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鲁迅最有影响力的杂文之一《拿来主义》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课本中对文章中“做了女婿换来的”一句话的注释是：“这里是讽刺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

我上学的时候，这篇文章是要背诵的，我们的语文老师在讲解的时候还重点讲了注释，所以，我对于这段的印象是深刻的。但我这个人有点问题，很容易被一些表面华丽的东西迷住，比如长得好，比如名字美。邵洵美这个名字，怎么看都不像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的哎。

当年的上海静安寺路上，住着全上海最出名的三家人，一是盛宣怀家，一是李鸿章的五弟李凤章家，再就是邵友濂家。这三家被称为“斜桥盛府”“斜桥李府”“斜桥邵府”，静安寺街三大豪门。邵友濂同治年间举人，在清政府官至一品，曾以头等参赞身份出使俄国，后任上海道、湖南巡抚、台湾巡抚。他娶了一个老婆、两个小妾，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邵颐，娶的是李鸿章的侄女。二儿子邵恒，娶的是盛宣怀最宠爱的四小姐盛樨蕙。邵恒、盛樨蕙夫妇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正是邵洵美。由于大伯邵颐早逝，邵洵美就过继给了李鸿章的侄女、大伯母李氏。所以，简单地解释，邵洵美就是邵友濂嫡孙、李鸿章外孙、盛宣怀外孙。

关于邵洵美的童年生活，有很多传说，比如邵洵美属虎，每年的生日蛋糕就是在“一品香”定做一只真老虎一般大小的奶油老虎。邵洵美他妈平时搓麻将，手边常放一个景泰蓝小罐子，打输了就从小罐子里面往外倒金刚钻。

对于这样一个人，鲁迅先生还要说他靠岳父，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盛佩玉的眉眼细泠泠的，眉毛淡得几乎看不见，有好看的卧蚕，虽然是在笑着的，却有一点若有若无的哀怨，轻描淡写那种——是典型的闺秀模样。盛佩玉最著名的照片，是穿着白色黑点旗袍，长身玉立双手环抱站在花园里那张，隐约可见一双缀满珠玉的鞋子。印象最深刻倒是别在襟上的白兰花——初夏时节，我过去常在石门路那边的老婆婆处买棉线穿好的，是弄堂小儿女的香味，带点世俗的甜美，只是过一夜，花便有些焦黄了，乍看有些触目惊心。她当然是个美人，让人舒服的美人。一个美人，须要一个绅士来配。

盛佩玉的姻缘，据说在她十一岁的时候，就已经初见端倪——那是她爷爷的葬礼上。

她的爷爷叫盛宣怀，曾经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1916年，七十二岁的盛宣怀走完了他壮丽的一生。他的葬礼在上海，一百年以来，上海滩再也没有出现过比盛宣怀更登峰造极的葬礼了。据说，当时出丧所经过街道，所有商店全部停业，临时搭成出葬观礼台，根据座位的好坏出售价钱不等的门票。

盛宣怀留下的遗产，据说去掉各种债务，还有一千一百六十万两。盛宣怀当时把遗产分为两份，一份给子女，一份做慈善，结果子女们为了这笔钱告上法庭，最终被江苏省政府下令冻结，充归公款。

在去苏州安葬盛宣怀的路上，邵洵美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表姐盛佩玉。这一年，他十岁。很多人说，邵洵美立刻爱上了他的表姐，并且在这之后，一直想着非她不娶。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

十岁的小男孩，正在玩耍的年纪，两小无猜还算贴切，一见钟情的可能性实在太小，更何况，邵洵美那么爱玩，他十六岁已经开始开着福特汽车在大上海四处遛弯，十七岁的时候，还曾经因为一个交际花，而被敲了一大笔竹杠。他爱赌钱，并且认为赌钱具有“诗意”，输的越多，诗就写得越好。

