快他就向左一转，再开过一条大道，我们就到了。下了车，我俩平摊了车费。我们这时候根本还不懂什么小费的事情。司机把行李箱放在大门外的人行道上。有辆摩托车靠栏杆停着，大门里有条水泥窄道，两边是两小块修剪过的方正草坪。草坪和窄道之间，两边各有一个长方形花坛，里面有一些黄灰色的雪花莲在湿湿的泥土上萎靡地开着。房子本身是红砖砌成的，两层楼，一楼有一扇向外凸出的飘窗。

芭芭当当地敲着镀铬门环，同时按响了门铃。

“哎，天哪，芭芭，别这么不耐烦啊。”

“胆小鬼别乱说话。”她朝我挤挤眼，额前的那缕头发潇洒地晃着。门口的刮鞋板旁边放着几个牛奶瓶子。我听见有人朝门口走过来了。

门开了，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她戴着厚厚的眼镜，穿着棕色针织连衣裙和毛茸茸的灰色针织长筒袜。

“啊，欢迎你们。”她说，然后朝楼上喊，“古斯塔夫，她们来了。”

门厅里的衣帽架上挂着几件白雨衣，还立着一把彩色雨伞，这雨伞让我想起莫里亚蒂老师从罗马寄给我的一张明信片。我们脱掉了外套。

这个女人个子不高，宽度却和餐厅的门差不多。她的屁股看着和滑稽明信片里那个女人的屁股一样，跟座山似的。我们跟着她走进了餐厅。

餐厅不大，挤挤挨挨摆满了胡桃木家具。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架钢琴，旁边放着个餐边柜，柜上摆着几个相框，对面是个瓷器柜，里面塞满了玻璃杯、茶杯、马克杯，还有各式各样的纪念品。餐桌前坐着一个秃顶中年男人，正吃着煮鸡蛋。他一手拿着鸡蛋，另一只手用勺子挖着鸡蛋吃。他拿鸡蛋的手搁在大腿上，好像是在偷偷吃，样子很好笑。他和我们打了个招呼，是外国口音，就接着喝茶了。他相貌平平，两只眼睛离得太近，看起来有点不怀好意。

我们坐了下来。圆形餐桌上铺着绿色天鹅绒桌布，边上垂着流苏，桌子中间摆着一瓶杂色常青银莲花。

餐厅里的什么东西，也许是天鹅绒桌布，也许是拥挤的瓷器柜，也许是家具的年代感，总之，有什么东西让我想起妈妈，想起我家房子曾经的样子。

房东太太端来两小盘煎火腿片、几片抹了黄油的面包，还有一小碟果酱。

“古斯塔夫。”她回到餐厅时又喊了一声。我有点怕她。她的声音听起来粗野而霸道。

“特别好，我做的，自己做的。”她说着，把一把花哨的勺子放进了果酱碟。

我们吃得飞快，可以说是狼吞虎咽。很快就清空了面包盘，我俩互相看了一眼，然后都看向坐对面的那个秃顶男人。他已经吃完了，正在看一份外国报纸。

“乔安娜！”他喊了一声，房东太太在印花围裙上擦着手进来了。他用外语和她说了几句话。我猜是让她再拿些面包来。

“我的上帝啊[原文为德语“Mein Gott”。后文中乔安娜说的“我的上帝啊”在原文中均为德语。]！可不得了！乡下女孩的胃口也太大了。”她挥动着双手说。这是两只肥胖的手，由于常年劳作而变得很粗糙。手上戴着一枚婚戒和一枚排戒。可怜的古斯塔夫。

她出去了，那男人继续看着报纸。

我和芭芭确定那人不懂英语。所以在等面包的时候，芭芭戏精上身演开了滑稽剧。她向我鞠了一躬，用颤抖的声音恳求道：“啊，啊，我的女神，劳您的神，红酒递一下可行？”我把醋瓶子递给了她。

