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平浪静地过了四五个星期。他给劳拉写了封信说离婚的事；我也给姨妈写了信，为了让她高兴，说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褐色和黑色的嫩枝上萌发出了尖尖的苞芽，像星星点点的希望，绿色的，黑色的，银白色的，像是在我们面前绽放时就会歌唱起来。从白天到晚上，小羊羔一个接一个地出生，有两只羊妈妈死了。安娜把小羊羔带到房子里当宠物养。挺闹人的。

有一天早上，不是周末，但芭芭来了（她一般会在星期天来）。我当时正在车道旁采水仙花。我刚把尤金送出路口，帮他拉开那几扇大门。现在牛奶有富余的了，他就去一个牛市买了几头小牛回来。石子车道两旁的草地边上长了很多水仙花，正盛开着。往回走的时候，为了打发时间，我采了一大捧。水仙花的根湿湿的，好像沾了唾液一样，气味也不太好闻，水仙花就是这种气味。这时我听到有车开来，从树缝里看见是辆陌生的车，就赶快跑回房子里藏了起来。我以为可能是父亲，结果是芭芭。

“芭芭，芭芭！”我打开门朝她跑过去。她穿了件白色风衣，戴了顶红色贝雷帽。

“太好了！”我说着就去吻她。不过，我希望她没发现我没有化妆。

芭芭两眼圆睁，看起来非常兴奋，这种情况下，她往往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我们进了前厅，两只小羊羔跑过来咩咩地叫，装作害怕她的样子。

“咩，咩！”芭芭叫着追着羊跑，“简直就像个动物园！”然后她悄悄对我说，“有事要和你说，特别紧急。你家契诃夫呢？”

“出去了。”进了书房后，我关上门。每次来了客人，安娜都不想错过任何聊天。我倒了两杯波特酒，杯子上有灰尘，但我不想出去洗，芭芭看起来很紧张。

“你冷吗？”我问她。昨晚生的火现在燃成了灰，但还是热的，墙摸起来也是温的。

“做好心理准备，”她和我碰了碰杯，“是坏消息。”我想着是父亲又带来什么话了，心怦怦直跳。

“我有麻烦了。”她说。

“哪种的？”我问，开始感到绝望。

“老天，只有那一种。”

“啊，别呀！”我从她身边退后一步，就像刚刚受到了她的侮辱，“你怎么能这样？”

“听听这是什么话？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可是你不能这样啊，”我惊慌失措地说，“你没和谁住在一起啊？”

“不能！这种事不是很容易吗？我的意思是，比搞两件大衣，或者比让人邀请去参加派对都容易。”

“唉，芭芭！”我抓住她的手。

“给我支烟。”她打断了我。芭芭讨厌被别人同情，也讨厌拉手这样煽情的举动。

我在尤金的书桌上找烟时，芭芭又倒了两杯酒。“别倒了，他会发现的。”我说。

“怎么了？你这是住在修道院里？”她把过滤嘴香烟放嘴里，结果放反了。我们坐下来商量，试图找到解决办法。

“是谁的？”我问，她不愿意说。她说是个已婚男人，他担心妻子会听到消息。我敢肯定是托德·米德。她说那个男人没把这当成什么大事，前一天隔着公交车的台阶和她道的别，“回头见”就是那男人和她分别时说的话。

“我可以去英国，或者来这儿。”她说。“来这儿”这几个字让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能预见到她躺在我们床上，指使我起床去做早饭的场面。而且我也不想让房子里出现一个婴儿。我害怕婴儿。

“你不能想想办法吗？”我问。

“想想办法！”芭芭大声说，“太变态了。我什么破招都想过了，芒硝也吃了，园子里的地也挖了，把那破地方的地板蜡打了一遍又一遍，乔安娜一看这样把清洁工都给辞了……”

我差点脱口而出“彼之砒霜，我之……”因为我想到了不明真相的乔安娜看到芭芭跪在地上埋头打蜡时的那个高兴劲。但芭芭这时心乱如麻，我什么也不能说。她的牙齿咯咯打战，我坐她身边安慰着她，直到尤金回来。

