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晚些时候，我开始为哈维的到来做准备。我整理了卧室，拿走了我们的睡衣和弗兰克·杜拉克的牙刷。他的牙刷看着像史前文物，刷毛浓密，软塌塌的，一直磨损到了刷头。他连直升机都能买，但就是不能买把牙刷。然后我把一些更离谱的老古董搬到了棚子里。四点，唱着“家，温馨的家”的老式门铃响了。谢天谢地，不是凯特，也不是卖肥料的。有一次我实在无聊，对一个卖肥料的大发同情，从他那儿买了些东西。城里肥料的那种臭味是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他们在里面加了什么玩意儿！

“没事，库尼太太，我来开门。”我非常冷静地说。库尼太太是给我家打杂工的。她已经下到楼梯的一半了，但我抢先一步开了门，用做作的微笑迎接了他。你可能不相信，但他真的抱着一面大鼓站在门口，还带着鼓槌和其他东西。那面鼓非常俗艳，边上镶了一圈红钻。

“可不是开音乐会啊。”我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真的。

“我还以为你想听我演奏呢。”他说。以为！他脸皮可真够厚的，还不知道能不能进门，也不知道是不是得在紧急情况下从食品储藏室的窗户溜出去，就把一整套装备都带来了。

“真漂亮。”我说着带他进了房间。我脸上带着一位真正的女主人的神情，腿上穿着金色的连裤袜。他是一身棕色。衬衣、夹克、裤子—所有东西都是棕色。我想只有真正目空一切的人才能穿这么乏味的颜色还若无其事。

“你和这房间里的烟草色调真配。”我说，带了点讽刺的意味。

“所以？”他微笑着说。实际上是咧嘴一笑，这一笑意思是：“我用我的小指就能把你玩转。”

可玩转不了我，宝贝，我心想，看着他从我递给他的白兰地杯里喝了一大口—我家所有格洛格酒的特制酒瓶上都印着我们的名字。

他示意我靠近，我蹦跳着靠过去，他就把嘴唇盖在我的嘴唇上面，从他嘴里把白兰地喂给了我。太刺激了，我差点晕了过去。我并不想像个白痴一样扯到大自然和其他什么，但这真的就像鸟儿把食物咀嚼好喂到小鸟嘴里一样。他要是想，真能把我网在带刺的铁丝网上玩得团团转。

“来，坐下吧，”他说，“和我聊聊。”我走过去坐在我家的悬浮式舒适减震专利长沙发上。“我们的游乐场。”我微笑着说。我以为他会过来和我坐在一起，但他没有。他在地上放了个垫子，盘腿坐下，像个神秘主义者。他四下环顾，打量着这间屋子。

“那个傻玩意儿是什么？”他说。那是我们从温莎运回来的一驾微型古董马车。

“古董—安妮女王的。”我说。我想到了棚子里的那一堆东西，他要是看到又会怎么说。但是如果在自己家里还要受辱，那我就去死吧。“你是住阁楼的，”我说，“可能不知道这些东西。”

“我喜欢简单的木质家具。”他说。

“有品位。”我说着想到了那几个装橙子的箱子。我们还真是投缘呢。

“我还想再来点白兰地。”我说，意思是嘴对嘴地喝。他站起来用无趣的杯子给我倒了一杯，放在我面前的竹桌子上。杜拉克不知从什么地方看到说现在流行竹制品，连大设计师塞西尔·比顿都在工作室里放了个竹制的什么东西，于是他就给在爱尔兰的可怜老母亲写信，让她把家里所有的竹制品都翻出来。破烂玩意儿！

“你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我连一句有意思的话都想不出来。

“流浪者。”他说。其他任何人这么说都会像个傻子，但他不会。这就是他的特点。不管做什么，他永远都不会像个傻子。他身上的一切都合情合理。世界也掌握在他的股掌之间。他知道该说什么，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更知道不该说什么。没人能指出他的过错。有些人是这样的，还不少呢。

他说自己曾在各处生活过，澳大利亚、墨西哥，还有其他一些地方，还说他有印第安阿帕奇血统。我心想，见鬼了，你皮肤这么白，怎么会有印第安血统，但这种话你是不能说的。印第安血统现在可是风靡一时。

“喝点茶吧。”我说着按了铃。尽管我很不愿意按这个铃，但库尼那么喜怒无常，要是不让她进来看一眼，她可能好几天都不会来了。至少我警告过她，别说“坚持相信上帝，保持大便通畅”这种话。她对完全陌生的人就会来这么一句，像是背诵表演一样。

“您叫我了，夫人？”她立刻进来了，还系了条新围裙，戴了顶帽子。帽子上挽着头纱，材质低劣，但她觉得能为自己添光增彩。一声“夫人”差点让我晕过去，老天，就我俩在时，她对我可是直呼大名的。他露出了微笑，这当然给了她进来的理由。

