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几个人修剪人行道边上的树。修剪完后，除了粗粗短短的树杈，什么都没有留下。不知为什么，这样看起来很丑陋。柔软的纸条剪掉了，新萌发的嫩芽也剪掉了。这个季节真不是修剪树枝的时候，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非要这么干，除非是有人抱怨树枝挡住了他们客厅的阳光。

但是我太开心了，没太注意这些树。我们要一起远行了。他会乘坐飞往伦敦的一班飞机，而我会乘坐他后面的那一班。他说这样好一些，怕万一有人在机场看到我们。

我很快乐，他也很快乐。我们常在会客室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时我会看着他的脸，他骨感、禁欲的脸，挺直的鼻梁，意味深长的眼睛。由于台灯的黄色灯罩，他的眼睛映出琥珀色的光泽。有几个晚上，我把电热器插上了，但我担心乔安娜在楼上能闻到气味。

“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他握住我的手轻轻抚摸着。

“你的低血压？还是你的年龄？”我笑着说。

“不是。”他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脸颊。

“那是什么？”

“要回来。与你分开。”

但我不想考虑回来的事。我只想一起外出的事。

“你以前这样外出过吗？”我焦虑地问。

“不要问我这个。”他微微皱起了眉头。他的额头是泛黄的白色，似乎皮肤下面是柠檬汁，而不是血液。

“为什么？”

“没意义，真的。如果我说有过，你就会伤心。”

然而我已经伤心了。没有人能真正属于他。他太超然了。

“你从飞机上下来时，我会看着你的。”他说。然后他拿出记事本，我们试着确定一个日子。我必须从房间里出来才能思考；不是任何一星期都适合我出行，而且他的胳膊搂着我时，我便无法思考了。最后，我们终于把哪个星期走确定了下来，他用铅笔做了记录。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只想着这一件事情。洗脖子的时候，我的肥皂泡泡是为他而揉；在商店里称蔗糖的时候，我自顾自地唱起了歌。我免费送孩子们大麦糖，还给威利买了个领结，配他星期天穿的衬衫。走在街上时，我一路都在自言自语，设想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对话。我对来往的每个人都报以微笑，我扶老奶奶过马路，还和公交车售票员调笑。

也有一些小事让我烦心，我必须请一星期的假。伯恩斯先生倒是好说话，但睡眼惺忪的伯恩斯太太总能猜到你的小心思。

而且我已经不再望弥撒了，也不再做告解了，这些都停了。但最要紧是，我的内衣不够穿。我需要一件顺滑的蓝色透明睡袍，这样在睡觉前我们可以跳一曲华尔兹。但是说实话，对于真正上床这件事，我总是有些逃避。

妈妈有几件好看的睡袍，但我把它们留在抽屉里了，也不知道父亲在拍卖家具前有没有取出来。我倒也可以写信问问他，但一想起他，我就感到心悸。我已经有六星期没给他写信了，而且也不想再写。绅士先生提到过父亲，说他得了流感，那些修女在照顾他。

这时我想到可以问问乔安娜。芭芭走了之后，我和乔安娜相处得很和睦。我会帮她洗洗碗碟，有一晚喝完茶后还一起去看了电影。乔安娜笑得太过了，鼻子里发出哼哼的声音，坐在隔壁的一对情侣都被吓到了。

“我要去维也纳。”那个清新的春夜里，我在我们往家走的时候告诉她。夜晚的空气中飘荡着紫罗兰的浓郁花香。乔安娜挽着我，我有些不大自在。我不喜欢被女人挽着。

“我的上帝啊！干什么去？”

“和一个朋友一起。”我漫不经心地说。

“一个男人？”她的眼睛瞪得老大，惊愕地看着我，仿佛男人是怪物一样。

“是的。”我说。和乔安娜聊天不费劲。

“那个有钱男人？”她问。

“那个有钱男人。”我说。这时我突然开始焦虑，我的机票钱和住酒店的费用。他是打算让我自己付吗？

“挺好的。维也纳很漂亮。歌剧院，好极了。我还记得哥哥们为了我的二十一岁生日，晚上花钱请我看歌剧。他们送给我一块手表，十五克拉的金子。”这算是乔安娜最为怀旧思乡的时候了。我仍然在为机票钱忧心忡忡。

“你能借给我一件睡袍吗？”我问。

她一开始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说：“可以，但你一定要非常小心，那是我度蜜月时穿的。三十年了。”惊得我脸都有点白了。我为她拉开大门，古斯塔夫正站在门口，双手伸了出来，像是在乞求施舍。有什么事不妙了。

“赫尔曼。他又那样了，乔安娜。”他说。乔安娜箭一样跑进门，冲上楼梯。她一步两级跨上台阶，短裤的裤腿都能看见了。她人还没到，一连串德语就哗啦啦先她而拥上了楼。我听见她猛烈摇晃着赫尔曼房间的门的把手，然后使劲敲着门，最后咣咣地砸起门来了，嘴里喊着：“赫尔曼！赫尔曼！你今晚就给我走！”赫尔曼一声不吭。但是我上楼后，似乎听到他的门后传来了哭声。他得了流感，一整天都没下过床。