“套上茶壶套，”她说，称呼我为“女大佬”，然后又换了个声音乞求道，“啊，我的女大佬，烦您辛劳，可否递一下奶酪？”于是我把杯子递给了她。接着她转向那男人，他的脸还藏在报纸后面。芭芭说：“你这秃头男，劳烦递给我黄油盘。”我俩正龇牙咧嘴地笑，报纸后面伸出一只手，慢慢把空黄油盘子推往芭芭的方向。我们一阵爆笑，看到他的手在颤抖。他也在笑。不错的开端。

乔安娜又端来两片面包和几小片蛋糕。这是一种双色蛋糕，一半黄色，一半巧克力色。妈妈称它为“大理石蛋糕”，但乔安娜的叫法不一样。这薄片切得可真是妙，一片只够吃一口。对面那男人吃了两片，芭芭在桌下踢了我一脚，好像是要警告我吃快点。她把嘴巴塞得满满的。

古斯塔夫进来了，我们站起来和他握手。他个子不高，肤色苍白，眼睛里透着精明，微笑中带着歉意。他的双手皮肤很白，看着很精致。

“不，女士们，不用起来。”他谦恭地说，过于谦恭了。我还是更喜欢乔安娜的方式。他用“女士”称呼我们，芭芭很高兴，回了他一个她惯有的那种罗甘莓一样甜美的笑。

“一晚上都在那儿刮胡子。你穿新衬衣干什么？”乔安娜说着，仔细检查起他的衬衣和马甲。古斯塔夫说他要到酒吧去。

“就一小会儿，乔安娜。”他说。

“我的上帝啊！我还有两只鸡要拔毛，你也不帮我。”古斯塔夫脸上仍然挂着笑容。

“挺好的，女士们挺好的。”他指着我俩说，芭芭疯狂地扇动着眼睫毛。

“哦，是的，是的，吃，快吃。”乔安娜突然想起来我们还在那儿，赶紧说。但是已经没什么可吃的了，我们把餐桌都清空了。

我开始收拾餐桌，把盘子一个一个地摞起来，芭芭凑到我耳边悄悄说：“拜托，你一旦开始了，就得白天晚上都这么干。成打杂的了，我们就真成打杂的了。”我接受了她的建议，跟她上楼，去了我们的卧室，古斯塔夫已经把我们的行李箱放进去了。

卧室是个临街的小房间。地上铺着深棕色的油毡，从天花板垂下的灯泡上罩着串珠灯罩。

窗户开着，我走过去闻着城市的味道，看看外面是什么样。窗下有几个小孩在地上画了格子，在玩跳房子游戏。一个男孩拿了把口琴放在嘴边，随心所欲地吹着。看见我时，他们都瞪着眼睛往上看。最大的那个男孩问：“几点了？”我抽着烟，假装没听见。“嘿，小姐，几点了？三十二度是冰点，那热点是多少？”

芭芭在梳妆台前哈哈大笑，拜托我赶紧回来，不然我们会被撵走的。她说那个男孩很好玩，一定要认识认识。

衣柜是空的，但挂不成衣服，我们忘带衣架了。我们便把衣服搭在房间角落里的大扶手椅上。

楼下大门口停的那辆摩托车发动了，轰鸣着开上了大道。古斯塔夫走了。

隔壁屋子里有人开始拉小提琴。

“天哪！”芭芭说，捂住了耳朵。她捂着耳朵在屋子里转着圈，骂骂咧咧起来，这时乔安娜敲了敲门进来了。

“赫尔曼，他在练琴呢。”看到芭芭用大拇指指着隔壁，乔安娜笑着说，“非常天赋[原文为“very talent”，语法不对，是为了体现乔安娜的外国人特征。后文多有这种句子。]。音乐家。你喜欢音乐？”芭芭说，我们太热爱音乐了，大老远跑到都柏林来，就是为了听人拉小提琴。