无论怎样“纨绔”地玩耍，作为大家子弟，邵洵美很早就明白，玩耍和成家是两件事，而要选妻子，盛佩玉绝对是个完美的选择。他也是真心实意地希望娶盛佩玉，连邵洵美这个名字，也是为了盛佩玉而起——《诗经》里有“佩玉锵锵，洵美且都”，你既然叫佩玉，我便为洵美。去英国留学之前，邵洵美让母亲去盛家求亲，姑表姐弟，亲上加亲，他们顺利订婚。送别之前，盛佩玉织了一件白毛线背心权作定情信物，邵洵美为此专门写了一首《白绒线马甲》，郎情妾意，一对璧人。

1927年元宵节，大华饭店承办了盛佩玉和邵洵美的婚礼。几个月之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同一个饭店结婚。对于这场婚礼，我查了当时小报，记录详尽，主婚人是盛佩玉的四叔盛恩颐，小报上说，因为盛佩玉的父亲去世得早，所以嫁妆不算丰厚，“仅只”一万两银子。

盛佩玉母亲送了一只金镶玉如意，一串金刚钻项链，一处房子和一笔现金，让她做衣服。衣服做完，装了十六只大红漆底金描花牛皮箱子。绫罗绸缎裘衣皮草，还有特地定做的全套绣上金龙的床罩、台毯和椅套。

邵公馆是洋房，但盛佩玉的孃孃仍旧按照老规矩，买了红漆的大小木盆、马桶和子孙桶。新房的家具出自女家，倒是听了留洋回来的新郎的意见，两人去外国人开的家具店，选了几件西式的柚木家具。

陪嫁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传统，陪嫁的餐具要用红头绳一件件拴在圆台面上，从女家扛到男家。这本不难，因为他们家住在一条马路上，路途不远。当时讲究用金餐具，金的叫金台面，银的叫银台面。盛佩玉的金台面是借的，本来要买，但是哥哥不肯。孃孃为了要面子，就向三叔家借了抬过去，结婚三天之后再还回去。据说，因为两家住得太近，嫌场面不够壮观，于是让送嫁妆的队伍特地绕过几条马路，再转回邵家。

婚礼分了中式和新式两场，因为是亲戚，之前就认识，可是见面叫人的时候，难免叫错。比如，本来是盛佩玉的姑妈，嫁过来之后，跟着邵洵美叫，就要叫姨妈，自己的叔叔，要改叫舅舅。盛佩玉一不小心叫错了，满屋子人都笑。

这一年，盛佩玉二十二岁，邵洵美二十一岁。

邵洵美出国留学之前，盛佩玉和他做了一个“约法三章”，作为两人结婚的条件：

如果以留学这段时间作为期限，这三条似乎都做到了。

如果以一生判断嘛，一条也没做到。

邵洵美当然是爱盛佩玉的，他的诗集《天堂与五月》扉页上印着“给佩玉”三个大字，诗集《花一般的罪恶》封面上，他亲自刻印了一朵大的茶花，因为盛佩玉的小名是“茶”——我一个女朋友对这种示爱方式嗤之以鼻，但我们知识女性蛮吃这一套的，反正我觉得很甜。在自序里，邵洵美还说：“写成一首诗，只要老婆看了说好，已是十分快乐；假如熟朋友再称赞几句，更是意外的收获；千古留名，万人争诵，那种故事，我是当作神话看的。”

盛佩玉是懂得丈夫的，陪嫁的十六只描金箱子，很快被邵洵美花光了。没有花在交际花身上，花在了邵洵美热爱的文学和出版事业上。

邵洵美是有名的文坛孟尝君，1928年，夏衍生活困难，托人将译稿介绍给邵洵美，他热诚相待，安排出版，立即预付稿酬五百大洋；胡也频被杀害后，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可是缺少路费，邵洵美慷慨解囊，助其成行……上海的文艺沙龙聚会，只要邵洵美在，必定是他买单。他的家里，晚饭总是开两桌，一桌自家人吃，另一桌就是杂志社的同事、文学界的朋友，施蛰存、徐迟、钱锺书都是常客，客厅里的灯天天亮到凌晨。

