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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妥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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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制定汉律,韩信制定军法,张苍制定上计章程,叔孙通制定朝堂礼仪,皆是汉帝国初年制度建设层面的大事。班固将“陆贾造《新语》”与这些大事并列,足见《新语》所阐发的治国理念,包括无为而治在内,在刘邦时代已相当于官方意识形态。只不过,刘邦一生征战不休,临终前夕才与军功列侯妥协,达成白马之盟。 今人常将汉高帝刘邦视为地痞流氓出身,重要缘故之一是刘邦曾自称“无赖”。公元前198年,刘邦于未央宫大宴宗室及群臣,向老父敬酒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高祖本纪》。] 其实,这里的“无赖”与地痞流氓并非同义。据许慎《说文》,“赖,利也”。刘太公责备刘邦无赖,是说他没有正经营生,不能像其兄刘仲(喜)那般为家庭提供稳定收入。 刘邦早年接受过良好教育。《汉书·卢绾传》说,刘邦与卢绾同乡同里,且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及高祖、绾壮,学书,又相爱也”。刘邦与卢绾在学书期间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战国末年,普通人不易获得读书机会,刘邦能去读书,大体可以说明其父刘太公经营有方,沛郡丰邑刘家境况不错,在当地颇有声望,受邻里尊敬。 另据《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刘交,在青少年时代,也得到了拜入名儒浮丘伯门下读书的机会。这位浮丘伯是荀子的门生。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天下诗书,浮丘伯避祸顿去,刘交只好结束学业。这段记载,也可证明沛郡丰邑刘氏境况不错,家中子弟皆受过一定教育。 读了书便开阔了眼界,开阔了眼界便会有更多追求,不愿循规蹈矩沿着父辈的路径“治产业”。青年刘邦离开沛县,去外黄做了张耳的门客: 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刘邦在张耳门下似乎过得不错。证据之一是汉军日后与楚军对垒,希望获得陈馀支持,陈馀的条件是“汉杀张耳乃从”,刘邦不愿杀害昔日门主,遂找了个与张耳样貌相似者杀了,将人头送给陈馀。可知刘邦与张耳之间没有历史芥蒂。] 张耳乃魏国大梁人,曾是信陵君门下宾客。信陵君去世后,张耳在外黄遇到姻缘,娶了富家女。“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依赖妻家的丰厚财富,张耳效仿信陵君自为门主,仗义疏财,网罗天下豪杰游侠之士。一时间,外黄张宅成了远近游士趋附之地,“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刘邦去外黄做张耳的门客,与他魏国人的身份多少有些关系。今人常将刘邦视为楚人,原因是沛县在战国末年已经入楚,刘邦后来起兵反秦,举的也是楚怀王的旗帜。这当然没有错。但另一个事实是,沛县丰邑在战国末年乃楚、魏两国的交界地带,沛县刘氏做魏民的时间远长于做楚民的时间。按刘向的说法,“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刘邦祖父)”[《汉书·高帝纪下》。]。刘氏原是秦民,后在战争中被俘做了魏国百姓,至刘邦时已是三代魏民[见李全华:《史记疑案》,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8-72页。]。刘邦身上浓厚的魏国情结,如下令给魏安釐王配备守冢者十家,给魏公子无忌(信陵君)配备守冢者五家[《汉书·高帝纪下》记载:“十二月,诏曰:‘秦皇帝、楚隐王、魏安釐王、齐愍王、赵悼襄王皆绝亡后。其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视其冢,复亡与它事。’”此处的楚隐王指张楚政权之君陈胜,非原楚国君王。],便是由此而来。 遗憾的是,秦军狂飙突进,刘邦的门客生涯很快便结束了。公元前225年,秦军水灌魏都大梁城。魏国流亡政府迁徙至丰县继续抗秦,但已无力回天。[《汉书·高帝纪下》记载:“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可参见李全华先生对这段史料的解读:“魏亡,魏流亡士大夫还曾在丰县建立流亡政府,继续与秦对抗。此流亡政府存活至何时,于史无征。”见李全华:《史记疑案》,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页。]大略同期或稍后,外黄陷落。以外黄为根据地“致千里客”的张耳及其友陈馀,成了秦政权的重点通缉对象。史载:“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馀五百金。张耳、陈馀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史记·张耳陈馀列传》。]门主亡命江湖,隐姓埋名,刘邦只好返回老家沛县。 沛县同样无计避秦。前224年,秦军六十万进攻楚国。次年,楚将项燕兵败身亡,淮北之地皆被秦军占领,沛县也在其中。秦制以控制与汲取为唯二要务,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的户籍什伍制度降临沛县。这种新管控制度,以小家庭为单位,通过编造簿册、鼓励举报、实施连坐等手段,致力于将民众牢牢捆绑在户籍所在之地,并消灭一切可能引发反抗的不安定因素,与秦制格格不入的游士首当其冲。 不治产业、交游广阔的刘邦,很自然地成了新政权的整顿对象。《汉书》载,“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避宅,(卢)绾常随上下”[《汉书·卢绾传》。],便是指刘邦不得不离家藏匿以躲避秦制的整肃。《史记》载,“高祖为布衣时,(萧)何数以吏事护高祖”[《史记·萧相国世家》。],大约也是在说刘邦逃避秦制整肃时得到了萧何的帮助。只是天下已然归秦,藏匿躲避不是长久之计,回归沛县的刘邦终于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游士梦,在萧何、曹参等体制内友人的帮助下重新规划人生,通过选拔做了泗水亭长,成了一名底层秦吏。 吏事之余,这位战国时代最后一批游士的代表人物“常告归之田”[《史记·高祖本纪》。],与妻子吕氏及两个孩子共同劳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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