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漫长的夜晚。我从衣柜顶上取下一个行李箱，开始往里面装衣服。我把首饰（有妈妈的几件小首饰和他买的一条金项链）装进盒子里。大约两点钟的时候，我下楼去给自己热点牛奶喝，中途在书房外听了听动静，他好像在里面走来走去，收音机里正在播放长笛音乐，笛声忧郁。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有种冲动，想敲门走进去，请求他的原谅，然后和他一起听音乐。然而，我继续下楼去了厨房，热好牛奶，拿上楼，上了床。其实后来只要他上来，我随时都可以向他表达歉意。但那晚，他睡在了客房，这是我最介意的。

到了早上，我们仍然不说话，他刮胡子的时候，我把行李箱放到了车后备厢里，把他买给我的婚戒放在他桌上的烟灰缸里。我最后决定要出走一星期，给他留出足够的时间来想念我。手袋里还有一封信，准备到了都柏林再给他。当然了，在信里我假装要永远离开。

门厅里新装的电话机干干净净，闪闪发亮，等着有人用它。安娜看着电话，说希望我们不在的时候，电话铃可别响。她百无聊赖，把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结果技术太蹩脚，还可以清楚地看见头发根是黑的。我没告诉她我要离开的事，不然她肯定会求我留下来，要不就是带她一起走。

我和尤金一路上没说几个字，一直开下山，开过褐色的田野，又沿着长长的多石山路开下去。这时草地茂盛起来，有牛群在吃草。土豆地里不久前喷过硫酸铜，上面泛着一层蓝色。

“在哪儿吃午饭？”我问。

“谢尔伯恩。”他回答。我看着窗外，石灰岩墙上有两块牌子，上面用弯弯曲曲的粉笔字写着“起来！爱尔兰共和军”和“避让骑行者”。我默念着这两块牌子，告诉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再从这条路走过了。我只是告诉自己，心里其实并不相信。

路过一片苏格兰松林时，我说：“我现在知道一些树的名字了。”他没有回应我。阳光下，松树枝泛着红晕。

我们在圣斯蒂芬公园下了车，往酒店走。我走在他前面一点。进旋转门时，我说：“我先去一下更衣室，一会儿就来。”他一声不吭地进了酒店休息厅。

我从更衣室里取出装在纸袋里的信（装在纸袋里是为了防止弄脏），出来交给酒店门童，还给了他两先令，让他转交给休息厅的盖拉德先生。然后我就跑出了酒店，感觉到了久违的兴奋。我从没有上锁的后备厢里取出行李箱（后备厢从来不锁），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乔安娜家。车上，我一直在想他看到那封信该有多么震惊，会多着急地赶到乔安娜家去找我。信很短，只有这么一句话：

我爱你，但不想成为你的负担，所以我选择离开。再见。

我在车上往脸上扑了点粉，免得到了乔安娜家会看起来容颜惨淡。

“天哪，看看这是什么风吹来的！”芭芭给我开了门，然后就跑回前厅去喊乔安娜。

“我的上帝啊，你是不是怀了孩子，于是那个男人把你给我们送回来了？”乔安娜喊了出来。我提着鼓鼓的行李箱站在门口，行李箱的一个锁舌撑开了。乔安娜穿着一件我留在那儿的夏裙，看起来特别好笑，一定是让她给改大了。芭芭穿着蓝牛仔裤和无袖上衣。房子里特别热。

“没有，我就回来几天，帮芭芭收拾收拾行李，然后送她走。”我高兴地说，她们让我进了门。

乔安娜正在用一种黄色粉末冲柠檬水。厨房的窗户开着，在风的吹拂下，花布窗帘在抬起的窗框下轻柔地膨起来。我看见我的自行车就放在外面，想到自我最后一次骑自行车以来所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充满了悲哀。芭芭开始质问我，我很快就和盘托出了。

“我妈的话完全没错，男人都是猪。”芭芭说。

“对，对对，”乔安娜说，古斯塔夫不在，“抽烟，还想得多，我生气了他就大喊。我又紧张，都说不出来话。”

“让凯特说。”芭芭打断了乔安娜。最近遭遇的不幸让芭芭脸色苍白，烟抽得比以前都凶。

“去英国吧，我们会有快活日子过的。到伦敦的苏豪区当个脱衣舞娘，这才是咱要干的。”芭芭对我说。

下星期五芭芭就要去英国了，她父母已经认命了，知道她永远都过不了考试的关，同意让她把保险金从银行取出来。她跟父母说的是自己要去做护理工作。

“嗬，护理！给人刮胡子，换床单！我可是要去苏豪区的，那才是我见识生活的地方。你应该和我一起去。”芭芭说。

“哦，不了，他会让我回去的。”我跟他们说了让门童转交给他信的事。乔安娜让我们把前厅打扫一下，等他来了，要看起来体体面面的。很可笑，在夏日的一天，费心给一盆橡胶植物拂去尘土，而就在外面的花园里，美丽的花儿正在怒放。桂竹香的花开了，芍药花的花苞刚刚启开。我知道他三点半或四点之前应该不会来，他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跟西蒙和玛丽吃完那顿午饭。

