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你生命的一本书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被许多人问过，也问过许多人。我读书不求甚解，有的囫囵吞枣着过去了，有的读了一个章节放下了，但如果要说影响我生命的一本书，也许要算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这套书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存在这样博闻强记的学问人，几乎每一句话里，都隐藏着一个或者数个典故。也是这套书，成为我的阅读基础，《管锥编》里钱先生经常拿来引用的《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之类，是我大学时代最常细读的类书。更重要的是，在《管锥编》里，我找到了一种“融会贯通”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一直运用到我今天的写作当中，获益良多。

不过，在我采访过的那些民国时代人嘴里，最常被提起的是巴金的《家》。一位老太太跟我说，她从兄长那里偷偷翻到《家》，读着读着泪流满面，“我觉得如果不逃，我就是梅表姐。”她连夜逃离了家，在订婚的前夜。很多年之后，她已经儿女双全，回到家乡，遇到那曾经被她逃婚的“未婚夫”。他笑着说，那本《家》，其实是他借给她兄长的。他劝说父母不要追究，“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是拥有最多青年读者的作家。李健吾曾说，那时候，他们抱住他的小说，和里面的人物一起哭笑。因为他的作品不只是倾诉了他自己的悲哀，而且也表达了时代的苦闷，因而点燃了他们的心，宣泄了他们悒郁不平的感情，并使他们受到鼓舞和启示，走上了人生的新路。在逃婚途中，老太太曾经给巴金写了信，很多年之后，她仍然记得其中一句：“我说巴金先生，现在是觉慧在给你写信，祝福我吧。”我问她，你收到回信了吗？她笑着说，巴金有那么多读者，哪里来得及给我回信。

是的，当年给巴金写信的读者确实数不胜数，但他却被一封信感动流泪，这封信上写着：“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

这封信来自十七岁的天津少女杨静如。

在杨家的照片里，很容易认出静如——最美的那一个。她出生于1919年9月12日，我们更熟悉的是她后来给自己取的名字杨苡。

杨家是大家族，静如的父亲杨毓璋有三房太太，母亲徐燕若是第二位夫人。静如自己回忆：“母亲是平常人家的，因为我父亲的大太太怀了八胎，结果只活了两个，就是我大姐姐和二姐姐。没有儿子不行，结果就娶了我母亲当二房。”母亲生下了杨毓璋唯一的儿子，怀孕的时候她做了一个梦，梦见“白虎入怀”。算命先生说，这个征兆很复杂，既吉又凶，这个男孩将来会成就一番事业，但他会克父克兄弟。

这个算命先生有点准，五岁时，男孩的父亲去世了。这个叫杨宪益的男孩成为中国著名翻译家，他写了一本英文自传，名叫White Tiger，即《白虎星照命》。作为中国银行行长杨毓璋唯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来自袁世凯馈赠的黄马褂。他管大太太叫“母亲”，自己的母亲叫“娘”。静如则和姐姐一起，划归为“姨太太生的”。

幸好，大太太并不跋扈，他们的母亲天性温柔，但关键时刻非常坚强。父亲去世之后，姑妈让静如的母亲殉节。母亲回答：“我干吗死？我有三个孩子，我得把他们带大。老爷跟我说过，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抚育成人，对国家有贡献。”

母亲对待子女还算开明。女儿给好莱坞明星瑙玛·希拉写一封信，收到一张照片，下边用派克蓝墨水笔签上“Sincerely yours Norma Shearer”。静如“用手指头沾沾口水去轻抹一下字尾”，发现是真的签名。这样的举动太不闺秀，但母亲并没有训斥，只是说：“不好好念书，写什么信！”

静如在中西女校读书，是有名的活泼小姑娘。读小学的时候，她崇拜一个女老师，于是和同学约好，跑到教室的窗外，一见老师就不停喊“Anna Situ，I love you”，老师最终“温和地批评了我们，就哄散了”。

静如喜欢和堂哥们在一起玩。“七叔家的五哥”“八叔家的四哥”和静如的哥哥有一段时间迷恋《三个火枪手》：“四哥非常漂亮，我们就叫他阿托士。五哥又笨又胖，我们就叫他颇图斯。我哥哥最小，就叫达特安。”哥哥们问，谁是密里迪（里面的反派女人），姐姐敏如摇摇头，结果还没上学的静如大喊：“我是密里迪！”——因为密里迪好看。

