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瑛的年代，“交际花”是一个褒义词。

1923年5月，《申报》的《蝶情花义》影评里第一次出现了这个词语，作者称赞女主角麟弟小姐“好装饰，处处不肯苟且，不愧交际花矣”。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经给冰心写过一首打油诗，说她嫁给吴文藻是“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假如交际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含义，我建议要怀疑梅贻琦是冰心女士的死对头林徽因女士阵营的得力战将了。

只有那些社交场所里最杰出的名门才女、大家闺秀才有资格叫交际花。细细想来，我们对于交际花的误解，似乎始于《日出》里的陈白露，还有《太太万岁》里的上官云珠，她们跳跳舞吃吃饭，依附着男人生活，如同缠绕大树的藤萝。其实，这类女人在当时亦有称呼，叫“交际草”。草非花，高下立判了。

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交际花？吃饭不要随便讲话，吃菜不许挑挑拣拣，好菜要放在长辈那一边，只有长辈夹给自己，自己才能吃；走路要迈小碎步；要拎包，无提环的可夹在手臂处，有提环的则要挎在手臂处；小包不可以花里胡哨，金色、银色或缀满珠子的为宜；捡掉在地上的东西，上半身须保持直立姿态蹲下去捡，或者用手护胸再下蹲，避免因领口过低而走光。去跳舞，仙乐斯勉强可以，百乐门却只能偷偷去，因为鱼龙混杂，档次不一。跳舞的穿戴也有讲究，穿镶边双开襟衣服和旗袍，戴的首饰多是镶嵌式的钻石。“金子一向都不戴的，暴发户人家的小姐才披金戴银，我们不兴的。”

这规矩让今天的我们听来瞠目结舌，唐薇红说，这都是姐姐唐瑛说的。

一

“南唐北陆”，翩然两惊鸿，端的双生花。作为第一代上海滩交际花，陆小曼和唐瑛身上有着不少共同点，两人都出生于上流社会家庭，都毕业于教会学校，都致力于学习西方语言，都深谙社交礼仪，同时受家庭熏陶，又熟悉传统文化，试想一下，这样的年轻女性进入社交场合，如何能不被当时人追捧。

陆小曼是北京城不得不看的一道风景，浓得简直化不开；相比之下，上海的唐瑛显得那么淡，她当然是美的，但又不是那么绝世容色。连和陆小曼的合照，她看起来都落了下风。但显然是刻意避的锋芒，同一场慈善演出，预先知道陆小曼做主角，唐瑛甚至会主动“回戏”（不演）。

很久以来，唐瑛的面目对于大众始终有些难以捉摸，我看过这样一段文字，形容恰当：“唐瑛面目漫漶于浮世风霜：她缺乏轰动性太强的婚恋史，交际场合润滑剂，爽身粉，乱世中粉饰太平的一道流苏。唐瑛是万绿丛中最静、最香浓的一朵‘西施粉’。”

她的父亲唐乃安是获得庚子赔款资助的首批留洋学生，北洋舰队医生。唐在沪行医并设有药房药厂，家业颇丰，但他的外室开销也大。关于他的八卦，最著名的一个是唐家大太太生日，唐医生对她说：“我要送你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然后带了太太开车出门去。左拐右拐到了一个地方停下来，对太太说：“你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就来。”过了一会儿，他果然回来了，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唐太太对他的风流行为采取放任态度，只有一条规定，在外所生的所有孩子必须领回由她管教。唐医师去世后，家中一切由唐太太总管，除了儿子儿媳一房外，还有领回来的女孩多人，家中开销不菲。唐瑛是大太太所生，唐薇红则是四太太所生。