“哦，真好。好呀。多好呀。”芭芭对我打了个手势，意思是她觉得乔安娜是个傻子。我还在收拾行李，乔安娜走过来看我的衣服，问我父亲是不是很有钱，芭芭插嘴说他是个百万富翁。

“百万富翁？”你可以看到乔安娜厚厚的镜片后面的瞳孔放大了。

“我房租收便宜了，哈？”乔安娜咧嘴笑着说。她笑的样子很不招人待见，又傻又蠢，让人讨厌。但也可能是眼镜的缘故。

“不。太狠了。”芭芭说。

“狠？什么？少吗[此处两人因为母语不同，出现了文字误解。芭芭说的原文是“No. Dear.”，想表达的意思是“不，太贵”。“dear”一词除了指“贵”，也指“亲爱的”。故而乔安娜会回答：“Dear？Darling（亲爱的）？Klein（德语，意为“小”，带可爱意味）？”此处为使上下文连贯，翻译略微做了改动。]？我不懂。”

“不是，太贵了。”我说着，用一根发带绑起了头发，希望在照镜子之前，头发扎起来能让我的五官更漂亮。

“你们高兴？”她问。她突然焦虑起来，担心我们要离开。

“我们高兴。”我替我俩回答。她咧嘴笑了。我喜欢她。

“我送你个礼物。”她说，然后出去了，我和芭芭瞠目结舌地看着彼此。

她再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瓶黄色的东西，还有两个顶针大小的杯子。这杯子像药剂师量药品用的。她往两个杯子里都倒上了黏稠的黄色液体。

“祝你们健康，哈！”她说。我们把杯子凑到嘴边。

“好吗？”她问，可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喝。

“好。”我骗她。其实有股蛋腥味，还有股刺鼻的酒精味。

“我的。”她把手放在结实的胸口。她的胸部轮廓不分明，整个前胸是凸出的厚厚一整块。

“在欧洲大陆，我们都自己做。派对什么的，我们自己做东西。”

“上帝保佑我们远离欧洲大陆。”芭芭用爱尔兰语对我说，然后对乔安娜一笑，露出两个酒窝。

我把一罐面霜和一小瓶巴黎之夜香水摆在桌上，给屋里增加点生活气息。乔安娜走到跟前羡慕地仔细打量起来。她打开面霜的盖子闻了闻，又闻了闻香水。

“真香。”她说，凑在灰蓝色的香水瓶口闻个不停。

“喷一点吧。”我说，我们还欠着她那一小杯酒的情。

“贵吗？这香水贵吗？”

“好几镑吧。”芭芭对着她的酒杯得意地暗笑。她要捉弄乔安娜了，这我能看出来。

“几镑！我的上帝啊！”乔安娜塞上香水瓶的金属塞，赶紧放下，生怕打了。

“明天我可能用一点。明天星期天。你们信天主教？”

“是啊。你信吗？”芭芭问。

“我信，不过我们大陆的人不像你们爱尔兰人，信得那么死板。”她耸耸肩，表达出某种不以为然。她的针织裙裙摆高低不平，两侧松松垮垮地垂了下来。她走出房间，我们听到她下了楼。

“我们该干什么呢，凯特？”芭芭四肢舒展地躺在单人床上问。

“我不知道，要不去做告解？”这是星期六晚上我们一般要做的事情。

“告解！我的天，真够傻的，我们要去市中心。哦，上帝，这难道不是天堂吗？”芭芭向空中踢了几下脚，然后紧紧搂住雪尼尔床罩下的枕头。

“把你的行头都穿戴上，咱们跳舞去。”她说。

“这么快吗？”

“我的天，还这么快！能不快吗，我们在那个监牢里都关了三千年了！”

“我们还不认识路啊。”我对跳舞并不怎么感兴趣。在老家时，我总踩男孩的脚，转圈也很笨拙。芭芭的舞跳得真是绝了，转啊转啊，转到双颊绯红，头发飞扬。

“下楼去，跟那个德国大胸堡夫人[原文为“Fran Buxomburger”，化用“hamburger”（汉堡），讽刺乔安娜。]用你的优雅英语去。”

