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家时，尤金的母亲已经来了。她星期天一般都会来吃午饭。

她送给我一个小礼物，是一块手绣的托盘布，当作给我的结婚礼物。我们假装已经结婚了，而且我也戴上了戒指。我们喝了点雪莉酒，然后她就一直坐在阳光下等着吃午餐。

午餐时发生了冲突，起因是我在酱料里放了洋葱碎。她把托盘布要回去了，说我一定是故意的，明明知道她吃了洋葱会呕吐。

“我就知道永远都不能相信红头发的女人。”她冲着水壶说，我们都默默地吃着饭。她把餐盘推到一边，大声喊着狗的名字：“谢普，谢普！”

尤金对我挤了挤眼睛，我继续吃自己的饭。

“哼，真是一时比不得一时了，劳拉虽然爱冒险，但还是知道怎么招待人的。”

“吃点橙子慕斯吧。”尤金说，但她说现在连这个也信不过了。

“如果不会太过麻烦的话，我就吃一片面包涂黄油吧。”她说。尤金没有理会她话里的讥讽意味，把面包拿给她，然后就消失了。一发生冲突，他总是会溜走。我吃完饭，尽可能不失礼地以最快的速度起身离开了。

尤金过来帮我洗碗。他偷偷地从餐厅门缝里看，发现老太太开始吃饭了，连刚才那么强烈地拒绝过的慕斯也吃上了。现在可不说有毒了。

“过来。”他悄悄说。我凑近钥匙孔，看见她正用勺子从碗里舀慕斯。

“告诉你一个秘密，”回到储藏室，尤金对我说，“她会一直目送咱们进坟墓的。”然后他就开始亲吻我。在他的怀抱里，我又听到了那种温暖的爱的轻吟。

我们正在接吻时，一辆车开来了，他出去迎接两个从都柏林邀请来的客人。

“我去梳一下头发。”我说，然后上楼去画了个浓妆，来弥补我社交方面的不足，因为他这些朋友让我感到特别恐惧。那个男的是教历史的，在星期天写诗，他的妻子脑袋不怎么灵光，却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碰巧又来了一个客人，是个诗人，叫西蒙，美国人，是从格伦克里骑车过来的，离这儿不远。尤金的母亲披着一条印度披肩，仪态庄重地坐在壁炉旁的一把天鹅绒椅子上，见人就说她吃下去的洋葱让她开始反胃了。

尤金把我介绍给诗人西蒙时，他“哇”了一声，摸了摸红胡子。我从尤金那里得知西蒙曾经是劳拉的朋友，所以对他很畏惧。他把所有女人都称作“蠢妇”——“胖蠢妇”“瘦蠢妇”“冷淡的蠢妇”“还不错的蠢妇”。

“今天午餐时吃的饭出问题了。”尤金的母亲对那个脑子不灵光的妻子说，那女人穿了一条绿粗花呢长裤，和她面对面坐着。

我去厨房泡茶，西蒙跟过来帮忙。他站在石板地中央，两只距离很近的绿眼睛看着我，说：“看，你在这里，在一蒲式耳威克洛麦麸后面，静静地发光。”

“是抄的吧，”我说，我读过的书都能记得，“抄詹姆斯·乔伊斯的。”

“乔伊斯是哪个家伙？”他说，然后问我和尤金老哥相处得怎么样，都聊些什么话题，还问他在床上表现怎么样。

太无礼了，我心想，又想起了妈妈常说的一句话：“人以群分。”我愠怒地想，尤金怎么会认识这种人。

“你量过吗？”那诗人问。他对我挤挤眼，那样子让我突然觉得胃里翻腾了一下。

“什么？”

“什么！你问我什么！哇，你需要学习学习了。他那个你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啊。我所有的女人都量过我的，特别好玩，试试吧。”

我低下头，不想让他看见我涨红的脸。我讨厌这个人，讨厌那些给我讲下流故事的人，一点都不好笑。他的红胡子里夹杂着浅褐色，美国腔里不知怎的有几分爱尔兰口音——尽管他自称家里人都是纯正的英格兰贵族血统。

“凯瑟琳，我能不能帮你给这些涂上黄油？”他指着葡萄干切片蛋糕问。

“行。”他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有时语气和善，有时让人讨厌，邪恶的人往往都是这样。

