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0月一个阴雨绵绵的午后，我从灰色大总账本里往出誊9月的账单。我在都柏林城北一家杂货店上班，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老板、老板娘和我一样，都是从乡下来到这里的。他们都是和善的人，但总想让我卖力干活，还承诺新的一年里会给我涨工资。然而，我却不知道，到那时我会离开这里，去开始一段不同的生活。

下雨天没有多少顾客，我很快誊完了账本，就继续看书了。我把一本书压在账本下面，这样就不用担心看的时候被抓住。

这是本优美的书，但很悲伤，书名叫《夜色温柔》。我看得心急，跳过了一半的文字，想知道那个男人到底有没有离开那个女人。好男人都在书里，不寻常的、复杂的、浪漫的男人，我最欣赏的那种男人。

我只认识一个这样的男人，绅士先生。已经有两年没见到他了。现在，他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影子，他留在我心中的痕迹，也就像一个人留恋一件美丽，但穿不上了的旧日衣裙。

四点半，我开了灯。灯光下，店铺看着更是寒碜。货架上蒙了一层灰，天花板从我来到这里起就没见粉刷过，上面满是裂缝。我照了照镜子，看看发型怎么样。那晚我和芭芭要出去玩。镜子里，我那张脸光滑、圆润。我把脸颊吸进去，脸就小多了。我希望能瘦一些，像芭芭那么瘦。

前一天晚上，芭芭说：“你看着像怀了个孩子。”当时我正穿着睡裙。

“别胡说八道！”我对她说，这种事想一想都让我心烦。芭芭总是取笑我，其实她知道我和绅士先生在一起时除了接吻没干过别的。

“乡下来的蔫妹子，就像你这样的，和男人跳个舞都会怀孕。”芭芭抬起胳膊，假装搂了一个人，在两张铁床之间跳起了华尔兹，然后哈哈大笑了几声。她走到床头柜前，往透明塑料牙杯里倒了两杯金酒。

最近，芭芭常常喜欢在包里装一小瓶金酒。我们不喜欢金汤力的味道，但喜欢它的样子，喜欢它清爽的蓝色。我们常舒展着四肢躺在硬板床上，慢慢喝着，假扮作两个浪荡女。

芭芭从疗养院回来后，又住进了乔安娜的公寓。日子又回到了过去，不同的是，我们俩现在都没有了男人。当然，约会还是有的，只是没有固定的约会对象，但约会总是有风险的。

上个星期天，芭芭约了个卖化妆品的男人。那个男人来接她时开了一辆满车身都印着广告的车，上面写着：丝缎般粉嫩肌肤，焕发少女光泽。车是亮蓝色的，广告是银色的。芭芭听到喇叭声，伸出头看是什么样的车。

“我的妈呀！我才不会坐那辆马戏团的车。下去告诉他，我脑出血了。”

我很烦听她说“脑出血”，这是她新学来的词，她觉得这词听起来就是倒了大霉。我下楼告诉那个卖化妆品的男人，芭芭头痛。

“那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我说不用了。

车后座放着一沓广告卡片，还有一些小盒子，里面装着小瓶的“粉嫩丝缎爽肤水”。我以为他会给我一个样品，但并没有。

“你确定？不想去看表演？”

我说我去不了。

他没再说一个字，发动了车，倒出了这个巷子。

“他特失望。”我上楼后说。

“这下就把他甩掉了。拿样品了吗？我要和防晒霜一起抹腿用。”

“他在车里坐着我怎么拿？”

“分散他的注意力啊。用你的胸啊，聊聊夕阳啊什么的，吸引他的注意力。”

芭芭真是不可理喻，老觉得别人都是大傻帽。那些油头粉面的家伙，他们卖东西、开商店，大概也是会精打细算的。

“他就没说几个字。”我说。

“哦，沉默寡言型！”芭芭把脸拉得老长，“可以想象，和这样的人度过一晚上会是什么样！把你的貂皮穿上，咱们跳舞去。”我穿上一件浅色连衣裙，和芭芭进城去参加一个星期天夜场舞会。

