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最终找到的房子很小，但也够用。一张单人床，一个壁橱，一个藏在绿底花布窗帘后的洗脸盆。窗帘有股尘土味，是多年未洗的那种味道。热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是凉水，凉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是热水，她知道，等她离开这个地方，终归是要离开的，这个细节—冷热水装反的荒唐龙头—将会留在她的记忆里。早上，她在厨房做好早餐—橱柜的下层分给她放食物—然后端回卧室去吃，碰到狗或者房东太太就打个招呼，对二者她都报以息事宁人的微笑，然后便再次进入自己的小房间里消失不见。九点钟，她去上班。她在一家洗衣店找了份兼职工作，这意味着她能挣些钱了，不需要再接受尤金的施舍。让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养活自己是一种堕落。而且还不是他主动提出的！下午是她的自由时间。她有时去散步，有时去看芭芭，还有三个下午会去接卡什。他们会去某个公园，她会问卡什一些关于家里的事情。

“唉，很没聊。”他说，这是他自己造出来的词。

“比如说？”她问，完全不顾体面。他从来都不会说，只是一把又一把地抓起雪扔向她。如果她弯腰闪开并且提出抗议，他就扔向哪根不会抱怨的树桩。扔了一会儿后，他就嚷嚷手冷。她会把他的手套脱掉，掰着一根根地暖他的手指，把每一根都暖回来。他喜欢这样。他看上去甚至是快乐的。但有时，看着他过于白皙的脸和过于水汪汪的黑色眼睛，眼睛下带着淡紫色的眼晕（因为便秘），她会想，眼下的事情他都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他也都知道。他们经常去一家小餐馆喝茶—每次都去同一家，因为她知道价格—他会吃薯片，还有夹人造奶油的长条泡芙。分别的时候，他有时会流几滴眼泪。

一个这样的下午，她把卡什送到公交车站交给毛拉后，发现卡什的一只手套还在她口袋里。她知道卡什只有一双手套，于是决定晚上把手套送到家里去。她到的时候大概八点，不过窗帘没有拉上—这是尤金的众多解放方案之一。全家人—毛拉、卡什、尤金—坐在餐桌前。隔开前厅和后厅的双开门也开着，她直接可以看到房间里面，那是她曾经坐的位置，现在那个女孩取代了她。电唱机里传来了音乐，是俄国舞曲，这是他经常放的音乐，他说这支舞曲里能听出快乐的俄国人正叮叮当当地在雪地里跳舞。她能看到毛拉的脸，还有卡什的脸，两张嘴在动，还能看到他静止的后脑勺。她把鼻子凑近窗户，想听到他们谈话的只言片语。突然，她发现旁边有个人影，就站在车库门前。一开始她以为是个真人，正准备羞愧地跑开。结果发现是个雪人，和卡什差不多高。她走到跟前，看出雪人精确地再现了卡什的体形和特征：圆圆的脸，脸颊稍稍凹进去，大大的子弹一样的脑袋，一截短短的树枝当鼻子，和卡什的鼻子一样小巧、秀气。眼睛也刻出来了，大大的眼睛：完美地相似。一定是卡什出门后毛拉堆的，等他回去好给他一个惊喜。凯特久久地注视着雪人，她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月亮是满月，花园里、树篱上、门墩上一片洁白，给这个雪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应该好多天都不会化吧。她很想抱起来带走，却又不敢。

她来仍然是为了送手套。她想到把手套放在门墩上，孩子们丢了的手套经常会放在那里。但雪会把手套冻坏，于是她把手套从信箱里塞了进去，不过没让它掉下去，免得被里面的人听到。毛拉的听力非常惊人。

然后她就一直跑，直跑得气喘吁吁才停下来。她有好几个星期没回来过了。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变得陌生。皎洁的月光和闪亮的星光给一切都施了魔法，小小的房子，覆雪的街道，光洁的池塘，很久以前，她还在那里喂鸭子和天鹅。冰面现在成了舞池的地板，被雪压弯的枝条触到了冰面。她走到冰面上，先放上一只脚，再放上另一只。她想在上面走走，在上面跳舞，永远跳下去，和儿子一起，或者和他的形象一起，他的形象已经被别人再造出来了。她如果能这么跳下去，能沉浸其中就好了，常常能看到书里写，年轻女孩独自起舞，嘴里还会噙着一朵玫瑰。但她的思绪不停回到那三个人身上，他们坐在温暖的房间里，结了冰的窗户外，那个雪孩子守卫着院子。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最糟糕的一个夜晚。