“尤金老哥的工作怎么样了？史诗巨片做出来了？呵，他以前可是做梦都想拍出《白鲸记》这样的大手笔。”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有一次，我问尤金是不是怀揣着什么隐秘的梦想，要做出一部著名影片，他严肃地摇摇头，说：“不是，不做什么著名影片，我想做的是一部长篇纪事，讲述历史长河里那些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和暴行，讲述我们为了生存和自我保护所做出的艰险斗争——可是谁想看这样的片子呢？”

“你知道他的远大梦想是什么。”西蒙带着嘲讽的口气说，“不就是能和米高梅的人坐一起喝一杯嘛。”

“你的想法太落后了。”我激动得颤抖起来，一说到重要事情，我就总是忍不住会颤抖，“他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的工作抱有信念，要按照自己的标准做到尽职尽责。”

“尽职尽责，哈哈，哈哈！”西蒙大笑起来，好像谁给他身体里管笑的机器上足了发条，“这话劳拉肯定爱听，老天，真是笑死人了，他可真是擅长宣传。尽职尽责！我的天哪，劳拉来了肯定爱听这话。”

“来？”

“对啊，她没告诉你？那她一定是为了给你个大惊喜，下个星期她就会坐船到科夫港了。哦，凯瑟琳·布雷迪小姐，可否往我茶里加点柠檬？”

“在那儿。”我指了指碗柜上的水果碗。柠檬皮成褐色的了，皱皱巴巴的，但我根本不在意，听了他这一番话，我的腿已经在发抖了。

“等她来了，那张旧床上一定会迎来一波滚烫时光。你见过她吗？哇！”他接着唱起了歌，“不要弃我而去，在我们新婚的这一天……”

我见过她的照片。她留着短发，面容强硬。有一天尤金出去了，我看过他的照片。尤金把照片放在一个箱子里上了锁，但我在地毯的一角下面找到了钥匙，那个角没压住。有很多他女儿的照片，每张照片的背面都做了记录，写着关于照片拍摄的细节：在哪儿拍的照，当时孩子正在干什么——“伊莱恩坐在餐椅上吃面包夹果酱”“棕犬睡在伊莱恩的婴儿车上”。这些照片让我心烦意乱，我心虚地把照片放好，忍不住想他女儿的生日是哪一天，他是不是还在给她寄生日礼物。

“希斯克利夫[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中的男主人公。]对她还是念着旧情的，你知道吧，旧日恩怨难断绝哪。”西蒙的话粗暴地打断了我纷乱的愁绪。

“茶泡好了。”我对他说。受不了了，要尽快摆脱他。之前他还给我透露说自己吸过鸟蛋，因为它们能赋予他特别的性能力。“与自然和小鸟独处。”他用嘲弄的语气说。

“茶泡好了。”我又重复了一遍，把最后几样东西也都放在托盘上。

“嗯，真是个高效的姑娘，我就喜欢这样的。又高效又酷。哇，好酷！你眼里有一滴聪明的泪水，凯瑟琳。聪明，因为它不真实。我是个诗人，这种事情我懂的。你先请。”他端着托盘，我走在他前面，穿过狭窄幽暗的过道，往餐厅走去。

“你的小屁股真好看。”他说。和往常一样，我高跟鞋的跟又卡进了木地板过道的那个老鼠洞。（有一天暴风雪来了，一只老鼠咬了个洞钻进了房子，安娜说劳拉爬到一张椅子上尖叫，任何女人遇见这事都会这样。）

“你拿错杯子了。”我从托盘往下放杯子时，尤金说。这些是在厨房吃饭时用的杯子。

“也可以用的。”我红着脸说。

“不不不，星期天下午了，我们有资格用好杯子的。”他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把不合适的杯子重新放回托盘端出去了。

“呵，能指望什么呢？”他母亲看着壁炉里的木柴说，“乡下姑娘嘛，才刚从沼泽地里出来的。”

西蒙摸着他的小胡子，挨个看着所有人的脸。其他人慢慢喝着自己杯里的酒，那个女人淡淡地笑着，也不知是为刚才发生的事感到几分同情，还是为了表现出对这件事的愉悦心情。

“坐下吧，亲爱的。”她说。我讨厌别人叫我亲爱的。

“抱歉了。”我说着离开餐厅，取了外套，出去躲进了花园里。

此时此刻，我恨尤金。我恨他的强大，恨他的骄傲，恨他的自信。我多希望他的天性深处存在什么缺陷，这些缺陷能为我削弱他的力量。但他没有缺陷（除了他的骄傲）；他力量强大，坚如磐石。这时我想到了他性格中一些让人讨厌的地方，生气的时候总是会想到的：想到他发起火来有多可怕，想到那天他冲我喊“你在机械方面真是个白痴，连水龙头都不会关”。那天他爬到房顶修理水箱，告诉我听他喊“开”就开水龙头，喊“关”就关水龙头。我开水龙头时没出任何问题，但关水龙头时，手忙脚乱把它开得更大了，他就喊着说自己要被水淹了，我一下子手足无措，什么都干不了了。接着，他说过的那些挖苦的话、做过的那些琐碎小事都从记忆里跳了出来：“芭芭，我要是有个后宫，你肯定在里面。”“我在教凯特怎么说好英语，学会了才能带她进入社会。”“迈开你那两条农妇腿跑上楼去。”此时此刻，我恨他。