“太变态了，”她不停地说，“所有事情都太变态了。巴格特街的地下室里，有个人给我灌着酒，说‘芭芭，你是个高贵的女人’，那人一身腱子肉，穿了条网眼背心，我都不敢给他说我想回家。这就是我。”她喃喃自语，“到头来还不是个废物。”

我建议她还是去英国好一些。她有一笔保险金，到二十一岁时拿到了三百镑，这钱她父母应该要给她。

尤金听了这事，说如果没什么转机，芭芭可能就不得不来我们这里了。

“能建个后宫了。”尤金和芭芭开起了玩笑，芭芭一下子就笑逐颜开，对我颐指气使起来。她坐在那儿，穿着一条和服式连衣裙，腿抹成小麦色，脚踝叠着，我一点都不同情她了。

“你现在还刮胡子吗？”她问我。

“我从来就没刮过胡子，你怎么敢说这话！”

“和谁说话呢？”她凑过来仔细看我的下巴。有一次情况紧急，手边又没有镊子，芭芭就用自己的尖牙利齿帮我拔掉了下巴上的两根小黑毛。

吃午饭时，芭芭虽然之前抱怨说自己有晨吐反应，但饭量仍然大如牛。尤金说这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要给我俩照几张照片。我们梳好头，和他一起去花园里，等着太阳再次出来。芭芭为了和我一样高，站到了一块石头上。

“这地方，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芭芭环顾着杂乱的花园说。灌木丛长得横七竖八，草叶上还挂着露珠，玫瑰丛的嫩叶舒展开来，变成了酒红色，只有水仙花正在盛开。

“茄——子。”尤金拍照的时候，芭芭说。现在这张照片还在我手里。我看着它，困惑不解，他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将会突然发生那么大的一个转折。

我们送芭芭去赶开回都柏林的夜班公交车。路上，尤金对芭芭说，如果事情发展到最坏的地步，她实在无路可走，就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会帮你的。”我说，想和他一起表示出一点好意。

“是的，”芭芭对我说，“你一向都擅长给住院的病人送橙子吃。”

尤金把芭芭送上了车，对她关怀备至，好像芭芭是个老太太。我突然想，如果我怀孕了，他也许会和我结婚的。

“可怜的芭芭，”他说，“这个可怜的女人。”我们向开动的公交车挥着手，车轮扬起尘土，我们闭上了眼睛。我对芭芭的感觉和尤金不一样——女人关心的大多是自己或孩子，孩子是自己的延续，或者关心自己的丈夫，丈夫填满了她们每天的生活、她们的脑子，还有她们的身体：他就是这样填满了我。尽管他不是我的丈夫。

我盼望着能很快结婚，也一直在攒着嫁妆。

每星期我都攒出十先令，放在一个盒子里，嘴里念着：“一件新的，一件旧的，一件借来的，一件蓝色的。”[西方传统婚礼要准备的四样东西。]

回家过了一两天，我就不再想芭芭的事了，只是隐约担心起她要来和我们一起生活。这是4月里有着紫罗兰色调的多雨天气——此刻还阳光明媚，下一刻就风雨交加，接着又会刮起一阵大风，风会吹走树篱上的雨水，吹落苹果树上的白色花瓣，飘飘洒洒像是下起了花瓣雨。这两三个星期的日子是快乐的，我帮他修剪了草坪，割下来的草沾在了我的帆布鞋鞋底。我们上床后，打开窗子就能闻到青草的味道。

一天，安娜一边在石头台阶上磨着刀，一边唱着“窗户里的那只小狗多少钱”。我们把两盆水端到门外，他用雨水给我洗头。洗完后，他给我拍了两张湿着头发的照片（为了用完胶卷），还给安娜拍了张磨刀的照片。这时忽然下起了大雨，我们跑到楼上，他把我潮湿的头发挽成一个发髻，这样就不会弄乱了，然后和我做起了爱。外面，雨水让花园焕然一新。我们可以闻到雨水的味道、新修剪过的草坪的味道、报春花的味道，我问：“安娜会怎么看我们？”

“她会觉得我们真是快活似神仙。”他说。这时一股爱的潮流从他身上流出，流进我的身体，在我体内激起一阵连绵的涟漪。我快乐地应着他喊了出来，一边喊，一边担心安娜会抱着一摞熨好的衣服破门而入，门没有锁。