“给她拿杯酒吧。”四点过一刻的时候，芭芭对乔安娜说。我坐在窗边，撩起纱帘往外看。过了一会儿，我又放下窗帘，心想我不看外面他就会到。我的手在颤抖，胃也特别难受。

四点半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芭芭打扮了一番，出去找他。我想着各种借口，抓着愚蠢的希望不放手，绝望的时候，人都是这样。“他没拿到信”“他不知道我去哪儿了”“他一直都记不住乔安娜家的房号”，怀着这些渺茫的希望，我把乔安娜做的蛋酒喝了一杯又一杯，从窗户走到门口，又走到前厅，上楼梯，再下楼梯。最后乔安娜受不了了，灵机一动，给了我一件毛衫让我拆。我预想着我们的重逢，一会儿他和芭芭进来时，我是应该先生会儿闷气好呢，还是直接张开双臂跑向他？

这时古斯塔夫进来喝茶了，和我握了握手。吉安尼，就是那个房客，也进来了，还是和以前一样满脸自负。

“你怎么看这个国家？你见过很多野生动物吗？”他问。

“野生动物！”我拿了自己的茶杯，去了后屋。乔安娜在后屋的窗台上放了几桶腌蛋和苹果。

“芭芭也该回来了。”我对着放在壁炉上的石膏小仙女说。乔安娜过段时间就要给小仙女涂上红脸蛋，那间房里的所有东西都会发霉。房顶漏水了。

终于听到了开门的声音，我跑了出去。只有芭芭一个人。

“芭芭，芭芭！”我叫她。芭芭的脸颊绯红，我知道她一定是喝了一两杯。

“上楼。”芭芭说着，朝餐厅做了个鬼脸，意思是不想让别人听到。

“他在外面吗？”我问。芭芭拉着我往楼上的卧室走，这间卧室是我和她合住的。我们把门关上了。

“他呢？”我问。

她直直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他回去了。”

“不带我？”我很吃惊。“他不是来找我的吗？”

“不是，不是来找你的。”芭芭叹了口气。

“那个玛丽和他一起走的吗？”

“那个白痴！什么都是‘好可爱’‘好感人’。你告诉我她长得好看？老天，和我们比，她算老几。她也就是有一身好内衣，还有一条垂到肚子上的项链罢了。我根本不鸟她。”芭芭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说。

“她在哪儿？和尤金一起回去了？”

“她那个大笨蛋，肚子疼了，那个小胡子特务只好送她回去。小胡子对我说：‘哇！’我回他一句：‘汪汪——’你对这种坑蒙拐骗的人太心慈手软了！”

“那尤金呢？”我问。

“坐下。”她递给我一支烟，然后开始说，“我告诉他你在这儿，他说‘自然！’，然后给我要了杯白兰地。等那一对走了，我告诉他你生气了，他说你俩之间的事，他已经决定了……”

我浑身发抖，紧紧攥住床单，心里做着最坏的打算。

“他说你就待在这儿吧。”芭芭直截了当地说，“他说，老男人和年轻姑娘的故事在书里是讲得通的，但书外就不行了。你就待在这儿吧。”她说着指了指那两张铁架子床，“或许等你再长大点，他在美国把灌溉的电影也拍完回来了，到那时再说。你现在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了吧？”

我摇着头哭了起来，手紧紧地抓住缎面床罩，芭芭觉得我都要把床罩撕破了。我往床上一趴，呜咽起来。

“老天，你可别神经出问题了，”她抓住我的肩膀让我平静平静，“可不敢抽搐呀，你可不能发疯啊！”

“我活该神经出问题，活该发疯！”我喊叫着，这时乔安娜进来了，说了几句同情我的话，然后跟芭芭说趁我还没把床罩弄坏，赶紧取下来。我躺在床上，鞋也没脱。芭芭把我往床边推，我滚到了地板上，拳头捶打着棕色的油地毡。她俩把床罩叠起来放进了抽屉里。

“有点发疯了，呃？”乔安娜说。这时芭芭想起我们的一个朋友，叫汤姆·希金斯，他的情况比我好得多，都被送到格兰戈尔曼的精神病院去了。希金斯在奥康奈尔桥上亲了一个陌生的修女，因为看到这个修女，他就想起死去的妹妹。他妹妹曾和芭芭住在同一家疗养院，挨着芭芭的床，后来得肺结核死了。他妹妹死之前，他弟弟也在西班牙被人杀死了。

“我要去找尤金，我要去找尤金。”我说着跪了起来。

“不行，别去。”芭芭坚定地说，“他不想要你。”

“他想要我，他想要我！”我喊叫起来，古斯塔夫进来了，看见我跪在地上，披头散发的，哭着喊着，他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又是尴尬，又是诧异。