“我恨他！”我对这么早就飞过来筑巢的鸟儿说。它们现在的歌声还只是啾啾的颤鸣，是为了清嗓子发出的声音，是为求偶时婉转连绵的歌声做的准备。

“求偶。”我苦涩地说，然后想起了芭芭，不知道她现在和谁在一起，是不是还在和托德·米德交往。我想起了，或者说是努力去想我认识的那些男人。和尤金相比，他们还都是青涩的男孩。这时我又想起了他告诉过我的一件事，他在伦敦什么地方和另一个人合住，到了星期天，他们各自只清洗自己的那一半地板，在我看来，这事做得真是冷酷无情，没有人情味。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干出这样的事，擦地板只擦一半，还要控制着不让抹布滑到另一半；但他们就是这么秩序井然，在油毡地板的中间还画了一道线。我想起这些，还想起西蒙大诗人对我说：“你对乳房有什么感想？”问这话的时候，他正给蛋糕片抹着黄油；他还告诉我劳拉要回来了，这话把托起我生活的基座一下子抽走了。他高亢的笑声在我脑中不停地响起，我忧心忡忡，尤金怎么会认识这样一个人。

我坐在花园里，闷闷不乐的，希望他能来找我。柳树上挂着的柳絮像雪花一样洁白，柳条垂下来像白色的流苏。沿着花岗岩日冕萌发出一条迎春花小枝，几朵嫩黄色的小花给这悲伤的一天带来了希望和明媚。尤金说再过段时间，这里的野百里香就要开了，到时候花园里到处都是一丛一丛的野百里香。到那个时候，我能结婚吗？

“他永远都不会和你结婚的。”芭芭曾经这样说。我想，没错，他是一匹黑马。他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在我的思绪中交替出现。我先是想到了他满面的愠色、不肯让步的性格，接着又想到了他的体贴温柔——有一次他把面包送到了我床上，还在我身上红肿的地方涂上绵羊油，我要看书时，他会把三个枕头垫在我身后撑着我坐起。有那么一会儿，我欣然接受了一个事实，终有一天，我将衰老，容颜干萎，到那时再没有任何男人能够折磨我的心。

太阳一落下去，寒气就上来了。客人都走了后，他出来找我。

“当着那么些人的面数落我。”我说。黄昏下，他站在我面前，轻轻拍着我的头发说抱歉。夜晚暗紫色的寂静已经降临了。

“对不起，我没想着要伤害你。我只是想着那几个杯子不好看，母亲因此又要发牢骚，而且我们本来就有好点的杯子可以用的。”

“杯子有什么要紧的。”我几乎是在喊叫了，“杯子并不重要，你总是揪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说个不停——没错，杯子只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好了，好了。”他轻轻拍着我让我镇静下来。

“你不该当着那些人的面那样对我。”我简直要气疯了，当着那个邪恶诗人的面，当着那两个女人的面，他们会记住的，一辈子都忘不了。

“你认识的人里面就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真诚的人。”我说。

“亲爱的小朋友，”他的语气里甚至还有点自鸣得意，“没有哪个人是完全的好人，也没有什么真诚的人。我的意思是，也许可以说虫子是真诚的，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在我的记忆里，“真诚”是妈妈看待人的一条标准。“丽兹是个真诚的人。”妈妈所说的丽兹是个小气的女人，但有一次她请我们去喝茶，给我们做了三明治，里面放了番茄酱，还有大黄。“他们是真诚的人。”妈妈说的是住在都柏林的几个小气的表兄妹，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想让妈妈给他们寄一些我们自家做的黄油，却什么都没有回赠。这就是妈妈判断人的方式。

“还有那个叫西蒙的家伙，老给我说一些很隐私的事情……”我向他抱怨。

“哦，我本应该警告你的，他的男性器官，我推测的啊，尺寸很小，有个女人曾笑话过他。”