“这些小种子都让我们白白浪费了。”他柔声对我说，我含含糊糊地说明年可以考虑要个宝宝。应该就是我们躺在床上聊天的时候，邮递员骑着他嘎吱嘎吱响的自行车来过了，送来了两封电报。一封是给我的，另一封是给尤金的。

我的是芭芭发来的，上面写着：

月经来了，很快去英国。

她用词应该更隐晦点，不能把这个给尤金看。

“没什么，是芭芭发来的。”我说着看向他，却发现他的脸突然变得煞白，薄薄的嘴唇愤怒地紧紧抿着。我凑过去看他手里的电报：

你如果和她结婚，就永远不会再见到我和伊莱恩。我发誓。劳拉。

（村里的人又将看到故事新的一章了。）

“没关系的。”我看着他说，心里非常担心，同时也明白，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要将我们硬生生拆散了。

“没关系的，不要担心。”我不停地说，想让他到房间里坐一会儿，我给他泡杯茶，但他说要出去一会儿。我看着他垂着头，出了门，走在房前的地里，狗紧紧跟在他身后，毛茸茸的白尾巴扫着他的裤脚。我心想，他正在做选择，一个我和她们之间的选择，我多么希望自己能以什么简单、神奇的方式突然有个孩子。

过了些时候，他回来了，怀里抱着一捧开着红白花的山楂枝。我闻着山楂花甜得发腻的味道，说：“不要拿到房子里，不吉利。”

他对我的话嗤之以鼻，把花插到了门厅桌上一个大花瓶里。

当天和次日，我们彼此都很友好。我没有逼问他心里在想什么，也没有问他准备怎么处理和劳拉的事。

他脸色憔悴，眼周的纹路更深了。我们都睡不好。没有比缺乏睡眠更摧残人的了。到了第四天，我们看着对方就恼火，他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发起了牢骚，比如浴室的毛巾怎么了、厨房的抹布破了什么的。他坐在桌前工作，为那个有关灌溉的片子做着准备，桌子上摊满了地图和百科全书。我把他的饭用托盘端进书房里。看到他在书房里埋头工作，看向我的时候，眼神里充满戒备，我想，他一定是打算丢下我自己去巴西了。每一次我都是赶紧跑出书房，以免自己说出什么蠢话。

到了晚上，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听着音乐。显然他认为这之所以能变成一个问题，都是因为我。他让我觉得他现在很难过，不仅因为劳拉勒索他，还因为我居然让这件事影响到了我们的关系。阴郁在整个房子里蔓延，就像潮湿的夜晚，山间的雾气在田地上空蔓延。我觉得自己从来都不曾认识他。他是个陌生人，是个钉在椅子上的疯狂殉道者，不停地抽烟，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叹气。

到了星期四，我收到了芭芭的信，信上说星期天她会过来和我告别。怀孕的事已经解决了，她的祈祷应验了！但她还是下定决心要去英国。

信上说：“我要离开这个万恶的国家了，星期天给我准备好一些五镑的钞票吧。”我想起那个晚上，泥汉在格雷沙姆酒店甩出几张二十镑面值的钞票，买了我见过的最大的一瓶白兰地，把酒瓶拴在自己脖子上，扮作一只圣伯纳犬。

我刚看完信，一辆卡车开来了，车上好像装满了电线杆，还拉了不少穿蓝工装服的人。其中一个上来敲门，告诉我他是来安装电话的。自从电线接通后——那是2月份的事了，我们就一直想装一部电话。我把尤金喊过来，商量好把电话装在前厅。

“这可太棒了！”我说着把插着山楂枝的花瓶挪走，山楂花瓣大半都已经凋落到地毯上了。两个工人在前厅里忙着，另外两个在前面的地里竖起了一根电线杆。

“这下风景就破坏了。”他说。我们站在窗前看着那些人干活，看着水仙花丛。前一晚风雨交加，一些水仙已经倒在水中成了一片黄色的花海。我给工人倒了茶，然后看着他们干活，期待着电话装好的那一刻，到时我就能给杂货店或者别的什么人打电话了。

