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依然是老样子。到了警察局以后，他会迎来一堆新的电话记录。他走进办公室的小隔间，飞快地给这些记录分类，他把说西班牙语的来电记录堆成一沓，把它们放在贝拉的办公桌上等她明天处理。接着他给有必要回电的举报人打了电话，把其他记录都扔进了废纸篓。中午前，他完成了这项工作，发现只有一条可能有价值的线索需要他付出努力。

这条线索来自一个匿名的女举报人，她说上周五中午十二点之后看见有个戴面具的人沿着第七街跑向麦克莱街。她拒绝透露自己的名字，用的是不会在对方手机上显示的号码。她告诉接线员，看见面具男的时候，她正在第七街上向西而行。面具男在街道另一边往东跑，一度曾停下试图打开沿街停的三辆车的门把。发现打不开车门后，面具男继续朝东往麦克莱街奔去。举报人说和面具男交会后就再没见过他了。

博斯对这通来电很感兴趣，因为目击事件和比阿特丽斯·萨哈冈的遇袭时间相吻合，地点只隔了几个街区。更吻合的是举报人说面具男戴着一个有红绿设计图案的黑色皮质面具。这完全符合比阿特丽斯对强奸未遂的人的描述，这些证据之前没向媒体曝光过。

让博斯摸不着头脑的是，嫌疑人为何在逃离比阿特丽斯家之后还戴着面具。戴着面具跑步远比单纯地跑步要惹人注目。博斯觉得也许男子被比阿特丽斯用笤帚打过之后还惊魂未定。或者很多人都认识他，他戴着面具是怕被别人认出来。

举报人没有提及逃跑者有无戴手套，但博斯觉得既然他戴着面具，一定也戴着手套。

博斯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在狭小的办公室中踱步，一边思索着这通举报电话意味着什么。匿名举报人描述的情形表明：“割纱工”试图盗窃一辆没上锁的车以便逃跑。这说明他没有准备用来逃跑的车，或是他准备的车因为某种原因不能用。博斯对这点很感兴趣。“割纱工”的前几起案子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和策划的。如何逃跑一般来说是策划犯罪的关键点。用来逃跑的车哪儿去了？作案人是不是有个同伙，那个开车接应的人是不是因为恐惧落荒而逃了呢？或者说，徒步逃奔是否还有其他的理由？

第二个问题出在面具上。举报人说嫌疑人朝麦克莱街的方向跑，麦克莱街是条两旁都是小商店和小餐馆的商业街。周五中午麦克莱街上有许多步行的人和骑车的人，戴墨西哥摔跤面具的人会被许多人注意。但至今提到作案人奔跑逃离现场的举报电话只有这一通。这说明“割纱工”拐上或横穿麦克莱街时已经摘下了面具。

博斯知道在办公室踱步无助于问题的解答。他回到办公桌旁，从桌子上拿起钥匙和墨镜。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他差点撞上站在走廊里的特雷维里奥警监。

“头儿，你好！”

“哈里，你这是要去哪儿？”

“我去吃顿午饭。”

博斯没有停步，继续往前走。他的确想出去吃顿午饭，但更重要的是，要去麦克莱街做调查，他决不会把自己的真正意图告诉特雷维里奥。如果匿名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有效，他会直接跟局长汇报。博斯加快行走速度，在特雷维里奥警监发现他又没在公示板上写下出入时间前走到门边。

博斯花三分钟把车开到第七街和麦克莱街的交叉口。他把租来的切诺基停好，下车。他站在街角，朝四周看了看。这里是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分割点。麦克莱街都是小商店和小餐馆，第七街两边关着门，应该是一家人住的独栋住宅。不过博斯知道许多独栋住宅是好几家合住的，更多的人住在非法改建的车库里。

看到街角的垃圾桶，博斯突然冒出个主意来。如果“割纱工”跑到麦克莱街的时候，他摘下面具和手套，会把它们放在哪儿？他会把面具和手套拿在手里，还是把它们塞进口袋？他会扔掉吗？博斯知道作案人在其他案子中还用过其他面具。走上繁忙的商业街以后，扔掉面具和手套是聪明的一着。

博斯走到垃圾桶边，掀开垃圾桶盖子。发生在比阿特丽斯·萨哈冈身上的未遂强奸至今不到四十八小时，博斯觉得环卫部门的人应该还没清空垃圾桶。他的猜测没错，正值人来人往的周末，垃圾桶几乎满了。博斯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副橡胶手套，然后脱下外套，把外套挂在临近的一把车站长椅的靠背上。接着他戴上手套，卷起袖子，开始在垃圾里翻找。

垃圾桶里大多是变质的食品和婴儿的纸尿裤，让人感到一阵阵恶心。垃圾桶里还有许多呕吐物，显然这两天有人直接对着垃圾桶呕吐过。博斯用了十来分钟才翻查到垃圾桶的底部，但是没有找到面具和手套。

