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
等待就有希望

从前的优雅  作者:李舒

影响你生命的一本书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被许多人问过,也问过许多人。我读书不求甚解,有的囫囵吞枣着过去了,有的读了一个章节放下了,但如果要说影响我生命的一本书,也许要算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这套书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存在这样博闻强记的学问人,几乎每一句话里,都隐藏着一个或者数个典故。也是这套书,成为我的阅读基础,《管锥编》里钱先生经常拿来引用的《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之类,是我大学时代最常细读的类书。更重要的是,在《管锥编》里,我找到了一种“融会贯通”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一直运用到我今天的写作当中,获益良多。

不过,在我采访过的那些民国时代人嘴里,最常被提起的是巴金的《家》。一位老太太跟我说,她从兄长那里偷偷翻到《家》,读着读着泪流满面,“我觉得如果不逃,我就是梅表姐。”她连夜逃离了家,在订婚的前夜。很多年之后,她已经儿女双全,回到家乡,遇到那曾经被她逃婚的“未婚夫”。他笑着说,那本《家》,其实是他借给她兄长的。他劝说父母不要追究,“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是拥有最多青年读者的作家。李健吾曾说,那时候,他们抱住他的小说,和里面的人物一起哭笑。因为他的作品不只是倾诉了他自己的悲哀,而且也表达了时代的苦闷,因而点燃了他们的心,宣泄了他们悒郁不平的感情,并使他们受到鼓舞和启示,走上了人生的新路。在逃婚途中,老太太曾经给巴金写了信,很多年之后,她仍然记得其中一句:“我说巴金先生,现在是觉慧在给你写信,祝福我吧。”我问她,你收到回信了吗?她笑着说,巴金有那么多读者,哪里来得及给我回信。

是的,当年给巴金写信的读者确实数不胜数,但他却被一封信感动流泪,这封信上写着:“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

这封信来自十七岁的天津少女杨静如。

在杨家的照片里,很容易认出静如——最美的那一个。她出生于1919年9月12日,我们更熟悉的是她后来给自己取的名字杨苡。

杨家是大家族,静如的父亲杨毓璋有三房太太,母亲徐燕若是第二位夫人。静如自己回忆:“母亲是平常人家的,因为我父亲的大太太怀了八胎,结果只活了两个,就是我大姐姐和二姐姐。没有儿子不行,结果就娶了我母亲当二房。”母亲生下了杨毓璋唯一的儿子,怀孕的时候她做了一个梦,梦见“白虎入怀”。算命先生说,这个征兆很复杂,既吉又凶,这个男孩将来会成就一番事业,但他会克父克兄弟。

这个算命先生有点准,五岁时,男孩的父亲去世了。这个叫杨宪益的男孩成为中国著名翻译家,他写了一本英文自传,名叫White Tiger,即《白虎星照命》。作为中国银行行长杨毓璋唯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来自袁世凯馈赠的黄马褂。他管大太太叫“母亲”,自己的母亲叫“娘”。静如则和姐姐一起,划归为“姨太太生的”。

幸好,大太太并不跋扈,他们的母亲天性温柔,但关键时刻非常坚强。父亲去世之后,姑妈让静如的母亲殉节。母亲回答:“我干吗死?我有三个孩子,我得把他们带大。老爷跟我说过,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抚育成人,对国家有贡献。”

母亲对待子女还算开明。女儿给好莱坞明星瑙玛·希拉写一封信,收到一张照片,下边用派克蓝墨水笔签上“Sincerely yours Norma Shearer”。静如“用手指头沾沾口水去轻抹一下字尾”,发现是真的签名。这样的举动太不闺秀,但母亲并没有训斥,只是说:“不好好念书,写什么信!”