“多可爱的鼓呀。”她说。他说很高兴听到她喜欢这鼓，问她愿不愿意听他演奏。

“哇，太好了！”她说，然后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两只愚蠢的脚悬在半空。她的腿可真够短的。他演奏了一段很朴实的曲子，我的意思是，曲子很喧闹，像野蛮人用骨头敲出来的噪声。我俩都是好听众。她像个疯子一样鼓着掌；我的意思是，在正演奏的时候和不该鼓掌的地方鼓掌。他特别专注，一次都没有注意我。我抓狂了。我几乎提前把内衣都脱完了，冷得要命。

“敲一首《蓝色薰衣草》吧。”库尼说，这时他看着像要停下来了。

“我想该喝茶了，库尼太太。”我说。她把助听器关了。贱货！她佩戴了助听器。她比谁都听得清楚，但趁医疗项目免费搞了个助听器。她这种人，如果有免费安假牙的机会，能把自己的牙全给拔掉。我戳了下她的腰。

“您真好，夫人。”她说着，身子俯到竹桌上，从银香烟盒里抓了一大把。除了她已经点着的那支，其余的全被她装到了围裙口袋里。

“把要饭的放在马背上，他能一直骑到地狱去。”我说。她不理我，继续看他敲鼓。他让鼓呈现生命力的方式，会让你觉得他是在和鼓做爱。他的两条腿盘绕着鼓。库尼太太拍着手哼唱着。最后我只好自己去泡茶。茶盘里放着三套茶杯和碟子，我拿开了一套。我回到房间时，库尼立刻就发现了。她恼怒地一跳而起，和他握了握手，说他是个绅士。她冲出了房间，马上又返回来，这时已经把外套都穿好了，她用贵妇人的语气说：“杜拉克太太，我现在想和你私下谈谈。”

“我对你很有意见。”到了外厅后，她对我说，“这样歧视我，好像我是个黑人还是怎么的。”

“他自己就是个阿尔巴尼亚人。”我说，纯粹是为了把她搞晕。

“自命不凡的爱尔兰人渣。”她对我说。真放肆！她一身酒味，像个酿酒厂。

“我想你喝得太多了。”我说。我知道这句话能要她的命，她酗酒成性，却从来都不承认自己喝酒。

“没素质！连内裤都让我给你洗。”她说。上帝保佑，千万别让他听到。在他眼里，我必须是魅力四射的。我打开门，把她推了出去。

“哪儿不欢迎我，我知道。”她说。

“明白这一点可得花你老鼻子时间的。”我说。她把头伸进信箱，开始喊叫、咒骂，还一个劲地摁着“家，温馨的家”的门铃。我回到房间，发现他把黄瓜三明治干掉了一半，而且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你没事吧？”我说，只是为了让他知道，我看到了他正在大饱口福。

“鼓声让你兴奋了吗？”等我坐下时，他问。

“哦，非常兴奋。”他来之前我已经兴奋了。

“怎么兴奋的？”

“你知道的呀。”

“哪里？”

“我的假腿里。”上帝啊，他以为是哪儿！

“乳房还是下部？”他说。

“都有。”我大概知道下部是指哪儿，但要让我在人体图上指出来，我可不愿意。

“很好。”他说。他撕了块蛋糕，又从我们的烟盒里拿出一支雪茄。我可是开玩笑啊—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没幽默感的，好家伙，我认识的人中可有一些乏味透顶的。他把之前抽的雪茄烟头扔进了我们的大瓷花盆。烟头在里面咝咝作响，上次在里面插完真花后，盆底还留了些水。

“你丈夫有恋物癖吧。”他说，口气有些讥讽。的确，这个盆子看着挺像家里用的夜壶，不过他以为自己是谁，什么癖不癖的。

我们之间毫无进展。

“过来坐到我跟前。”我说。

“我更愿意在这儿看着你。”他说，“人脸不是为特写而生的。只在一种情况下，近距离可以忍受，那就是—”他停了下来，仿佛要说出什么革命性的话语，真是拜托了—“在枕头上。”

“亚麻布织品柜子里枕头多的是。”我说，本想逗点乐。我每分钟都能出二十次洋相。

然后，他站了起来，拿起一根鼓槌走了过来，开始在我身上敲打，主要是敲打胸部。真他妈会玩。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这种事，但真的是毫无乐趣。仁慈的上帝！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正被接二连三地捶打。

“翻身。”他说。我屁股上又挨了一顿捶。

我突然想到可能会捶出淤青来。弗兰克经常会检查我，看看有没有藏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我能想象出他盘问我这些神秘的淤青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会回答：“是打了蜡的地板弄的—我滑倒了。”然后他说：“什么打了蜡的地板？咱们铺的可是定制的地毯。”然后我又说：“我把一块地毯揭起来打的蜡；像我这种热爱家庭的人啊，连地毯下的地板都要打上蜡。”这通说辞我听了都会觉得真是荒了大诞。

