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唐玉瑞因为蒋廷黻的事情在纽约大闹，她气急败坏给一个女人写信，这个女人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如是说：

这个女人不会想到，很快，她的丈夫也将和唐玉瑞的丈夫一样，爱上别的女人。

更为讽刺的是，连产生暧昧的地方都一样——牌桌。

我一直纳闷，牌桌为什么这么容易产生暧昧，我打麻将时只顾算牌，对家什么神色动作，一概看不清，直到看完《色，戒》，才有点懵懵懂懂。

唐玉瑞的求助信，是写给黄蕙兰的，她当时正是顾维钧的太太。顾维钧在牌桌上“红杏出墙”，看上了同为外交官的杨光泩的太太严幼韵。黄蕙兰回忆，有次打牌，黄蕙兰杀到，叫丈夫回家，顾维钧默然不理。黄蕙兰怒极，嘴里骂着严幼韵，手中一盅茶直接浇到顾维钧头上。顾严二人岿然不动。这件事大约是真的，因为当天张学良也在场，他也对唐德刚回忆了这个细节。

黄蕙兰和严幼韵，都不是普通女人。

1927年，复旦校园里的男生之间忽而窃窃私语，忽而闭口不言，他们在悄悄传递着一条爆炸新闻。这一年9月开始，复旦招女生了。

第一批女生刚刚入校，便引起了全校轰动。男生们望着女生宿舍（俗称“东宫”）门口的“男宾止步”的牌子，有的望洋兴叹，有的不断张望。不知是谁，偷偷在“止”上加了一笔，变成了“正步”，第二天，一群人走着正步直奔女宿舍，结果把姑娘们吓得大哭。不要觉得矫情，那时候，能够进入女生宿舍参观，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不要说在大学女生很少的中国，即使在大洋彼岸也一样。比如学霸楷模胡适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了整整四年，最大心愿仍旧是进入女生宿舍参观一回。这个心愿，一直到毕业前期才得以圆满——“今夜始往”访“Sage College（女子宿舍）”。

第一批进入复旦的女生中，最吸引男生眼球的，无疑是严幼韵——这位绸缎庄富商的女儿二十二岁，从沪江大学转来，读商科大三。严幼韵一开始是不住校的，在“东宫”建造前，她喜欢自己开车到学校，很多男生每天就站在学校门口，等她的车路过。因为车牌号是八十四，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上海话的“爱的花”——从沪江大学到复旦大学，“爱的花”叫遍了整个上海滩。

那辆车是别克，很多年之后，她的女儿杨雪兰成了别克所在的通用汽车的副总裁。杨雪兰在1980年回上海探亲，很多年之后，她向《三联生活周刊》回忆，舅舅带她去看一个朋友。老先生住在弄堂里，破破烂烂的三楼，灯光也很昏暗。天气很热，他穿着背心短裤，拼命扇扇子：

严幼韵的父亲在南京路上开着“老九章绸缎庄”，每天更换的衣服总是令人眼花缭乱，上午上课是一套，下午做演讲则是另外一套了。“爱的花”读书并不算用功，但人家有的是办法交作业。据说，每次deadline之前，总有男生激动地收到“爱的花”的电话，说要借他的习题一阅。等到习题返回，男生更激动了——因为上面有淡淡香水，那是“爱的花”所赠的礼物。

虽然如此，“爱的花”在学校并不是什么都不擅长。比如，人家的英语就学得很好，所以一毕业，就选中了如意郎君——年轻的外交官杨光泩——杨先生的追求法则，据说是一场一场陪着打麻将，一场一场陪着跳舞。婚礼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上千人参加，是旧上海的摩登缩影。

如果故事就这样结束，严幼韵就不能称为传奇了。

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严幼韵的印象里，那一年“浓烟遮天蔽日。日本军队逮捕了美国和英国平民，所有美国人的房子都被日军接管，他们的汽车也被没收”。杨雪兰说，两天之后，大家在吃早饭时，日本宪兵忽然闯进来，对父亲说：“你被捕了。”杨光泩当时担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他好像早有准备，很镇静地回到房间，带上早已收拾好的箱子，跟着日本人走了。后来，她才知道，不久之前，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日美开战了。

严幼韵以为，关几天总会回来的。她带着孩子去探监——丈夫被关在西班牙人造的水牢里。过了一阵，日本人给她寄了一包东西——里面是丈夫的一缕头发和一副眼镜。严幼韵失声痛哭，那是她一辈子最失态的时刻。