当陆小曼在北平社交场上以北洋政府外交翻译的身份大出风头时，唐瑛还没有出道，她比陆小曼小了好几岁，彼时尚是中西女塾的青涩女生——中西女塾后来和圣玛利亚女校合并为市三女中，张爱玲算是唐瑛的学妹。唐瑛和所有的淑女们一样，十六岁才进入上海社交场。但一出场，她就成为所有女孩的梦想。以下都来自唐薇红的讲述：“那个年代，她就开始穿CELINE的套装、定制的旗袍，背LV的手袋，用蜜丝佛陀的化妆品了。姐姐的房间里有一整面墙的大衣柜，一打开，里面全部是毛皮大衣。”即便是待在家里，唐瑛一天也要换三次衣服，早上短袖羊毛衫，中午旗袍，晚上西式长裙。那时候的旗袍绲宽边，绲边上绣出各种花样，唐瑛最喜欢的一件旗袍绲边上有一百多只翩翩飞舞的蝴蝶，用金丝银线绣成，纽扣熠熠生辉，颗颗都是红宝石。

唐瑛去参加舞会，无意中跳掉了一双舞鞋，当时小报说，这双鞋价值两百块——天哪，《情深深雨濛濛》里，依萍找黑豹子，开口讲了一堆“爸爸，我们已经欠了房东太太两个月的房租了！家里没米了，妈妈一年到头就那一件旧旗袍，还有我的鞋已经破到修鞋师傅都不愿意再补了”之后，她要的生活费，也不过两百块而已！唐瑛的衣服都是上海滩独一份。据说，她看到新式洋服，就回家自己画图样，在某些细部有别出心裁的设计，然后让裁缝去做。“每次姐姐穿一件新衣服出门应酬，全上海的裁缝哦就有得忙咧，因为又有不少小姐太太要照着我姐姐的样子去做衣服了。当时有句话不是讲嘛：唐瑛一个人，养活了上海滩一半的裁缝。”

这句话似乎一点也不夸张，唐瑛有了新的造型，立刻便有人拍照，或《玲珑》或《良友》，奉若珠宝般立刻刊登，大大的照片旁边细细地写了唐瑛的名字，上海滩所有的小姐们便心知肚明，没写出来的只有两个字：买它。

唐瑛唱昆曲了，唐瑛给英国王室当翻译了，唐瑛用英语唱京剧《王宝川》[1]了……整个上海都是唐瑛，每个男人的梦想都是得到唐瑛，每个女人都梦想成为唐瑛。

除了唐瑛自己。

二

父亲给了她做一个名媛所需要的一切，她看起来那么自由，只有一样，婚姻。

她的婚姻没有自由。

1931年7月23日清晨，一列火车缓缓驶入上海北站。站台上迎接的人有一些小小的焦躁，因为火车在路过苏州时晚点了一个多小时。站台上的人等的，是火车里的宋子文，当朝国舅爷。

火车停稳了，先下车的是卫士，排成两排站在车厢门口。稍停一会儿，两个着法兰绒大衣的男子一前一后下了车，接站的人笑着上前。刚走出候车室，几个身穿警察服装的人忽然上前，掏枪便射，并且在开完枪之后迅速打出烟幕弹，一人倒地，现场一片混乱。《申报》在第二天就刊登了消息，这群刺客的经验十分丰富，目标直指宋子文，后来得知，派出的刺客是暗杀大王王亚樵的心腹人马。倒在血泊中的男子却不是宋子文，而是宋子文的好友、同学兼秘书唐腴胪——也是唐瑛的哥哥。我在《申报图画周刊》上找到唐腴胪的结婚照，他娶的是谭延闿的女儿。

在很多故事版本里，唐腴胪之死，使得唐瑛和宋子文的恋情彻底宣告失败。这当然是谣言，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曾经专门写文章辟谣，事实很简单，1931年的时候，宋子文已经和张乐怡结婚四年，而唐瑛甚至连儿子都生好了。但他们确实谈过恋爱，而唐家人也确实极力反对这门婚事。

唐薇红回忆说：“我不知道我姐姐和宋子文的恋情始源于父亲还是哥哥，但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分开，我爸坚决反对。我爸说家里有一个人搞政治已经够了，叫我姐姐坚决不许和宋子文恋爱，说搞政治太危险。”

