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我住在虹口。

虹口有许多有意思的小马路，看起来是寥落的，却并不自卑。它们静悄悄的在那里，等着你去揭开那里面的故事。

我喜欢晚饭后散步，漫无目的地走。有一次不知不觉走久了，很远地，看见马路边上有两个少年。

背着包、拿着照相机的少年，路灯下，一脸肃穆的。他们大约等了很久，才看见我这么一个吃饱饭没事做的溜达闲人，停了停，终究迎上来，我躲也躲不及。

“请问，这条路是大名路吗？”

“你看路牌上不是写着？”

“那一六七号是在这边还是那边？”

大名路一六七号。

好像接头暗号，我的好奇被激发了——以为他们在找邵洵美的故居。决定带他们过去。三个人并排走在路灯下，影子一点点拉长，又缩短，又拉长，谁也不说话，一种奇怪的紧张感。

很快到了，黑黢黢的，一个很破的门洞，看不出有什么花头。楼梯出奇地陡窄，墙上布满了多家的电线和火表。

他们并不上去，只在门口逡巡。一个拍照，另一个就那么站着，仰望。昏黄的路灯打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大清他们的五官，似乎是清秀的孩子，带南京腔。那神情我却再熟悉不过了——在洛杉矶张爱玲故居前、在巴黎常玉墓前的我大抵亦如此。

“这是谁的房子吗？”

两个人异口同声，轻轻地说，好像有点难为情似的，但我确信我听清楚了那两个字：

木心。

十六年前，我曾经去过一次木心的故乡——乌镇。

坐的是长途汽车，似乎中途还要换车——换车的地点已经不记得了。我背着一个小小的书包，心里是出门惯有的惴惴。乌泱泱上来一群人，说着同样的话，想必都是乌镇人。

他们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显而易见是外乡人。然而想了想，终究没有开口问我，彼此都松了一口气。我乐得靠着窗，看这一车人。他们似乎一大半都相识的，车尾和车头的人大声招呼着，大家都习以为常地乐呵呵。

他们讲话，一大半都是叠字，与上海话极其相似，个别词格外嗲媚，但不是苏州话的绮丽，有种天然的质朴。

“今朝哪哈？”（今天怎么样？）

“哦少哦少。”（快点。快点。）

“到汽车站望活里去？”（到汽车站怎么走？）

很多年之后，我读了木心写的《乌镇》，开头和我的经历如此相似：

我第一次去乌镇的时候，还不知道木心。

那时的乌镇尚未开发，文艺男女青年黄磊和刘若英的杰克苏玛丽苏经典电视剧《似水年华》要到两年之后才播出。

我去乌镇，为的是沈雁冰，大家更熟悉的是他的笔名：茅盾。

镇上的人，提起茅盾，无人不知，却都不知道沈雁冰这个名字了。

和七十年前恰恰相反。

七十年前，镇子上的人都知道沈雁冰，却不知道茅盾。

沈家是乌镇的大家，在东栅的一条街上，沈家的房子是最高最气派的。然而，沈雁冰恐怕是沈家的书呆子少爷，“他们只知道他是写字的”，还比不上另一个在《申报》做主笔的严独鹤，“因为《申报》是厉害的，好事上了报，坏事上了报，都是天下大事，而小说，地摊上多的是，风吹日晒，纸都黄焦焦，卖不掉”。有乡里人贸贸然找沈雁冰写状子，结果当然是不行，于是大家又传言“沈雁冰连个状也写不来”。言下之意，小说家其实是废柴。

沈雁冰的邻居孙牧心不这么想。

孙家和沈家在同一条街上，有人传言他们是远亲，其实并不是。沈家的财产襄理是孙家的好友，因为这层关系，孙牧心得以去沈雁冰家借书，借了一本又一本，沈家愿意借给他，不仅仅因为抹不开面子，这个少年虽然不善谈吐，借去的书却是有借有还，坏了的部分还补缀装订，还回来比借去的还好。