下午，我坐下来读了一会儿书，这时诗人西蒙开着一辆老式奥斯汀车来了。车上还有一个女孩，一个高个子美国女孩，叫玛丽。我把他们领进客厅，叫尤金出来。

“这地方真好啊。”那女孩说。她的口音很平和，完全不像妈妈的那几个表姐妹，有一年夏天，她们从美国来，大嗓门，高谈阔论着，四个小时里没歇一下。

“西蒙常常说起你。”她对尤金说，“你来到这个地方，藏在这个避风港里，真是太棒了。现在多少才华出众的人都精神分裂了，有人能从那样的环境里摆脱出来，真好。”

“爱尔兰人差点把我给大卸八块了。”尤金开玩笑说。本来毫无必要，非要重提这个话题，太讨厌了。

“爱尔兰人差点把他搞得千疮百孔。”西蒙嘻嘻笑着说，“用的是斧头，还是折叠刀来着？”

“是钉靴。”尤金说。

“老弟，你可算幸运的了，那帮人没把你的蛋蛋割掉。”西蒙说。

高个子女孩朝我摇摇头，表示他们说的话和她没有一点关系。她披着一头棕色长发，顺滑得像是从早到晚都在悉心梳理。她穿着一条黑色长裤，黑色面料里夹着银线，身材匀称优美。

“等着教皇来戈尔韦吧。”西蒙对她说，“你知道红衣主教晕倒这事吗？”她摇了摇满头的棕色长发，急切地问是怎么回事。

“圣母玛利亚最后一次降临的时候，透露了下一任教皇将要遭受折磨。听到这个天机，斯佩尔曼红衣主教直接就晕倒了。哈哈哈……”他发出一阵可笑的单调笑声。高个子女孩跟着他笑了起来，说：“太好玩了！”

“你有梳子吗？我感觉自己都披头散发了。”她摸着浓密长发发尾的卷儿说。我带她上了楼。我判断不出她的年龄，猜测应该是二十二岁左右，和我差不多。不过她懂得比我多多了。进了卧室，她先欣赏了一下雷诺阿的一幅女孩系鞋带的画，然后又透过后窗玻璃观赏起外面的几棵松树，说这番景色让她想起自己的家乡新英格兰。她接着就开始描述自己从小生活的地方，我敢发誓她口中的那番描述绝对是从书上搬来的，说得太行云流水了，什么“松树枝直插云霄”的。

“我的梳子可能不太干净。”我说。梳子是白色的，梳齿之间但凡有一点脏污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好着呢。”她轻轻一笑，用梳子梳理着头发，微笑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问了几个愚蠢的问题。

“你喜欢爱尔兰吗？你喜欢美国吗？你喜欢衣服吗？”

“当然。我喜欢爱尔兰，喜欢美国，喜欢衣服。”她一边笑着回答，一边把粉色泡泡纱衬衣扎进长裤里，“我最喜欢毛衣。”我想象她的衣柜里挂满了干净整洁的衬衫，还挂着一排不同款式的腰带，和不同的毛衣搭配。她拉起一条裤脚，挠了挠小腿上被蠓咬的一个包，肿起来了。她腿上的汗毛很密，不过穿上长裤没人能看见。她还穿着平底鞋，我感觉她身上的一切都经过精密的计算，正好能迎合尤金的喜好。

我正要跟她说：“我有些紧张，心里也不踏实，不要伤害我。”这时，只见她正仔细用一个小骆驼毛刷抹着口红，双唇又变得粉嘟嘟的。我突然意识到，她不好说话，也很聪明。

“我从来都没用过唇刷，很难用吗？”我问。

“很简单，这个留给你，可以练练。”她说着把装小刷子的金色小包留在了粉盒上面。我们往楼下走的时候，她一直在微笑，看到什么都高兴，甚至连楼梯拐角那儿深色墙纸角落里“可爱的蜘蛛网”都让她欢喜。

“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了，看这景色！”她在客厅对尤金说，灰色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

“到这儿来。”尤金曲了曲手指。她跟着尤金走到落地窗前，看着远处峡谷里的那一片白桦树。树林现在不再是紫色的了，变成了朦朦胧胧的浅绿色。尤金把窗户开了个缝，她将手伸出去轻轻摆着，仿佛她是只正待飞翔的白色小鸟。

