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声潺潺中，终于赶了晚集，去清华看了“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人比预料中多，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不少父母带着孩子来。虽然是梁思成的文献展，林徽因照片前的人总是更满。

一个爸爸指着这张照片问儿子，好看吗？儿子点头。爸爸又讲，她不仅是民国四大美女之一，也是著名的才女。儿子点头。爸爸再讲，你好好学习，长大就可以娶这么漂亮有才华的女人。儿子猛一抬头，看看语重心长的爸爸，瞥一眼不远处，有一群正拍梁思成照片的女人，颇为意味深长地小声说，爸爸，看来你小时候学习不够努力啊！一边暗自佩服后生可畏，一边赶紧离开现场，祝福小朋友平安。

展览做得很用心，“栋梁”之“梁”，当然是梁思成的“梁”，同时也暗含着梁思成本人在建筑学的评价——中流砥柱，国之栋梁。在我的心目之中，“栋梁”并不单指梁思成。在那个年代，撑起中国建筑大厦的，是如梁思成一样的中国初代建筑学宗师们，尽管，他们的名字并不如梁思成那样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有一张照片看的人不多，但我仍旧在它前面矗立良久，照片拍摄在1930年，照片上的师生来自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他们的系主任是梁思成。我一眼认出的是陈植。他是梁思成的清华和宾大同学，是清华管乐队里的法国圆号。陈植爱讲笑话，也非常爱笑，和梁林的合照里，他总是笑得最欢快的那个。但很快，我便被另一张面孔吸引了。如果说陈植永远是照片里阳光开朗的那一个，这张面孔便恰好相反，嘴巴如小小的山丘，向下垂着，他严肃、沉静，有时候甚至看起来有些不开心。并不单单是这张照片里，我甚至怀疑他拍照永远不会笑：读书的时候不笑，开会的时候不笑，在家不笑，外出旅行不笑……这个严肃的面孔，是中国建筑学的另一座高山。

他的名字，叫童寯。

童寯为什么一直这么不苟言笑呢？

在他的传记《长夜的独行者》里，我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他有一个极为严厉的父亲，而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家族中第一个读书人，对于儿子的教育，几乎是霸道的。在读高中的二儿子刚开始和某位小姐有自由恋爱的苗头时，他便决定包办所有三个儿子的婚姻（大儿子和小儿子实惨！），而选择的儿媳妇，正是自己所办的女子师范学校的前三名。

童寯十九岁便早早结了婚，幸好，结婚之后父亲仍旧鼓励他继续学业。1921年7月，童寯中学毕业，先投考唐山交大。新任奉天省教育总署署长的父亲去北平出差，得到了清华接收东北籍考生的消息。父亲鼓励童寯参加考试，最终，考了第三名，他也成为第一位考进清华的东北学生。

一进学校，童寯便认识了另一位声名显赫的长子——梁思成。这位比自己大两级的学长是学校里的明星，梁思成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显然比童寯的父亲更为开明。他没有为儿子包办婚姻，而是在为他选好未婚妻之后，让他们培养感情。他也没有为儿子选择专业，而是一直鼓励他多学多看多感受，找一个自己最感兴趣的：

尽管童寯被父亲逼着学了四书五经，但进入清华之后，他的大学生活并不单调。他不是读死书的书呆子，他喜欢赛艇，也喜欢读莎士比亚。梁思成参加了合唱团，童寯则以绘画而全校闻名，他在校期间曾经办过个人画展，并且担任1922年至1925年历年《清华年鉴》的美术主编。他的画作水平很高，他曾经和学生说：“建筑就那么一点事。”这句话因被王澍在普利兹克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演讲时引用而传扬开来，但童寯有后半句：“画画才是大事。”也许因为是大事，童寯很少向外人展示他的画作。只有杨廷宝、刘敦桢这样的老朋友来，他才把画作展开，这不是敝帚自珍，而是一种来自文人的羞涩，他觉得画画是大事，他还可以做得更好。

他的旅欧日记《童寯画纪》，取名“赭石”。据说，这是他最喜欢的颜色——像他的性格，深沉、厚重。但并不是古板，一如赭石，太阳一照，五彩斑斓。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读了童寯的《江南园林志》。

依稀记得是大三下半学期，图书馆靠窗书架最下一层，逼仄角落处，有一本不厚的书。抽出来的瞬间，灰尘如雪，在阳光里飞行。帮我找到这本书的是那个看起来很和蔼的管理员，他看看书，问我，是这本吗？我拿过来一看，简洁的封面，上面竖排五个字：江南园林志。我颇有些抱歉，我刚刚就在这里找了半天，还是没看到。管理员长出一口气，没什么，这种书借的人少，你是建筑专业的吧。我含含糊糊回答，当然不敢告诉他，这个书名，不过是我去苏州旅行时的偶得。坐在沧浪亭里，凭着一盒津津豆腐干和一位老人家搭了话，讲起那些园林里的窗棂图样，那老者笑着说，有一本《江南园林志》，里面画了不少。