他抬头看着蓝紫色的天空。鸟儿在颜色越来越深的树枝上唱起了夜晚之歌，夜空中一片宁静，这些似乎都让他心情愉悦，几乎没听到我在说什么。我想，他现在是快乐的，而他的朋友却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出那些污言秽语！

“有那样的朋友，真是好笑。”我说。

“他不是朋友，”尤金纠正我，“在这个国家，没几个人能和你说说话。即便是敌人，只要他说着你的语言，而且态度友好，你都会心怀感激。”他看着幽暗的夜空深深叹了一口气，似乎是想要飞升到夜空宁静的孤独里去。

这时我忍不住说：“西蒙说劳拉要坐船到科夫来了。”

“没错！”他说，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惊讶，“我很高兴能见到她。”

我一下子从木凳上站了起来，盯着他面无表情的平静的脸。

“你什么？”我问。

“我很高兴能见到她，我们可以讨论一些事情。也许我就能离成婚，然后和你结婚了。孩子我俩一起抚养。”（他从来没说过那个小女孩的名字。）“劳拉仍然可以到这里来，我们仍然会是好朋友。你可以帮她洗头发，她也可以帮你……”

“你的意思是……”我开了口，但又停了下来。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心里明白了，他就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一个冷漠、无情、自命不凡的人。我发出一声绝望的叹息。

“好吧，我给她写信说离婚的事。能看出来，要是不和你结婚，就会伤害到你不朽的灵魂。”

这句话刺痛了我。有些事——所有的事都——冲击着我生命中的欢乐，全部的欢声笑语。

那天晚上，我坐在炉火旁开始读《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几章，他用打字机给劳拉写了封信。我特别想知道他的信是怎么开头的，是“亲爱的劳拉”“最亲爱的劳拉”，还是“我心爱的劳拉”？但我不能越过他的肩膀去看。

我们走到村子里把信寄了出去。暖和的夜晚，感觉像到了春天。露水湿润了路两边的田地。他没有拉我的手。

尘土飞扬的山路走了一半，我们发现，路面变成柏油的了。柏油是新铺上的，青蓝色的路面留下了我们的脚印。

“太好了，”他说，“我们要有柏油路了。”这是我们出门后他说的第一句话。

我悲哀而绝望地说：“太不公平了，是不是？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呢？”

父亲给我写过三次信，本地的神父也给我写过信，修道院的主管修女给我寄过祷告书和徽章，现在，劳拉又要来了。

“没有什么是公平的，这世界本来就不公平。”他用疲倦、消沉的语气说。

走在村子里，我听到一个酒店的休息厅里传来了钢琴声。音乐声让我感到孤独，我想起了和芭芭度过的那些欢乐的夜晚，我好像听见芭芭跟这个或那个男人说“一口干了”。等他寄完信，我说：“我想进酒店去看看。”

“你不会想去那里面的。”他皱起眉头看着那座嵌着黄色窗框的酒店。酒店的窗户下放着一排波特酒桶。

“就去喝一杯吧。”我说。他虽然叹了口气，但还是摘下了帽子，陪着我走进了酒店休息厅里的酒吧。酒吧里人头攒动，烟雾缭绕，闹哄哄一片。还有人在唱歌。里面基本上都是本村人，他们都盯着我们看，因为我们还没结婚。他点了两杯威士忌。我们进去的时候，酒吧里的喧噪声突然减弱了，里面的人都在挤眉弄眼，嘀嘀咕咕。片刻之后喧哗声又开始了，一个肥胖的女人继续弹着钢琴。钢琴刷成了白色，看着像个浴室柜。

“里面有你认识的人吗？”我压低声音问他。没有人和他打招呼。安娜说过，他们都不喜欢他，因为他从来都没喝醉过，逢着集市的日子，也没请他们喝过酒。有些人晚上把自家的牛群和羊群赶到他的地里去，早上丹尼斯再把牛羊赶出去。有一群山羊会一直去，他给羊主人写过几封信，但她就是不理会。羊主人但凡打个招呼，他也不会介意的，但羊主人和村里大多数邻居一样，脾气犟，态度差。我来后不久就有人把新林地里几百株小树的树梢都砍掉了。我待在这里，他们认为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每个星期天安娜去望弥撒时，他们都会拉着安娜不放，问长问短。

