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由“当代周公”晋升为皇帝，以《周礼》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很自然地成了他所有改革举措的包装纸。当然，选择哪部分儒家学说、弃用哪部分儒家学说，王莽始终有自己的考量。一切都要围绕提升皇权集中程度、提升长安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来展开。

所以，今人可以自史料中见到，王莽青睐的井田制出自《周礼》，建言搞井田制的是名为张邯与孙阳的两位儒家知识分子。王莽大搞货币改革，理由也是周制、周钱如何如何。推行盐、铁、酒的全面官营，也要由名儒鲁匡从《诗经》《论语》中寻找依据，说什么太平年代酿酒业本就应该控制在政府手中，只有衰乱之世才会允许民营酿酒业存在。新莽王朝全面更改官名和地名，那些光怪陆离的名称，同样是由儒者自尘封的先秦儒家典籍中发掘所得。总而言之，王莽可谓“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汉书·王莽传下》。]。所有的倒车，都已用精致的文辞做了粉饰，“外儒内法”的手段已被王莽用到了极致。

王莽也因之很“成功”地将自己和新莽政权推向了绝路。地皇四年（公元23年）秋天，反新莽军逼近洛阳。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礼》的指示——“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领群臣来到南郊，集体向天地哭诉。这个白发苍苍年近七旬的老人，颓然跪在祭坛上，絮絮叨叨诉说着自己获得帝位的前后始末，回忆天意曾如何降临在自己身上，最后悲愤地仰天质问：“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汉书·王莽传下》。]问闭，捶胸大哭，几乎昏厥。

这里头有迷信，但更多还是表演。别人或许不清楚王莽夺取帝位过程中那些所谓的“祥瑞”从何而来，王莽自己是清楚的。他这般质问苍天，不过是要表演给天下人看，以做最后的挣扎。捶胸大哭的同时，他还写了一份长达千余字的《告天策》，内中罗列了自己执政期间的种种“功绩”。他下旨给长安的“诸生小民”，要他们一起向苍天哭诉。哭得好且能诵读《告天策》者，可获授郎官，结果筛选出一支五千余人的哭诉团。这是靠宣传起家的王莽最后的自我宣传。

天下已然鼎沸，宣传救不了王莽。同年十月，王莽在长安被乱兵剁成了肉酱，他留在史书中的最后一句话仍是嘴硬：“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颅，被送到宛城高高悬挂起来，供愤怒的百姓们掷击，有人切走了他的舌头分食。这颗头颅后来被东汉政权收藏在府库之中，代代传承。至晋惠帝元康三年（293年），才因洛阳武库大火而被烧成灰烬。

没有人比王莽更爱新莽政权。但新莽政权一世而亡，王莽的自命雄才与好大喜功，恰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不是自命雄才、实则严重欠缺政治与经济常识，王莽便不会启动恢复井田制、变奴婢为私属、五均六筦、发行新货币等改革政策。前两项改革措施旨在打击“豪强”并增加皇权直接掌控的人力与物力，等于直接损害了新莽政权的统治基础，也即贵族与官僚们的利益。史载“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汉书·王莽传中》。]。新莽政权是在贵族与官僚的拥护下，和平取代汉帝国而建立的。王莽对这些人开刀，让这些人因井田制和奴婢问题而获罪，等同于将自己的统治基础从新莽政权这个利益共同体中剥离了出去。后两项改革措施，旨在对资源与经济实施更严酷的管控手段，以汲取更大体量的人力与物力。因违背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反让整个社会陷入了全面崩溃的境地，让新莽政权的税源大减。

在统治基础离心离德、经济崩溃税源大减的情况下，王莽仍约束不住自己好大喜功的性格，不断与“四夷”交恶乃至兵戎相向。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新莽政权因王莽的妄自尊大（擅自将匈奴单于玺更改为匈奴单于章，还将匈奴单于更名为降奴单于），与匈奴关系破裂，王莽起十二部军队三十万之众，长期集结在边疆州郡，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史载这三十万大军“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汉书·匈奴传下》。]。西南边境地区的句町，也因王莽下旨贬句町王为句町侯而与新莽政权交恶。王莽派大军征伐句町，“费以亿计”却徒劳无功，“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汉书·王莽传中》。]——南征数十万士卒大多死于疾疫，益州的人力物力被掏空。

整体而言，新朝皇帝王莽，其实就是另一个汉武帝刘彻。刘彻执政期间做过的事情，王莽执政期间几乎全部重做了一遍。刘彻打击有资产有组织力的“豪强”，既要消灭窦婴、灌夫这些有影响力的体制中人，也要消灭郭解这类体制外游侠。王莽同样打击这些人，史载“王莽居摄，诛锄豪侠”[《汉书·游侠传》。]，亲自点名抓捕民间有力人士。刘彻操弄祥瑞禁绝灾异来为独裁政治服务，王莽做得比刘彻还彻底。刘彻在经济领域大搞以盐铁专卖为主体的官营垄断，让百姓生计陷入困顿，普遍吃不起盐，也用不起铁制农具，王莽的五均六筦完全是刘彻时代经济政策的翻版。刘彻以货币改革之名行大肆敛财之实，天下人怨声载道。王莽使用了相同的手段，也取得了相同的效果。刘彻穷兵黩武，频繁对外征伐，耗尽了国库，也掏空了民间储蓄。王莽同样雄心勃勃，屡屡主动挑起与边疆“四夷”的武力冲突，使天下人力物力陷入不必要的巨大消耗。