静如在中西女校读书,是有名的活泼小姑娘。读小学的时候,她崇拜一个女老师,于是和同学约好,跑到教室的窗外,一见老师就不停喊“Anna Situ,I love you”,老师最终“温和地批评了我们,就哄散了”。

静如喜欢和堂哥们在一起玩。“七叔家的五哥”“八叔家的四哥”和静如的哥哥有一段时间迷恋《三个火枪手》:“四哥非常漂亮,我们就叫他阿托士。五哥又笨又胖,我们就叫他颇图斯。我哥哥最小,就叫达特安。”哥哥们问,谁是密里迪(里面的反派女人),姐姐敏如摇摇头,结果还没上学的静如大喊:“我是密里迪!”——因为密里迪好看。

静如崇拜哥哥,也是她敏感地发现,哥哥的家庭女教师喜欢上了哥哥,她告诉了母亲。为了防止丑闻发生,母亲决定让杨宪益去英国留学。

哥哥杨宪益到英国留学,姐姐杨敏如去了燕京大学,剩下静如一个人。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西女校的学生们纷纷上街游行,杨家虽然开明,并不允许静如参加。静如非常苦闷,在这时,她看了巴金的《家》。静如的第一反应是,这写的就是我们家嘛:

完全像,因为我祖父也在四川做过官,就跟他们家的生活有点像。家里不是像书里写的那么大,那么讲究,也没有鸣凤。他们家也没有鸣凤,我们家倒有个来凤。他们家有老姨太,我们家也有一个老姨太太。

——李怀宇《杨苡:生正逢时,苦难的历程有爱相随》

她向巴金倾诉心事。很快收到了回信。母亲没有反对他们的通信——她也是冰心和张资平等人的读者。静如没有隐瞒巴金的来信,母亲会一一拆开,检查之后,再给静如。但静如隐瞒了另一个人的来信——巴金的哥哥李尧林。

李尧林当时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经巴金介绍,他和静如通信。静如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在1938年大年三十晚上,“很客气的,像一个长辈对晚辈随便说几句,淡淡的鼓励的话。”李尧林是巴金的三哥,燕大外文系毕业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做英语老师。他课余为姓冯的一个富裕人家做家教。冯家小姐和杨苡一起学画,过了正月十五,冯小姐突然悄悄走过来,笑嘻嘻走到杨苡面前:“李先生问你什么时候到我们家玩?”从来“不见生人”的静如一下子窘得红了脸,但她还是和李尧林见了面,他没想到面前是这样一位淑女,他“还以为我很小呢”。

“李先生喜欢拉小提琴,还会唱歌,男高音。”静如用十二块钱的生活费买了三张唱片(红心唱片,四块钱一张),邀请李尧林一起欣赏,他们还一起去电影院看过电影。静如给李尧林写的信,是让用人传送的,假装说给同学某小姐,信通过同学转到李先生手里;李先生的回信,偷偷藏在书里,成功逃过母亲的检查。甚至连哥哥杨宪益也被蒙在鼓里。

1937年,静如从中西女中毕业,报考了南开的中文系。“那时候考文科只考中文和英文,如果考理科就加数学,那我就不行了。所以我一考就考上了。”

在毕业前夕,她和女同学们在天津著名的国货售品所挑选了“绿色带有极密的本色小方格的薄纱做旗袍”,配白色的皮鞋,在照相馆里拍了照。彼时,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姑娘们绝不会想到,不久,她们即将天各一方。

天津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静如想要去昆明读书,母亲不同意,巴金在信中劝静如要“忍耐”。后来,还是哥哥杨宪益帮了妹妹:“我哥觉得我在家不安全,所以给母亲写信,劝她早放我走,日本人早晚会进租界。”

走之前,静如去见了李尧林。她对他说:“我们昆明见。”

1938年7月7日,静如从天津坐船前往香港:

邮轮很大,上面有舞厅、餐厅,但大部分人都是去香港。我们则是在香港待十天,再坐船到安南(越南的旧称),这时就坐二等舱了。从安南再到云南,只能坐铁皮车,身边都是流亡学生,一进中国边境,大家又是唱《义勇军进行曲》,又是唱《松花江上》,心情澎湃得不得了。

——杨苡《西南联大里的爱情》

到了昆明,静如感受到另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活。她想要报考西南联大,听说要考数学,担心会考不过。正在犹豫之间,有人提示她:“你去年不是考上过南开吗?”因为南开的学生自动进入联大,于是静如去问报考老师,他一查,很高兴地说:“欢迎复校。”静如说:“所以我什么都没考,就进了联大。”