她说自己在伦敦的国家电影院看过尤金的一部“特棒的电影”，尤金惊讶极了。她兴致勃勃地说了几分钟，然后环顾着这间天花板高高的破旧客厅，说：“真是太迷人了，这房子。”我扫了一眼他布置的房间，意识到里面没有我的半分功劳，我连个靠垫都没添置。我便出去泡壶茶。

回来时，他正在给客人放唱片，就是那张让我想到鸟儿的经典唱片。她站在窗前，对一切都啧啧称赞，同时随着音乐晃动着身体。他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托盘，脸上带着微笑，而我已经有好几天都没见过他笑了。

“你们装电话了，凯瑟琳，这下你可以给所有朋友打电话了。”西蒙说。

“是的，可以打了。”我说。我只有两个朋友，芭芭和泥汉，他们没一个人有电话。

尤金给大家倒茶，第一杯给了玛丽，然后拿着糖罐转了一圈，最后站在我面前问：“你加糖吗？”

“加糖？”我尖锐地重复着这个词，好像他问的是“你加砒霜吗？”。我摇摇头，盯着他说：“不，我不加糖。”

换成别的任何时候，我都不会介意，但那天我比平时更为敏感。

“哦，当然了，你不加糖的，我刚想成别人了。”他说，然后笑着走过去把糖罐递到西蒙面前。

“注意点。”西蒙说着朝玛丽挤了挤眼睛。玛丽礼貌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比如我是不是认为吃糖会长胖。

“纽约怎么样？”尤金温柔地问，好像这女孩是他正在慰问的对象。

“纽约啊，那地方太糟糕了。”玛丽开玩笑说，“我再也不回纽约了，我喜欢欧洲。这里更有文化热情。你们的所有画家、作家、艺术家都更好地融入了社会。我的意思是，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公交车售票员，他读詹姆斯·乔伊斯。你喜欢纽约吗？”

“看怎么说吧，”他皱着眉头，“我觉得我是喜欢的。我讨厌纽约，但也喜欢纽约。我灵魂的一部分就在纽约。比如说吧，我在布克兄弟那儿可花了不少钱。”

他们都笑了，但我不懂笑点在哪里。

“我也一样，身上的现金从来都没超过两万美元。”西蒙说。

我感到很孤独，也不想和他们待在一起。只有我和尤金两个人时，一切都还好。可一旦来了别人，尤金就不属于我了，即便是那个穿着针织长袜的家禽饲养女指导师来了也一样。除了童年的那些事，我也没什么可以聊的了，可那些事他全都听过了。

“你去过美国吗？”玛丽问我。

“还没有，但我想去，希望明年吧。”我说。

“打死我也不同意。”尤金说，“我喜欢那首老歌，唱的是保持你的纯真你的甜蜜。”

玛丽对他说，一定要让女孩子去旅行，千万不能对女人不友好，现在社会上正在抗议这个。他们互相调侃了一会儿，玛丽嬉闹着把针织茶壶套朝他扔了过去。他说：“要不要出去看看？”这一阵玩闹才停息。

她站在窗前，背对着棕色的百叶窗，个子高挑，美丽动人。尤金看着她对西蒙说：“她和那位‘你的女人’太像了，我真过不了这一关。”西蒙笑着说她们一定吃了同样的维生素。

“她们现在有种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长成这样子。”西蒙嘿嘿笑着说。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是玛丽很像劳拉。我的喉咙里瞬间堵了一团东西，一时哽咽，心痛起来，感觉眼泪就要流出来了。我走到门口，含含糊糊地说了声要去泡壶新茶，也没等谁注意到我，便赶紧走开了。

我走到花园里那个属于我的秘密座位，那是我有时会来痛哭一场的地方。所以，她像劳拉！劳拉就是那样，神采飞扬，侃侃而谈，连扔茶壶套都那么迷人，还不会打翻任何东西，而我就会。刚才每一秒的每一帧都在我眼前又过了一遍，他那样笑着看她，带她走到窗前看风景，她惊叹的语调，还有袖口露出来的男式手表。（安娜不也告诉过我劳拉戴的是男式手表？）

我流着眼泪，觉得特别凄惨，嘴里咒骂着这一切，太残忍了。太令人震惊了，晚上还那么爱我的一个人，到了白天却似乎变成了陌生人，还问我“你加糖吗”。

在此之前，我以为两个人在床上融为一体就意味着在生活中也会融为一体，但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恋人有时也会成为陌生人。