唐死后，行政院按例给抚恤金二万元，杨杏佛鉴于唐家开销大，父子均死，无人工作赚钱养家，向宋子文力争将抚恤金增到五万元。杨小佛的印象里，一年之后，宋子文约唐老太太及其家人在祁齐路家中晚餐，杨杏佛带着儿子同去。杨小佛第一次看到了“状如电冰箱的家用冷气机”，大家心照不宣，席间不谈之前北站遇刺事，以免引起唐家老小伤心。那段时间，约有两年，杨杏佛常在星期日带儿子到巨籁达路唐家去吃饭，谈天或打牌，在座的还有唐瑛和她的丈夫李祖法。但那时，这对夫妇就已经看出不和谐的苗头。

李祖法出身于鼎鼎大名的“宁波小港李家”，其父是时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李云书，名副其实的浙地财阀，沪上新晋的一代天骄（愚园路李家、西摩路李家都是他家）。李祖法毕业于耶鲁，少年得意，大登科遇小登科，娶到唐瑛这样著名的妻子，他一开始是极为满意的。顺便说一句，小港李家的公子似乎都喜欢娶名媛，二代名媛周叔苹的丈夫是李祖侃，严仁美的第二任丈夫是李祖敏，李祖敏有个弟弟叫李祖莱，曾经绑架过张伯驹。他有一个妹妹叫李秋君，是张大千的红颜知己。

这桩婚姻看起来门当户对，但娶回家来，却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一个好动，一个喜静，好交际的妻子遇上了爱宅在家里的丈夫，从一开始，两人的三观完全不同。李祖法在上海担任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总代理人，善于经营，长于理财，他对妻子那种穿花蛱蝶般的交际花生活颇有微词。

一开始，唐瑛并不想因为结婚就打算完全退隐，上海交际花的桂冠，戴上去不容易。1935年秋，唐瑛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用英语演京剧《王宝川》，这出戏的开头，王宝川自己把绣球抛给薛平贵，我一直在想，演这出戏的时候，唐瑛会怎样想呢？王宝川是这样主动的女子，饰演王宝川的自己，却要为了家庭不得不把和宋子文的情书锁在柜子里。

她本来还有机会去纽约演出这出戏，1935年12月底，导演熊式一发电报给唐瑛，邀请她到美演出：“你何时能坐船来参加一流的世界性历史剧目？一起帮助中国发扬光大，让世人了解中华佳丽。如果应允，速航空寄照片。”当时负责演出的国际艺剧社社长伯纳迪恩·弗里茨（Bernardine Fritz）也认为，“整个中国最适合扮演这角色的”非唐瑛莫属，她认为，要是唐瑛能涉洋去百老汇，必定引起轰动。但唐瑛的回复是：“拟不予考虑。至歉。”

当然不能成行，李祖法这样的出身，绝对难以容忍太太成为一个“戏子”。唐瑛这样的闺秀，最懂得给丈夫体面，但也许也是在彼时，她已经开始打算离婚了。

两年后，1937年，二十七岁的唐瑛与李祖法离异，他们的儿子李名觉归唐瑛抚养。小报上的报道却出奇地克制，我翻了翻，只有几篇讲唐瑛如何落寞出行，拒不回答记者提问，又猜测李祖法有新欢云云。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南唐北陆，一浓一淡，唐瑛的淡，并不是为了衬托陆小曼的浓，正因为这一份淡薄，才避免了舆论的追杀。她早知浮世繁华太过浓烈，会情深不寿，不如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藏着的锋芒，虽然看起来有些无趣，但至少，安全。

唐瑛的第二任丈夫是友邦保险公司的容显麟。容先生是广东人，叔叔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容先生性格活泼，爱好多样，如骑马、跳舞、钓鱼等，也是文艺爱好者。容先生的家世和李祖法比差远了，他同样有过婚姻，而且还有四个孩子。唐瑛喜欢，她吸取了教训，这一次，她要为自己而活。1937年，他们在新加坡结婚，中途一度去了美国，1939年又回到上海，住在丹尼斯公寓。

