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星期过得飞快。我修了眉，收拾好行李箱，买了明信片，准备给乔安娜寄几张，怕在那里买不到。我洗干净发刷，把它放在窗台上晾干，还借了芭芭的两条裙子。给芭芭的信中，我说我得了流感，但只字未提借她的裙子的事，也没说我要出门。芭芭是不能信任的。

星期四上午，我收到希基的一封信，是通过布伦南家转过来的。希基说他下星期二要坐邮船来都柏林，让我去见他。信里没有说他是否结婚了，我十分好奇。他的拼写提高了不少。然而，我只能给他回一封电报，说不能见他了。我觉得自己既愚蠢又不忠诚，不仅对希基，我曾经最好的朋友如此，对杰克·霍兰、玛莎、布伦南先生也是如此。对我生命中所有真实的人都是如此。绅士先生不过是个幻影，而我渴求的正是这幻影。我发了电报，立刻强行让自己忘记希基，只去想我们的维也纳假日。

我能看到自己坐在床上，腿上放着一个大大的早餐托盘的样子。我能看到这个托盘上面放着杯子，还放着一个加热过的褐色陶盘。我会揭开盘子的盖子，发现里面放着烤得金黄的面包条，黄油充分浸透了每条面包。有时，我幻想他在熟睡，我则轻轻地挠他的额头唤他醒来；有时又幻想他醒着，拿着一杯橙汁在喝。我感觉星期六永远都不会到来了。

但它到来了，而且是个下雨的星期六。我的计划被大雨扰乱了。我要戴一顶饰有羽毛的白色帽子，绝不能让雨水打湿。这顶帽子很好看，正好适合我的头型，帽子上的羽毛弯曲下来，垂在耳朵上面，给我的脸蒙上一种羽毛般的温柔色彩。

四点钟我离开商店时，伯恩斯先生把工资发给了我，还额外给了一镑作为回来的路费。我告诉他们我有个阿姨快去世了。

“天哪，这么大的雨，你不能出去的。”他说。

“不走就赶不上火车了。”他进门廊给我拿了把旧雨伞。天赐的礼物，现在可以戴着我的帽子了。我简直想亲他一下。我觉得他也期待我这么做，因为他理了一下自己棕色的小胡子。

“再见了，小姐。”威利给我拉开门。外面的雨瓢泼一样倾泻下来，打在我腿上，彻底淋湿了我的长筒袜。乔安娜已经准备好了茶，还把一本小单词书借给了我，上面有英语和德语。

“小心，别丢了。”她警告我。我把单词书放进包里。

“不在的时候，不收你的钱。”她笑容满面地对我说。一切都是如此顺利。新房客那天晚上就要来了，所以乔安娜心情很好。

“我的上帝啊，你真美呀。”我穿着黑色大衣、戴着白色羽毛帽子下楼时，乔安娜说。

我用粉饼扑白了脸，还用绿色睫毛膏把眼睛刷得幽深。

长长的红褐色发卷蓬松地披在我肩上。我虽然个子很高，胸部也发育得很丰满了，但仍然是年轻女孩的那种天真模样。没有人会猜到我是要和一个男人一起出行。

我把手套放进包里，免得被雨水打湿。这是妈妈的一双小山羊皮手套。手腕处钉扣子的地方有一点点铁锈印，但这仍然是双漂亮的手套。

我出门时仍下着雨。我要提箱子，还要打伞、提手提包，手忙脚乱的。一个电报员骑着摩托车经过，把雨水溅到了我的长筒袜上。我在他背后骂了一句。我很快就上了一辆公交车，提前二十分钟到了。

我们约定在码头上的一个娱乐宫外会面。他从办公室过来接我很方便，但确定地点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料到会下雨。

我站在一家糖果店外的门廊下，放下行李箱。手淋湿了，我在大衣衬里上擦了擦。商店深处有几台老虎机，还有一间小屋，几个男孩在里面玩斯诺克。男孩们穿得都很相像，彩色运动上衣、贴身格子呢长裤。他们都该理发了。

雨小了，现在只是在滴雨点了。我看了看手表，他送给我的那块颜色像飞蛾的金粉一样的小手表；他迟到十分钟了。利菲河对面教堂里的钟响了七下。我挨个看着所有开上码头的车。

七点半的时候，我开始着急了，因为我知道他坐的那班飞机八点半就要飞了，我的也不到九点就要起飞。我坐在行李箱沿，尽量装作在专心想事情。不时有去玩斯诺克的长发男孩进进出出，他们在议论我。我开始数附近小道上的石板，心里想，如果他现在来了，而我正在数石板，没看到有车开到路边来，那他就得按一下喇叭叫我。我知道他的车喇叭声是什么样的。但我把石板数了三遍，他仍没有来。将近八点了，利菲河岸的石灰岩墙上，鸽子和海鸥在踱来踱去。