“认识一两个人吧。”他说。

“这么说他甩掉了那个美国女人，现在找了这个年轻的。”我听到一个男人对另一个说，我的脸涨得通红，低头看着桌子的玻璃面。

“他忘了加苏打水。”我盯着裂了缝的玻璃下铺的黄色纸垫对尤金说。我喝不惯威士忌，不加苏打水很难喝。

一个醉醺醺的男人走了过来，抬起帽子，让尤金唱首歌。

“我不会唱歌。”尤金说。那个醉汉又问我要不要唱。

“我们不唱歌。”尤金说。醉汉断断续续地哼着《那条老泥路》，把帽子伸过来，让我们把钱放进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感觉血涌上了脖子，祈祷他赶紧走开，不要再缠着我们。突然，醉汉挥手弹了一下我的羊毛贝雷帽，帽子掉在桌子上，打翻了我的杯子。

“快走。”尤金说着站了起来。我们快步走出酒店，听见里面的人哄笑起来。那个醉汉喊着：“异教徒，异教徒！”

“对不起。”出来后，我对尤金说，“我错了，我没料到会这样。”

“石器时代的野蛮人。”尤金说，但他并没有对我发火，还拉住了我的手。往家走的路上，我说：“明天会是不一样的一天，我会重新高兴起来的。”

“有意思，”他说，“这就是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在都柏林偶然认识了你，我们见面的头几次，我心想，这是个单纯的女孩，像小鸟一样快乐，再多给她一块蛋糕她就会很高兴，整天忙来忙去的，晚上沾床就睡。单纯的女孩，没有一点城府。”他说话的语气是那么悲哀，似乎他所说的那个人已经死去。

“我还会像以前那样的。”我说。他忧伤地摇了摇头，我知道他在想什么：都是幻觉，你清澈的眼睛、柔和的声音，还有脖子上围的柔软丝巾给了我那种错误的印象。我确定他的想法差不多是这样的，虽然如果让他自己说，用的词也许会不一样。

大诗人西蒙真是分秒必争。星期四，劳拉的第一封电报就来了。电报送来时尤金不在家，他说过电报来了一定要看，于是我打开了。上面写着：

我跑出去找他。安娜说他出去散步了，可能是在山上，他要帮丹尼斯把绵羊赶下山。产羊羔的几个星期前，就得把绵羊从山上赶到房子近处的地里来。我跑出房子，穿过树林，跑到了那片通往山上的荒地里。我还没看到他人影，就远远地听到了绵羊的叫声。

我急忙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往前跑，这时听见他喊：“是你吗，凯特？”然后就看见了两个人影，一个是丹尼斯，一个是他，两人正在赶羊群。丹尼斯提了一盏灯。

“是我。”我生气地说，离他几米远的时候，我就告诉了他来电报的事。丹尼斯走到一边吆喝着狗，装作没听见。

“上气不接下气的，就是因为这个啊。”他咧嘴笑了。我把电报交给他，刚才怒火中烧，把电报都揉皱了。

“我觉得这太糟糕了，”我说，“邮局那些人，所有人，都看过了。”荆豆苗扎着我的脚踝，袜子也让野蔷薇枝挂住了，但我顾不上管。

“这就是个玩笑，你没有幽默感。我们得培养你的幽默感。”

“幽默！”荆豆丛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小路，但我走着走着就到了路外面。

“好了，好了，好了。”他要拉着我，我甩掉了他的手。黄昏下，绵羊圆乎乎的，看着像是没头没脑地沿着山路咕噜噜往下滚。

吃饭的时候，他在看报纸。气氛冷清的时候，他就会看报纸，能一连看好几天，以此避免争吵。

星期六，劳拉的信来了。粉色的信封背面写着她的姓名，实际上，是他的姓，劳拉·盖拉德夫人。他没给我看，但下午他出去后，我在文件里找到了这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另外，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心里不能安宁，妈妈、里基、杰森，还有其他所有人都认为咱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他进门的时候都用不着问我在干什么了。信就在我手里，我的嘴唇在颤抖。

“唉，不会吧。”他说着用手捂住了眼睛，“我太蠢了，把这样的东西留在了你眼皮底下。”

“太过分了！”我歇斯底里地说。

“你不该干涉我的事情。”他摘下帽子，烦躁地抓着头发。

“这是我的事情！”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他平静地说，“我没打算让你看这封信，你也没有权利看这封信。”

我把信摔在桌子上。“我很高兴我看了。现在我可算知道自己遇上什么事了。你就要去美国了，去见她，却一个字都没跟我说。”如果我的心不得不承受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仇恨，那我就一定要让他带上我；这就是我当时一怒之下对这件事的感受。