博斯忍着恶心，沿着麦克莱街走了二十多码，走到下一个垃圾桶处继续翻找。他脱掉外套后腰带上的警徽露在外面，这样商店的店主和行人就不会上来打扰他了。他搜索第二个垃圾桶时，坐在十英尺外墨西哥餐馆窗边吃饭的一家人好奇地看着他，博斯用身体挡住垃圾桶继续翻找。第二个垃圾桶里的垃圾和前一个差不多。但翻找到一半时博斯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垃圾中有个黑色的皮质摔跤面具，面具上有个红绿色标志。

博斯直起身子，摘掉手套，把手套扔在垃圾桶边的地上。接着他拿出手机，给还在垃圾桶里的面具拍了几张照。取证结束后，他打电话给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调度中心，告诉值班的警官，他要局里派鉴证组来这儿从垃圾桶里取出面具。

“你不能自己把它放在证据袋里，然后再贴上标签吗？”值班的警官问他。

“我不能装袋贴标签，”博斯说，“面具内外可能都带有基因证据。我想让鉴证组的人收集这些证据，以免律师告诉陪审团我的收集方法错了，使证据受到污染。明白我意思了吗？”

“好，好，我只是提个建议。我得让特雷维里奥警监签字，然后再打电话叫县治安办公室的鉴证组派人去。也许需要一会儿。”

“我会在这儿等着。”

一会儿最终变成整整三小时。博斯耐心地等，其间给贝拉发了张他拍的面具照片，贝拉收到后打来电话，两人就新的发现聊了聊。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发现很棒，为理解“割纱工”的真面目带来一个全新的角度。他们一致认为面具内应该能找到与强奸犯有关的基因证据，像其他三起强奸中找到的精液那样的基因证据：这是确凿无疑的铁证，但首先得确认嫌疑人。博斯说他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证据，希望作案人在戴上或调整面具时能把指纹留在人造皮革上。指纹的发现能推进案件的侦破。“割纱工”也许没被提取过DNA，但是可能被提取过指纹。在加利福尼亚考驾照必须提取大拇指的指纹。如果面具上能找到大拇指指纹的话，他们也许能成功找到作案人。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期间，博斯就处理过好几起从皮大衣或皮靴子上提取指纹的案件。面具成为案件的突破口，这并不是个奢望。

“哈里，你做得很棒，”贝拉说，“如果今天我没放假该多好啊！”

“不要紧，”博斯说，“我们同时办一起案子，你的发现就是我的发现，反之亦然。”

“这种态度会让特雷维里奥警监高兴的。”

“我们不就是为了要让他高兴嘛！”

挂断手机的时候贝拉还在大笑不止。

博斯在垃圾桶边继续等待着鉴证人员的到来。一下午他支开了好几拨想往里面扔垃圾的行人。他看到有人穿着外套从身边经过时，突然想起自己的外套还挂在车站的长椅上，连忙回去取。转身回来时，他看见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往放着面具的垃圾桶里扔了样东西。女人是猝不及防地出现的，博斯根本来不及阻止。他以为女人扔的是纸尿裤，回到垃圾桶旁时却看到一个吃了一半的冰激凌甜筒不偏不倚地扔在面具上。

博斯一边咒骂自己，一边又戴上橡胶手套。他把手伸进垃圾桶，把正融化的巧克力从面具上分离下来。清理冰激凌的时候，他发现面具下面有只和他戴的手套样子差不多的手套。他的沮丧减轻了一点，但没有减轻多少。

县治安办公室派来的两人鉴证组快到下午四点的时候才来，他们似乎不乐意在周日下午出警处理垃圾桶里的东西。博斯不觉得对他们有所亏欠，让他们拍照、制表，再收集证据。他们先把垃圾桶里的所有东西倒在一块塑料布上，一件件检查好以后，再把它们转移到第二块塑料布上，整个过程花了近两小时。

最后，面具和两只手套都被找到了，同垃圾桶里找到的其他东西一起被送到了县治安办公室的实验室。博斯叮嘱鉴证人员快一点做分析，但首席鉴证官对他笑了笑，像对一个总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天真孩子一样。

博斯晚上七点才回到侦查处，没有看见特雷维里奥警监。警监办公室的门关着，顶窗后面没有亮灯。博斯坐在小隔间里，就发现的面具、手套和指引他找到它们的匿名举报电话撰写证据报告。写完以后，他打印了两份，一份自己留着，一份准备上交给特雷维里奥警监。

他回到电脑旁，补填了一份实验室使用申请书，准备送到位于加州洛杉矶的县治安办公室鉴证组，以此督促对方加紧鉴证。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刚好。鉴证组每周一会派收件员到圣费尔南多警察局收集证据。即便鉴证人员没有答应博斯的口头请求，他的加急申请第二天下午就能到达鉴证组。在申请中，博斯希望鉴证人员把面具里里外外检查一遍，鉴证面具上的指纹、头发和其他基因证据。另外，他还让鉴证组检查橡胶手套内部，收集证据。他说这是系列作案，所以鉴证分析必须快。他写道：“这个作案人在被我们制止之前，不会停止他对妇女的暴力和恐吓。请加速鉴证过程。”