“凯瑟琳小姐啊，那么温柔的一个人。”他说。是的，我心想，我以前是那么温柔的一个人，可现在却因为一个混账男人，变成了这副下贱的疯样子。我仰面躺在地上哀号起来。

他们把我抬到床上，给我吃了几片药，喝了几口威士忌，然后又给我吃了几片药，让我平静下来。我和芭芭一起睡在她的单人床上，半睡半醒之间，我以为放在我肚子上的是他的胳膊，一下子醒了过来，感觉如释重负。但马上我又不得不面对事实，面对那一片虚空。那是我最最想念他的时刻。芭芭的胳膊抱着我，但我闻到的是他的身体：他在熟睡中甜蜜、慵懒的气味，他胸脯上细密的黑色汗毛，他皮肤的蜜糖颜色，还有包裹着我们俩的那种温暖，夜复一夜的温暖。我再也睡不着了，吃下去的药片和那一通大哭让我昏昏沉沉。

芭芭已经不去学校了，所以第二天早上十一点左右，我们找了个电话亭，芭芭给他家打电话。接线员告诉她电话没有接通，稍后再打吧。

回到家，我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芍药花正在开放，白桦树的叶子在风中向上空卷起。芭芭给我端来了茶，又出去三四次，给他打电话，但一次都没打通。

我想，芍药花正在盛放成一朵大的红花，而他也正在来找我的路上；然而我错了，等那天晚上芭芭终于打通了电话，安娜告诉她，盖拉德先生已经走了，走的时候带了一个旅行包。

“他可能要去伦敦还是什么地方待几星期。”芭芭说。

“几星期？再等上几星期，我就要发疯了。”

“这星期五我要去英国，”芭芭朝我晃了晃手指，“拜托你不要阻拦我，别求我待在这儿伺候你。已经几个月了，我一直都想着要走，任何人、任何事都别想阻拦我。”

“我不会阻拦你的，芭芭，他会来的。”我确定他会来，只是早几天晚几天的事情。

“那他要是不来呢？”

“他会来的。”

“可是万一他不来呢？”她反复地问这句话。我想她是嫉妒我，才这么打击我的信心。她又说我要是愿意，可以和她一起去英国。

“你可以在伦敦见他啊，说不定他已经到那儿了。”芭芭说。这很可能，他拍电影的好几家公司都在伦敦。但我又想，最大的可能是，他只是去钓鱼了，在哪个酒店住一晚而已。他心里有事时常常出去钓鱼，而且我知道他肯定在想我。

那天晚上，我没有答应芭芭和她一起去伦敦。第二天她又开始提这事。我说也许我会去的，但实际上心里并不觉得我真的会去，只不过做着出行准备能让我有事情可想。而且，我觉得这样可以向他证明我有多独立。我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我要走了，信封上注明“紧急”和“私密”。

芭芭这时已经在做我们的出行计划了。她给她母亲打了电话，让她转告我父亲，我已经离开尤金了，要和芭芭一起去英国了。父亲很是欣慰，给我写了封信，表扬我忠于家庭，忠于我的宗教。他寄给我五十镑作为奖励，这钱无疑是从他的安迪堂弟和其他有钱的亲戚那里筹来的。他们想让我回家住些日子，但芭芭在电话里跟她母亲说没时间了。芭芭已经买好了票，但其实我潜意识里仍暗自觉得等尤金来了，我会退掉票的，或者送给哪个穷人。我觉得他肯定得来，不然我们之间的一切就都没有意义了。

我又给他写了封信，邀请他来和我们喝一杯，道个别。信里没有丝毫歇斯底里的意思，因为我知道，他一看见我就会再爱上我，想要保护我。我告诉自己，人们对我都是这样的，很容易忘记我，但一旦再看到我，就又会被我吸引，而且想要保护我。

没有收到回信。我有两次都走进了电话亭，但不知是出于虚荣，还是恐惧，最终没有打那个电话。而且，我并不想在电话里和他谈，我想让他亲自来见我。但实际上，我心里非常害怕他已经离开了。

我和芭芭这几天频繁地出去，告别，买新衣服，买新内衣，做头发，和芭芭的朋友们喝酒。有时候，我们正在酒吧里喝着酒，我会突然有种感觉：他此时正在乔安娜家门前坐在他的跑车里等着我。我会立刻离开朋友们，打辆出租车赶回家，但每次都只是失望。

夜晚是最煎熬的：想着他坐在书房里，听着音乐，摆弄着棋盘上那些象牙棋子，想着他把牛奶上面的奶油刮掉，说自己可不想五十岁就死于血栓。我的嘴唇内侧长满了水疱，在我渴望与他重归于好的痛苦之外，这更是雪上加霜。我想起他曾经说过，年轻姑娘就像块石头，我想让他知道不是这样的。

四个白天和四个夜晚过去了。到了第五天，我们该走了。芭芭订的是双铺包厢，她把船票装在一个小赛璐玢袋子里。我收拾好了行李，假装自己就要走了，但心里知道我一上船，他就会在哪个地方站着，神情悲伤。当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声“凯特”时，我会立刻转身，然后跟他走。在给他的一封信里，我说了确切的开船时间和出发地点，所以我知道，他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