哎哟，他还在继续捶，好家伙，真疼。

“我从十四岁起就开始研究做爱的艺术。”他说。他说自己的肌肉能控制到一晚上可以和二十五个女人做爱的程度。他指着下巴上的一撮毛，说那在做爱时也能派上用场。

“我的胯骨，我身体的每个部位都练就了承受力。”他说。又说起来自东方的秘密了。我此时迫不及待地想上楼去。

好了，做个交代吧，我们是大概两小时后上楼的，那时候，我已经精疲力竭，你都能用担架把我抬上去。仪式感十足。我首先得全身接受一遍鼓槌的敲打，然后踮着脚尖转几圈，接着用我的手指敲那面该死的鼓—同时他也用他的手指敲，再接着在某个规定的时刻和他接吻，接吻时也没有感觉到一丁点的快乐。和在学校里做操一个样。我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虽然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还在进行。

“好，一、二、三，开始。”他说。我们还得踩着点儿。就说巴甫洛夫的狗吧，和他的任何一只狗做交换我都愿意。

“你愿意为我做点什么吗？”他上楼后问，这时我正在把百叶窗关上，把窗帘拉上。我还锁了门。

“做点什么！”我已经像个疯子一样忙乎两个小时了。

“你有没有黑色胸罩？”他问。当然有。黑色是唯一不需要每天都洗的颜色。伦敦这么脏，还穿其他颜色，一定是脑子有毛病。

“靴子呢？”他问。如今女人们不管是参加晚宴，还是去其他场合，都流行穿高筒皮靴。

“没有。”我说。对腿长得没一点吸引力的女人来说，穿靴子就是另一回事了。

“你得买几双，”他说，“再买件皮大衣。”

“我会让哈罗德百货给我送一些过来，立刻马上。”我说。然后又吹嘘了一番，说听人家说哈罗德为了送一支圆珠笔和一块橡皮的货，专门派了一辆货车开到诺森伯兰郡去。他说就不用那么麻烦了，我如果有防雨帽就戴上。

“还要大量肥皂。”他说。

“还要几盆水吧？”我说。我是个粗人。我的意思是，说起肥皂我就想到水。事情怎么感觉有点像一场交通事故了。不管怎样，旧防水帽我还是有一顶的，于是把它放在了枕头上。

他脱下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我讨厌这样。这意味着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怎么才不会破坏裤子上的熨痕。

“靴子和装备的事抱歉了。”我说，“不过在我把装备配齐之前，我们可以先演练一下。”

他脸上连一丝笑意都看不到。我风情万种地脱掉衣服。脱得比消防员教官都快。我身上只穿着这么点了，拜托。他看了一眼我的皮肤，说太白了。想想吧。世界上到处都有不幸的人被绞死、驱逐、肢解，只是因为皮肤是黑色的，他却非要这么说。他自己的皮肤确实不错，光滑、有光泽，像泛着金色光泽的抛过光的木头，有一道汗毛顺着腹部延伸下去。

“这个也是交配仪式需要的吗？”我看着那道汗毛问。只是想幽默一下。

我插上了那条旧电热毯的插头，我们立刻钻了进去。

“你有过女人吗？”他问。

“多得很。”我说。一时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想要不要把给凯特租公寓的事说清楚，不过也可以等这一场狂欢完了再说。

“你用过牛奶瓶吗？”他说，这下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赶紧说没有，从来没有，然后问他有没有过男人。

“你怎么会这么想？”他说，怒气冲冲的。我就没那么想。说实话，我什么都没想，只是纳闷，我们花这么长时间做的事，不就是无数人每天在上班、吃早饭或剪脚趾甲前都在做的事嘛。我开始产生深深的怀疑。这时他的烟已经抽了一半，他揭开被子，开始轻轻燎东西。能闻到烧焦的味道。

“等等。”我说。淤青就够我解释的了，现在又多了烧焦的毛。那还不得像只毛被拔得七零八落的鸡。

“你会喜欢的。”他说，“这个能让你兴奋起来。”兴奋！我都要兴奋得疯掉了。我可不喜欢这个。我认识某个男的，他专喜欢这样的胡闹，有一次给女人吸了几口氨气，结局就是他蹲进了大牢，还有十来个人的结局是进了坟墓。

“来吧。”我说着戴上了防雨帽，变得柔情蜜意起来。他把烟灭了，我们开始进入主题。

“对你来说够大吗？”他说。男人对那个真是极其在意。

“硕大。”我说。

“你真是个聪明姑娘。”他说。男人都是纯傻子。接下来是一点髋部动作，我想这仅仅是预备阶段吧。我对他说尽可以大展身手了，他说：“它已经睡了。”他们对这个也在意得不得了。

他说想亲吻我的牙齿。拜托，我有两颗牙是戴着牙箍的，牙是我最不想让他亲吻的地方。我们静静地躺了一会儿，他说我们这两具身体就像画家在画布上挥笔画出的一样。问我喜欢这样吗，问我觉得他聪明吗，不管问什么，我的回答都是“是”。我问他，这个世界上他都喜欢什么。