尽管很多人劝她，日本人不会轻易杀害外交官，但她的预感没有错——因为拒绝交出抗战资金，杨光泩惨遭杀害。一瞬间，easy模式活了三十七个年头的上海滩名媛变成了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寡妇。她从上海带出来的珠宝，也被洗劫一空。孩子们总是在生病——水痘、疱疹、登革热，一个接着一个。更糟糕的是，外交官太太们因为丈夫们的失踪而惊恐崩溃，每天院子里充斥着吵架的声音——两个不同太太的厨师在后院挥舞菜刀打了起来。大约就是在那时，严幼韵有了这句口头禅：“事情本来有可能更糟糕。”之前，她带领太太们打麻将跳舞；现在，她带领着她们在马尼拉的院子里养起了鸡和猪，还学会了自己做酱油和肥皂。

1945年，麦克阿瑟的夫人找到她的中国朋友严幼韵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位公认的中国美人看起来骨瘦如柴——她只剩下四十一公斤。在麦克阿瑟夫妇的协助下，1945年，严幼韵一家登上了“埃伯利海军上将号”。

初到美国，她不知所措。朋友给她介绍卖保险的工作，她说不知道怎么做，“我只买东西，从来没有卖东西。”即使没有钱，她仍然要自己给自己做指甲，她的证婚人王正廷来家中拜访时，她正在给自己涂指甲油，只好窘迫地把手垂在半空中。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到联合国工作。对于她的能力，大家不太担心，但大家都忍不住问她：“你能保证每天早上九点来上班吗？”她从来没有上过班，但获得这份工作之后，她每天早上九点准时到，从来没有迟到过。

如果故事就这样结束……严幼韵算是一个传奇，但不算一个大传奇。

在严幼韵在马尼拉为孩子们的水痘和三餐苦恼不已时，一位力压宋美龄的“远东珍珠”在中国社交场上大放异彩。

她是曾被Vogue杂志评为1920—1940年代“最佳着装”的中国女性。有一年，她得了皮肤病不能穿袜子，便光脚去了上海。结果没两天，上海的女人们也接二连三地把袜子脱掉了。“第一夫人”宋庆龄从广州到北平，住在她家，也曾打开她的衣柜，偷偷学习她的“穿衣经”。2015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镜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展览中，除了迪奥（Dior）、加利亚诺（Galliano）、汤姆·福特（Tom Ford）等西方设计大师的作品之外，还展出了一件1932年的中式旗袍——这件旗袍的主人，叫黄蕙兰。

黄蕙兰，印尼“糖王”黄仲涵最宠爱的孩子。不到三岁，黄蕙兰就获得了一件礼物，这是一条金项链，上有一颗八十克拉的钻石。因为钻石实在太大，她戴着，便不断敲打胸口，居然在胸上留下一条难看的伤痕。这时，黄蕙兰的妈妈才意识到，这钻石对她来说实在大了些，要保姆收起来，等她大些再戴。“不过，当我长大时，我就不常戴它了，因为手头总是有新的。”黄蕙兰在自传里这样说。

1919年，在意大利游玩的黄蕙兰接到母亲的来信，催促她去巴黎。流连意大利湖光山色的黄小姐满心不情愿，母亲却再次来电，这次理由明确：“有位先生，在巴黎等你。”这位先生，便是刚刚在巴黎和会上大放异彩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他刚刚丧妻，妻子是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偶尔得见黄蕙兰的照片，顾维钧大为欣赏，便托黄蕙兰的姐姐黄琮兰做媒。

相亲的宴会上，黄蕙兰大为失望。这个理着老式平头的中年人连跳舞都不会，实在和自己那些在英国定制衣服的朋友们相差甚远。可是，顾维钧有自己的法宝。他们去枫丹白露出游时，顾维钧来接黄小姐，用的是法国政府供给的享受外交特权牌照的车，有专职司机；后来相约一起听歌剧，他们享用的是国事包厢。这是用钱也买不到的荣耀，黄蕙兰动心了。

外交天才需要一位富有的妻子，富商家族需要新一代的权力，这两人一拍即合，他们的婚姻看起来真是天作之合。1920年10月21日，他们在布鲁塞尔中国公使馆举行婚礼。黄家的嫁妆让所有人瞠目结舌，即使是餐具也在伦敦摄政街定制，纯金刀叉；床单、桌布和床头罩也是定做，虽然是亚麻的，扣子却是全金的玫瑰花样式，每朵花上有一粒钻石；酒宴上的座席架也是纯金，专从中国定做送来，刻有一个“顾”字……

刚结婚不久，两人就为佩戴珠宝的事情发生了争执。顾维钧对黄蕙兰说：“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为家人所欣羡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来自于我的。我希望你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之外什么也不戴。”黄蕙兰才不会理睬丈夫的建议，因为随后，顾维钧沮丧地发现，自己的外交生涯，要在黄蕙兰亮晶晶的珠光宝气中光耀寰宇。

