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佯装打电话，在公寓大楼锁着的入口处徘徊。实际上他在听女儿自一年前进入查普曼大学以来给他发的语音信息。

“爸爸，今天真是太激动人心了，我想谢谢你在升学路上为我提供的帮助。我很高兴这里离你不远，一小时就能见上面。不过路堵的时候也许得花上两小时。”

博斯笑了。他不知道这些语音信息能在手机上保留多久，但他希望一直能听见女儿声音中的这份愉悦。

看见门内有个男人正要出来，博斯算准时间，几乎和对方同时到达门口。他假装一边打电话一边从口袋里取钥匙。

“很好，”他对着手机说，“我一样有这个感觉。”

门内的男人开门出来。博斯嘟哝了声“谢谢”走进门。他再一次保存下女儿发来的语音信息，把手机放回口袋里。

石头小道上的指路标志指引他走到要去的那幢楼，他在一楼找到了阿比盖尔·特恩布尔的公寓。走到门口时，博斯发现纱门后面的门开着。他听见公寓里传来人声。

“阿比盖尔，都好了吗？”

博斯没敲门，直接走到门边透过纱门往里瞧。顺着短短的一条走廊，他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坐在客厅折叠桌后面的沙发上。老人一头棕色的头发，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看上去年老虚弱。一个年纪轻点的女人正一边收拾餐具，一边拿起桌上的一个盘子。博斯猜测是阿比盖尔要么早饭吃得晚了，要么早早地吃了午饭。

博斯决定等等，看看护理员打扫完以后是否会离开。公寓正对着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个三层的喷泉，水落下的声音几乎完全盖住了公路上的车流声。特恩布尔多半是因为这个敞开着门。博斯坐在喷泉前面预制水泥砌的石凳上，把那沓出生证明放在身边。他一边等，一边查看手机里的信息。没到五分钟，公寓里又传来人声。

“阿比盖尔，要我把门留着吗？”

博斯听见一声含混不清的答复，看着护理员走出公寓，手里拿着隔热袋，里面还有更多的饭要去送。博斯认出这是个送餐服务慈善组织用的隔热袋，女儿高三时参加过那里的志愿服务。博斯心想，女儿也许还给特恩布尔老太太送过餐呢！

护理员沿着小道走向前门。博斯等待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纱门边上往里看。阿比盖尔·特恩布尔仍旧坐在沙发上。折叠桌已经被搬走了，刚才放折叠桌的地方放着一架两轮助步车。特恩布尔正瞪眼看着客厅对面某样东西，博斯看不见她在看什么，但似乎听见了电视里发出的窃窃私语声。

“特恩布尔女士？”

博斯生怕老人失聪，所以嚷得非常响。他的声音显然让特恩布尔吃了一惊，老人满脸害怕地看着纱门。

“对不起，”博斯飞快地说，“我没想吓你。我只是想知道能否问你几个问题。”

特恩布尔朝四周看了看，像是想知道需要时有没有人能帮上忙。

“你想干什么？”老太太问他。

“我是个警探，”博斯说，“我想就一个案子问你几个问题。”

“我不明白，我不认识什么警探。”

博斯推了推纱门。门没锁。他把纱门打开一半，让老太太能清楚地看见他。他举起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警徽，对老人笑了笑。

“阿比盖尔，我正在进行一项调查，我想你能帮我。”他说。

刚刚送饭的护理员直接叫了她的名字，博斯觉得自己也可以试一试。特恩布尔没有回复，博斯看见她两只手紧张地握成了拳头。

“能让我进来吗？”博斯问，“几分钟就好。”

“没有谁会来看我，”她说，“我也没钱买什么东西。”

博斯慢慢走进过道。尽管他因为惊吓了老妇人感觉很糟糕，但还是一直保持着脸上的笑容。

“阿比盖尔，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向你兜售任何东西。”

博斯从过道走进狭小的客厅。电视开着，屏幕上播放着艾伦·德杰尼勒斯的脱口秀节目。客厅里只有沙发和角落里的一把厨房椅。客厅后面是个小厨房，厨房里放着台小冰箱。博斯把出生证明夹在胳膊底下，从证件包里拿出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警官证。老太不情愿地接过警官证审视起来。

“圣费尔南多吗？”她问，“是在哪儿？”

“离这儿不是很远，”博斯说，“我——”

“你在调查什么？”

“我在找一个很久以前的人。”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想和我谈。我从未去过圣费尔南多。”

博斯指着墙边的那把椅子。

“能让我坐下吗？”

“坐下吧。我仍然不知道能从我这里问出些什么。”

博斯拿起椅子，坐在老人面前，两人之间隔着助步车。老太穿了件宽松的便服，上面绣了几朵褪了色的花。特恩布尔仍然在打量着他的警官证。

“这个名字怎么念？”她问。

“希罗尼穆斯，”博斯说，“我是以一位画家的名字命名的。”

“我从没听说过那位画家。”

“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的人很多。我在报纸上读到几年前一篇有关圣海伦收容院的报道。报道提到你在庆典上所做的演讲，就是你女儿去收容院寻亲，结果找到了你的那次演讲。”

“那次演讲怎么了？”

“我为一个男人工作——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他目前也在寻亲。他的孩子出生在圣海伦收容院，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当时出生的男孩或女孩。”

特恩布尔像是不想再谈似的把身子靠回去，然后对博斯摇了摇脑袋。

“那里出生了好些孩子，”她说，“我前后在那里待了五十年，不可能记得所有的孩子。大多数孩子离开后都有了新的名字。”