李名觉喜欢和容伯伯在一起，他喜欢在周末被牵着手带着去看戏、看电影、看画廊、听音乐会或是外出野餐，每个周末都令人愉快。容伯伯对他十分宽容，不看演出的时候也会带他去吃点心，吃汤面、煨面，还吃美国巧克力和汉堡。他很爱吃汉堡、吃面食，印象中家里几乎是不吃米饭的。

1948年，唐瑛全家去了美国。顺便说一句，和唐瑛离婚的李祖法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将西方人寿保险公司所有投保客户个人资料保存下来。二战结束之后，他耗时数年追寻客户下落，仍兑现战前承诺，因信誉而闻名保险业。1947年，美国西方人寿保险公司在香港开设其亚洲总部，李祖法移居香港，我多次在船王董浩云的日记里见到李祖法的名字，董浩云视他为知己，言必称“兄”。

和姐姐唐瑛一样，妹妹唐薇红也是十六岁进入社交界。从震旦女中毕业之后，她没有再上学。她喜欢跳舞，第一任丈夫也是在舞厅认识的，“我们那时候谈恋爱是很含蓄的，最初几次出去玩必须一大帮人一起，等到后来熟了之后大妈妈才让两个人单独出门。约会的内容也无非是看看电影，去‘仙乐斯’跳‘茶舞’。‘茶舞’的意思就是下午茶时间的舞会，其实不喝茶的，只是跳舞，因为舞厅里的东西都不会好吃。跳完舞，我们才去康乐酒家这样的大饭店吃东西。”

婚礼是在华侨饭店举办的，婚礼上便有了一丝不和谐音符，给长辈行礼时，新郎老老实实地跪下去磕头，唐薇红只是鞠了一个躬，婆婆大为光火。结婚之后，婆媳关系更糟糕了，一只鸡上桌，腿给公婆，翅膀给老公，到了唐薇红那里，只剩下鸡头。新媳妇还特别嫌弃夫家“吃臭冬瓜咸鱼，这些东西我们家是从来不拿上桌的，连用人都不要吃的”。一开始，她不想生小孩，对婆婆说想要玩两年，婆婆气到半死。到了二十岁，她生了第一个小孩，婆婆才对她有了笑脸。

三

1949年5月10日，《申报》新闻里再次出现了交际花一词：“交际花徐琴舫失手杀毙四岁养女”。

此时，大家还想不到，这是这张报纸最后一次提到交际花。5月26日晚上，唐薇红和丈夫从睡梦中惊醒，外面隆隆枪炮，两人随后决定盖着棉被睡觉：“就是死也要睡个痛快。”第二天早上醒来，门外马路上睡着解放军，上海解放了，《申报》于当日停刊。

家族里的兄弟姐妹们基本都走了，唐薇红不想出去。她认为出国是做二等公民，“像白俄流落到上海一样”。她是唐家少数留下来的人：“去了海外，没有了百乐门，玩都没得玩了。”那时的她还想不到，没过几年，百乐门舞厅成了红都电影院，确实玩也没得玩了。

丈夫应单位分配去了深圳，她先带着儿子跟过去，可是完全不适应环境，她不幸流产，最终自己带着孩子回到上海。据说，回到上海家里，心才定下来，她大哭起来。1963年，三十八岁的唐薇红提出了离婚，此时，距离他们结婚已有二十年了。她想起自己在婚礼上坚持穿白色婚纱，婆婆强烈反对，因为“穿白的是触霉头的”，现在想来，“倒被她说中了”。

因为家底殷实，恢复了单身生活的唐薇红不用为生计发愁，不能去百乐门，去朋友家里打打麻将跳跳舞也一样。有一天，她在家里组织派对，朋友们登门，其中一位是认识不久的庞维谨——出身浙江南浔四大家族之一的庞家。庞公子一登门，看见客厅里唐瑛的照片，就说：“啊！我认识你大姐姐的。”这句话，成了新一段关系的开始。