“这样说不好吧。”我脸上又现出愁闷的神情。绅士先生最喜欢的那种神情。

“拜托，她很搞笑好不好？我一直在等着她的大屁股掉下来，看着像粘上去的一样。”

“嘘，嘘！”我说。担心那个拉小提琴的会听到，他这会儿停下来了。

“下楼问去，别嘘嘘嘘的。”

乔安娜正把一壶滚烫的开水浇到一只死罗德岛红母鸡上。鸡全身都烫湿后，她开始拔毛。我站在厨房里看着她，但她正在听无线电播放的同乐会音乐，没听到我进来了。

这只死鸡让我想起以前在家时星期天吃的午餐。星期天早上，希基会拧断鸡脖子，把它扔到后门口，鸡挣扎着想站起来，要扑腾好一会儿才死掉。牛眼以为鸡还活着，朝它汪汪地叫，想把它撵走。

“我的上帝啊！吓我一大跳。”她突然转身，手里还拎着鸡。我赶紧道歉，问去市中心的路怎么走。她倒是告诉了我，但给出的指示实在混乱，我知道必须在街上另找人问路了。

上了楼，我发现芭芭去洗澡了。她一不在，房间里就空空荡荡的，了无生趣。外面的大道上，夜幕已经降临，孩子们都不见了，街上一片寂寥。哪个孩子的手帕吹到我们院子的栏杆尖上挂住了。独栋住宅群一直延伸到了城市远处，隔开这片住宅的是一个个教堂尖顶，或一栋栋公寓楼房，有十几二十层高。远处的群山一片灰褐色，朦朦胧胧，云朵歇息在山顶上面。实际上并不能称它们为山，而应称为山丘。柔和的、令人难忘的山丘。

我看着这些房子，想起了在寒风中、在黑暗中出生的那些小羊，想起了养羊人拖曳着脚步沿着山路行走，又想起了牧羊人和牧羊犬躺在篝火旁，打一个来小时的盹儿，然后再次顶着刺骨的寒风出发。我家的田地不在山上，但七八英里外就有山了，希基让我坐在他自行车的横梁上，带我去过一次山里。他在横梁上放了个垫子，怕把我屁股硌疼了。我们是去取一只牧羊犬。那是早春的一天，是很多小羊羔出生的日子，可以听到它们迎着寒风可怜地咩咩啼叫着。我们拿到了那只牧羊犬。黑白相间、毛茸茸的一小团，在铺着干草的盒子里酣睡。小牧羊犬长大了，就是牛眼。

“玛蒂尔达，你是否愿意和我，舞一曲华尔兹；一曲华尔兹，玛蒂尔达。”芭芭在我身后唱起来了，拉我和她一起跳华尔兹。

“你在想什么鬼东西啊？”她问，但并没有等我回答。

“我有个超绝的主意，我要改名了。我要叫芭芭拉，这么念，‘波巴拉’。听起来可太棒了，是不是？可惜你在那个破商店上班，会影响我们的气质。”她若有所思地说。

“为什么？”

“小土包子才在杂货店里打工。有人问的话，我们就说你在上大学。”

“有谁会问这个啊？”

“男人啊，我们身边会有一堆男人围着转。对了，拜托注意点，你要是敢抢走我的男人，我可让你有的哭。”

“我不会的。”我笑着说，欣赏着自己宽松的上衣袖子，想着他会不会注意到呢，又想着他和他太太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你的烟，你的烟！”我对芭芭喊。她将烟放在床头柜上，把边上烧出一个印。木头烧着的味道都能闻到。