这次他打印了三份申请书——一份自己存档，一份给特雷维里奥，一份交给鉴证组收件员。把第三份申请书放在证物管理处办公室以后，博斯就该回家了。这一天过得很充实，发现了作案人用的面具和手套，取得了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但他没有回家，而是回到自己的小隔间，继续梳理案情，并花了一些时间调查万斯一案。他从门边的公示板上知道特雷维里奥早就离开了警局，不用担心自己的调查会被人发现。

哈莱·刘易斯告诉博斯，多米尼克·圣阿内洛在圣迭戈受训时被人介绍参加过“奇卡诺人的骄傲”运动，博斯对此颇为吃惊。刘易斯描述的高速公路立交桥下的那个公园值得好好调查一番。博斯通过几个关键词搜索，找到了一座名叫奇卡诺公园的几张照片和一张地图。这座公园在5号高速公路下面，位于从圣迭戈湾到科罗纳多岛的跨线桥出口。

照片上是支撑着高速公路和跨线桥的混凝土石柱上的十来幅壁画。这些壁画诠释了“奇卡诺人的骄傲”运动的宗教譬喻、文化传承和著名人物。一幅壁画表明公园建于一九七〇年四月。博斯意识到多米尼克那时已经在越南了，这意味着他和刘易斯称作“加芙列拉”的女人的关系从批准建园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他看着的一幅壁画的底端列出了建园时的作画者的名字。名单很长，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了，消失在石柱底端的一圈百日草中。博斯没有在名单中看见加芙列拉的名字，但名单上有许多名字都已经看不清了。

博斯关上这张照片，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搜索拍摄石柱的角度更好或者石柱基座还未长满百日草时的照片。但这番搜索却一无所获，令博斯十分气馁。博斯无法保证加芙列拉的名字曾出现在石柱上，但他知道，再去圣迭戈查找生于一九七〇年、父亲名叫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的女婴的出生记录时，他会顺便去那个公园看一眼。

在影视城的艺术快餐店把午饭和晚饭一起吃了以后，博斯在深夜把车开上伍德罗·威尔逊道回家。他像往常一样把车停在街角，然后走回家里。他从信箱里拿出积存了一周的信件，发现信件里塞着个小盒子。

他走进屋里，把信扔在餐桌上留待稍后处理，打开盒子，从盒子里拿出从网上订购的GPS干扰器。

他把干扰器拿到客厅电视前的躺椅旁，然后脱下外套，从冰箱里拿出罐啤酒。平时，博斯总爱放影碟看，但这天他想看下新闻，看看电视里是否都是铺天盖地的“割纱工”新闻。

博斯把电视调到五频道，这是洛杉矶一个关注好莱坞以外事情的地方电视台。周五警察局开新闻发布会时，博斯曾在警察局门口看见过一辆侧面刷着“5”这个数字的电视转播车。

他打开电视时已经在播新闻了。他一边看着干扰器的操作指南，一边留心电视上播出的新闻。

他学习如何识别GPS跟踪器并干扰它的信号刚到一半时，新闻播报员低沉的播报声吸引了他的注意。

“……万斯在飞机隐身技术的发展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博斯抬起头，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年轻许多的惠特尼·万斯的照片。很快照片不见了，播音员开始播报下一条新闻。

博斯直起腰，完全清醒过来。他拿起遥控器，转到九频道，可没有收看到有关万斯的新闻。博斯站起身，去厨房的餐桌旁用手提电脑，并很快打开了《洛杉矶时报》网站的主页。主页的标题是：

记者得到的信息很少，因此报道的篇幅也很短。报道上只写着，《每周航空动态》在其网站上透露，惠特尼·万斯因病去世了。《每周航空动态》上的消息没有标注信息来源，只是说惠特尼安详地死在了位于帕萨迪纳的家里。

博斯猛地合上手提电脑。

“真该死！”他粗鲁地骂了声。

《洛杉矶时报》甚至没有证实《每周航空动态》上登的消息是否准确。博斯起身到客厅踱步，不知自己该做些什么，但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一丝罪恶感。他不相信惠特尼像报道上说的那样安详地死在家里。

回到厨房餐桌旁时，博斯看见惠特尼给的那张名片。他掏出手机，拨打名片上的号码。这次总算有人接听了。

“你好，有什么事吗？”

这个声音不是惠特尼·万斯的。博斯一句话也不说。

“是博斯先生吗？”

博斯踌躇了一下，但还是答了话。

“你是谁？”

“我是斯隆。”

“他真的死了吗？”

“是的，万斯先生过世了。这意味着你已经不需要提供服务了。博斯先生，再见。”

“王八羔子，是你杀了他吗？”

话刚问一半斯隆就挂了。博斯想重拨一次，但知道斯隆不会再接了。这个号马上会变成死号，博斯和万斯帝国之间的联系也会很快完结。

“真该死！”他又骂了一遍。

博斯的话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着。