庞维谨的太太也在解放时和他离婚了，太太去了香港，庞维谨留在上海。这两个相差二十多岁的人三观一致、志趣相投，很快结成半路夫妻。庞维谨和唐薇红的婚后生活依旧潇洒，荡荡马路吃吃饭店，家里的小孩都扔给保姆带，只是，派对越来越少，舞越来越没得跳。没多久，“文革”开始，产业被合并，房子被充公，唐薇红去弄堂里的街道作坊做女工。工作是盘细铁丝，一卷十五斤，一天下来要盘两三百卷，回到家两只手哆嗦得连饭碗都端不起，常常什么也不吃就直接往床上一躺，睡死过去。她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金银珠宝藏都没地方藏，我的几瓶CHANEL（香奈儿）香水，只能倒在马桶里，那个马桶连着香了一个礼拜。”

一个月，她的工资只有三十来块钱，但无论多么苦，唐薇红还是愿意省下十块钱，留给庞维谨买白面包吃。那是患上癌症的庞维谨最后的念想。即便是这样，她也从来没想过死：“我有四个小孩呢，怎么好去寻死，我死了谁养他们呢。也不好哭的呀，越是这样，越是不能哭。”被街道群众批斗，她就默默到巷口去干活儿；回到家，她依旧嘻嘻哈哈。抄家劫后余生的金叶子、小碎钻，她缝到女儿的棉袄里，叮嘱女儿：“千万不要弄丢了哦。”唐薇红仍旧记得，庞维谨去世下葬的那天夜里，天特别冷，她穿着毛裤，“上海的冬天太阴冷，实在难熬。”唐薇红关紧了门窗，在衡山路公寓里冒着风险放了一次密纹唱片，她一个人跳了一曲华尔兹，是最后的送别。

此时的姐姐唐瑛，正在和严幼韵打牌。1962年，她在容先生故世后住到儿子隔壁，她的表弟媳妇严莲韵是严幼韵的姐姐，唐瑛的牌技好，手气也不错。她的另一个骄傲是儿子李名觉。李名觉在加州读大学，师从美国一流舞台设计大师乔·梅尔金纳（Jo Mielziner），后来成为泰斗级的舞台美术大师，舞台设计作品有百老汇、芭蕾舞和古典及现代剧，如《奥赛罗》《麦克白》《伊蕾克特拉》《等待戈多》《喜福会》等。他被公认为近代美国剧场最具影响力的人，享有“美国舞台设计界的一代宗师”之美誉。不过，大家更熟悉的并不是李名觉这个名字，而是Tang Dynasty——用的是母亲的姓氏。

唐瑛喜欢带孙子们去看儿子的戏，心情好的时候，她也喜欢下厨，据说她炒的芹菜牛肉片比饭馆里的还好吃。她不用保姆，一切都是自己打理，所有见过她的人都说，她对谁都是微笑着的。

唐薇红和姐姐唐瑛在“文革”之后只见了一次，大家又劝唐薇红出国，她仍旧拒绝了，这次的理由是“我太老了，折腾不动了”。

1986年，唐瑛在纽约安静离世。

唐薇红住在庞维谨留给她的衡山路公寓里，“我一个人带个保姆住，惬意得不得了。”确实惬意，她又开始去百乐门跳舞，连接受媒体采访也都放在百乐门四楼包厢。她喜欢别人叫她的英文名Rose，她还是爱用“香奈儿五号”，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她说自己的保养心得：动手动脚，动手是打麻将，动脚是跳舞。当时她的舞伴二十四岁，她得意地说：“因为我，他还出名了，现在许多人都来找他当伴舞呢。他已经可以喊到五百元一小时了。”

一旁的舞厅经理满脸殷勤：“唐阿姨是全上海最时髦的老太太。”在那一刻，唐薇红的脸半是娇羞，半是欣慰，如同一朵玫瑰。我猜，那一刻，她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姐姐——九十年前上海最时髦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