孙牧心，亦是乌镇人眼里的异类。他八岁还要丫鬟抱着出门，等到十几岁，全然不知人情世故，连东西也不会买。乡里的青年们，会传唱上海的流行歌曲，孙牧心呆呆看着，一句也不会，心里羡慕得紧，嘴上不响。

他是如此羞涩而骄傲的少年，乃至于见了茅盾，居然开口问：“我一直以为作家都穷得很？”

因为待客的是巧克力和花旗蜜橘。

茅盾回答：“穷的时候，你没有看见。”

这两个人的对话，古怪而唐突。

一个问，沈先生在台上做演讲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用乌镇话讲“兄弟兄弟”，听着难为情。

一个回答，因为不会演讲，只有说乌镇话，好像才不紧张。

这少年简直是唐突而无礼的，对茅盾最大的夸奖，不过是在夸了鲁迅的文章“浓”之后，顺便说“沈先生学问这样好，在小说中人家看不出来”。临别时茅盾送书给他，问他可要“题字”？他回答，不要不要。

很多年之后，少年孙牧心已经变成了老年木心，他回忆起这段往事，也觉得自己莽撞，却辩解说，不称呼“伯伯”而称“先生”，“乃因心中氤氲着关于整个文学世界的爱，这种爱，与‘伯伯’‘蜜橘’‘题字’是不相干的”。

木心的第一个偶像不是茅盾，而是林风眠——他的画作里有很多林风眠，很多年之后，陈丹青说他其实学的是范宽和达·芬奇，这当然是“弟子眼里出西施”，但据说木心听了激动得很，在马路中间停住了说：“被你看出来了啊！”

在上海美专的两年，知情人说，这该是“二十岁的木心生涯中的黄金时期。拉开民国末脚和熙的一幕：有谁见过他昨日一身窄袖黑天鹅绒西服、白手套的‘比亚兹莱’式的装扮；今日又着黄色套装作‘少年维特’状；也许明天换上白裤、白色麂皮靴的摩登到家”。尽管身体不好，他仍然热衷远足，喜欢到霞飞路的亚洲西菜社，吃罗宋汤和小圆面包。

难怪晚年看到自己少年的照片，认出来的一瞬间，他喃喃地说：“嚯，神气得很呢……”忽然就用手遮住脸，转过头，不可遏制地痛哭起来。

有人说，那时候的木心，不是我们认识的木心，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热血青年，倒看不出晚年那么风轻云淡。说这句话的是我的一个朋友，我觉得木心没有变过，指点江山和指点文字，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而他的野心，在他的作品里，无论是文字还是绘画，都显露无遗。

他是一个奇特的革命者，一边革命，一边又要“小资产阶级情调”，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无党无派的革命者。因为学生运动，他被校方开除，又被通缉，不得已跑到台湾去躲了躲，然后又回来参加解放运动，在部队里，他依旧是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者。那一段经历，知道的人很少，他自己的回忆里，只特意写，自己一边扭秧歌，一边吐血，血喷出来，喷在黄色的军装上头。

布尔乔亚。

后来在外高桥做了中文老师，几乎是隐姓埋名的。

老家的母亲来上海投奔他，家业早已散落了，交出了孙家花园，企图当个普通群众。然而到底不像，来的时候还穿着黑丝网手套，木心看了只苦笑。

在上海的木心，绘画成了工作，文学当作兴趣。他和朋友们聊到深夜，母亲表示了不满，他把门上涂了桐油，为的是不在深夜弄出响声：

他想做介子推，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很快，厄运来了。

1956年，木心被关进了上海第二看守所，罪名是策划偷渡。据说，是得罪了当年上海美专的同学，来抓他的时候，木心一路狂奔，最终甚至“像冉·阿让那样拒捕跳海（高桥嘛！）遂被捞起投入监狱”，这是他第一次的牢狱之灾，调查许久，查无实据。出狱前，狱卒忽然来告诉他：

“你妈妈死了。”

木心后来说：“我哭得醒不过来。为什么不等到我出去以后才告诉呢。”

出狱后，木心被收编，生产工艺竹帘画及毛主席立体照片。画家夏葆元和木心是同事，他们曾经一起聊天，谈到广告，对于五颜六色的广告，木心鄙夷地表示：“反而一副穷相！西班牙的广告一律黑色，贵族气派。”