“出什么事了？”我在想他们是不是都疯了。

“他的肾。他的肾有问题。我最好的毛毡床垫，我那么好的纯亚麻床单啊。”乔安娜说。我们站在狭窄的楼梯拐角等他开门，乔安娜哭了起来。

“不要叫他了，乔安娜，明天早上再说吧。”古斯塔夫上楼来，站在往左拐的那节楼梯上。但乔安娜哭得更厉害了，念叨着她的床垫和床单，可以看出来古斯塔夫被她弄得有些尴尬。乔安娜脱下她的白色针织外套，把碎头发从领子上挑走。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几分钟后她也进来了，手里拿着那件睡袍。睡袍折叠着包在绉纸里，她打开时，樟脑丸咕噜噜掉出来滚落到地板上。这是件浅紫色的睡袍，也是我见过的最宽大的睡袍。我穿上它，看着就像圣心剧团里扮演麦克白夫人的女演员。穿着它完全看不出我的身材。我系紧了紫色腰带，可看起来仍然土里土气的。

“好看。真丝的。”她抚弄着袖口深深的褶边说。褶边垂下来，几乎完全盖住了我的手。

“好看。”我说。他会闻到这股樟脑丸味，打整整一星期的喷嚏，然后回到家还使劲回忆我到底像他哪个姨奶奶。不过，总比没有回忆强。

“让古斯塔夫看看。”她说着整理了一下睡袍，让它打着松松的褶从腰部垂下来。我下楼时，她举着裙边，似乎我穿的是一件婚纱。

古斯塔夫脸红了，说：“很不错。”

“你记得吗，古斯塔夫？”乔安娜说，冲着古斯塔夫咧嘴笑起来。

“不记得了，乔安娜。”古斯塔夫正在看晚报上的广告。他说赫尔曼必须走了，他们要重新找一位举止得体的先生做房客。

“你记得吗，古斯塔夫？”乔安娜说着走到了他身边。但是古斯塔夫否定了，似乎是不想记起这件事。乔安娜受伤了。

“这些人都一个样。”我们准备晚餐托盘时，乔安娜说，“所有男人，他们都是一个样。心里没一点柔软。”我却想到了绅士先生身上非常柔软的一个地方。不是他的脸。不是他的个性。而是他柔软、哀求的身体上的一部分。

“你要注意了，可别怀上孩子。”乔安娜说，我笑了。这不可能。我的认知是，夫妻一定得结婚很久后，妻子才能怀上宝宝。

吃晚饭时我还穿着那件睡袍，因为我里面还穿着自己的衣服。我们待到很晚，看了所有广告，最终古斯塔夫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房客。

“意大利音乐家求租，外国房东，包食宿。”古斯塔夫从边柜上把墨水拿过来，乔安娜在天鹅绒桌布上铺了一张报纸，然后打开瓷器柜的锁，从里面拿出一张有信头的信纸。瓷器柜是上着锁的，因为赫尔曼惯于从里面偷信纸，用来给他母亲和姐妹们写信。

我的可可奶上结了一层奶皮，我用勺子挑起来。可可奶凉了。

古斯塔夫戴上眼镜，乔安娜把那支没有笔帽的钢笔拿给他。这是他们在路上捡到的，写起来像邮局用的那种笔。

“今天是几号，乔安娜？”他问。乔安娜走到墙上的日历前眯起眼睛瞅着。

“5月15号。”她说。我感觉到自己浑身开始变得冰凉。晨报就在茶点小车上，我伸手到扶手椅的靠背后面把它拿了过来。第一页，周年版块下面，就是为妈妈发的一条纪念信息。四年。才短短的四年，我就忘了妈妈去世的日期；至少也是忽略了这个日期！我觉得无论妈妈现在在哪里，她都不会再爱我了，我跑出房子哭了起来。而他却还记得，这让我更加难过了。我回忆着那条信息，那条只有寥寥数语的简单信息，下面附着父亲的签名。

“凯瑟琳！”乔安娜跟着我跑到前厅。

“没事，”我隔着楼梯护栏说，“没事的，乔安娜。”

但整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好。我在睡袍下蜷缩着双腿，浑身发着抖。我等待着有人能来温暖我。我想我是在等待妈妈。我惧怕的所有事情都一件件涌进脑中。醉醺醺的男人。喊叫。血。猫。剃须刀片。疾驰的马。那是个可怕的夜晚，卫生间的门一直拍打着。三点钟左右，我起来关上卫生间的门，从热水龙头接了一热水袋的水。热水袋不是我的，我知道如果芭芭还在这儿，一定会警告我，这个热水袋会传染什么病，比如脚癣、皮炎什么的。我想芭芭了。她总能让我保持理智，让我不要胡思乱想。

我回到了床上，但刚过八点，乔安娜就把我叫醒了，还给我端来了一杯茶。我睁开眼时，她正在拉开窗帘，让阳光照进来。我看着裂了缝的灰色天花板，心里不再恐惧了。下个星期六，我们就要远行了。

我喝完茶，按摩了一会儿胃，一听见赫尔曼在隔壁有动静，就赶紧跳下床去抢先一步占用卫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