尤金给她灌输的一个理念就是每天都需要散步，她确实每天都会散步，无论天气如何。冰雪一直在消融，然后再凝结。灰色的雪在水沟里堆了一道又一道，公交车轮将扫起的雪翻卷起来，溅到她靴子的脚踝位置。她能听到冰柱像房梁一样嘎嘎裂开，女人们从她身边经过，抱怨着水暖工人手不足。她去了一个公园。花开了—几朵萎靡凄惶的番红花，但它们仍然是花，而且带着一些意味。她坐在选好的座椅上，看到他来了，于是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再来。他是个年轻人，每个星期五都会带着他裹满泥土的紧身牛仔裤来洗衣店享用两个小时的服务。他穿着旧牛仔裤，坐在隔壁的咖啡馆里，两个小时之后，再回家换上他焕然一新、潇洒倜傥的银灰色牛仔裤。

她前一天就在公园里遇到过他，当时他还冲她的背影喊了声“美女”。美女—身上裹了那么多，都没形了，一张脸也因过往的事遭受了那么多打击。但她还是接受了这个称呼。

现在，他和一个朋友在一起。他们在覆雪的草地上骑着自行车，疯狂地摆出阵型，绕来绕去，接着一个急转弯，重新画出轨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像斗牛士朝公牛挥舞斗篷一样，一直朝对方摇晃着车把。他们越来越近，直到最终围住了她坐的那张长椅。她坐的长椅在公园的正中央，她双腿稍稍分开，眼睛越过他们，看向那座方形的混凝土工厂，工厂的一个个方形窗户像蜂巢一样，一个以“H”开头的牌子俯瞰着地平线。她晚上看到的就是这个“H”，不是月亮。他们从上到下扫视着她裹在蓝色羊毛长筒袜里的双腿。她没有看向那两人，但知道他们正在观察自己。一阵隐秘的颤动传过她的身体，似乎有一只鸟儿从她双腿之间出发，穿过她的大衣和厚厚的粗花呢裙向上飞起。他，就是叫她美女的那个，发出了吸吮的声音。他脸色苍白，一双疲惫不堪的蓝眼睛，脸上长着差点变成粉刺的麻点。他脖子上紧紧地绕着一根银链子，紧得几乎要勒住他了。第二个男孩有意大利血统，两人都留着长发，卷曲地垂在脖子后面。他们围着长椅转圈骑车时，她没有看，不过在洗衣店的时候，她就已经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了。

“接吻新姿势开始流行了。”那个脸色苍白的男孩说。他把自行车推到一边，趴在覆雪的草地上，面朝向她。他抬起头，两个胳膊肘插进雪地里，拇指搓着链子上的纪念章。他的目光沿着她的双腿向上移动。他会看到她的衬裤吗？那条暖和、朴素的弹力冬季长衬裤。

如果她说“走开”，那他可能会说“闭嘴，我也交着税呢”。所以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直直地盯着前方的“H”，很快这个“H”就会变成月光般明亮的霓虹灯了。他朝着朋友喊：“蠢货，这里有个在面包店上班的漂亮妞，绝对地甜。”他的朋友大声喊：“别勾引那女孩了。没看见她正在想事情吗？”

凯特叠起双腿，在脚踝处交叉起来，像一位坐在修道院会客室里喝茶的女士。她曾经就坐在那样的地方，生活节制的修女们围坐着，注视着她。他扬起脸，红眼圈上方的眉头皱了起来，营养不良的卑微小身板在肮脏的雪地里滚来滚去。下星期五，他的牛仔裤需要在桶里待更长时间了。她感到一阵羞愧，因为她知道自己上个星期有那么一瞬间曾对他动了心。那时她正铺开他的裤子，问他是否需要“快洗”，语气已经不只是柜台服务所需的友好态度了。一种疯狂的情绪穿过她的四肢，在她眼中闪烁。但是，现在，她双腿之间的那只鸟儿死了。实际上，比她竖起的领子上那团雪消融的速度还快。雪水正沿着她的脖子往下流，她有些担忧。她想，我轻而易举就可以伸出手，让他将我拉下去，他就能得逞，短暂补偿他出生的危旧破房、带他来到世上的愚蠢父母，还有摆脱不掉的俗野口音。她带着淡淡的怜悯瞥了他一眼，无须真的说出她要表达的意思。

“待在户外特棒。”他说。

“很冷。”她生硬地说，谨慎地故意误解着他的意思。

“把你的膝盖分开，我的一点都不暖和。”