静如的学号是“N2214”,那时候在联大,北大学生的学号开头是“P”,清华学生是“T”,南开则是“N”。当时流传的说法是:“P字好,T字香,N字没人要。”她在天津时考的是中文系,本来也打算上中文系。结果有一天,郑颖孙先生对她说,杨小姐,走走走,带你去见一个人。“谁?”“你崇拜的沈从文呀!”静如激动得心好像要蹦出来了!穿长袍一口湖南话的沈先生表扬十九岁的静如,有勇气离开富有的家,来昆明吃苦。那天说了什么,静如都不大记得了。但她听从了沈从文的劝告,“你还是进外文系的好,你已学了十年英文,那些线装书会把你捆住。”

静如进了外文系。一进宿舍,静如很快发现,有一个叫陈蕴珍的,和她一样,是巴金的粉丝,曾经给巴金写过信。陈蕴珍,便是后来成为巴金妻子的萧珊。静如的另一位室友王树藏,是萧乾当时的女友。静如说,在宿舍里,她们经常安静地坐在书桌旁,“萧珊给巴金写信,王树藏给萧乾写信,我给李尧林写信”。

西南联大的上课氛围是自由的,老师们都很厉害,三校合一,牛人辈出,给静如上课的老师有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刘文典、吴宓、冯至……一个老师上两个星期,讲课之外,还有专门辅导写作的老师,类似助教。沈从文先生说静如不用功,静如自己承认:“我也确实不爱钻研艰深的学问,比如上陈梦家先生的课。他的那些现代诗‘我爱秋天的雁子,终日不知疲倦……’我都是可以背下来的,可课堂上他不讲新诗,而是研究古文字,我于是只能远远地欣赏这位老师。”

日子那么艰苦,吃着有老鼠屎的八宝饭,日常还要跑警报。可是静如不觉得苦,她说,所有西南联大的学生都坚信,我们一定会打赢的。

西南联大有很多社团,研究《红楼梦》有之,研究《老子》亦有之,汪曾祺们拍着曲的时候,静如打算去高原文艺社,因为文艺社的黑板报办得好,而且社里有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诗人穆旦。静如说,那一天晚上,文学社开会,十九岁的她冒冒失失走进去,直接说,我想加入高原。他们说,欢迎欢迎。

文学社里还有一个相熟的人,是之前在表姐订婚宴上见过的赵瑞蕻。赵瑞蕻几乎对静如一见钟情,很快就开始追求静如。有很多人问过静如,在联大时怎么谈恋爱?静如笑着说,其实每次都是一堆朋友在一起,无非就是交换诗看看,但你会知道,这个人待你是不同的。

静如写了一首思念哥哥的诗,拿给赵瑞蕻看,他热心地帮她修改,改完之后,静如拿来一看,笑一笑就撕了:“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我不能接受他改的,但也不发脾气。”

追静如的人很多,但静如仍旧在等一个人,那个人答应她,会来昆明。

可是他始终没来。

静如经过漫长的等待,他们的通信里越来越多抱怨,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多误解。1940年,静如接受了赵瑞蕻的求婚。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里面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两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很久很久之后,静如才得知,李尧林曾经订了她曾乘坐的太古轮船公司“云南号”船票准备到昆明,但不知为何,最后他把票退掉了。

大二就结婚的静如后来转学到金陵女子大学,又因为生小孩耽误了课程,不得不去重庆中央大学借读,算是联大借读生。在重庆,她又见到了巴金和萧珊。有一天,巴金请她吃饭,去了之后,发现还有萧珊和巴金的一个表弟。巴金点了猪脑,萧珊就笑话说:“李先生就喜欢吃猪脑。”巴金回答:“吃猪脑补脑子。”后来,静如得知,他们打算结婚了,这顿猪脑宴,大概算是订婚宴。

1945年,静如收到萧珊从重庆城里寄来的信:“李先生已于11月22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伤心!”巴金见到了哥哥最后一面,他对弟弟说:“我觉得体力不行了。”躺在医院里的李尧林日渐衰竭,朋友们来探病,他却总说“蛮好”。有一天夜里,李尧林忽然醒过来,对弟弟巴金说:“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两天后,李尧林离开了人世,病因是肋膜炎,但大家都说他其实是死于长期营养不良。

静如这时候才知道,在巴金的大哥去世之后,承担起李家几十口人生计的是李尧林。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每月领了薪水便定时寄款回家,支撑家里人的生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不敢,也不愿意回应他们之间的情愫,一如巴金所说的那样:“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他毫不后悔地打破了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静如想起他们恢复通信之后,他写来的第一封信:“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她伤心得大哭。