黄蕙兰对衣服材质的选择十分敏感，当时的中国上流社会，女人们都热衷穿着法国衣料，中国绸缎似乎是最中产阶级的选择。黄蕙兰却反其道而行之，她就选用老式绣花和绸缎，做成绣花单衫和金丝软缎长裤，这是外国电影里神秘精巧的“中国风”，一出场当然出尽风头。

她去香港，看到一些人把老式的古董绣花裙子遮在钢琴上，可以阻挡灰尘。这裙子非常便宜，黄蕙兰就买了不少带回巴黎，偏偏选在晚宴上穿着，引起了轰动，这种古董裙的价格居然哄抬了几百倍。来自东方的时尚让包括玛丽王后、摩纳哥王妃、杜鲁门的妻子在内的西方名流们惊叹，如果论起时尚品位，黄蕙兰绝对能够赢严幼韵十八条马路。

但在赢得丈夫这件事上，却未必。

严幼韵和黄蕙兰的第一次对决，便是在麻将桌上。

其实，顾维钧和严幼韵早就相识。严幼韵的自传里，有一张她和丈夫杨光泩在欧洲参加聚会的照片，顾维钧和他们仅仅隔着几个位子。顾维钧是杨光泩的老上司，严幼韵到联合国工作之后，顾维钧对严幼韵也多有照顾。一开始，这种情感似乎是克制的，秘而不发的。顾维钧和黄蕙兰的感情，早已陷入冷战，而黄蕙兰却认为，这是严幼韵的从中挑拨。在黄蕙兰的回忆录里，她始终不肯说严幼韵的名字，而说她是“联合国工作的女相好”。

黄蕙兰听说，顾维钧和严幼韵成了“麻将搭子”，两个人在牌桌上“眉目传情”。眼里容不下沙子的她怒不可遏，立刻冲去兴师问罪。顾维钧认为妻子胡搅蛮缠，坚决不肯下麻将桌。黄蕙兰一怒之下，拿着一杯水浇在顾维钧的头上，顾却仍旧淡定地打牌（这大概也是一个外交家的风范吧）。黄蕙兰输给了自己的坏脾气，1956年，顾维钧和黄离婚了。三年后，他和严幼韵结婚。

严幼韵对顾维钧的照顾无微不至，她每天凌晨三点一定起床，为他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据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照顾。所谓“太太照顾”，除了细节上的，似乎更有情绪方面的感染。顾维钧很快变得活泼起来，杨雪兰说，“顾先生本来是很严肃的一个人，跟我们在一起时间长了，顾先生也被我们‘改造’过来”，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人”，“他会像孩子一样喜欢过生日Party”。他爱上了滑雪，《时代》周刊还专门刊登了“七十二岁的顾维钧开始学滑雪”的文章。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严幼韵。

1985年，顾维钧平静地去世，他最后写下的日记是：“这是平静的一天。”

晚年的黄蕙兰住在纽约曼哈顿，靠父亲留给她的五十万美元的利息，养狗为伴。在她的回忆录中，对顾维钧虽有怨言，并无一句恶语。直至去世，她还是以“顾太太”自居：“虽然我们已经分居了，我们家里人也不承认的，我的小孩（她和顾维钧生育的儿子顾福昌、顾裕昌）在新年只给我磕头。”

在纽约，严幼韵已经成为一个活传奇。人们津津乐道于这位老太太对于生活的热爱和达观。她一百岁时，还穿着高跟鞋去超市买菜。出门见客时，她总要细细描眉，浅浅施粉，她说，这是对别人的尊重。九十八岁时，严幼韵被诊断出大肠癌，大家都很担心，只有她满不在乎。接受手术五天后，她就回家休养。长女杨蕾孟说，母亲跟家里人说，最疼的时刻，不过是拆线时护士揭开伤口胶布的一瞬间。几个月后，严幼韵又穿上了一袭白色绣花旗袍，蹬上了金色高跟鞋，化上浓妆，与为她手术的外科医生一起在九十八岁寿宴上跳舞。严幼韵一直不戴假牙，结果有一次去医院检查回来，坐出租车出了事故，把老人家的牙撞没了。孩子们都很难过，严幼韵反过来安慰他们：“事情本来有可能更糟糕啊，说不定命都没了。”

《纽约时报》在她一百零九岁时采访她，问到她的长寿秘诀时，她说：

1993年，黄蕙兰去世，享年一百岁。

2017年，严幼韵去世，享寿一百一十二岁。

我一直猜想，倘若没有顾维钧，她们也许会成为好朋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