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孔子停止了《春秋》的编撰工作。

这一年，鲁哀公外出狩猎，杀了一头样貌奇怪的动物。众人觉得不祥，请孔子来鉴定。孔子看过后说：“这是麟啊。麟死了，我的道大概也行不通了。”同年，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去世。或许是觉得再无人能像颜回那般忠实传承自己的思想衣钵，孔子发出了“噫！天丧予！天丧予！”的哀叹。

面对末篇永远定格在鲁哀公十四年的《春秋》，这位年约七十的老人慨叹道：“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老人这样说，是因为《春秋》乃周天子秘藏，内中载有真实的历史情节与历史逻辑，断不允许外泄。他观书于周室，以鲁国官史为底本增删《春秋》，融入自己的价值观后再传授给学生，实是盗火[参见章太炎《经学略说》：“周史秘藏，孔子窥之，而又泄之于外，故有罪焉尔。向来国史实录，秘不示人，明清两代，作实录成，焚其稿本，弃其灰于太液池。以近例远，正复相似。”]——垄断知识并污染信息，本就是极悠久也极有效的统治术。民智源于充分获取信息并正确使用逻辑。垄断了真相，污染了信息，扭曲了因果，便足以摧毁民智，制造出大量无法理解自身命运的愚民。

正因为好处如此之大，所以周王朝的历史直到战国末年仍“独藏周室”别无副本，从不供普通人阅读参考。儒家六艺原也皆是周官旧典，是官府指导工作、记录事迹的产物，民间绝无流传。再后来，周室之史与六国之史又俱被秦始皇付之一炬。在这位自诩千古一帝的独夫眼中，唯有记述秦帝国及其统治者如何英明伟大的史书值得留存。天下是他一人之天下，史书也只能围绕他一人展开。

如此作为者不止周天子，也不止秦始皇，先秦时代大大小小的诸侯皆有样学样。孟子被人问及“周室班爵禄”的情况时，曾愤然控诉：“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下》。]——那些典籍与诸侯有利益冲突，遂皆被毁去，孟子遍寻不得。秦始皇颁布“挟书律”并焚书坑儒，不过是在重复前辈的恶行。当然，他干得更公然更狠辣也更血腥。取缔私学且宣布“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更是在全面开历史的倒车，是意欲重建商周以来的书籍与信息垄断制度，是要粗暴地将时代从开放的学在私门，拉回到封闭的学在官府。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春秋》是天下人的《春秋》。认同此点者会理解孔子；不认同此点者，会认定孔子披露秘藏史实且做出迥异于官方的价值判断，实在罪无可逭。“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其实是一位站在巨大下行时代开端的老人，面对史无前例的周秦之变，生出的迷惘与期望——后世如果能够好起来，知我者必会多一些；可若天下长期沦为独夫肆意妄为的乐园，那这《春秋》大概率也要被拉出来批倒批臭。

三百余年后，西汉元朔年间[据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2-42页）考据，司马迁“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的具体时间，在元朔三年至四年间（前126—前125年）。]，另一位年轻的盗火者司马迁来到鲁地，细细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与礼器，迟迟不愿离去。仿佛那七十岁的高大老人还在这里，还在手持《春秋》讲述过去与未来，并对时代抽丝剥茧。年轻的盗火者后来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那是个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人啊，读他的书便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达不到他的境界，但内心无限向往。

孔子生活在周制行将崩溃、秦制尚未成型的时代，实在是件幸事。毕竟，在他生活的年代里，还没有人公然将“民愚则易治也”“民贫则力富”“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这类理论写成典籍呈献君王，以谋取个人富贵；也还没有人公然主张将国家的富强建基在民众的愚昧与贫穷之上，并鼓动君王对百姓实施大清除与大改造。“秦赋户口，百姓贺死吊生”这类制度性暴政造成的惨剧，孔子也还来不及见到。他周游列国，不必担忧被人打成“鲁奸”；他回鲁国做官，也不必担忧昔日言论遭到审查。他按自己的价值观编撰《春秋》，虽预感后世会被人批判，却没有在现世获罪的风险。遗憾的是，孔子去世不过两百余年，时代便已堕落至“偶语《诗》《书》者弃市”的地步。偶语即寓言。凡援引《诗》《书》中的文字来批评当代之政，一律身死魂消。类似的血腥杀戮，也即俗谓的文字狱，此后持续了两千余年。