很难想象，这是一本1937年写成的书。薄薄的一百六十一页里，扎扎实实藏着无数经典巨作，童寯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学者，却有这样深厚的古文功底。光是里面提到的文献，我至今都没有看完：《癸辛杂识》《履园丛话》《浮生六记》《扬州画舫录》《姑苏采风类记》……

字不多，但真的字字珠玑：“造园最忌地旷而池宽”“叠石之艺，非工山水画者不精”“达者观万物之无常，感白驹之一隙也”……为了写这本书，童寯所有的周末都带着纸笔、卷尺和相机，去上海及周边城市调研园林。时局纷乱，很多园林沦为无主之地，他曾被误认为日本奸细，给人抓进了警察局。因为太太的支持，童寯花二百元买了一台莱卡，这价钱能买五十袋面粉。

从刘敦桢先生的序言里，我们得知这本书曾经经历过怎样的坎坷——

1937年5月17日，梁思成在北平读完《江南园林志》，兴奋地给童寯写信：

此时，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六年。

如果没有梁思成，童寯的人生也许会大不相同。

1930年，正在美国康恩事务所工作的童寯收到了梁思成的电报，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是室友。在信中，梁思成邀请他到东北大学任教，他第一反应是吃惊，因为林徽因和东北执政者有杀父之仇，梁思成曾经在同学们面前发誓，绝对不会为满洲军阀工作。“我永远也不明白，为什么两年之后他会去沈阳，就在那位杀害他岳父的元帅眼皮下创办建筑系？”很多年之后，在写给费慰梅的信里，他仍旧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但他还是对梁思成的邀约动心了，建设家乡，报效祖国，何况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老师，几乎全是他清华和宾大的好友，童寯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决定回国。

这一年8月，童寯回到沈阳，此时的东北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没过多久，林徽因回到北平养病，又没过多久，梁思成也离开，赴京主持营造社，他的好友陈植则前往上海。如此孤独之下，童寯却毅然接任了系主任的职务——我猜，是他的责任感使然。

他很快意识到担子的沉重。1931年9月18日，当东北统帅张学良正在北平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北大学宣布解散。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所有人都忙着逃命的时候，童寯没有急着走。他安排父亲、弟弟和夫人孩子先行前往北平，自己则召集建筑系的三十名学生在家里集合。他对学生们说，先去关内，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的。他把自己的全部工资拿出来，给学生当路费。随后，他委托一位德国朋友，把封锁在学校里的石膏像和梁思成在英国买的四百张教学幻灯片提取出来。而后，他带着这些宝贝登上了火车。车至山海关时遭土匪袭击，司机被击毙，童寯跑到车头，开动火车，带着全车人脱离了险境。

这几乎电影情节一般的传奇经历，童寯并没有大肆宣扬，他心中一直惦记的，似乎只有梁思成的幻灯片。在随后的战争岁月里，他曾经失去过不少珍贵的东西，从沈阳带出来的家产，他的水彩画，他的手稿，但贴身带着的，始终只有这些幻灯片，它们陪伴着他，见证着他，辗转万里，北平到上海、南京到重庆，直到解放后，他把幻灯片交到东北工学院院长张立吾的手里，说了一句：“我带它走过两万里，历经了二十年，现在物归原主吧。”

他也始终没有忘了那些学生们，是他的呼吁，让中央大学和大夏大学接纳了这批学生；是他的呼吁，让在沪建筑师同意义务为学生补习功课两年。他的家里成了学生们免费的自习教室，直到他们毕业找到工作。国破家亡之际，他以一己之力，把所有的力量，都传递给了学生。连梁思成也不得不感慨，童寯是东北大学的“一线曙光”。

那个如赭石一般严肃的老师的内心，其实是炙热而柔软的。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全世界建筑师的舞台。

在今天的人们赞叹着邬达克（Laszlo Hudec）们时，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同样在上海留下了他们的杰作。今天的大上海电影院，已经看不到立面上原有的八根霓虹灯柱了，1933年，这座戏院刚建成便引起了全市巨大轰动：“大上海大戏院的外表，可说是一座匠心独运的结晶品。大上海大戏院几个年红管（即霓虹灯）标识，远远的招徕了许多主顾，是值得提要的。正门上部几排玻璃管活跃的闪烁着，提起了消沉的心灵，唤醒了颓唐的民众。下部用黑色大理石，和白光反衬着，尤推醒目绝伦也。”这是童寯、陈植和赵深三位建筑师的作品。