“你在等人吗？”糖果店的女人问我。胖胖的女人，头发染成了金黄色。

“我在等我父亲。”我说，“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进来坐吧。”她说。我进去，坐在了一张藤椅上。坐下去的时候，椅子咯吱咯吱地响着。为了打发时间，我买了一瓶橙汁，用吸管慢慢喝了起来。每过几分钟，我都会出去看一下。现在我已经心急如焚了，他到了之后，我一定要告诉他我刚才有多急多慌。我穿过马路，看着一艘运健力士黑啤的驳船沿河而上。河水是褐色的，污浊不堪，墙壁上沿沾满白色的鸟粪。这时，他的黑色小车呼啸着开上了码头，我急忙跑到路边冲他招手。但车开了过去。这辆车和他的一模一样，除了车牌号码。我回到店里继续喝我的橙汁。

“能急死人，是不是？”金黄色头发的女人对我说。她叫多丽。玩斯诺克的男孩们都这样叫她，他们对她很放肆。

现在我整个人都不耐烦了。我坐不住了。我已经等得浑身狂躁了。外面的街灯亮了，湿漉漉的灯泡散发出朦胧的黄光，街道蒙上了一种夜晚的神秘色彩，那是我一直以来都喜欢的神秘色彩。撑着遮阳篷的铁杆上挂着亮亮的雨滴。雨滴挂了一会儿，滴落在一个路过的男人的帽子上。我想，就是在这时，我第一次在心里承认，他也许真的不会来了。但这个念头只是在我心里一闪而过，我便不允许自己这样想了。我买了一份女性杂志，找我的星座解读。但杂志已经出版一星期了，所以我的星座运势也失效了。

“亲爱的，恐怕我们现在要打烊了。”多丽说，“要不要进厨房坐一会儿？”

我对她表示了感谢，说不用了。我怕他到了，而我却不知道。多丽从收银台取出钱来清点，然后把钱放进一个黑色的大手袋里。

“晚安，亲爱的。”她说，然后在我身后关上了门。我在门廊里坐下。人们从我身边经过，都耷拉着头。阴沉、悲伤、没什么分别的人们，不知要去向哪里。两个海员从我身边经过，向我挤着眼睛。他们不停地回头，但看到我没有一点兴趣，就往前走了。

雨断断续续地下着。

现在，我明白他不会来了；但我还是坐在那里。过了一两个小时，我站了起来，拿起自己的东西，沮丧地向奥康奈尔大街的公交车站走去。

乔安娜听到大门的吱呀声便跑了出来。她挥着双手，油光满面的胖脸喜笑颜开。房客已经到了。

“真正的绅士，很有钱，很贵的。你会喜欢他的，多好的人。纯正的小猪皮手套，好[原文为德语。]西服，什么都好。”乔安娜说。

“来，见见他。”她握住我湿漉漉的手腕，想哄我高兴。这时她看见我哭了。

“哦，电报，一份电报。你刚走，但我不能去追你，新人要来了，我不能离开房子，怕万一他到了，房子里没人。”乔安娜希望我不会生气。我摘下帽子，扔到门厅的衣帽架上。现在，那顶帽子已经变成一只湿透了的灰母鸡。

“我为你伤心。这样也好。”乔安娜说，她的下巴朝房子里努了努。

我打开电报，里面写着：

一切都不顺利。你父亲威胁我。我妻子再次精神崩溃。抱歉被迫沉默。万不能见你。

下面没有签名，是清早从利默里克的邮局发出的。

“来吧，见见我的新朋友。”乔安娜用恳求的语气邀请我。我摇摇头。我要上楼去大哭一场。

我在床上哭了很久很久，直到开始感觉到全身冰冷。不知为什么，人哭上几小时后就会感觉发冷。后来我下了床，开了灯，下楼去泡杯茶喝。电报还在我手里握着，揉成了一团。我又读了一遍。上面仍然写着同样的话。

我把水壶放在煤气灶上，习惯性地去餐桌上拿我的杯子，乔安娜经常会在睡觉前把吃早餐用的东西摆好。我走到门口，听到里面有一声响动。我从门边上往里瞅，正好撞见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他一只手拿着一把铜乐器，另一只手拿着一块擦拭布。

“对不起。”我说，赶紧从桌上拿了杯子，跑出了门。我这张脸看起来一定棒极了，哭得一塌糊涂。

我泡好了茶，才想起来他一定会觉得这个房子里的人太古怪了，于是走到外厅朝里面问：“你想喝杯茶吗？”我不想让他再看到我的脸。

“不说英语。”他说。

老天，我心想，好像这和你喝不喝茶有什么关系似的。

我给他倒了杯茶，端了进去。

“不说英语。”他又说，还耸了耸肩。

我走出厨房，就着茶吞下两片阿司匹林。几乎可以肯定，这一晚将是个不眠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