“小猫的嘴巴里面。”他说，“像水一样，但更柔软。”

好家伙，这让我感觉自己还是被需要的。我又问他害怕什么。我真是心急火燎地在找话题。

“害怕我的哪颗牙会掉了。”他说。天生的马屁精。我领会他的意思了。

“我还害怕我的鼓敲得不如自己心目中优秀。”他说，然后突然跳了起来，看了看表，表放在床头柜上。他说马上得走了，那天晚上有演出。

“我还想着咱们要做爱呢。”我说。告诉你个秘密吧，我真是这么想的。

“不，”他说，“今天不行。”然后他说我还没有准备好，说我的话太多了。

“对我而言，”他说，“一定要很纯粹。那必须是世界上最纯粹的事情，像小猫的嘴巴里面一样纯粹。”

“我现在明白你是怎么一天晚上和二十五个女人做爱的了。”我说这话就是为了刺痛他。这话起了奇效。他突然雄风大振，在我和防雨帽的辅助，以及他自己的努力下，他从无动于衷中醒了过来，开始挑逗我。差不多四分钟后，我听见他说：“我高潮了。没想到会这样。”

“你是开玩笑吧。”我说。我还以为能有点收获，现在已经不抱任何想法了。

“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他说。

“什么都成。”我说。他真是太自大了，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我语气中的讽刺意味。

“答应我，你不会怀孕。”他说。

“我尽力吧。”我说。

“答应我。”他说。他这个蠢货。转念一想，我才是蠢货。我想，他应该是以为我既然穿着这样的连裤袜，还用着那么精致的卫生间，该知道的应该都知道。

大概两秒后，他起身穿上衣服，在镜子前专注地系着领结。我迅速套上衣服，调整好百叶窗和窗帘，捶打了几下枕头，拉平了床单。床上总归没怎么弄乱。他来不及喝咖啡了，让我打电话叫出租车来，然后，他拍了拍衣服口袋，非常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没带钱。

“借我一英镑吧。”他说。我给了他十九镑十一便士，只是想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能让他笑出来。

“给凯特租的公寓怎么样了？”走到房前的台阶上时，我问他。我想再约一次，让我们的事能继续下去。虽然他让我感觉无趣，但也不算特别无趣。

“没问题，”他说，“我明天给你打电话。”然后他和我开起了玩笑，在我肚子上打了一拳，意思是我俩绝对是好哥们儿。出租车来了，他扛着鼓下了台阶，问让大门开着可以吧，他没法扣上门。出租车还没起步，我就关上了门厅的门。

我感觉特别糟糕，没法告诉你这种感觉有多糟糕。但有一件事我是明白的，从此以后，我将背负着这种罪恶感，从中得不到一丝快乐，只有辛劳。我给布雷迪打了电话，想告诉她公寓还得过几天才能好，但她不在。我想她出门投河自尽去了吧。

第二天早上，库尼没有来。门下塞了封厚颜无耻的信，说要她的离职证明和补偿。

“这是什么意思？”弗兰克问。他把信打开了。这时他正火冒三丈地想把袖钉扣好。

“哦，又喜怒无常了呗。”我说，“她什么样你是知道的。”

“这算什么回答。”他说。他已经起了疑，前一晚他回到家时，我正用推车从煤房里把那些东西搬进屋。

“你到底在干什么？”他说，“你要知道，这可是贵重的红木家具。”

“只是抛光了一下。”我说。那玩意儿上面蒙了一层煤灰。

他走到水槽边，看到了那两套精致的杯子、杯碟，还有盘子。

“谁来了？”他问。

“一个可怜的老人。”我说。我想不出什么人名。

“我得去找库尼太太谈谈。”我说着帮他扣上了第二个袖钉。那天晚上，我们要举办一场晚宴，他兄弟夫妻俩，几个建筑师，还有一些他们正拍着马屁想敲定交易的大商户。

“多少道菜？”他问。

“五道左右吧。”吃什么菜我完全没有头绪。我都没有考虑过，原因你是能想到的。

“别忘了蔓越莓酱。”他说。

他从一家商户那里搞了些蔓越莓酱，便认为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划算的一笔交易。

“除非有火鸡，否则用不上蔓越莓酱。”我说。

“那吃火鸡不就得了，”他说，“要两只火鸡。”

“一只公的，一只母的？”我说。我现在浑身带刺。

“别那么下流。”他说着拿起一把发刷。我赶紧开溜，省得搞到吵架的地步。他大声嚷嚷着出了门，我知道他将采取的报复方式就是要对那些比他好不到哪儿去的泥腿子大吼大叫了。

十点半左右，他兄弟的妻子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正装晚宴。想象一下，一群人在我家的前厅里穿着长裙互相绊来绊去。