“如果有缠头巾的印度人给你递烟，千万别接，说不定下药了。”芭芭说。

听说上个星期有两个女孩让人下了药，掳到都柏林山上去了。

还下了药的香烟！连邀请我们跳舞的人都没一个；就没多少男人。我们倒也可以做对方的舞伴，但芭芭说那样就等于完了。我们两个就那样干坐着，摩挲着胳膊上的鸡皮疙瘩，点评着站在舞厅一头的那些男人。他们正打量着坐在凳子上的各色女孩，女孩们一个个坐在长椅上等着。这些男人要等音乐响起来，才会邀请女孩跳舞，而且似乎只是就近找一个。于是我们换到了舞厅那一头，但仍然没什么好运气。

芭芭说我们应该再也不去舞会了，应该去结识一些不同的人，像外交官那样的。

这正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有时早上起来，我会告诉自己，一定会遇到一位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的男人。我还常常化上特别的妆，急促地呼吸着，准备面对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然而，除了顾客和芭芭认识的几个学生，我再没遇到什么人。

在店里，我一边想着这个，一边把红色便利贴粘到一些账单上。这些账单都超期三个月了，必须马上处理。我们从来都不会寄送账单，伯恩斯先生说邮寄太贵，就让威利，那个跑腿的男孩去送。这时威利刚好进了门，正抖着防水帽上的雨水。

“你去哪儿了？”

“没去哪儿。”

和往常一样，午后趁顾客还不多，我和威利会吃点零食，比如碎了的饼干、葡萄干、西梅干、樱桃，像这样的东西。威利的手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威利朝我的新白鞋做了个鬼脸。“喜欢吗，威尔[威利的昵称。]？”我问他。鞋尖很长，上台阶的时候我得侧着脚。我今天穿这双鞋，是因为晚上要和芭芭去一个品酒会。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品酒会的公告，芭芭说可以混进去。我们还混进去过两次，一次是时装秀，还有一次是一部爱尔兰旅行影片的私人放映会。（都是骗人的，其实就是几个黑发女孩穿着红色薄纱裙在康尼马拉晃来晃去，怪不得要私人放映。）

五点半了，顾客们下班的路上会不断涌进店里来。六点左右，伯恩斯太太出来了，我可以走了。

“这里很闷啊。”伯恩斯太太对威利说。这是个暗示，意思是我们不该把燃油加热器打开。闷！到处都漏风，护墙板和地板之间还有那么大一道缝。

我在前厅化了妆，抹了胭脂，涂了眼影，还洒了不少玫瑰灰烬香水。玫瑰灰烬，光凭这名字，都让我觉得自己极具魅惑力。威利给我偷了个装糖的袋子，我把鞋放进袋子里，穿上了雨靴。外面，水沟里的水已经溢出来了，雨点猛烈地击打着楼上的天窗。

“我不会干的事你也别干。”威利说。他拉开外厅的门让我出去，吹着口哨看我往几码外的公交车棚下跑。雨下得像瓢泼一样。

公交车上空空荡荡的，傍晚这个时候没几个人去市中心，看电影也太早了。公交车地板上散落着奶糖纸和香烟盒，车里一股汗味。周围住的都是些穷人。

隔壁座位上有份报纸，我拿起来读。上面有一篇很长的文章，是一个神父写的，讲了他怎么在别的国家惨遭折磨的故事。我知道很多类似的故事，在修道院上学时，修女经常在星期六晚上给我们读故事。她常读的报纸叫《标准报》，里面全是些惨事，不是神父被拔掉了脚指甲，就是修女被关进了老鼠乱窜的小黑屋。