后来,巴金后人把李尧林保存的唱片都送给了静如。静如想起他们在天津时,学英文出身的李尧林抄给她一份英文歌词,这首歌叫《让我们相逢在梦之门》,仿佛早早预示了一种不祥。静如回答:“什么时候我听这些唱片时不会掉眼泪,我再听。”

那些唱片,她再也没听过。

赵瑞蕻和静如的婚书很有趣,一般的婚书写:“我俩志同道合,决定……国难时期一切从简……”静如跟赵瑞蕻结婚,没写“志同道合”,静如说,因为“我俩志同道不合”,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比如我特别喜欢戏剧,不管中国地方戏剧、外国戏剧,都喜欢,都想看。他对于看戏,简直是受罪。”

静如嘴里说着“志同道不合”,其实两个人的志趣挺相投的:赵瑞蕻是司汤达的《红与黑》的汉译第一人,静如则将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介绍给中国读者。《呼啸山庄》这个名字,也是静如想出来的,在这之前,已经有梁实秋的翻译,他把这本书翻译成《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两三个月就翻完了,但我总觉得书名不是很妥,谁愿意用‘咆哮’二字来称呼自己的住宅呢?”

翻译《呼啸山庄》的时候,静如生活在一个环境特别差的丙等房里,只要刮风,房子简直就要倒塌。一个人在家带着孩子,有点害怕。但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静如的灵感呼啸而来,她至今得意《呼啸山庄》这个名字——确实神来之笔。

但这本书在“文革”时,却给静如带来了很多麻烦。

让我写检查,说翻译这本书,宣扬阶级调和论。他们命我爱人开箱子,站在凳子上,把箱子里头的毛线、衣服就往地上扔。当时我们三楼还有好多邻居都围着看,我们宿舍很团结,邻居大叫,来强盗了,这一喊呢东西不好翻了。走时他们几个自行车的气嘴子都给摘了,于是我又多一个罪名,挑动群众斗群众。

——李乃清《百岁杨苡:我觉得〈呼啸山庄〉比〈简·爱〉好》

不过,静如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她的同学陶琴薰是国民党要员陶希圣的次女,在中央大学时,静如和陶琴薰以及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住在同一宿舍。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唢呐烟尘》里,陶琴薰长子沈宁讲述,母亲陶琴薰是陶家子女中唯一留在大陆的人。父亲跟随蒋介石乘坐“太康舰”到上海吴淞口,请求蒋介石稍停兵舰,给陶琴薰发出电报,但最终,她选择了分道扬镳。1957年“鸣放”期间,陶琴薰积极“鸣放”,静如知道了,给她写了一封信,让她谨慎,说:“你既然没有走,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鸣放’,因为那没有用。”陶琴薰接到信后,似乎有点不高兴,她和静如断绝了联系。

两年后,静如开始挨批。

1959年我已经挨批了,我写《自己的事自己做》,鼓励小朋友守秩序排队、不要随地吐痰、讲卫生,结果批斗,有个干部说,那个杨苡带着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批判我们的新中国儿童,说他们随地吐痰,然后底下就说随地吐痰有什么不好,说完就“呸”一吐,吐完后他还用脚擦一下。

——李乃清《百岁杨苡:我觉得〈呼啸山庄〉比〈简·爱〉好》

在静如开始劳动的时候,哥哥杨宪益和嫂嫂戴乃迭因为“间谍”罪名,被投入监狱。对于这一切,静如什么也不知道,后来还是外文局来找她调查叶君健,她顺口问:“我哥哥怎样了?”来人支支吾吾,说你哥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她又问,那他算什么。来人回答,说他是“反革命”也行,说他是“右派”也行,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也行。

1972年,杨宪益出狱,静如才得到了“解放”。

她忙着打听朋友们的下落。

首先得到的是萧珊的噩耗。1972年,穆旦写信给静如:

去年年底,我曾向陈蕴珍写去第一封信,不料通信半年,以她的去世而告终……蕴珍是我们的好朋友,她是一个心地很好的人,她的去世给我留下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想这种损失,对你说说,你是可以理解的。究竟每个人的终生好友是不多的,死一个,便少一个,终于使自己变成一个谜,没有人能了解你。我感到少了这样一个友人,便是死了自己一部分(拜伦语);而且也少了许多生之乐趣,因为人活着总有许多新鲜感觉愿意向知己谈一谈,没有这种可谈之人,那生趣自然也减色。