静如崇拜哥哥，也是她敏感地发现，哥哥的家庭女教师喜欢上了哥哥，她告诉了母亲。为了防止丑闻发生，母亲决定让杨宪益去英国留学。

哥哥杨宪益到英国留学，姐姐杨敏如去了燕京大学，剩下静如一个人。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西女校的学生们纷纷上街游行，杨家虽然开明，并不允许静如参加。静如非常苦闷，在这时，她看了巴金的《家》。静如的第一反应是，这写的就是我们家嘛：

她向巴金倾诉心事。很快收到了回信。母亲没有反对他们的通信——她也是冰心和张资平等人的读者。静如没有隐瞒巴金的来信，母亲会一一拆开，检查之后，再给静如。但静如隐瞒了另一个人的来信——巴金的哥哥李尧林。

李尧林当时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经巴金介绍，他和静如通信。静如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在1938年大年三十晚上，“很客气的，像一个长辈对晚辈随便说几句，淡淡的鼓励的话。”李尧林是巴金的三哥，燕大外文系毕业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做英语老师。他课余为姓冯的一个富裕人家做家教。冯家小姐和杨苡一起学画，过了正月十五，冯小姐突然悄悄走过来，笑嘻嘻走到杨苡面前：“李先生问你什么时候到我们家玩？”从来“不见生人”的静如一下子窘得红了脸，但她还是和李尧林见了面，他没想到面前是这样一位淑女，他“还以为我很小呢”。

“李先生喜欢拉小提琴，还会唱歌，男高音。”静如用十二块钱的生活费买了三张唱片（红心唱片，四块钱一张），邀请李尧林一起欣赏，他们还一起去电影院看过电影。静如给李尧林写的信，是让用人传送的，假装说给同学某小姐，信通过同学转到李先生手里；李先生的回信，偷偷藏在书里，成功逃过母亲的检查。甚至连哥哥杨宪益也被蒙在鼓里。

1937年，静如从中西女中毕业，报考了南开的中文系。“那时候考文科只考中文和英文，如果考理科就加数学，那我就不行了。所以我一考就考上了。”

在毕业前夕，她和女同学们在天津著名的国货售品所挑选了“绿色带有极密的本色小方格的薄纱做旗袍”，配白色的皮鞋，在照相馆里拍了照。彼时，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姑娘们绝不会想到，不久，她们即将天各一方。

天津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静如想要去昆明读书，母亲不同意，巴金在信中劝静如要“忍耐”。后来，还是哥哥杨宪益帮了妹妹：“我哥觉得我在家不安全，所以给母亲写信，劝她早放我走，日本人早晚会进租界。”

走之前，静如去见了李尧林。她对他说：“我们昆明见。”

1938年7月7日，静如从天津坐船前往香港：

到了昆明，静如感受到另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活。她想要报考西南联大，听说要考数学，担心会考不过。正在犹豫之间，有人提示她：“你去年不是考上过南开吗？”因为南开的学生自动进入联大，于是静如去问报考老师，他一查，很高兴地说：“欢迎复校。”静如说：“所以我什么都没考，就进了联大。”

静如的学号是“N2214”，那时候在联大，北大学生的学号开头是“P”，清华学生是“T”，南开则是“N”。当时流传的说法是：“P字好，T字香，N字没人要。”她在天津时考的是中文系，本来也打算上中文系。结果有一天，郑颖孙先生对她说，杨小姐，走走走，带你去见一个人。“谁？”“你崇拜的沈从文呀！”静如激动得心好像要蹦出来了！穿长袍一口湖南话的沈先生表扬十九岁的静如，有勇气离开富有的家，来昆明吃苦。那天说了什么，静如都不大记得了。但她听从了沈从文的劝告，“你还是进外文系的好，你已学了十年英文，那些线装书会把你捆住。”

静如进了外文系。一进宿舍，静如很快发现，有一个叫陈蕴珍的，和她一样，是巴金的粉丝，曾经给巴金写过信。陈蕴珍，便是后来成为巴金妻子的萧珊。静如的另一位室友王树藏，是萧乾当时的女友。静如说，在宿舍里，她们经常安静地坐在书桌旁，“萧珊给巴金写信，王树藏给萧乾写信，我给李尧林写信”。

西南联大的上课氛围是自由的，老师们都很厉害，三校合一，牛人辈出，给静如上课的老师有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刘文典、吴宓、冯至……一个老师上两个星期，讲课之外，还有专门辅导写作的老师，类似助教。沈从文先生说静如不用功，静如自己承认：“我也确实不爱钻研艰深的学问，比如上陈梦家先生的课。他的那些现代诗‘我爱秋天的雁子，终日不知疲倦……’我都是可以背下来的，可课堂上他不讲新诗，而是研究古文字，我于是只能远远地欣赏这位老师。”