盛佩玉完全支持丈夫，在她的自传里，篇幅最大的便是丈夫的那些朋友们。虽然她的自传文笔并不好，但仍旧可以体会出她的识大体，她能够懂得邵洵美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她也并非我们想象中的无趣，点评起来时刻有亮点，比如说张光宇圆头圆脑像个荸荠，我看了哈哈大笑——可不是个荸荠。

“佩玉个子矮小，很漂亮，她似乎对自己的美丽一无所知。”

说这句话的女人叫艾米丽·哈恩（Emily Hahn），她有个中国名字叫项美丽——邵洵美取的。

1935年5月，上海的一场晚宴，买单的照例是邵洵美。然而这场晚宴，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邵洵美、盛佩玉，还有《纽约客》的记者艾米丽·哈恩。艾米丽对神秘的中国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她来到上海，是想要写中国题材的选题。在这场晚宴里，初来乍到的艾米丽显得有点孤单，然而很快，她眼前一亮，那位长着希腊式鼻子的青年不仅温柔，而且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很快相谈甚欢。

项美丽在《纽约客》的专栏里以“潘先生”来介绍邵洵美，专栏很受欢迎。项美丽说盛佩玉说一口苏州话，但性情上有些喜怒无常，生气的时候会摔门。在项美丽的鼓励下，“三十岁的盛佩玉生平第一次出门，亲自走过上海的街道。”

在《潘先生》里，项美丽看起来和邵洵美不过是知己一般的朋友，她喜欢他，外国人喜欢中国人那样的喜欢，有一点傲慢。所以邵洵美看过《潘先生》之后并不满意，觉得这并不是真正的他。

不过，在项美丽写的另一本小说《孙郎心路》里，似乎透露了两个人更多真实的情感。“一个带着孩子气笑容的英俊中国诗人”孙云龙，他们在他的豪华轿车后座上接吻。孙云龙说：“我知道我们会在一起的。第一眼看见你就知道。”

两个人的恋情急速升温，先在酒店，之后孙云龙租了一个房子，“他穿着丝绸长袍躺下，抽着他最喜欢的土耳其牌子的香烟——‘阿朴杜拉帝国’，在烟雾缭绕中背诵唐诗，又或是吸着大烟，讲解T.S. 艾略特的《荒原》。”她说他的性爱“如此细腻，知觉强烈”，他们甚至讨论过生个孩子。他们也讨论过他的妻子，在小说里，孙云龙说“一个可爱的女人，娇小纤瘦”，“她可能是个瓷娃娃”。

盛佩玉对项美丽的评价并不算高，她特别说“她不胖不瘦，在曲线美上差一点，就是臀部庞大……我羡慕她能写文章独立生活”。她很快觉察出这两个人的不同寻常，但她选择了默认。在自传里，她说，自己其实非常气恼，甚至很伤心，但作为大家闺秀，她受到的教育不允许自己这样“小气”。在回忆录里，她只抗议了一次：

邵洵美则向盛佩玉表示，他无意离婚，并且绝对会遵守太太的约定。在盛佩玉的默许下，邵洵美和项美丽在项美丽江西路的寓所同居，盛佩玉对待这个美国小妾像姐妹一样，她们一起逛街，一起出门吃饭、跳舞看戏。上海人经常在马路上看见那辆邵洵美的黄色敞篷轿车，里面坐着三个人，每个都温柔可人。

但在小说《孙郎心路》里，孙云龙对多萝西说，他可以娶两个妻子，因为他同时是他伯父和父亲的儿子。（这个情况叫兼祧，梅兰芳当初娶孟小冬也是用这个说法。）

盛佩玉最终允许了这种三个人的关系——因为项美丽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邵洵美把印刷机器从封锁线里安全送出。她在自传里一再感激项美丽的义举，她也再次邀请项美丽到家里来，和孩子们玩在一起，他们都叫她“蜜姬阿姨”。