所以，她像劳拉——高高的个子，修长的双腿。劳拉回来了，也会是今天这样；或者他去巴西时，半路也会去看她。会是那样的，情形只会更糟，还有他那个孩子呢，那个小女孩，就在前一天，他还给她做了个相框，挂在浴室里，说：“希望这个不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神情恍惚，哭泣着，四处走动，嘴里咬着一根草来平复自己的心情。他又拿我的家庭和亲戚说个没完，总是这样，总拿他们涨红的面孔和固执鲁莽的行事让我难堪。他嘲笑他们的时候，我感到那么难受，那么绝望，总有一天，他会因为他们而离开我。一年又一年，我们的生活过得心满意足，然而会有一些时刻，心中会迸出刹那的火花，照亮我们的内心。就是在某个这样的时刻，我全然预知了这个结局。我仍然哭着，咬着那根坚硬的草茎往回走，走到客厅的窗户旁时我偷偷往进看，眼前的情形让我惊慌失措，他们仍在聊着，笑着。玛丽蜷着腿坐在沙发上，鞋远远地脱在地毯上。对我而言，一个女人当着众人的面脱掉自己的鞋子，是异常危险也异常直率的行为——简直和脱掉衣服差不多。我做不到这样。

他们喝着威士忌，他像是在给他们讲什么故事，逗得他们哈哈大笑。玛丽一只手按着腰，似乎在求他别讲这么有趣的事情了，就像是她腰上刚缝过针。西蒙坐在摇椅上，前后摇着，哈哈笑着。没有人惦记我。

我默默走开，哭得更厉害了，还用手指捏碎了一朵无辜的花，然后又想起劳拉写给他的那几封信，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复的。我还想到了那封电报，想起上面的每一个字——“你如果和她结婚，就永远不会再见到我和伊莱恩。我发誓。劳拉。”电报最下面有一张贴纸，上面写着“回信用西联”。不知道他是已经回复了，还是没有。他做事情一般都不会告诉我。

这时我最好走进去，若无其事地和他们聊聊天，或者直接收拾行李走人，但我哪一样都没做。我第二次走回去从窗户往里看时，他已经生起了火，火苗高高的影子在粉红的墙上跳跃。客厅看起来很迷人，暮光下的房子都是这么迷人，这时人们都在吃着饭，聊着天，喝着威士忌。我满心希望自己能走进去，说几句随意的话，或有趣的话，几句能排除我局外人身份的话。

然而，我进了侧门，上了楼，到我的房间里去补妆。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他们一直都没走。

“让我看看她在不在这儿。”我听见尤金在楼下说，然后他喊起了我的名字，“凯特，凯特，凯蒂。”接着又打了几声口哨。我没吭声。后来，我听到他们关车门的声音，车发动了。终于，他们终于走了。

他回到房子里，又叫我的名字，然后去厨房问安娜：“不知道凯瑟琳去哪儿了？”

安娜一定是朝卧室点了点头，他立刻就上来了。听到他上楼的脚步声，我的心怦怦直跳，一半是怒火中烧，一半是如释重负。他用口哨吹着“不知道谁在亲吻着她……”的曲调。天基本上黑了，我躺在床上，身上盖了块毯子。

“你要歇一会儿？”他说着进了卧室。我没答话，他走到我身边，弯下腰说，“是不是又开始多愁善感了？”

“是的。”我生硬地说。

“你究竟怎么了？”他突然说，语气痛心疾首。我很惊讶，本来以为他能多哄我一会儿。

“你不在意我，忽略我。”我说。

“我过得快乐了，就是不在意你了？就因为你还没学会聊天，我就不要和别人说话了？你要是不习惯看到我和别人聊得高兴，我们最好各回各家算了。”他语速很快。

“你就不应该让我来这儿。”我说。

“是你自己来的，我没让你来，我也没请你那伙亲戚跟着你来。”

他口齿清晰，对自己的正义立场也无比确定。

“我什么都给你，吃的，穿的。”他指着我挂在衣柜里的衣服说。衣柜的门有时会突然自己打开，就像里面有鬼一样。刚才就开了。“我尽心尽力地教育你，教你说话，怎么和人打交道，建立自信，就这还不够，你现在还想占有我。”