“所以说现在你全都知道了。”他说，“嗯，你比任何人知道的都多。任何时候看见你，你都在为什么事情哭哭啼啼。如果不是因为她，”他朝桌子上的信努努下巴，“就是因为你父亲；如果不是因为你父亲，就是因为别的事。”

“一直在欺骗我。”我现在只能说出这一句话。

“你能再说一遍吗？”他的语气冰冷、克制，“我可以理解为我过去的生活欺骗了你？”

“不是，不是那样的，”我尽力说清楚，“是你做事的方式。你那么独立，什么都不告诉我。”

“天哪！”他叹了口气，把帽子戴回去，怒气冲冲地看向一边，“所以，你要的还有所有权？签上名，盖上章？床上一小时，代价是一辈子的无期徒刑？”

我怯懦起来，不能再直视他。“只是因为太震惊了。”我开始让步了，我承诺过要好好的，而且，我想让他带我一起去。

“你会带我去吗？”我问，他没有回答，我又问了一遍，还碰了碰他的手。他把手抽回去摘下帽子，一把扔到桌子上。帽子打翻了一瓶拧开盖的墨水，瞬间，墨水就流到了栗色的地毯上。我听见他咬牙切齿地咒骂了一声。

“你会带我去吗？”我最后再问一遍，想要逼他做出承诺。

“唉，拜托！”他说着蹲了下去，开始用吸墨纸吸掉地毯上的墨水，“出去吧，先不要找事了。”这句话等于把我赶出了房间。我快步走出去，上了楼，开始把衣服往帆布旅行包里装——旅行包是他的。

我没有多少衣服，但还是把旅行包塞得满满的，拉链都拉不上了。一条衬裙的肩带和一件胸罩露在了外面，包的最上面放着我的三双鞋。我没有钱。

“能不能给我一镑钱坐车？”我下了楼，轻轻地敲着书房门问他，门是半开着的。他跪在地上，擦洗着地毯上的墨水渍。

“一镑钱坐车？”他抬头看见我已经穿好了外套，然后视线落在我鼓鼓的旅行包上。

“我会把你的包寄回来的。”我说，知道他要评论几句了，“这是最好的办法了，离开。”我尽量不让自己崩溃，一切等走了再说。

他从放现金的绿盒子里拿了五镑递给我。

“一镑就够了。”他最后这个慷慨举动让我有点感动。

“你还需要回来的车费，是不是？”他说着似乎笑了一下，然后看了看我的包（太邋遢了，内衣带子都露了出来），说，“你会让人误会的，你懂吧，这么乱七八糟的。”

他把嘴唇挨在我的嘴唇上，和我吻别。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对不起”，他就是有这种了不起的能力，让人觉得他是对的，而不管是谁的错，我总是会感到抱歉。

“我开车送你去车站。”他说，但这时他已经亲吻了我，我哭了起来。我们俩都知道我肯定不会走了。我们把包放下，坐在沙发上。他用关切的语气告诉我，我要长大，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自制力和自我控制是他最为赞赏的两大美德。对，还有俭朴。实际上，这些正是我最缺乏的。

“去喝杯茶吧。我有没有给你说过我的生活箴言？”他问，他刚给我讲过关于耐心的一些事情。

我摇摇头。

“当你准备把第四任妻子封在厨房的水泥地下时，先停下，泡杯茶。”

不知道他有没有跟劳拉谈过这个。两人坐在沙发上，他平静地教育她要怎么自我保护，怎么控制情绪，怎么这样，怎么那样，然后告诉她，自己的生活箴言是什么。劳拉频繁地潜入我的思绪中，在他的话和我之间游荡。

我们沏好了茶，吃了几块精致的饼干，然后出门去散步，看到了这一年里盛开的第一朵雪花莲。听了他对我说的那些话，我感到非常高兴，情绪高涨起来，我要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了，一个包容、沉着、强大的人。

那天晚上，做完爱后，他沉陷在我身上。我心里想，只有通过身体我们才能真正地原谅彼此。心假装原谅了，但问题仍然潜藏在那儿，在黑暗时刻，我又会重新想起。即便在回应他的爱的时候，我也仍然没有忘记我们面临的困难，我和他来自两个彼此隔绝的不同世界。他是控制的一方，满心愤慨，不愿宽容，他认识所有人，知道所有事；而我，一有风吹草动就惴惴不安、心慌意乱，头脑简单，想法片面还易发疯（他的话），在“石器时代的无知和宗教的蒙昧”（也是他的话）中长大。黑暗中，我向绝望者的主保圣裘德默默地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