“我的上帝啊，你们干什么？”乔安娜大声嚷着冲进来，门都没敲。

“我最好的桌子啊，我的桌子！”她跑过去仔细检查那个烧出的焦印。我紧张得满脸通红。

“抽烟，年轻姑娘，是禁止的呀。”她说，含着眼泪把烟头扔进了壁炉里。

“我们得有个烟灰缸。”芭芭说。她看了看那个小竹桌，跪下去检查下面。

“反正也没什么用了，臭烘烘的全是虫子。”她对乔安娜说。

“你什么意思？”乔安娜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似乎马上要爆炸了。

“蛀虫呀。”芭芭说。乔安娜跳起来，说不可能。但最后还是芭芭赢了。乔安娜把桌子搬走了，放到院子里的一个棚子里。

“拜托了，女士们，不要躺在这么好的床罩上，欧洲大陆的货，纯雪尼尔料子。”她恳求我们。我向她保证一定会更加小心。

“我们现在没桌子了。”乔安娜出去后，我对芭芭说。

“那又怎么样？”她脱着裙子说。

“真长虫子了吗？”我问。

“我怎么知道？”她往腋窝里喷着香体露。她的脖子没有我的白，我很高兴。

我们很快收拾好，走进都柏林的霓虹仙境。我爱这里胜过我曾爱过的干草地里的任何一个夏日。辉煌的灯火，如云的面孔，不绝的车辆，人们活力无限地匆匆赶往某个地方。一个皮肤黝黑的女人穿着一件橘色的丝质东西从我们身边走过。

“天哪，这里的人穿件内衣就上街了。”芭芭说。那女人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眼睛下面晕着两片深色的阴影。她似乎在夜色和人群中寻觅着什么令人痛彻心扉的东西。一种能和她眼下的阴影，和她仿佛雕刻出来的、猫一样的美丽面庞相称的东西。

“你看她多美啊！”我对芭芭说。

“像地下挖出来的。”芭芭说着穿过街道，透过玻璃门往一家冰激凌店里瞅。

一个门童开了门，还把门拉住，我们只好走进去。

我俩每人买了一大盘冰激凌。上面放了桃子和奶油，整个冰激凌上都点缀着巧克力碎。有歌曲从桌旁的一个金属盒子里流泻出来。芭芭跟着节奏用脚打着拍子，摇摆着肩膀。后来，她往盒子的插槽里塞了一点钱，让这几首歌又播放了一遍。

“老天，我们总算是在过真正的生活了。”她说着往四下看了看，看周围桌上有没有帅气的男孩。

“挺好的。”我说，我是认真的。现在明白了，这就是我想要生活的地方。从此之后，我将在人群的熙熙攘攘中、在灯火的辉煌璀璨中、在各种声音的交汇合鸣中不停歇地穿行。我已经从昔日悲伤的喧闹声中离开，曾经，孤独的雨点剧烈敲打鸡舍的镀锌顶棚，奶牛在深夜哞哞呜咽，她的小牛犊正在树下出生。

“我们还去跳舞吗？”芭芭问。我告诉芭芭，我的脚已经累得走不动了。于是我们开始往家走，在我们那条大道附近的商店里买了一袋薯片，在人行道上边走边吃。头顶上方的路灯投下惨绿的灯光。

“老天，你看上去像得了肺结核。”芭芭递给我一片薯片的时候说。

“你也一样。”我说。我俩同时想到了之前学过的一首诗，大声背了出来。

他们把她从芒斯特山谷带出来，

从纯洁温暖的空气中带出来，

奥蒙德·乌林的女儿，她长着

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

他们带着她来到了城市，

在这里她慢慢地枯萎，

肺病并不会把怜悯施给

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出自爱尔兰诗人理查德·达尔顿·威廉姆斯（1822-1862）的诗《垂死的女孩》。]

路过的人看着我们，但我们这么年轻，用不着在乎。芭芭往空薯片袋子里吹气，把袋子吹得鼓鼓的，然后一拳砸下去，袋子爆裂，发出一声巨响。

“我要引爆这座城！”她说。她是认真的。这是我们在都柏林的第一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