“你好大的胆子。”她说，那是一种女将的声音、体操教练的声音、医院护士长的声音，是响彻了几百年的权威的声音。她是从哪里获得这种声音的？她的双腿和膝盖都在颤抖。她站了起来，飞快地穿过草地，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

“找你的律师谈谈怎么样。”他在身后喊着，他那个朋友这时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她听到那个脸色苍白的男孩说：“都是些结了婚的老太婆。”这个词刺破公园上空，在荒凉的草地上划过。她匆匆跑进几棵焦黑的乔木后面的女卫生间，树上有一群椋鸟正尖声啼叫着。卫生间里，滴露消毒液的味道、污渍没有擦掉的马桶圈、一张纸巾都没有的纸盒，以及没有嗅觉的保洁员—一切都让她沮丧，不是这些东西和人本身，而是由于她自己的过错。一星期之前，是她误导了那个男孩。铺开他脏兮兮的银灰色牛仔裤时，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来一场朦胧而神奇的邂逅，想被他征服，然后在他匆匆离去时对他兴尽而厌。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沾着泥污的双手干的是什么职业。对一切都一无所知。外面有人在粗暴地喊着“保罗”，怒气冲冲。“保罗，保罗。”

“有人在喊保罗。”保洁员说。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五，凯特请了病假，没去上班。

自那以后，她只在夜晚雾气上来的时候出去散步。那时她不需要迎上别人的目光，河水在薄雾轻纱般的笼罩下也呈现出最美的状态，河面上时而闪过的绿灯意味着有船只经过。要到河边的公园去，必须穿过一条两边都是房子的街道。精致的房子离路边有一段距离，墙上覆着常春藤，有着精致的窗户。一幢房子上挂着一个用墨水写的告示：小心路滑。需要“小心”的人，住在稳固的庇护所里，过着稳固的生活。房子里飘出浓烈的烤肉和肉酱的香味，让她心烦意乱。她晚餐吃炖羊肉或牛肉，依当天的情况而定。一个炉子一口锅的晚餐！真是好笑，她对他们曾一起吃过的那些饭的记忆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清晰。尤其是那些仪式性的时刻，比如误撞进兔子夹的那只母野鸡。他们把野鸡烤了，他把一根红褐色的羽毛插进她红棕色的头发里，开玩笑说不需要再买礼物了。那时她的生日快要到了。这一切他们怎么能全部抹去？她匆忙赶回家，坐在床上，把写字板放在腿上开始写信：

亲爱的尤金：

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有所弥补，但我想说，那件事我做得真是太蠢了，也太老掉牙了。现在回想起他写的那些信—你手里的那些信—除了羞愧，我再无任何感觉。我自然错待你了，然而我也错待我自己了。我脑子里有根弦断了，那根弦本可以让我知道自己是否步伐坚稳，而不至于堕入泥沼。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犯错。

她在署名处写上“小凯特”。昔日的称呼重新提起。

对这些年来从他那里遭受的情感打击，她只字未提，也完全没有提她自己从一个黎明到下一个黎明能跳八度的爱情冲动。她把信寄了出去，但并没有期望能收到回信。两天后的早上，收到回信时，她颤抖着拆开了那个棕色的商务信封，展开了那张大页纸。他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凯特：

我现在必须做的就是忘记小凯特（这称呼多么不当），继续过我曾经因她而愚蠢地忽略的那一部分生活。

他在她身上投入了太多。她永远都无法摆脱浪费了他生命的责任。她把信读了两遍，然后任它落入泰晤士河中。她又一次站在了泰晤士河畔。又一个夜晚。潮水的印记消失在了昏暗的夜色中。太晚了。那封信她已熟记于心，像祷告词一样。她要是有敢自杀的尊严就好了。投水是最温柔的自杀方式。只需要离开这条路，踏上另一条在迷雾中同样模糊的路。她琢磨着这种想法，身体却逃离了那个地方，走上了高街，窥视着嬉笑欢闹的酒吧，扫视着她无心拥有的衣服，塑料模型的鸡块在烤签上纹丝不动，告示牌上印着的羊舌的价格便宜了四便士。丑陋的街道，丑陋的告示。她走了很久，油煎的香味一直冲入鼻孔，她走过去又返回来，比较着这个橱窗和那个橱窗里货品的价格，想打碎一块玻璃冲进去。她曾看到一个男孩这样干过，那是个醉酒的星期六晚上。但警察会来，将她抓进黑色面包车里带走，事情仍然不会有任何转机。