他们的建筑事务所，叫华盖。“华盖”这个名字，据说是赵深的好友叶恭绰取的，寓意很简单，为中国盖楼。我在当时的英文报纸上找到了华盖（Allied Architects）的广告，里面有童寯的名字。

无论在项目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声誉地位上，华盖建筑事务所都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占有一席之地，与设在天津的基泰工程司并列当时的行业顶尖，有“南华盖北基泰”之称，而童寯的终生好友杨廷宝，正是基泰的建筑师。

有趣的是，童寯应陈植邀请从北平前往上海时，最为担心的是童太太关蔚然。她听了许多上海花花世界销金窟的传说，深深担心丈夫一脚踏错。她把这种担心写在了信里，不久，童寯对她说，你这么担心，带着孩子一起来上海吧。

1937年，上海的沦陷一夜之间叫停了华盖建筑事务所的所有业务。赵深常驻昆明，童寯带着长子去了四川，三位才华横溢的建筑师不得不暂停了他们的事业。童寯心里惦记着在上海的太太关蔚然和两个幼子，那时候，不少人流行找“抗战夫人”，童寯不以为然。他很担心夫人的身体，有一次，关蔚然带着幼子童林弼在街上被日本兵追赶，心脏病发作，在家昏迷了好几天。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童寯一辈子都对日本非常抗拒。《长夜的独行者》里记载了孟建民的回忆：“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领导带日本建筑师学会代表去资料室看他。领导介绍完客人后，老头合上书站起来一言不发绕过人群离开了。领导和客人等了很久不见他回来，才知道他回家了。”

因为战争，童寯被迫和妻子分离。也因为战争，童寯连父亲最后一面也没能见到。1945年春天，童寯才得知，父亲已于一年前因脑中风在沈阳去世。父亲临终之前，留下了家训：“不参加政党，不参加军队，不吸毒，不抽烟，不赌博，个人自立，勤俭生活，不暴富。”这几条家训，童寯并没有当面聆听，甚至，他要到几十年之后，才从二弟口中知道父亲临终时的口述。

但神奇的是，三兄弟之中，似乎只有童寯，一板一眼，照着父亲说的，奉行了一辈子。

1949年，定居南京的童寯再次收到了梁思成的来信。和十九年前一样，这封信依旧热情洋溢，他邀请童寯北上，加入清华。甚至给华盖事务所也做了安排，可以在北京设置分部。

但这一次，童寯选择了拒绝。

很多年之后，建筑界仍旧在猜测这次拒绝背后的原因。有人说，这是因为童寯的朋友杨廷宝和刘敦桢都在南京，他习惯了南京生活。也有人说，之前东北大学的经历，使得童寯有点“后怕”，不愿意再当“北漂”。还有人说，他不希望再和妻子长期分居，不忍心再让妻子为了搬家而颠沛。以上原因，或许是兼而有之的吧。但童寯的内心深处，也许更有一层，如父亲教导的那样，他希望自己远离政治。去北京，固然可以获得显赫的盛名——由于建筑创作频繁且质量高，建筑界将杨廷宝、童寯、李惠伯、陆谦受这四位称为“四大名旦”，凭着童寯的本领，在清华必然是可以大展宏图的。但如果我们参照梁思成之后的遭遇，恐怕也会庆幸童寯当年的选择。

在沸腾的新中国建设之中，曾为华盖三大巨头之一、建筑界四大名旦之一的童寯，却选择了沉默。这似乎是他一早就选好的归宿，一方书桌，一杯清茶，他所向往的，大约是他心中那一个世界，宁静而致远。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逃名鄙利思想是由欣赏元朝绘画和晚明文学而来。如倪瓒的山水画，从来不见一人，只二三棵枯树，几块乱石，有时加一亭子，我就是陶醉于这种画中的人。”

但他仍旧在1955年春天去了一趟北京，这似乎是他和梁思成唯一的交集。他的目的，是去看一位奄奄一息的女子，那是他的同学，那是他的朋友，那是他的伙伴，那是他们那一代人心中的女神——林徽因。一年之后，他也体会到了梁思成的痛苦。1956年，关蔚然因为照顾重病中的童寯，劳累过度，骤然去世。

童寯甚至没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这个一直沉静的男子忽然崩溃，失声痛哭。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和妻子告别，他们虽然是包办婚姻，却始终感情很好。关蔚然西餐做得很好，为了准备感恩节大餐，她甚至自己饲养美国火鸡。宾大读书时，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了写作业还是约会而吵架时，童寯给妻子寄去了自己的照片，背后写着李商隐的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很快，刘敦桢夫人上门了，她给童寯带来了关蔚然在世时的委托，她希望他再婚，并且希望他找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中年人”。这在当时是常见的。