孔子生前常哀叹自己是丧家狗，可与后世的知识人比起来，他的境况实在是好太多。时代尚未被罗网层层管控，人还可以自由流动，尖锐之言也还有存在空间。尤其幸运的是，历史居然还给孔子的思想与主张留下了一段难得的自由传播期。他生前办私学数十年，有弟子数千，许多人活跃在鲁、卫等国政坛。弟子们爱戴他，且活在相对自由的环境里，能遵从内心去赞美、传播老师的言论行迹。这大大扩张了孔子在知识界的影响。到了孟子生活的时代，已有读书人开始尊称孔子为圣人。孔子在战国时代成圣，既因其思想主张呼应了社会变迁，也与时代尚未完全秦制化有直接关系。待到周秦之变完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现实只可以有一种声音，历史只可以有一种解释，便再无知识人可以成圣，唯有李隆基、赵佶、朱元璋这类帝王纷纷以圣人自居。

于是，赶在周秦之变前成圣的孔子，成了秦制时代知识人最后的庇护所。秦始皇将屠刀高高举起时，扶苏出来劝谏，其说辞是咸阳城内诸生“皆诵法孔子”，血腥杀戮与孔子的理念背道而驰，恐失远方黔首之心。汉高帝欲马上治天下，陆贾出来反对，其说辞同样是援引了孔子的话语。君王们奴役天下，若不愿吃相太过难看，便不好公然打倒已经圣化的孔子。所以孔子可以是扶苏劝谏的依据，也可以是陆贾纠偏的工具。

这是孔子之幸，却是历史的大不幸。孔子的圣人光环，固然可以让后世的知识分子在漫长的下行时代里追溯到一丝亮光，使孱弱的思想文脉不绝如缕，却也在两千余年间让诵法孔子的儒生成了中国知识人的单一主体。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毕生都无法突破孔子提供的思维路径与思想尺度。不是他们的智力逊于孔子，而是后天环境不允许其智力发育至超越孔子的程度——智力源于充分获取真实信息并拥有正确的逻辑思维能力，皇权既控制前者，也扭曲后者。即便少数人能够突破信息壁垒、避开逻辑陷阱，也会因缺乏独立言说的空间而不得不自我阉割。这少数人只能不断回归孔子，将自己的认知用孔子的言论包装起来，让圣人为己代言。毕竟，周秦之变后，再无任何制度化力量可与皇权分庭抗礼。无权无势赤手空拳的知识人，若既不想闭嘴，又不想身死魂消，便只能在具体表达上向已然成圣的孔子求援。许多知识人因之将毕生精力放在了批注孔子及其门徒的著作上。他们小心翼翼地隐藏起自己的独立意见，玩起了我注六经或者六经注我的把戏，中国文化也因之患上了严重的崇古症。

崇古有助于儒家知识分子在价值观层面与申商韩非之道拉开距离，却挽救不了时代的下行。毕竟孔子生活在遥远的过去，没见过周秦之变完成后的“新时代”，其忧思仅聚焦下行时代的开端。更糟糕的是，崇古久了，便会忘掉崇古的初衷，忘了崇古是不得已，反将崇古当成终极目的，当成自信力与自豪感的由来，再容不得新生的思想与主张。所以汉儒们顽固不化，群起支持王莽以《周礼》治天下；晚清之儒则坚信近代天文学、算学知识皆是自中国传入西方，连洋人能造出坚船利炮也得感谢郑和下西洋期间赠予了他们图纸。在皇权持续不断的词语污染与思想改造下，崇古者还会渐渐忘却“古”的原始含义——“克己复礼”的本意是要君王克制欲望与自信，克制雄才大略自我实现的冲动，后世却退化成了约束民众的咒语。“臣事君以忠”的本意是做好本职工作，而非献身于上位者，后世也退化成了对君王的无条件服从。权宜之计用久了皆会变成枷锁，崇古也不例外。

天汉二年（前99年），太史公司马迁被汉武帝刘彻下令施以惨无人道的腐刑。原因是他在朝堂上替好友李陵作了几句辩护。

按太史公的理解，李陵以不足五千步卒与匈奴单于所率主力部队连战十余日，杀伤敌军过万，又引来匈奴左右贤王率部合围，“转斗千里，矢尽道穷”而救兵迟迟不至，最后以空弩白刃与敌军骑兵血战。如此这般被俘而降，实不应再受朝臣们的落井下石，其家属也不应再受株连。