日子那么艰苦，吃着有老鼠屎的八宝饭，日常还要跑警报。可是静如不觉得苦，她说，所有西南联大的学生都坚信，我们一定会打赢的。

西南联大有很多社团，研究《红楼梦》有之，研究《老子》亦有之，汪曾祺们拍着曲的时候，静如打算去高原文艺社，因为文艺社的黑板报办得好，而且社里有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诗人穆旦。静如说，那一天晚上，文学社开会，十九岁的她冒冒失失走进去，直接说，我想加入高原。他们说，欢迎欢迎。

文学社里还有一个相熟的人，是之前在表姐订婚宴上见过的赵瑞蕻。赵瑞蕻几乎对静如一见钟情，很快就开始追求静如。有很多人问过静如，在联大时怎么谈恋爱？静如笑着说，其实每次都是一堆朋友在一起，无非就是交换诗看看，但你会知道，这个人待你是不同的。

静如写了一首思念哥哥的诗，拿给赵瑞蕻看，他热心地帮她修改，改完之后，静如拿来一看，笑一笑就撕了：“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我不能接受他改的，但也不发脾气。”

追静如的人很多，但静如仍旧在等一个人，那个人答应她，会来昆明。

可是他始终没来。

静如经过漫长的等待，他们的通信里越来越多抱怨，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多误解。1940年，静如接受了赵瑞蕻的求婚。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里面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两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很久很久之后，静如才得知，李尧林曾经订了她曾乘坐的太古轮船公司“云南号”船票准备到昆明，但不知为何，最后他把票退掉了。

大二就结婚的静如后来转学到金陵女子大学，又因为生小孩耽误了课程，不得不去重庆中央大学借读，算是联大借读生。在重庆，她又见到了巴金和萧珊。有一天，巴金请她吃饭，去了之后，发现还有萧珊和巴金的一个表弟。巴金点了猪脑，萧珊就笑话说：“李先生就喜欢吃猪脑。”巴金回答：“吃猪脑补脑子。”后来，静如得知，他们打算结婚了，这顿猪脑宴，大概算是订婚宴。

1945年，静如收到萧珊从重庆城里寄来的信：“李先生已于11月22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伤心！”巴金见到了哥哥最后一面，他对弟弟说：“我觉得体力不行了。”躺在医院里的李尧林日渐衰竭，朋友们来探病，他却总说“蛮好”。有一天夜里，李尧林忽然醒过来，对弟弟巴金说：“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两天后，李尧林离开了人世，病因是肋膜炎，但大家都说他其实是死于长期营养不良。

静如这时候才知道，在巴金的大哥去世之后，承担起李家几十口人生计的是李尧林。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每月领了薪水便定时寄款回家，支撑家里人的生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不敢，也不愿意回应他们之间的情愫，一如巴金所说的那样：“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他毫不后悔地打破了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静如想起他们恢复通信之后，他写来的第一封信：“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她伤心得大哭。

后来，巴金后人把李尧林保存的唱片都送给了静如。静如想起他们在天津时，学英文出身的李尧林抄给她一份英文歌词，这首歌叫《让我们相逢在梦之门》，仿佛早早预示了一种不祥。静如回答：“什么时候我听这些唱片时不会掉眼泪，我再听。”

那些唱片，她再也没听过。

赵瑞蕻和静如的婚书很有趣，一般的婚书写：“我俩志同道合，决定……国难时期一切从简……”静如跟赵瑞蕻结婚，没写“志同道合”，静如说，因为“我俩志同道不合”，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比如我特别喜欢戏剧，不管中国地方戏剧、外国戏剧，都喜欢，都想看。他对于看戏，简直是受罪。”

静如嘴里说着“志同道不合”，其实两个人的志趣挺相投的：赵瑞蕻是司汤达的《红与黑》的汉译第一人，静如则将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介绍给中国读者。《呼啸山庄》这个名字，也是静如想出来的，在这之前，已经有梁实秋的翻译，他把这本书翻译成《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两三个月就翻完了，但我总觉得书名不是很妥，谁愿意用‘咆哮’二字来称呼自己的住宅呢？”

翻译《呼啸山庄》的时候，静如生活在一个环境特别差的丙等房里，只要刮风，房子简直就要倒塌。一个人在家带着孩子，有点害怕。但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静如的灵感呼啸而来，她至今得意《呼啸山庄》这个名字——确实神来之笔。