“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说。这时我正在查看名册，看看鼓手的名字有没有在里面。我要问他凯特什么时候能搬进去。这策略很明显了吧。

“你穿什么？”她问。除了这个，她什么都不考虑。如果有人告诉她，一个女人在滑铁卢桥被先奸后杀，她会问：“她当时穿的是什么？”

“随便一件旧衣服。”我说。

“挺好的，”她说，“那我也这么穿吧。太好了，不用搞那么复杂了。”

“好了，我得去忙了。”我说。

“玛格丽特夫人穿什么？”

“这我怎么能知道？”

玛格丽特夫人是他哥俩认识的人中唯一有头衔的。他俩因为向她支持的某个慈善机构捐献了巨资而和她攀上了好关系。这种贱人搞慈善不过是为让自己的照片能登上报纸。遇到她对弗兰克是件好事，因为之前我们和一个公爵夫人出了点事故。刚搬到这儿后，我们去了家本地的酒吧，酒吧外面写着“就餐饮酒，王者享受”，他很喜欢。总之呢，里面有个女人，人人都叫她公爵夫人。她是个活宝，满脸皱纹，涂脂抹粉，穿了件带毛领的滑稽裙摆式大衣。一听到有个伙计叫她公爵夫人，他立刻就来了劲。

“咱们应该请她喝一杯。”他说。她正一杯又一杯地畅饮着金酒。那晚他没敢凑过去，但第二天晚上，他说我们应该再去一趟，我知道他是什么目的。我们在那个酒吧里消磨了几个小时，然后她进来了，身边还跟了几个矮子，十有八九是赛马师。

“她说不定有全国赛马大会的内幕消息。”他说。

“你不也有吗？”我说。他那么心急火燎地想和别人攀上关系，我觉得很讨厌。

每次一盘子酒送到她桌上，他就往那边看。他正在鼓起勇气。最后，马上就要打烊了，他终于给那群人买了一轮酒，她举起酒杯，招呼我们过去。

“干杯，公爵夫人。”他说。她很满意。我们互相认识了一下，然后他说不如大家都跟我们回家再喝一轮。我正在我家厨房给他们煮爱尔兰咖啡时，他突然惊叫：“我的天哪！那是个绰号。她根本就不是真的公爵夫人。”

我对着他的脸爆笑起来。

“快把她弄走，”他说，“她说不定会偷咱家的银器！”

“那，看住她吧。”我说。我总不能把她赶出去吧。

“看住她！我再也不能面对她了。我还问她的徽章长什么样，她说：‘拖把和水桶，总督’。”

“蒙席[天主教中罗马教皇颁封给对教会有特殊贡献的神职人员的荣誉称号。]来不来？”我弟媳问。我说当然来。弗兰克要是不向蒙席征求意见，连片屋顶的瓦都铺不了。蒙席对我们比对他们两口子更友善，这让她很不爽。我很容易就能想到他坐在炉火旁的样子：喝了浓奶油雪莉酒的脸红光满面，滔滔不绝地说明火是多么地无与伦比。我还得煎熬着，等着酒壶传过来。我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

“我得忙去了。”我对弟媳说，“回见。”鼓手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我决定再给他一天时间，如果到时候他还是没有给我打电话，那第二天我就开车去找他，把布雷迪像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一样带过去。我给她打电话说了这事。

“我睡不着觉，”她说，“吃不下饭。我把这事翻来覆去地想了一遍又一遍。”

“出门吧，”我说，“找点什么兴趣。”

“什么兴趣？”她说。我开始绞尽脑汁。圣母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为她操这么多心，我自己还有一堆要操心的事。对那个鼓手我确实是陷进去了。

人不能一直都倒霉下去吧。连我的茶杯看着都一副不吉利样。我告诉布雷迪，我们要举办晚宴，她要是想弄点残羹剩饭，可以到后门来取。起先她说不吃，后来又说她还是存着一点傲气的，接下来又说她消化不良了。我挂了电话，挂之前，答应晚些时候再和她谈，答应要修补她的生活，要让老尤金对她旧情复燃，要约好去觐见教皇，还要和一些有智慧、乐善好施的人最后吃几顿晚餐。

“我会报答你的，芭芭。”她说。她这种腔调，这种语气，我已经听了差不多二十年。早听烦了。

我说：“回见。”

我不得不去找库尼，让自己卑躬屈膝地当一回大傻瓜。

得拿不少五英镑的票子贿赂她才行：一份用来让她闭嘴，别把鼓手的事说出去；另一份让她过来做饭。我都不知道火鸡该朝哪边放。

“他待到了很晚吗？”她问，“你那个钢琴家。”她明知道他不是个钢琴家，只是想让我反驳她，这样我们就会再吵一架，那我就得给她更多的票子了。

“他要工作，”我说，“你刚走他就离开了。”

“我看见窗帘拉上时心想，他还在楼下敲鼓，你也不大可能去睡觉的。”