然而，在刘彻的政治逻辑里，李陵是否蒙受冤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彰显皇权之过。当太史公站出来为李陵辩护时，刘彻的猜忌之心随即发作——此役由李广利担任主帅，李陵不过统领数千步卒的偏将，肯定李陵的战功并认同其投降缘于苦战无援，便是在否定主帅李广利的军事指挥能力，便会凸显出坚持重用李广利的刘彻无知人之明。汉帝国所有人都知道，贰师将军李广利成为军队统帅，不是因为军事能力出众，而是因为其妹李夫人是刘彻的宠姬，其弟李延年也得到了刘彻的宠幸。

若干年后，太史公已成宦官，做了中书令，是经常侍奉在刘彻身边的红人。友人任安陷入巫蛊案，写信向他求救。太史公在回信中追溯往事，将昔日的悲惨遭遇归因为自己谏言时表达不佳，“未能尽明”，以至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其实，根本不存在表达不佳这类问题，“明主”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明白而仍要对太史公施以残酷的腐刑，是因为他手握不受制约的皇权恣意妄为多年，已将拿天下人做代价来自我实现视为家常便饭。自元朔年间遨游大江南北归来，太史公在刘彻身边侍奉近三十年，既亲眼目睹了庙堂之高走马灯般的各类政治屠杀，也深度了解江湖之远“天下户口减半”“中产之家皆破”的无边惨剧，对刘彻是何等样人早已明了于心。他之所以仍对刘彻一口一个“明主”，甚至于在受了腐刑侥幸存活下来后，转以更恭谨的态度去取悦刘彻，是因为那志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尚未完成，那里面藏着历史的真相与时代运行的真实逻辑，藏着帝王们的本来面目与底层百姓的真实境遇。那是超越时代的书写，是无论怎样含垢忍辱都值得完成的壮举。也正因如此，深知“诟莫大于宫刑”的太史公，才会在书信中向友人反复剖陈心迹，“先人职掌文史星历，不过是君王们蓄养的倡优；我若就此伏法受死，不过是九牛失了一毛，与蝼蚁何别？”“我虽懦弱，却也知生死荣辱，之所以仍在这粪土般的世界苟活，是恨私心有所不尽，而素志未成。”这些话字字泣血。

太史公的私心与素志，正是孔子晚年最大的忧虑——“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在当下这个时代，理想已绝无实现的可能，唯有将希望寄托在未来。可该怎么办、该做些什么，才能与未来建立连结？孔子的决定是编撰《春秋》，太史公的决定是完成《史记》。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有机会影响未来。孔子与太史公，皆在与君王们争夺对过去的解释权，因为他们想要一个更好的未来。理所当然，那必是一个秦皇汉武们不喜的未来。

今人常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两千年前，在孔子的时代与太史公的时代，历史同样是当代史。除非对所处时代漠不关心，否则便没人可以摆脱时代的影响，站到完全超然的位置上去审视历史。求真是每个撰史者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求真不等于撰史者要放弃对所处时代的现实关怀。恰恰相反，现实关怀——也即与未来发生连接——才是史学诞生的根源。

当孔子思考如何与未来建立连接时，他能想象历史会走到焚书坑儒的地步吗？当年轻的太史公在鲁地参观孔子遗迹“回留之不能去”时，他能想象自己所处的承平时代，很快便要发生“天下户口减半”的惨剧吗？或许能，毕竟他们见识过历史真相，也了解现实世界的运作逻辑；或许不能，毕竟对于突破历史下限这种事情，人类的想象力一直都不太够。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编撰了《春秋》，太史公留下了《史记》。内中的真相与教训，已足以与未来发生连接。

回到笔者这本小书。

一如既往，本书不关心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只在意汉帝国底层小民的命运浮沉。全书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汉帝国历任高层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廓清其施政究竟是改良还是倒退，并揭示其对底层百姓造成的影响。二是汉帝国诞生于反秦战争，反抗暴秦是其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来源。秦制本该成为汉帝国竭力批判的对象，西汉初年的知识分子也确实对秦政深恶痛绝。可是，在西汉政权存续的两百余年间，竟先后两次，分别于刘彻和王莽执政时期，全面回归乃至超越了秦制。屠龙者因何反复变成恶龙？

前一个问题，太史公已作了力所能及的回答，今人能够知晓西汉政权第一个百年里民众遭遇了怎样的折腾，过着怎样的生活，全赖《史记》破天荒地提供了诸多民生视角的记载。后一个问题，我想太史公也曾试图给出答案，只可惜未能留存下来。《西京杂记》里说：“（太史公）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在那些因刘彻暴怒而消失的文字中，或许便藏着屠龙者因何化身恶龙的秘密。

太史公的答案消失了。但历史与未来已发生连接，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的人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