但这本书在“文革”时，却给静如带来了很多麻烦。

不过，静如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她的同学陶琴薰是国民党要员陶希圣的次女，在中央大学时，静如和陶琴薰以及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住在同一宿舍。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唢呐烟尘》里，陶琴薰长子沈宁讲述，母亲陶琴薰是陶家子女中唯一留在大陆的人。父亲跟随蒋介石乘坐“太康舰”到上海吴淞口，请求蒋介石稍停兵舰，给陶琴薰发出电报，但最终，她选择了分道扬镳。1957年“鸣放”期间，陶琴薰积极“鸣放”，静如知道了，给她写了一封信，让她谨慎，说：“你既然没有走，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鸣放’，因为那没有用。”陶琴薰接到信后，似乎有点不高兴，她和静如断绝了联系。

两年后，静如开始挨批。

在静如开始劳动的时候，哥哥杨宪益和嫂嫂戴乃迭因为“间谍”罪名，被投入监狱。对于这一切，静如什么也不知道，后来还是外文局来找她调查叶君健，她顺口问：“我哥哥怎样了？”来人支支吾吾，说你哥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她又问，那他算什么。来人回答，说他是“反革命”也行，说他是“右派”也行，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也行。

1972年，杨宪益出狱，静如才得到了“解放”。

她忙着打听朋友们的下落。

首先得到的是萧珊的噩耗。1972年，穆旦写信给静如：

五年后，穆旦去世。巴金告诉静如，“文革”当中，牛棚里的巴金听说李尧林墓所在的虹桥公墓因为“破四旧”被砸毁，石头搬光，尸骨遍地，惊得一身冷汗，“只希望这是谣言”。他恢复自由之后匆匆赶去，想要找到李尧林墓上大理石的那本书，却发现整个公墓已荡然无存。

静如也一直惦念着和她绝交的陶琴薰，1976年她让哥哥杨宪益打听陶琴薰的情况，只说她被下放去农村了，她不知道的是，患上急性类风湿关节炎的陶琴薰到潭柘寺农村劳动改造，在劳动中弯不下腰，只好跪在水田里干活，最后一头栽倒在水田里。1978年，她在病痛中去世，终年五十七岁。去世前，她念念不忘的是当年在吴淞口和父亲的生离死别：“到了北京，我们再没见到海。”

还好，静如还有哥哥姐姐，还有丈夫。渡尽劫波的杨家兄妹，用最大的乐观和热情对待生活。他们经常保持通信，互相讲着老朋友的故事。

有记者去采访静如，她讲着讲着，会忽然走到房间里的某张照片前，就是他哎！“丁聪、吴祖光、罗孚、我哥……这些人全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静如爱惜旧物，也爱惜老朋友。她的瑙玛·希拉签名照在“文革”的时候被赵瑞蕻烧了，她总念叨：“哎，我那老头给我扔了，他不认为这些是很值得的，人家可是三十年代的奥斯卡影后呐！”女儿赵蘅总劝父亲：“爸，你就写篇文章反省一下，向妈道个歉，免得她老埋怨你。”“爸说是啊是啊，会写的，可没等他写出来，人就走了。”

1999年春节前夜，丈夫赵瑞蕻因心脏病复发而辞世。

2009年，哥哥杨宪益去世，享年九十四岁。静如说：“我是真的崇拜我哥。”

2017年12月，姐姐古典文学专家杨敏如去世，享年一百零一岁。静如说：“她是真的才女！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老师是俞平伯，系主任陆侃如，她跟叶嘉莹是同学。”

静如的家很小，客厅十二平方米，也是书房。“我们家又小又乱，有人说落脚点都没有，但也有人说很cozy。”

静如喜欢布偶，大猩猩、猫头鹰、穿格子西服的小男孩、扎辫子的黄毛丫头……“这是我的一种玩法，我最喜欢那个睡觉的娃娃。”她也喜欢研究微信，经常给女儿赵蘅打电话：“快看！6频道《佳片有约》！”“新年音乐会马上开始！”

2003年，静如骨折住院，她对女儿说：“开刀打进身体的那只钢钉价值八千元，就相当于一颗钻石戒。”

她还在坚持写作，用稿纸写。为了让保姆小陈不打搅她，静如会慷慨发出红包，“以资鼓励”。就在上个月，我仍旧看到静如发表的文章。赵蘅老师说，一直到现在，一听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母亲还是热泪盈眶。“母亲她总喜欢一句话：‘Wait and hope！’”她不悲观，对国家前途抱有信心。

这是属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