“不大可能。”我说。我正像个疯子一样开各种罐子—蔓越莓、蓝莓，各种各样的莓。我可真是个开罐高手。

“那么可爱的鼓，”她说，“多可爱的乐器啊。要是圣诞节收到一面鼓，我应该不会拒绝。”

领会暗示这方面，我不比任何人差。

我们像两个巡逻兵一样忙了一整天，我在厨房门口放了把椅子，这样就能听到门厅的电话铃声了。

“你很烦躁啊。”她说。

“就一个蠢女人而言，你拥有很强的洞察力。”我说。谁都看得出我很烦躁。我打碎了三个杯子，刀叉还从手里飞出去过，我简直就像个闹鬼剧里把东西扔来扔去的灵媒一样。不管怎么样，东西最终总算准备齐全了，她还做了些诱人的酱汁。她要是没那么贱，我会喜欢她的。

七点钟，客人开始到了。玛格丽特夫人第一个到。她上台阶时还让司机扶着，好像腿瘸了或者有别的什么问题。

“晚上十二点。”她说，司机抬了抬帽子走了。她靴子里装满了雪，当然还必须换衣服，前厅里留下一摊摊泥水印，搞得一塌糊涂。你可能会以为是小狗还是什么别的东西搞的。

“是不是要有小杜拉克了？”她上楼后对我说。每次在楼上看到我，她都会这么说，而我总是会说我觉得要有了。不过是为了摆脱她罢了。她花了很长的时间整理头发，又往脸上涂啊抹的，她的脸本来就已经像白瓷一样了。她说她的貂皮染的颜色是不列颠群岛上其他任何一件貂皮都不能媲美的。

“你应该买一件—当然不是我这样的。”她说。

“我会的，”我说，“火车站失物招领处貂皮一堆一堆的。”对天发誓，我真的在公告板上看到过。饲养貂、野生貂，还有蓝貂。她不高兴了，我能看出来，她匆匆离开了卧室，快步走下了螺旋楼梯。

“玛格。”弗兰克颇感荣耀地叫着她的名字。这是他为了让人感觉他们熟得像老同学一样而发明的叫法。玛格丽特给了他一个假模假样的吻，像那些盛装打扮的女人那样。你知道的，意思是，别—碰—到—我。我又去开门了，这次是小设计师来了。她人很好，把塑料雨鞋套脱在了前厅，也没有大张旗鼓地要上楼去对镜打扮一番。那个大客商和她前后脚到了，我还没来得及谢他，他就问我花收到了没有。收到了，是白菊花。我当然把花摆起来了，房子里看着其乐融融，显然所有人都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弗兰克就站在我身边，胳膊搭在我肩膀上。所有权嘛。婚姻的至福。花岗岩壁炉里，火焰在熊熊燃烧。一瓶瓶红酒立在炉边暖热；白酒则在冰镇。别以为这些知识是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的—我可是上过一门课的，一起上课的是一伙你能召集起来的最无聊的女人。

库尼在楼下的厨房里把炖锅砸得咣咣直响，弗兰克咳嗽了几声，要开始讲他准备好的那两个故事了。这是个所有人都要么咳嗽，要么伤风的月份，鼻塞咳嗽的声音和喧闹的交谈声合奏在一起。

“你们可能不相信，”他说，“我今天遇到了一个人，他有三百六十五件衬衣，一年里的每一天都要换件新的。”

“那闰年他得多准备一件。”我对那个设计师女孩说，她看起来似乎正反应过来，自己闯入了一个多么糟糕的夜晚。

实际上，弗兰克和他兄弟是很会雇人的。他们找了几个小伙子通宵达旦地守着建筑工地，防止有人偷桶。那些人不时会在工地上逮住一个弗兰克口中的无业游民。其实那是个有点常识的人，知道一些工会、罢工之类的事情。好家伙，他们会直接让那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

“每件衬衣穿过一次后，”弗兰克继续讲，“他都会让那些法国修女洗得漂漂亮亮的。”有一家高档洗衣房，在那里，衬衣都是修女们用手洗和熨的，价格不菲。可怜的修女们，一定很不容易，从来都不能和其中任何一个男人约会。

“然后呢？”蒙席饶有兴趣地问。看得出来他打算认识这个人，然后用他的宗教教诲取代那些衬衣。

“哦，蒙席，”弗兰克说—每隔几秒，他就要叫一次蒙席—“这就是他的精明所在了：他会把这些衬衣卖给没那么有钱的人。我的意思是，那些人本身也很有钱，但钱还没多到让贪婪的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步。”

“嗯，这是好事，是有益的事。”蒙席说，“吃完面包和鱼肉，我们的主会让人把剩饭收集起来。浪费也不符合基督教的道德观。”接下来，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他凑近弗兰克，看着他粗圆的脖子说：“我是不是可以合理地认为，弗兰克，你自己也穿着其中的一件？”这时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蒙席，您太有意思了，”弗兰克说，“逗我玩啊。”