不止如此。在利用儒学这件事情上，王莽与刘彻的做法也高度雷同。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并非真的服膺于儒家学说，而是看中了儒家学说支持君王“有为”，比起要求皇权自我约束、官权力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其更能契合刘彻的勃勃野心。王莽迎合儒家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批评，利用政治权力与天人感应理论将自己塑造成“当代周公”，也并非真服膺于周公的政治理念，而是看中了与天人感应结合后的儒家学说有助于他完成“天命”的转移，进而取刘氏天下而代之。所以，刘彻试图建造明堂，王莽则把明堂变成了实物；刘彻大张旗鼓封禅泰山自我表彰，王莽也造出封禅玉牒蠢蠢欲动；刘彻大量起用“谀儒”而排斥不肯曲学阿世的真儒（如辕固生），王莽身边同样群聚大批负责颂圣鼓吹的伪儒；刘彻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假的，王莽的“儒家理想主义”也是假的。他们都是法家统治术的忠实信徒，都是“外儒内法”的大玩家。他们是真正的同类。

这是意味深长的历史轮回——自反秦战争中崛起的汉帝国，兜兜转转百余年，迎来的是汉武帝刘彻的重归秦制。自刘彻时代天下户口减半的余烬中复苏过来的汉帝国，兜兜转转百余年，迎来的仍是刘彻的同类王莽。唯一的区别是，刘彻活着时没能见到汉帝国分崩离析，而王莽的头颅被高悬于宛市之中。

何以如此？运气当然是一种解释，但运气不会凭空而来。刘彻开启大规模折腾即频繁征伐、滥用民力之前，已通过强制迁徙豪强（如徙陵）、发动群众举报（如算缗告缗）、政治大案株连（如淮南王刘安谋反案）等手段，彻底消灭了汉帝国朝野内外有资产、有声望、有组织能力之人，实现了中产之家大抵皆破。刘彻统治晚期，众多百姓虽被暴政逼至铤而走险去做盗贼，但因民间已无有见识、有资本、有组织能力的“豪强”——哪怕在之前的种种运动中还有残余，也会在频繁的对外征伐中被优先消耗殆尽——这遍地盗贼的时代，竟未能产生出可以动摇政局的造反者。[《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

王莽则不然。自元帝至平帝，汉帝国在超过一甲子的时间里，放弃了针对“豪强”的打击政策。自由度松绑后，汉帝国经济得到空前恢复，人口来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政府之外的社会再次发育起来。当王莽启动其法家化倒退式改革时，那些有资产、有声望、有组织能力的“豪强”已普遍存在于地方州郡。用《汉书·游侠列传》的话说就是“自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桀”。王莽的改革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官不聊生，民也不聊生，“豪强”们更是首当其冲。许多有见识、有资产、有声望、有组织能力的“豪强”，加入反新莽军队。这是王莽时代的造反者与刘彻时代的造反者最核心的区别。

史料也足以证明这一点。新莽末年那些有影响力的造反者，确实大多属于有见识、有资产、有声望、有组织能力的地方强力人士。比如：琅邪民变领袖吕母，“家素丰，赀产数百万”[《后汉书·刘盆子传》。]，从事酿酒业，专事结交少年。其子做县吏时被上级杀害，吕母便集结众少年起兵攻破县城，杀死了县官。钜鹿民变领袖马适乃当地豪杰领袖，他被王莽镇压后，“连及郡国豪杰数千人，皆诛死”[《汉书·王莽传下》。]。

造反成功建立东汉政权的刘[《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传》。]、刘秀兄弟，本就是南阳大族，其起兵始于“召诸豪杰计议”[《后汉书·李通传》。]。与刘秀关系密切的造反者中，李通是世代富商，“居家富逸，为闾里雄”。邓晨宗族势力强大，“家自富足”[[《后汉书·邓晨传》。]]。祭遵家产富足，蓄养宾客，“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之”[《后汉书·祭遵传》。]。吴汉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后汉书·吴汉传》。]。

曾与刘秀对垒、割据一方的造反领袖，同样大多出身豪杰。如窦融家族住在长安，“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他起事时，“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组织能力很强[见《后汉书·窦融传》。]。卢芳自称武帝曾孙，在安定郡很有影响力，被“三水豪杰”[《后汉书·卢芳传》。]拥戴为上将军、西平王。彭宠的父亲做过渔阳太守，他在渔阳起兵获得了“父时吏”的支持，又“南结张步及富平获索诸豪杰”，得到了自立为燕王的资本[见《后汉书·彭宠传》。]。隗嚣出身天水大族，起事之初主要依赖叔父隗崔的声望，隗崔“素豪侠，能得众”，可以轻易“聚众数千人”[见《后汉书·隗嚣传》。]。公孙述能够割据益州，则是顺应了蜀中“豪杰各起其县”[《后汉书·公孙述传》。]的客观局势。可以说，“豪杰”正是灭亡新莽政权的主力，正如《后汉书》所总结的那样：

汉遭王莽，宗庙废绝，豪杰愤怒，兆人涂炭。[《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豪杰们砍下王莽的脑袋，暂时终止了这场规模浩大的历史倒退。然而死者无法复生，“（王）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汉书·食货志下》。]，及至战乱消停、天下重归太平，海内百姓幸存者仅余十之二三，有约四千万人直接或间接地死于王莽的“雄才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