——穆旦《穆旦诗文集》

五年后,穆旦去世。巴金告诉静如,“文革”当中,牛棚里的巴金听说李尧林墓所在的虹桥公墓因为“破四旧”被砸毁,石头搬光,尸骨遍地,惊得一身冷汗,“只希望这是谣言”。他恢复自由之后匆匆赶去,想要找到李尧林墓上大理石的那本书,却发现整个公墓已荡然无存。

静如也一直惦念着和她绝交的陶琴薰,1976年她让哥哥杨宪益打听陶琴薰的情况,只说她被下放去农村了,她不知道的是,患上急性类风湿关节炎的陶琴薰到潭柘寺农村劳动改造,在劳动中弯不下腰,只好跪在水田里干活,最后一头栽倒在水田里。1978年,她在病痛中去世,终年五十七岁。去世前,她念念不忘的是当年在吴淞口和父亲的生离死别:“到了北京,我们再没见到海。”

还好,静如还有哥哥姐姐,还有丈夫。渡尽劫波的杨家兄妹,用最大的乐观和热情对待生活。他们经常保持通信,互相讲着老朋友的故事。

有记者去采访静如,她讲着讲着,会忽然走到房间里的某张照片前,就是他哎!“丁聪、吴祖光、罗孚、我哥……这些人全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静如爱惜旧物,也爱惜老朋友。她的瑙玛·希拉签名照在“文革”的时候被赵瑞蕻烧了,她总念叨:“哎,我那老头给我扔了,他不认为这些是很值得的,人家可是三十年代的奥斯卡影后呐!”女儿赵蘅总劝父亲:“爸,你就写篇文章反省一下,向妈道个歉,免得她老埋怨你。”“爸说是啊是啊,会写的,可没等他写出来,人就走了。”

1999年春节前夜,丈夫赵瑞蕻因心脏病复发而辞世。

2009年,哥哥杨宪益去世,享年九十四岁。静如说:“我是真的崇拜我哥。”

2017年12月,姐姐古典文学专家杨敏如去世,享年一百零一岁。静如说:“她是真的才女!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老师是俞平伯,系主任陆侃如,她跟叶嘉莹是同学。”

静如的家很小,客厅十二平方米,也是书房。“我们家又小又乱,有人说落脚点都没有,但也有人说很cozy。”

静如喜欢布偶,大猩猩、猫头鹰、穿格子西服的小男孩、扎辫子的黄毛丫头……“这是我的一种玩法,我最喜欢那个睡觉的娃娃。”她也喜欢研究微信,经常给女儿赵蘅打电话:“快看!6频道《佳片有约》!”“新年音乐会马上开始!”

2003年,静如骨折住院,她对女儿说:“开刀打进身体的那只钢钉价值八千元,就相当于一颗钻石戒。”

她还在坚持写作,用稿纸写。为了让保姆小陈不打搅她,静如会慷慨发出红包,“以资鼓励”。就在上个月,我仍旧看到静如发表的文章。赵蘅老师说,一直到现在,一听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母亲还是热泪盈眶。“母亲她总喜欢一句话:‘Wait and hope!’”她不悲观,对国家前途抱有信心。

这是属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定。


参考文献:

杨宪益著、薛鸿时译:《杨宪益自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3

杨苡:《淮海路淮海坊五十九号》,文汇读书周报2002-3-1

杨苡:《巴金:作家不是应声虫不是传声筒》,北方音乐2008-1-10

杨苡:《一枚酸果——漫谈四十年译事》,中国翻译1986-1-15

杨苡:《坚强的人——访问巴金》,新文学史料1979-8-15

杨苡:《旧邮拾遗》,新文学史料2006-8-22

杨苡:《西南联大里的爱情》,环球人物2015年第20期

赵蘅:《她是呼啸而来的奇女子》,北青天天副刊2018-9-12

李乃清:《百岁杨苡:我觉得〈呼啸山庄〉比〈简·爱〉好》,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第10期

范泓:《我的老师杨苡先生》,时代报告2017年第4期

李菁:《杨苡:与巴金家人69载的交往》,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40期

张新颖:《九个人》,译林出版社2018-7

纪录片《西南联大》,云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新影集团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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