他铁青着脸拒绝了，理由是——男人也要守贞节。

南京的局势相对平静。梁思成遭遇的大风大浪，童寯没有见识过。不过，从1968年开始，童寯开始屡次被抄家、批斗、罚跪，他在文昌巷的家，被红卫兵们光顾了十一次。有一次来了一拨，实在抄不出东西了。他们把童寯叫出来，他把他们领到院子里，指了指树下。他们挖出了关蔚然的首饰，是童寯自己埋的。“牛鬼蛇神”们领工资是要排队的，童寯排在第一个。一个叫王才中的红卫兵上来就打一个耳光，问：“你配不配拿这么多钱？”童寯平静地回答：“不配。”然后拿走了自己的工资。他不分辩。每次抄家，他拿着一本书，直到结束，他对红卫兵说，你们写个收据。同事刘光华在建筑系大门前扫地，童寯经过，步履不停，低声对他说：“一定不要自杀。”被批斗，回到家，他对家里人说，吃饺子。吃饺子，是他对抗痛苦的一种方式。

他一直是一个倔强而执着的人。七十年代，工宣队想合并建筑系和土木系，在当时的情况下，发声显然是不明智的。但童寯说：“建筑系与土木系有根本区别，如果两系不并，地球就不转，那就合并。不然，建筑系还是要办！”《江南园林志》在1963年出版，他坚持用竖排版繁体，这件事成为他“文革”期间的大罪证，被勒令反复写检讨。但他仍然坚持，“死不悔改”。

他的原则是一条钢铁之线，永远不变通。1979年，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成立，童寯担任副所长，逐渐恢复学术工作。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饭后就坐在桌前看书。等到学校图书馆开馆，他步行三十分钟到学校——三十年代回国之后，他就不坐人力车，认为这样是剥削人，不人道。学校打算给他配汽车，他说：“汽油宝贵，不要浪费在我身上。”后来因为生病，实在走不动了，他“勉为其难”妥协，但只同意用三轮车，并且要他的儿子、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的电子系教授童林夙蹬车。童林夙领教过父亲的原则。上大学时，父亲出差到北京，约他中午十二点到中山公园见面吃饭，他因故迟到了十分钟。父亲对他说：“你迟到了，我今天没时间了，明天你再来吧。”

他仍旧不愿意找老伴儿，也许是为了表达决心，也许是以寄哀思，他让儿媳妇把去世近三十年的妻子的棉毛衫、棉毛裤改成男式的。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穿着这些棉毛衫和棉毛裤。

从1979年到1982年，童寯人生的最后几年时光，几乎是在和时间赛跑。他像是疯了一样，要把那些年的荒废补回来：《新建筑与流派》《苏联建筑》《日本近现代建筑》都是这一时期的著作。还有一件事刺激了他。七十年代末，童寯接待欧洲的一个代表团，外宾们说，中国园林是从日本园林脱胎而来。童寯决定再写一本书，一本英文书，告诉全世界，什么是中国园林：“我要写就写小册子，跟旅行社、旅游部门挂钩，可以扩大一点影响。”

这便是《东南园墅》。

为了写这本书，他对医生说，吊水的时候，不要戳手，因为手要写字。住院的时候，他也带着书稿，想起来就写着，连刚动完手术也不例外。1983年3月，病势已经沉重，他仍旧在病榻上口述《东南园墅》的结尾。孙子童文看了这本书的原稿，老实回答自己看不懂，并且不理解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童寯抓紧了孙子的手，身体剧烈颤抖。良久，他缓缓说了一句：“后人总比我们聪明。”

3月28日，这颗不苟言笑却又温柔善良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儿子童林夙发现，南京房子的房产证上，童寯一直写的是夫人关蔚然的名字，到他去世，也没有更改。

我最喜欢童寯的一句话，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建筑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有严谨的学风，有正直的人品，才会有合格的建筑设计。”正如《一代宗师》里说的那样，人活一世，有人成了面子，有人成了里子。有人是阳光中的花朵，有人便要做泥土下的根基。如果说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学的面子，那么童寯则当之无愧是中国建筑学的里子。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的不苟言笑背后，是踏踏实实的勤恳耕耘，是不言回报的默然付出。他，和他们，甘于做梁思成背后的男人，背面敷粉，烘云托月，因为他们的心里并没有名利，一如童寯自己说的那样：“我对名利看得很淡。人本身就累，背上名利这两个字更累。所以我经历的波折也最少。”

我们应当崇敬面子，我们也应当不要忘怀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