“我喜欢就咱们两个人待在一起。”我的声音低了下来，想让他也小点声。

“这个世界不光有我们两个人，这个世界还有今天来的这个女孩、西蒙、你遇到过的那些人，还有你将来会遇到的人。实话实说，”他坐在床边叹了口气，“我想我做不到，我觉得我做不到完全从头再来，从最简单的起点重新开始，这个世界没给我留那么多的时间。现成的已经教育好的姑娘，成百上千。”他朝门的方向努了努下巴，好像玛丽就在过道里一样。

他指着我。

“你的那些缺陷、恐惧、创伤，还有你父亲……”我哭了起来。对自己的那些缺陷，我了如指掌。

“年轻姑娘就像石头一样，没什么能打动她们。你不能和石头建立关系吧，至少我不行。”他说。

“可是你喜欢教我东西啊，”我不同意他的话，“你说过喜欢教我的。有些姑娘不一定会接受，但我不介意你给我讲那些冰川时代、进化、自我暗示、利润动机什么的。可能她还不想听你给她讲这些事情……”我还想告诉他，玛丽腿上的汗毛很重，但又一想，那样就彻底暴露我的本性了。

“也许她是不想，”他说，“但那也不影响我和她说话，不影响我喜欢她……”

“可是你喜欢我啊，你喜欢和我上床，喜欢那些事。”

“拜托！”他不自然地说，伸出手去抓一只从开着的窗户飞进来的蛾子，然后站了起来。

“依我看，劳拉要是回来，也和今天是一样的。”我说。

“也许吧，”他说，“我和你的关系不能抹掉我和别人的关系，你们都是——”他想了想应该怎么说，“不同的。”

“好，如果是这样，我不知道自己还在这儿干什么。”

“我确实也不知道你在这儿干什么，行为举止像个酒吧女招待。”他慢条斯理地说着，不慌不忙地走到壁炉前面。壁炉栅上沾着纸片、火柴，还有我梳子上掉下来的头发。

“刚才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没有碰到你，我现在也许会过得好一些。”我说。

他胳膊肘靠在壁炉上，把一瓶报春花往里推了推，说：“你又不善于思考。为什么不起来，去洗洗脸，搽点粉？去干点事吧。擦洗一下墙，给我补补袜子，或者和你那一身是刺的本性做做斗争，弥补一下你的那些缺陷……”

我看着他站在那里，神情强硬，坚硬如石，像个陌生人一样对我说话。

“你还会再见那个女孩吗？”我问。

“也许吧。干吗不见呢？”

“她是和西蒙一起的，是西蒙的女朋友。”我说。

“呵，拜托，不要对我道德说教，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他说。我心想，是的，包括我们，而且我也意识到，假如我爱他爱得足够深，是能忍受他带给我的这一切的。

“你要是再见她，我就走，再也不会回来。”我说。我嫉妒的不仅仅是她的魅力、她的外貌——当然这些我也是在意的。我嫉妒的是她让尤金想到了劳拉这个事实。我想完完全全地拥有他。

“这样的话，你现在就该收拾东西了，明天要和他们一起吃午饭。”

“有我？”我问。我很生气，他不应该把我拉进去。

“有你。”他疲倦地说，“如果你能让我相信，你可以举止有度，不会再沉溺到自己多愁善感的情绪里。”他往门口走去，“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像个又红又肿的洗衣妇。”

“尤金，尤金——”我跳下床。他转身问：“怎么了？”但他脸上的怨怒让我吞下了本来要说的一切。我触碰不到他。

他下了楼，放起了音乐，我坐在床上谋划着，要怎么做才能给他个教训。我决定了，离开这里，让他没那么容易找到我。我想起芭芭给我讲过的一件事。萨莉·米德（托德·米德的妻子）有一次离开了托德，托德找遍了所有酒吧、大街小巷、各个旅馆，找了三天，最后还是警察找到了她。当时她正吃着冰激凌，就她一个人，在电影院的后排坐着。她那几天都待在电影院，晚上在一个小招待所里过夜。但我不需要这样，我可以去乔安娜家。我可以帮芭芭收拾行李，让他慢慢去找我。等着吧，他会赌咒发誓再也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