项美丽说，一开始她内心怀着对于孩子们的愧疚，感觉夺走了他们的父亲。可是渐渐地，她觉得自己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我个人觉得，我们都会死在这里，饿死，而不是老死。我并不在乎。他们会在浙江的祖茔给我安放一口好棺材。”她补充了一句，盛佩玉送了她一只玉镯——那当然是接纳她的意思。

盛佩玉当然也可以选择离婚，可她没有。原因错综复杂，但我们看到，盛佩玉用自己最大的诚意和智慧解决了这件事。她接纳项美丽，也许是真的发自真心，用最大的善意，来处理这场婚姻危机。

我们可以不同意她的选择，但我们不能苛责盛佩玉。

但项美丽是不安于现状的。

1937年第4～5期《时代生活（天津）》上，出现了一首翻译家李青崖写的打油诗《姚克拥着项美丽，哈樱滋味竟如何》：“洵美洵美美且都，美髯翩翩活耶稣。终日街头汽车跑，哈樱滋味竟如何？”“洵美”自然是邵洵美，“哈樱”是反切，拼为“项”字，暗指项美丽。项美丽在上海的桃色新闻，似乎与日俱增。邵洵美好几次和她发生争执，但项美丽毫不在乎。

不过项美丽还是需要邵洵美的帮助。她一直想写一本宋氏三姐妹的传记，但她没有门路，不知道如何联系。盛佩玉出面帮了忙，宋霭龄不仅同意了项美丽的写作计划，还说服了两个妹妹给予配合。到达重庆之后的项美丽给邵洵美写信，希望她的爱人也能到那里和他会合，邵洵美的回信是：“费用太贵了，而且，要是我去了重庆，日本人知道后会找佩玉麻烦的。”

在这之后，1939年11月，项美丽在香港搜集宋氏姐妹的资料时，爱上了一个已有妻室的英国少校查尔斯·鲍克瑟（Charles Boxer）。1941年，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1945年11月，查尔斯与项美丽在纽约结婚。

之后不久，她收到了邵洵美的来信：“我的确非常思念‘潘海文’故事著名作者……来自你永远不切实际的邵洵美的爱。”项美丽在回信里告知了自己的结婚：“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我欠你多少。”

1948年，邵洵美接受张道藩（时任宣传部长）的托付，到美国去购买电影器材。在纽约，他再次见到了项美丽，还有她的丈夫查尔斯。项美丽说邵洵美改变了很多，“诗人精致而对称的脸庞被一场中风毁掉，眼皮变得下垂，常年吸鸦片让他的容貌变得粗俗。”

“前任丈夫”邵洵美和“现任丈夫”查尔斯的对话是这样的：

查尔斯：“邵先生，您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

邵洵美：“恐怕还得请您再保管下去。”

据说，项美丽当即大笑起来，前俯后仰，她说，这才是她爱的“可爱”的邵洵美。美国姑娘的脑回路，我也是不太懂。

当时项美丽和查尔斯的生活非常拮据，邵洵美听说，给了一千美金，作为生活费。而这笔钱，是他向美国朋友借的，后来，盛佩玉卖了首饰才还上。

盛佩玉一直陪在他身边。

他只剩下盛佩玉了。

1949年，邵洵美接到了叶公超和胡适给他的信。胡适劝说他离开上海，叶公超表示，只要他愿意，可以帮助他把印刷厂整体搬迁到台湾。但他都婉拒了。他对新中国有很大的期待，尤其是当他得知，潘汉年出任分管文化的副市长、夏衍出任文化局长的时候。