博斯点点头。

“我知道。但我觉得这个案子有点特别。我想你多半还记得那位母亲。她叫维比亚娜。维比亚娜·杜阿尔特。我说的是发生在你进入圣海伦收容院一年之后的事情。”

特恩布尔像是要避开痛苦似的合上眼睛。博斯立刻意识到老人认识并记得维比亚娜，他的时光之旅找到了终点。

“你一定认识她吧？”博斯问。

特恩布尔点了下头。

“我当时在场，”她说，“那是可怕的一天。”

“能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吗？”

“你为何想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博斯点点头。老人的问题很合理。

“记得你女儿到圣海伦收容院找到你的事情吗？你把它称为奇迹。我的这次调查也是如此。我为一个想找到自己孩子的男人工作，那个男人想找到他和维比亚娜生的孩子。”

博斯发现特恩布尔脸上腾起一股怒气，马上为自己的用词不慎后悔起来。

“那是两码事，”她说，“他不是被迫放弃孩子的。他遗弃了维比亚娜，遗弃了他的儿子。”

博斯想马上弥补自己的话所造成的伤害，但他注意到特恩布尔无意中透露生的是个男孩。

“阿比盖尔，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说，“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我知道这个。但他同样是位想找到孩子的父亲。他老了，很快就将死去。他有许多遗产要留给后人。这弥补不了什么，当然弥补不了。但这个答复应该由我们来给，还是他儿子来给？我们难道连他儿子选择的权利都要剥夺掉吗？”

特恩布尔安静地寻思着博斯的话。

“我帮不了你，”想了一会儿以后她说，“我不知道被收养后那孩子究竟怎样了。”

“可以的话，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就行，”博斯说，“我知道这件事很可怕，但我还是想请你把当时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如果可以的话，跟我说说维比儿子的事情。”

特恩布尔低头看着地板。博斯知道她在找寻记忆，准备告诉他当时发生的事。她伸出两只手抓住助步车，似乎在寻求某种支持。

“他生下来很纤弱，我是说那孩子，”特恩布尔开始讲述当时的情况，“出生时体重不足。收容院有条规定，五磅以下的孩子不能送出去。”

“那他怎么样了？”博斯问。

“收养他的夫妻无法接他出去。体重不足的婴儿不给办理收养手续。他必须更重、更健康才能被收养。”

“收养被延迟了吗？”

“有时的确会发生延迟。他们告诉维比必须让婴儿增加些体重。她必须把婴儿留在房里，用她的奶来喂他。在婴儿变得重些、健康些之前持续给他喂奶。”

“她喂了多久？”

“一周。也许还要多几天。我知道维比获得了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其他人都没这个待遇。但那周过后，孩子就得交出去。那对夫妻再次过来，办完了收养手续。他们把维比的孩子带走了。”

博斯点点头。事情从每个角度都开始变得更糟了。

“维比怎么样了？”他问。

“我当时在洗衣房工作，”她说，“那里工资不高，也没有干洗机。我们把所有洗好的衣服挂在厨房后面院子里的晾衣绳上，后来那里盖了附楼。”

“孩子被收养后的那天早晨，我拿床单到外面晾，看见有根晾衣绳不见了。”

“维比亚娜。”

“接着我就听说了。有个女孩告诉我的。维比上吊自杀了。她走进浴室，在一根淋浴管道上用晾衣绳自杀了。有人发现了她，但已经太迟了。她就这么死了。”

特恩布尔低头看着地板。讲述了这么可怕的故事以后，她似乎不愿和博斯有眼神交流。

博斯被这个故事弄得很不愉快，他感到一阵恶心。但他还需要更多信息。他要找到维比亚娜的儿子。

“没有后续了吗？”博斯问，“那个男孩就没回来过吗？”

“走了以后，他们就再也不会回来。”

“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收养他的父母给他起的名字。”

“维比亚娜叫他多米尼克。我不知道他还叫不叫这个名字。他们通常不会沿用以前的名字。我叫我女儿萨拉。回到我身边时她叫凯瑟琳。”

博斯拿出那沓出生证明。他确信早晨在屋后平台翻看出生证明时见过这个名字。他快速翻看这沓证明，查找多米尼克这个名字。找到那张出生证明以后，他看着证明上的婴儿全名和颁发日期。多米尼克·圣阿内洛出生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可十五天后才在记录办公室登记了。他知道这个延迟也许是婴儿体重不足继而收养被推后造成的。

博斯把出生证明拿给特恩布尔看。

“是他吗？”博斯问，“是这个多米尼克·圣阿内洛吗？”

“我告诉过你，”特恩布尔说，“我只知道维比叫他的名字。”

“这是唯一一张那个时段出生的名叫多米尼克的婴儿出生证明。维比生的孩子应该就是他。上面写着在家出生，在收容院生的孩子都是这么写的。”

“我猜你找到想要找的了。”

博斯瞥了眼出生证明，在证明上种族的格子里写着“西班牙裔”。圣阿内洛家住在文图拉县的奥克斯纳德。收养多米尼克的父母名叫卢卡·圣阿内洛和奥德蕾·圣阿内洛，当时都是二十六岁。卢卡·圣阿内洛的职业被标注为设备销售员。

博斯注意到阿比盖尔·特恩布尔用双手紧握住助步车上的铝管。多亏她的帮忙，博斯相信自己找到了惠特尼·万斯失散已久的孩子，但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博斯知道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事将在他心头压上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