夏葆元说，那年代，哪有广告？更不用说西班牙广告。

“文革”一起，他再次入狱，这一次是因言获罪。据说陈伯达在会上嘲笑海涅，木心愤而嚷嚷：“他也配对海涅乱叫。”

关起来的地方是“防空洞”，大约近似地牢。木心说，有时候会听到人们说：“落雨了。”又有人说：“买小菜啊！”他有时候会想：“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又有时候，听着这声音，“我对生又充满了希望”，“这种声音简直是从另一世界传来的福音”。

监狱里的犯人每月允许洗一次热水澡，木心说，当热水直达头颈以下的脊椎，“这一种舒服如同死一般的舒服。”还有一次，看守允许他到天井放风，木心搁了一块“汰衣裳板”，在冬日和熙的阳光下翻起丝绵棉袄来。

明明是在坐牢，是随时会枪毙的罪名，他倒这样享受，这享受和死亡沾了边。

很多人都死了，自我放弃生命。

坐牢的木心不死，他有活下去的野心：“一死了之，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选难的。”

有一天夜里，因为太瘦，他从栏杆里钻出去了。然而想了想，他居然又重爬回囚禁他的牢笼。

另一位“美术模型厂的同事”曾回忆说，1973年某日，他误入“防空洞”，木心拉着他说，肚子里油水一点没有，你帮我出去买一客“小白蹄”带进来，喏！三角五分拿去。

这一切“享受”，都与死亡沾边，听起来格外惊心动魄。

他说要写交代，拿到了笔和纸，其实写的都是自己的东西，散文诗歌乐谱，密密麻麻的，如同天书。到墨水快要用完时，他就加点水，然后故意碰翻，狱卒拿来新的，对他说，别滑头，好好交代。

密密麻麻的，写了六十五万字。

“文革”结束之后，木心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和《美化生活》杂志编辑部上班。他总是“戴着鸭舌帽、穿着黑风衣”，大家背后往往称他“老克勒”。“也有人对木心开玩笑说，他应该戴电视剧《上海滩》主人公戴的那种礼帽才更有派头。”木心听了笑得很开心。

很多文章说他是“首席设计师”，其实也不是。他和年轻人相处得很好，据说有一次，正在讨论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问题，杂志编辑部开了一个研讨会，同事方阳在发言时开了一句玩笑：“京派文化是靠什么设计出来的呢？大概是靠喝白酒吧，海派文化大概是靠喝咖啡设计出来的吧！”会议结束以后，木心笑着对方阳说：“小方，你这段话说得太好了！因为我就是喝咖啡的。”

他时常弄出一副马上就要走的样子，他对同事们说，我是一个远行客。

他始终是孤独的。他把自己的五十张转印小画给朋友们品评。可是谁也看不出好在哪里，他大为失落，当夜，独坐在小酒馆，喝着惆怅的酒。

不过，后来去美国签证处，他也带着这些画，签证官看了，对他肃然起敬，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1982年，木心去了美国。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同事们说，这个人，将来肯定要衣锦还乡的，带着美丽的太太。前一半说对了，不过，他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刚到美国的木心和所有艺术家一样，捉襟见肘地生活着，有人愿意为他提供豪华住处，然而需要每个月作画送他，还要为他捉笔写文，木心当然不肯。

他住到“琼美卡”，听这个名字，还以为多么文艺，像徐志摩的“翡冷翠”。我去纽约时原打算去探访，结果朋友们说，那里多是非洲人和拉美人，独身女子还是不要去的好。

若是就此沉沦下去，变成一个去美国讨生活的人，那就不是木心了。

就像在监狱里，他把自己的烂鞋鞋头用手捏尖，觉得自己像个王子。

他自己做衬衫，自己做鞋子，把灯芯绒直筒裤缝成马裤，为了搭配马靴。他唯一的慌乱，是在马路上吃冰淇淋，奶油融化了落在鞋子上，他蹲下去使劲擦，“因为是麂皮的，很难处理。”