我差点坐过了站，爱尔兰神父写的这篇长文让我看入神了。

芭芭在酒店外面等着我。她看上去像是刚从圣诞树上卸下来的，戴着一副皮草手笼，头发用发胶做出了精致的发型。

“我的娘啊，你穿着雨靴是要去哪儿啊？”她问。

我低头一看，才反应过来我把鞋落在公交车上了，太惨了。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穿过马路，站在路边等公交车返回。公交车站没有顶棚，芭芭的发型也塌了。然而，雪上加霜的是，我的鞋并不在回来的车上，售票员也不是同一个人了。这个售票员说，另外那个售票员一定在去喝茶的路上顺路把我的鞋交给失物招领处了。

“上午十点后随时可以给那儿打电话。”他说。芭芭一听，说了声“天啦噜”就穿过马路往酒店跑。我垂头丧气地跟上她。

进宴会厅时遇到了麻烦。芭芭跟入口处检票的女孩说我们是记者，但没用。芭芭在包里翻找着请柬，嘴里嘟囔着一定是忘带了。她说是两张粉色的请柬，边缘是金色的。刚才门口的那个女孩手里拿了一沓请柬，不耐烦地拨拉着请柬的金边，芭芭看到了。芭芭翻包的时候，手都发抖了，脸也涨红了。她脸上的两抹腮红刚才被雨水打得都花了。

“你们是哪家报社的代表？”那个女孩问。我们身后已经排上一个小长队了。

“《女士之夜》。”芭芭说。这是按照她的计划说的，压根就没有这本杂志。

“进去吧。”女孩勉强地说。我们进去了。

走在抛了光的地板上，我的橡胶鞋底发出响亮的咯吱咯吱声，我感觉每个人都在盯着我。这个宴会厅非常奢华，吊灯灯光璀璨，暮蓝色的天鹅绒窗帘掩在窗户上，柔和的舞曲缓缓流淌。

芭芭看见一个朋友，托德·米德，走了过去。他是一个大羊毛公司的公关人员，几星期前，我们在一个时装秀上认识的。他带我们去拿咖啡，然后就想勾搭上芭芭。他装出一副漫不经心、冷漠厌世的范儿，但一看就是装的，看看他吃的那一堆面包夹果酱就知道了。我们知道他结婚了，但没见过他妻子。

“托德！”芭芭踩着高跟鞋摇摇晃晃地朝他走过去。他亲吻了一下芭芭的手背，把我们介绍给了和他一起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位女记者，戴着一顶大大的黑色帽子。另一个是位脸色苍白的陌生男人，叫尤金·盖拉德。尤金说：“很高兴认识你们！”但他脸上看不出多少高兴的意思。他有一张忧伤的面孔，托德说他是个电影导演。芭芭立刻莞尔一笑，露出了小酒窝，还露出了那颗金牙。

“他导了某某电影。”托德说了一个我从来没听过的影片名。

“经典纪录片，绝对经典。”女记者说。

盖拉德先生真诚地看着那位女记者，说：“是的，确实精彩。令人震惊的现实主义贫穷。”他说话的时候，修长的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蔑视神情。

“你目前在干什么呢？”女记者问。

“我现在当农夫了。”盖拉德先生回答。

“乡绅。”托德纠正他。

女记者说她哪天会去一趟他那里，给他写篇报道。她衣着考究，一身浓郁的香水味。但她有五十多了吧。

“不如去拿点红酒吧。”芭芭对我说。那两个男人没一个主动拿酒给她，她很失望。我跟着她穿过宴会厅，朝那一长排桌子走去。桌子上铺着白色桌布，后面站着一排服务生，倒起了一杯杯半满的红白葡萄酒。

“他们的态度可不怎么样。”芭芭说。

他们说话的声音传了过来，我听见托德说：“那就是我刚给你说的那个文艺胖姑娘。”