那晚—或者也可能是另一晚，因为那些夜晚彼此并无多大不同—她做了个梦：卡什在睡觉，比婴儿大不了多少，他睡在一张小床上，裹着的一块尿布垂到了他的膝盖上。她走到毛拉面前，让毛拉用熨斗把孩子烫死。毛拉照做了。卡什安静地死去了，连一声抽泣都没有。显然是没有痛苦的死亡。她在尿布上看到了一点血迹，但此景源于真实生活，那时卡什还是个婴儿，刚做完割礼，从手术室抱回她身边。尿布上有一小块玫瑰状的血渍，她哭了，因为卡什在毫无察觉、毫无戒备、沉醉于乳汁的兴奋中就已知道了痛苦的滋味。这时她没有如自己期待的那样在尖叫中醒过来。梦还在继续。她在梦中挨过了数月、数年，从一家家饭店、家具店、理发店跑出去，痛不欲生，因为她杀害了自己唯一能够去爱的人。最终她应该会跑到尤金那里，告诉他：“我杀了我们的孩子。不是意外，我杀了他。”这时她醒了，没考虑是什么时候了，也没想再睡，径直走向外面楼梯角的电话机，拨了尤金的号码。

“卡什怎么样？”她问。

“你喝醉了？”他问，声音很清醒。他在床上吗？在哪边躺着？他是否曾在醒来的瞬间，以为她还躺在身边，穿着她的绒里睡袍，皮肤粉红，身体温暖？

“他还好吗？”她又问了一遍。

“他在睡觉。大概两小时前喝了热牛奶。”

“我做了个可怕的梦，是关于他的。”她说。

“肯定是消化不良，吃两片阿司匹林。”她没有把听筒放回话机，只是从身边拿开，放在了架子边上。电话继续发出声响，直到他意识到自己在对着空气说话，才挂了电话。

第二天，她对一个拒绝给她换一镑零钱的公交车售票员说了声“去他妈的”。她清楚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无法控制自己。

卡什掉了一颗门牙。缺了这颗牙，他看上去是那么憔悴，那么单薄，所以见到他时，凯特问他的帅气去哪儿了。卡什说那颗牙掉了，他们把牙放进一个蛋杯里，他得到了六便士。她好像可以看到那枚六便士在水中闪着银光，卡什把手指伸进去将硬币捞了出来。

“我想要卡什的那颗牙。”几个小时后，她在火车站和卡什的父亲交接孩子时说。她人生中那么多的时光都围着那个站台转。站台上的那些广告，还有如果谁需要上帝、平静，或交谊舞课就可以打的那些电话号码，她都烂熟于心。海报上的那些下流文字和用铅笔加上的东西，她也非常熟悉。展示着男式宽大衬衣的女孩被添上了一抹小胡子，唇膏女王被挖去了一只眼睛。

“那颗牙很安全，”尤金说，“我收好了，等长大了给他。”

“我想要。”她说。

“不要那么情绪化，牙很安全。”

“我一定要。”她说。根本就不是牙的事。

最终她拿到了牙，把它放进钱包里，但又丢了。一定是哪次付钱的时候夹在折起来的一镑纸币里了。她问了两家商店都没有收获。她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

“我把你那颗小小的空心牙丢了，对不起。”再见面的时候，她对卡什说。卡什没有在意。她非常沮丧，紧紧地抱着卡什问他最爱的人是谁。不喜欢毛拉。毛拉玩狐狸抓鹅游戏，闻着像个妈妈，腿中间长着毛，也像个妈妈。他从钥匙孔里看见的。她肚皮都要笑破了。毛拉爱笑，他母亲爱哭。很快他就会再掉一颗牙，再得到六便士。他用手指头使劲推一颗牙，但那颗牙没有晃动。他喜欢牙齿晃动的感觉，那颗牙会越来越松，越来越松，最后用一根牙线绑住。

“你在干什么，卡什？”他母亲问。他总是把一根手指头放进嘴里。

“没干什么。”他说。

毛拉和他父亲说起过她吗？

“我忘了。”他说。

“努力想想。”

“爸爸说你嫉妒别人的肚脐眼。”

“什么？”

卡什重复了一遍。她尽力让他回忆是什么时候、在哪儿、怎么说的。但卡什不能或者不愿意为她回想起来。他做了个鬼脸，说：“大胖香肠。”然后她会像以前一样追着挠他痒痒。卡什绕着游乐场跑来跑去，她坐在木椅上不动，盯着前方那些一动不动的秋千、那只蹲着的不像马的木马，还有那个盖着雪的沙坑，但没有真的在看。