诗稿的旁边，也写菜单，从蟹粉小笼到火烧冰淇淋，从金腿雪笋猫耳朵到瑞士新货雀巢牌掼奶油，从采芝斋鲜肉梅菜开锅眉毛饺到沙利文当天出炉巧克力奶油蛋糕。他是个美食家，会把鸡蛋吃出十二种花样。赚了一点小钱，要去买生煎包子吃吃，像在监狱里想念“小白蹄”。

他说：“把生活过成艺术，就能成为艺术家。”

他做到了。

但他的野心，并不仅仅是成为艺术家。

他自己说过，文学是自己的儿子，绘画是自己的女儿。他说，儿子是穷的，然而还是儿子好。所以拿女儿的嫁妆来补贴儿子。

在卖了自己的画之后，他开始写自己的文字。

他是一个有野心的文字写作者。陈丹青后来说，木心有段时间迟迟犹豫，不肯回乌镇，是因为惦念大陆的出版，惦念他是否有读者。“他永远在犹豫。很真实的原因，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很简单：他在等大陆出版他的书，出来后，回响会怎样。他也不肯多写‘文革’时的经历，他说，我不喜欢写这些，好像人家出我的文字，是为了那些苦难，而不是因为文字本身。”

他的野心，还在于文学。

一如少年时，他在茅盾的家里和茅盾的那场较量，他骨子里有个榜样，那是鲁迅。

他想做文学导师。

1989年1月15日，木心的文学课开始了。他穿着浅色西装，开始讲，每次四小时，每两周上一次。来听课的都是艺术家，每节课二三十块钱，大概也有补助老先生的意思。这一讲，就是五年。

印象最深刻的，是木心对陈丹青们愕然说：“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何止是陈丹青们，经历了历史洪流的我们，和过去，断绝了来往。文学、诗歌、音乐、艺术，我们都一窍不通，嗷嗷待哺。

木心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他代表着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里，男子善于妙手著文章，女子也会白描世态炎凉，他们和爱人白日携手游冶，夜里把盏到雾重月斜。离家去国，绵长岁月在壮阔山河里游走，是为民国。我们看那个时代，原本是影影绰绰的，看也看不清，而现在，忽然蓦然来了一个木心，所有人都惊艳了。

这惊艳，一半为木心，一半为我们失去了的传统。

就像木心自己说的：

木心在晚年回到了乌镇。

那个他曾经有些失落的故乡，在他归来时，对他隆重而热烈。

近千平方米的大宅子里，有全部由纽约打包来的十九世纪古典风格家具。与木心相伴的是两位八〇后潮男管家、一位清洁阿姨，一位中年厨师、一位保安，还有两条有好听英文名的狗——“一只叫玛利亚，一只叫莎莎。玛利亚比较聪明，莎莎就笨一点。”

他喝西湖龙井、写字、画画，阳光好时偶尔出门散步，有时也抱怨厨师烧饭太咸。

上海的老同事似乎曾经想要来乌镇看看他，木心说：“你们忙，我也忙，算了吧。”

木心宁愿寂寞：“其实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从来没有去过乌镇的木心纪念馆。对于乌镇，我还保留着十六年前的印象。我记得小饭馆里的红烧羊肉，也记得黑鱼汤里的厚厚胡椒粉，更记得乌镇人的那种矜持的热情——餐馆的老板请我吃定胜糕，眉梢是藏不住的喜不自胜，原来是儿子考上了大学：“是北大。”声音几乎是颤抖的。

那少年倒有些羞涩，对于父亲的骄傲，他逃也似的躲进房间，饭馆的客人们向他恭喜，脸红到脖子。

我注意的，却是他手上那本书，乃是一本《世说新语》。

忽然想起陈丹青和阿城聊天，说这样子再过若干年，我们下面，还有谁呢？阿城说你可不能这么想，年轻人咕嘟咕嘟冒出来，不要小看年轻人。

去过乌镇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现在的乌镇有茅盾，有木心，还有乌镇戏剧节。我想，倘若木心在世，一定无比欣慰，他所渴望的文艺复兴，在他的家乡，成为了现实。

忽然想要再去乌镇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