弗兰克穿的是一件四英镑十五先令的条纹衬衣，是在国王路买的。我眼前又出现了那个阳痿的浑蛋，穿着他那身棕色行头，在房子里大摇大摆地晃荡。

“就是那样才能保住自己的钱。”玛格丽特夫人说。她可是费了心思才把自己的钱保护得妥妥当当的。她在爱尔兰有一大片房产，管家什么的都有。不过，老天，她两条腿可真是够难闻的。即便有晚礼服裙摆遮着，你也能知道她的腿有毛病。

“芭芭，你这女主人怎么当的？他们的杯子都空了，空了！”弗兰克说。他正在做深呼吸，准备讲第二个故事。

“酒在哪儿我们自己不知道吗，我们知道可以随意喝的。”蒙席说着，给自己倒了一杯。弗兰克的兄弟和弟媳来之前，我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弟媳穿了件钩织的白色时装，这让我很不爽，因为我自己只是平常打扮。你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没有梳妆打扮的动力。我知道弗兰克一定会非常恼火，因为他们兄弟之间可是剑拔弩张地在较劲。这和好友之间的较劲一个样。

“我知道有人是想得重感冒了。”我说，她的背一直露到了腰。

“我只是必须让你看一下。”她说，“今天刚用飞机运过来的。”我连从哪儿运过来的都没问，不过不管怎么说，她在所有人面前大出风头。还没到九点，我就把他们撵进了餐厅，因为我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等大家都走后，就溜出去找他。

库尼整个晚宴期间的表现都相当不错。就说一点，她没戴那顶帽子，也没和人闲聊。只是在他们都表扬我做的菜好吃的那一会儿，稍微有点危险。不过她也实施了报复；她将一个滚烫的调味碟直接塞到我手里后就扬长而去了。

“蔓越莓酱。”弗兰克不停地说，“再来点火鸡肉，玛格。再来点火腿，有人要吗？”

“爱尔兰火腿是无与伦比的，”蒙席说，“真是美味多汁。”

还美味多汁！那是直接从丹麦运来的。

他们开始谈论食物，谈论起人生中某一时期他们是多么穷困潦倒。你知道的，互相攀比，争当那个最经常忍饥挨饿的人。那个商人之前一直都没开口，现在啰里啰唆地讲起了他曾经是怎么兜里只装着一镑三便士走在伦敦街头，然后站在餐馆门前努力做决定的：是花一镑三便士吃一顿饭，但没有晚报看呢；还是花一先令吃饭，再买一份报纸看看赛马结果。

“真是如此。”他说着四下环顾起众人的反应。

“我信。”弗兰克说。

“直到银行开门。”我说，我这嘴可真贱。他脸色大变，玛格丽特夫人发出了某种表示不满的声音，就像往外吐苹果籽一样。

“芭芭有副热心肠，”我听到蒙席说，“她唯一的缺点就是常常太过直率。”

弗兰克这时插了句话，告诉他们我对穷人有多好，讲了我怎么用家里上好的杯子给一个乞丐倒茶喝。这当然又让我开始想念我的鼓手了。我眼前出现了他把烟头扔进那个土气的大瓷盆里的情形。还有他扔火柴的样子。他把火柴夹在拇指和中指之间，然后像射箭一样把火柴弹了出去。大部分时间里，我神游天外。我想，和他待上一星期我就会厌倦的，可是说真的，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换那一星期。明天我就去买靴子，买一件他说的那种大衣，再买一顶那种防雨帽。

“她是不会向宿命论屈服的，对吧，芭芭？”蒙席说话了。想勾起我对玛格这个蠢婆娘的同情。

“我不知道，”她说，真是个虚伪的家伙，“究竟是应该投进我那片美丽的湖里自尽呢，还是应该嫁给我的管家。”她在爱尔兰有片湖，还有个意大利管家。我以前也听说过她这一套，她算好了时间秀她的绝望。我正要说“骗鬼去吧”，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布雷迪，我心想。于是我蹦到一张临时摆出来的桌子旁，拿起电话，准备说“别哼哼唧唧个没完了”。亲爱的上帝，原来是他。

“想不想来蛇形湖这儿游个泳？”他说

“是谁呀？”我化成灰也能听出他低沉的声音。

“来吗？”

“说什么傻话。”我说。我的老天，一大帮人全都抻长了脖子，竖起了耳朵。你知道那种情形，就是人们假装在聊天，其实注意力早就跑到别的事情上了。他们现在就是这样。我也不能转接到四部分机里的任何一个上去，我知道我家这位老爷是会拿起来听的。我转身背对着他们，虽然也没什么用。

“所以你不想来？”他说。老天，他可真敏感！

“明天你过来吗？”我问。我既要让他明白，又不能让那些人听懂，这可太难了。反正我不擅长这个。

“难说。”他说。

“那，什么时候？”我问。我可是在冒着巨大的危险。

“到蛇形湖来吧，宝贝。”他说。我担心得要命，生怕他们听到他说的话。

“明天。”我说，然后停下来了，仿佛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好吧，别忘了我邀请过你。”他说，然后我们几乎同时挂了电话。我全身都在发抖。