上海解放后，夏衍代表政府与邵洵美商谈，提议将他的影写版印刷机卖给国家，连同工人全部迁到北京，印制即将出版的《人民画报》。

邵洵美痛快地答应。然而，等到他把家搬到北京，却发现厂卖了，自己却无法得到安置。他忘了，他是新月派的骨干分子，更是鲁迅骂过的“富家女婿”，是人民的敌人。

他回到了上海，还是夏衍，看邵洵美实在是穷愁潦倒，生计无着，特地关照北京有关出版社，邀请邵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每月可预支二百元稿酬，相当于有了一份正式工资。

无妄之灾还在后头。

1958年10月，邵洵美收到香港的弟弟的来信，说自己得了重病，无钱医治。邵洵美忧心忡忡，这时老友叶灵凤从香港来，和邵洵美说起项美丽因为出版《宋氏三姐妹》，经济状况很好，邵洵美就给项美丽写信，希望项美丽能把当年借给她的一千美金转寄给香港的弟弟。这封信未出海关就被截获，邵洵美以“帝特嫌疑”被捕，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他长期患有哮喘病，所以总是一边说话，一边大声喘气，而他又生性好动，每逢用破布拖监狱的地板，他都自告奋勇地抢着去干。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弯腰躬背，四肢着地地拖地板。老犯人又戏称他为“老拖拉机”。在监狱里，他认识了因胡风案入狱的贾植芳。在放风的时候，邵洵美对他说：“贾兄，你比我年轻，你还可能出去，我不行了，等不到出去了。”

他希望贾先生将来出来的话，有机会要为他写篇文章，帮他澄清两件事，那他就死而瞑目了。

入狱了的邵洵美不知道，妻子盛佩玉在上海已无住房，只好到外地女儿家住。小外孙出世，没钱买布，盛佩玉想起自己的陪嫁描金箱子里还有几件嫁衣和细缎衣裙，本来是打算作为纪念品留下的，这时别无办法，只好把衣服拿出来，“上衣改作和尚领的棉袄，裙子裁成开裆裤”，抱出去，大家都赞叹娃娃穿着华美，却不知道，用的是盛佩玉最后的念想。

1962年，邵洵美被释放出狱，他和儿子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他把床让给儿子，自己睡在地板上。盛佩玉从南京给他寄来鸭胗干，一只他要吃好几个月。家徒四壁，邵洵美环顾四周之后说：“都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没有了，不足惜。”幸好儿子为他保留了百来本书，邵洵美看到一直使用的那本英文辞典Webster Dictionary，十分高兴，说：“太好了！太好了！这是宝贝，有这本就行。”

1966年，“文革”开始。上海的红卫兵差点把他押上火车，去北京批斗。他太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了。这时候，他的朋友王科一开煤气自杀，邵洵美有了主意。

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里说，此后“我见爸爸天天在服鸦片精。不知他是从哪儿取得的？可能因病情加重，咳喘难忍，加上不时泻肚，他想以此镇咳止泻？也可能爸爸不想活了！因为我发现后向他指出：害心脏病的人吃鸦片是要死的。他明白这点。但是第二天他还在服。我提出反对。他朝我笑笑。第三天，爸爸就故世了”。

1968年5月5日晚上，邵洵美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因为没钱筹办寿衣，邵洵美的儿子只好买了一双新袜子，送他上路。他曾经写了一首《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乃是他一生写照：

1988年，项美丽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信，寄信人是邵洵美五十六岁的女儿。她告诉项美丽：“父亲因心脏病及并发症死于1968年，在他临死前，他告诉我，他曾给你写了一封信，看来他把信寄到了香港。我不知道你是否收到了这封信。”

她没有收到。

1989年，盛佩玉去世。同年，贾植芳写了篇文章，内有邵洵美在提篮桥监狱拜托他的事情，登在《上海滩》杂志上，两个难友之间的约定终于兑现了。

1997年，项美丽去世。

给项美丽写传的加拿大作家高泰若访问了邵洵美的孙女。他问他们，是否曾经恨过项美丽？他们回答，他们对项美丽阿姨只有美好的回忆。

我想，他们真的是盛佩玉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