“妈妈。”卡什叫她。她没有站起来。来了更多的母亲，所以她没再问下去。她也没在用粉笔画的方框里跳来跳去暖脚，因为这样不庄重。母亲就是应该坐下来看着孩子玩。有一次，她坐到了秋千上，管理员过来问她是不是过十六岁了，如果是，那请她下来。

“有一天晚上，我被锁在这个公园里了。”一个母亲说。

“不会吧！”另一个说。

“真的，我是从那个大门翻出去的。”

她们四周都围着高高的铁丝网，还有一扇铁丝网大门。那样笨手笨脚的女人是怎么爬到大门上面去的？那得费多大劲啊。她乱拨树叶了吗？一些落叶还没落到地面就挂在了铁丝上，现在还在那儿挂着，像装饰品一样。不是一簇一簇的，而是一片一片的。这些树叶能让人想起什么东西。春天和孩子诞生？秋天和枯萎腐败？所以，他曾谈论起她的过错。杀死她还不够，他非得把她尸体的骇人惨状展示给别人看。

“我跑到正门那儿，”那个女人说，“对路过的一对情侣喊：‘我被锁在里面了。’但他们不相信我。他们以为这是在偷拍视频。‘千万别听她的，’女孩对男孩说，‘你会发现灌木里藏着摄像头，下个星期你就会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样子会很傻的。’”

“太坏了。”她懒洋洋的听众说。

“妈妈。”卡什又在喊了。他正在迷宫里穿行，对一根根木桩点着头，好像木桩是人一样。她向卡什走过去。

“你知不知道有些人以为地球是平的？”

“我想有人是这样认为的。”她感觉心情很不好，因为不能追根刨底地问他父亲说了什么。

“是的，他们是‘地球是平的’俱乐部的人。我能有个俱乐部吗？”

“可以。”

“什么俱乐部？”

“问他们去吧。”她盯着两个孩子看，一个是白人，另一个是有色人种，两人正在滑梯上表演生孩子。有色人种女孩站在滑梯下面，把一个真人大小的玩具娃娃推上滑梯，坐在滑梯上面的小母亲两腿夹着娃娃往下滑，接生的从她两腿中间把孩子抱出来。她们玩了五次。

卡什走过去，站在她们跟前，他们都停下来了，那是孩子们特有的停顿，他们仔细打量着彼此，然后就开始说话了。关门的铃声响亮地响起来的时候，有色人种女孩是和卡什一起离开的。她的名字叫特莎。

“我有一台自己的收音机，”特莎对卡什说，“是我那个好妈妈送给我的。”

“你的什么？”凯特问。卡什和特莎手拉着手走在前面。

“我的好妈妈，”她说，“我真正的妈妈是个坏蛋。”

“她在哪儿？”凯特说着跟上他们。

“嗯，在一个什么地方。她是跳芭蕾舞的。”

“你爸爸呢？”

“他是从黑人住的地方来的，你可以看出来。”特莎有着闪亮的黑皮肤、一头卷曲的头发、一双目光锐利、不好愚弄的眼睛。

“也是个坏蛋，”特莎说，“他让我去美国，我说得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你要去美国吗，特莎？”卡什忧虑地问。

“不，我给他写了封信，我说：‘亲爱的父亲，我不能和你去美国，因为我的感冒很严重。’”

凯特不假思索地伸出胳膊抱住了那个陌生的孩子，与其说是安慰她，不如说是祝贺。

“我们可以去喝茶吗？”卡什说，趁他母亲这会儿母爱汹涌。

他们穿过马路去一家餐馆。

“每人只能有一杯茶、一个蛋糕，不能吃薯条。”凯特说，以防他们进去之后讹她。街道拐角处，一个火盆燃烧着，红红的无烟煤球发出美丽的火光，一阵热气从里面散发出来。一个男人坐在火盆边，身子一半在一间小屋外，一半在小屋里。卡什和特莎站到跟前，等着那个人制止他们。看他没有反应，他们就把凯特给他们的巧克力包装纸扔进了火里。包装纸的银色灰烬盖在燃烧着的赤红煤块上，两个孩子入迷地看着，在火光的映照下，两张小脸红扑扑的，他们把戴着手套的手伸到了火苗前。

“我也还有一个妈妈。”卡什说，完全模仿着特莎的声音，“她在我家和我爸爸住在一起。”

凯特从火盆旁后退了一步，这句话在她心里扎了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