“是谁？”弗兰克问。

“就是个朋友。”我像清风一样冷静地说。

“是什么人？”他问—又开始钻牛角尖了。他兄弟，那个脸红脖子粗的奸商，也斜眼看着我，好像在说：“我们有钱有势，别想骗我们。”我想，投票权对女性毫无意义，我们应该武装起来。

“我的牙医，”我说，“我错过了预约。”我在英国甚至都没有牙医。我的牙套之类的东西都是在爱尔兰做的。

库尼端着咖啡进来了，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她什么都知道，当然也能听出他的声音。

“库尼太太，你真是太棒了。”我拍拍她的马屁。她喜笑颜开。

“我的荣幸。”她说。我俩可真是一对好搭档。

饭局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他们都聊到了教皇和赫鲁晓夫。

“他很害怕过教皇的生活。”他兄弟说。

“那肯定了，”他兄弟的妻子说，“当教皇能累坏他。”

“好了，好了，别给我们的朋友留下错误的印象。”蒙席说。我们的朋友，就是那个商人，是个新教徒，正一边享受着白兰地，一边还欣赏着我弟媳的曼妙的背影。他对教皇不屑一顾，不过他觉得自己得说点什么。

“有个问题我老想问问伙计们，”他说，“神父的法衣下面还穿不穿裤子？”

我即便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也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大家都面红耳赤，坐立不安，但蒙席做出了回答，仿佛毫不吃惊。你知道，就是那种无事可惊的范儿。

他们还说到了犯罪、未婚妈妈，还有英国的道德水准问题。好像爱尔兰的道德水准就能高到哪儿去似的。差不多二十个小时之后，他们各自的司机和出租车才陆续到达。他们前脚刚出门，我立刻就上楼爬上了床。

“我要累死了。”我对弗兰克说。这天晚上我没法忍受和他亲热。他看上去心满意足，说自己讲了两个笑话，问我有没有注意到大家都笑成什么样了。他说看那商人的样子，生意应该能成。所有事情都一片光明，唯独鼓手的事，我要么去见他，要么死。

第二天上午，我带上布雷迪作为幌子，跑到了那儿。

“希望那是个好住处，”她不停地说，“有私密性。”所有东西都得有私密性。

“希望咱们能进去。”我说。我知道没去蛇形湖和他狂欢一场，他会有些生气，但我也有几样东西能让他高兴：一些早餐吃的烟熏鲑鱼，一双你见过的最大的靴子。穿上这靴子，我看着像个将军。

我们进了前门，前门开着，然后爬了记忆中级数最多的楼梯。所有门上都没有贴姓名。这是个乌烟瘴气的地方，人们不想让自己的名字写在门上，以防被发现。吸大麻的、吃兴奋剂的、拉皮条的，这里有当下社会里的各色垃圾。布雷迪神情复杂。在楼梯拐角处，我借着透过天窗的微弱光线看了一眼她的脸。

我们找到了他的门。我认出了那个美人鱼黄铜门环。

“要不要烟熏鲑鱼？”门被拉开的时候，我这么说。我面前是个女人。一个穿了身黑衣、相貌平常的婆娘。

“哈维在吗？”我问。

“谁？”她说。

“哈维。”我说。她可真是天生会岔开话题。

“哦，哈维啊。”她说，仿佛刚才我在说哪门令人费解的外国话。

“对，是他。”我瞪着她说。

“我们是来看房子的。”布雷迪这个笨蛋把我们的来意交代了。她总是见人就说自己的事。

“房子是我的。他以前在这儿住过。”她说。这个自以为是的婆娘。

“啊，不会吧。”凯特说，仿佛那真是我们关心的事一样。

“你能把哈维的地址给我吗？我想把他的钢琴还给他。”我说。

“不能，”她说，“他没留下转寄地址。”

这个流浪的家伙已经烙进我的脑子里了。他走了。我们在那儿又站了几分钟，然后磨磨蹭蹭地离开了。

那天，我们一整天在各家饭馆和夜总会找他，我知道他在一些地方有演出。奸商们问我们愿不愿意试演一下脱衣舞，还有个奸商说我有成为女摔跤手的潜质。没有一丁点他的踪迹。我甚至给那个母亲服用溶剂的无趣演员打了电话，但他对此也一无所知。他甚至都不知道我的名字，真是服了。

“你和他很熟吗？”布雷迪不停地问。她不能理解我为什么那么激动，那么心烦意乱。他把我挑逗得屁股冒火，又把我晾到一边，让我干着急没辙。我多少能猜到他已经拍屁股走人了。我还像个傻子一样去蛇形湖看他在不在那儿。没用的。烟熏鲑鱼，连同袋子都给了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