“哪个？”尤金·盖拉德漫不经心地问。

“长头发、穿雨靴的。”我听见托德笑着说。

我跑开了，去给自己拿了一杯喝的。桌子上有一盘一盘的薄脆饼干，但是我够不到，肚子这时候饿得咕咕叫，因为没喝下午茶。

“文艺胖姑娘！”太伤人了。

“你的时尚品位很独特，雨靴配羽毛帽。”尤金在我身后说。我不用回头看，也能听出来他柔和的声音。

“你这个勇敢的胆小鬼。”尤金说。他个子很高，和我父亲差不多。

“没什么好笑的，我的鞋丢了。”我说。

“不过这还真是独特，穿着雨靴就来了。说不定能掀起一股新潮流。听说过吗，有些男人只会对穿着塑料雨衣的女孩示爱？”

“没听说过。”我闷闷不乐地说，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羞愧。

他说：“说说你自己吧。”我突然就感觉和他在一起很自在，不知道为什么。他和我认识的任何人都不一样。他的脸长长的，脸色灰白，让我想到了每个星期天在教堂看到的圣徒的脸，那是用灰白色的石头雕刻出来的。

“你是谁？做什么工作？”他问。但他看得出来我很害羞，便开始说他自己。他说来到这里是因为在格拉夫顿街碰到了托德，是托德把他拉来的。

“我是来看景的，不是为了喝酒。”他说着环顾四周，视线滑过鎏金墙托座、天鹅绒窗帘，又看向一位个子高高的女人。她相貌严肃，戴着黑色耳环，一个人站在窗户旁。我多希望自己能说点什么有趣的话。

“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有什么区别？”我问。他没在喝酒。

“一个是白的，一个是红的。”他哈哈大笑。

但这时芭芭过来了，戴着她的白色手笼，手里还拿着一把薯片。

“悲伤玛丽是不是跟你说了一大堆她的悲惨童年往事？”芭芭指的是我。

“所有故事，从最开始说起的。”他说。

芭芭皱了一下眉头，随即哈哈假笑了几声，手在眼前上下晃动了几下。她问：“这是什么？”她比画了三次，但尤金猜不出来。

“过眼——牛奶——国宴牛奶。哈——哈——哈！”她告诉尤金，自己负责《女士之夜》里《孤独的心》专栏，经常会读到一些非常滑稽的来信。

“就在昨天，”芭芭说，“我收到一封来自巴林纳斯洛的一个可怜女人的信，信上说：‘亲爱的女士，我丈夫老要在星期天晚上和我做爱，但我觉得很为难，因为星期一我要洗一大堆衣服，累得要命。我要怎么做才能不伤害我丈夫的感情？’”

“我告诉这位来自巴林纳斯洛的太太，那就星期二再洗吧。”芭芭说。她伸出小手一挥，表示她是如何快刀斩乱麻地处理这些生活中的小问题的。尤金笑了起来。

“芭芭很有趣啊。”尤金对我说，脸上仍然带着笑意。好像我应该感到高兴似的！这明明是我的笑话。一天，我在牙科医院补牙，等了两个小时，在等待的时候翻一本杂志看到了这个笑话。我回去告诉了芭芭，之后她见谁都会讲这个笑话。过去的一年里，芭芭聪明了不少，能说出很多不同种类的葡萄酒，还学了击剑。她说击剑班里的女人全都穿着裤装，还都邀请她去家里喝一杯热可可。

这时托德过来了，手里晃动着一个空杯子。

“酒喝完了，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他对尤金说。

“你认识的这两位都是好姑娘。”尤金说。芭芭哼起了歌：“善良的人儿，彬彬有礼，可是口袋里没有一分钱……”

“好啊，”尤金说，“咱们去吃饭吧。”

出门时，芭芭订了十二瓶莱茵白葡萄酒，吩咐送到乔安娜家，就是我们的房东那里，货到付款。她的意思是，品尝了酒，就得买点。我知道乔安娜一定会大发雷霆。

我们往出走时，尤金问：“乔安娜是谁？”我们向那位女记者和另外一两个人挥手告别。

“晚饭时我会告诉你的。”芭芭说。

我的手肘轻轻碰到了尤金的手肘，腿上划过一阵让人瘫软的酥麻，自和绅士先生分手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过这种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